洪诗谐
（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2014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多语种版本在海外出版，引起热烈的反响。截至2017年9月，海外收藏该书英文版的图书馆数量为268家，所在国别和地区达22个[1]。2020年6月，该书第三卷以中英文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短短几个月就进入海外主流书店、华文书店以及网上销售平台，覆盖欧洲、美洲、非洲、亚洲等70余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研究也备受学界关注。截至2021年8月16日，在中国知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获得143条结果，再以“伯克认同理论”为主题词在结果中检索，获得1篇硕士论文。梳理文献发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研究属于外宣翻译或政治文献翻译；
研究内容主要为翻译原则和策略、海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2-3]；
研究方法多为案例分析，兼有话语分析、语料库等[4-5]；
研究的理论视角多为翻译学理论，如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文化翻译观、生态翻译学[6-9]。伯克的认同理论是新修辞学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多用于语篇分析。外宣翻译也是一种修辞，指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交际活动[10]22。用修辞学的认同理论阐释外宣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也为外宣翻译提供了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但学界尚未对此引起足够关注，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基于此，本文运用认同理论，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下简称“第三卷”）的英译为研究对象，分析英文版采用的认同策略和达到的认同效果，探究其对外宣翻译的启示。
（一）背景介绍
西方修辞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为古典修辞学和新修辞学。古典修辞学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1]24其理论核心是“劝说”。新修辞学代表人物伯克将修辞定义为：“人们使用词汇形成态度或诱发行动。”[12]41在此定义基础上延伸出“认同”。胡曙中译为“同一”[13]。“认同”基于“质”（substance）这个概念。个体由“质”组成，这些“质”包括个体信仰、价值观、职业、朋友、活动等。当两个实体拥有共同的“质”时，他们之间的联系称为“同质”（consubstantiali‐ty）。当与他人共享“质”的时候，即拥有共同的态度、观点或某种特征时，我们就获得了他人的认同。“认同”不是对“劝说”的否定，而是补充。“劝说”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记住：一个演讲者是通过使用文体同一的方式来劝说听众的”[14]2。可见，认同理论是对古典修辞学的继承和发展。
“劝说”理论和认同理论都强调以受众为中心，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修辞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前者认为，修辞者与受众是劝说关系，修辞者向受众传递意图，这是一个单项的过程；
后者认为，修辞就是研究怎样“用语言这种符号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12]43。修辞者与受众之间是互动、合作的关系。“认同”与孤立（alienation）和分离（disassociation）既对立又统一。个体的差异决定了个体间的孤立和分离，而社会生活中人们又需要彼此间的认同，通过互动可以增进理解，消除分歧，达成一致，实现认同。“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15]8-9。修辞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构建在人们共同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基础之上的合作[16]34。
（二）认同理论与融通中外的要求
西方修辞学认为，所有语言行为都属于修辞行为，任何语言都是修辞的过程[17]。翻译是一种跨语言和文化的交际活动，属于修辞行为。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翻译的职责是跨越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语言文化的障碍，在彼此陌生的文化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如前文所述，认同理论认为，修辞者与受众之间是互动合作的关系。对于修辞者的观点，受众可以接受或排斥，赞成或反对。在认同理论视角下，外宣翻译是译者通过认同策略努力说服国际受众，帮助受众与原作取得认同的过程。海外受众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与我国存在差异，受一些西方媒体的影响，不少受众对中国持有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外宣翻译工作要争取使这些受众态度软化，观点变化，立场转化，引导国际受众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
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8]156。以融通中外为导向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对外宣翻译的能力和水平设定了明确的新目标。融通中外需要把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与国外受众的表述习惯和接受心理结合起来，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相通相融，同时把中国想表达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寻找中外利益的共同点、话题共同点、情感共鸣点[19]。可见，“认同”与融通中外的要求是一致的。当前外宣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文本内宣特色太浓，不适合外宣或难以用外文表述清楚[20]。如何解决外宣翻译难点，实现海外受众的认同，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卷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从编辑体例看，文稿按专题归类，再按时间排列。文稿篇幅不长，但信息量大或意义重大。从语言风格看，语言沉着稳健、朴实亲切，带有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习近平善于用诗词典故，善于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善于用凝练、概括的话语提纲挈领。
黄友义曾参与该著作第一、二卷的翻译，他提出翻译要具备三个意识，即政治意识、语言意识、受众意识[21]。政治意识是指深刻理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语言意识指中英文理解和转换能力，受众意识指充分了解受众的思想状况和知识结构[21]。他还指出“融通中外”贯穿全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
第三卷翻译难点在于处理中国特有的政治和制度表达、译好诗词典故、保留语言风格。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可根据不同的修辞对象和情境采取不同的认同策略。认同理论提出三种认同策略，分别为“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模糊认同”。以下将从认同理论的视角分析，第三卷英译如何采用不同的认同策略，解决翻译难点，实现“融通中外”，达到海外受众与原作的认同。
（一）同情认同
同情认同指修辞者与受众在情感上，如态度、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第三卷英译本的同情认同策略包括关注共同的话题、构建共同的利益、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立与受众共同的话语表达方式。
第一，共同话题。讨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助于形成共同认同。本卷共19个专题，涵盖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改善民生、国际合作等话题。英译文分别为All-Round Opening Up（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The People’s Wellbing(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第二，共同利益。构建各国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形成共同认同。例如《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一文中说道：“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13]202
译文：“In a world of deep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pursuit of‘the law of the jungle’and‘winnertakes-all’leads nowhere.Inclusive growth for all is surely the right way forward.”[14]238
译文通过鲜明的对比，说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是必然的选择，“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起各国共同的利益基石。
又如,“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22]429。
译文:“We should strengthen ties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mote common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China’s natural all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We must pursue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and boost solidarity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developing nations.”[23]499
其中“natural allies”充分表明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天然同盟”的关系，“common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解释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互助合作，睦邻友好的关系，有助于海外受众进一步理解中国外交秉持的正确义利观。
第三，共同体理念。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助于形成共同认同。
例如，“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22]491。
译文：“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embraces the historic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responds to the call for improv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and addresses people’s desire for a better life.”[23]567
文中用“embrace the historic trend”，“respond to the call”，“address people’s desire”等词组说明这是时代的需求和人类共同的愿望。
译文中多次出现“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Towards A Strong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Build a Maritim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Create an Asi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表述，强化这一理念。
第四，共同表达方式。建立与受众共同的表达方式有助于实现共同认同。首先，遵循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和习惯表达。中文版19个专题和92个语篇共111个标题几乎都采用动宾短句甚至长句，用于对内宣传动员，朗朗上口。英文标题用名词或动词短语，淡化宣传味道，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如“坚持以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译为“Advance the Rule of Law Under Chinese Socialism”,省略副词“坚定不移”，把“以……为指导”转换为动词“advance”,把动词短语“走……道路”转换为under引导的介词短语。
其次，选词准确，符合受众的语境。如“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译为“Meet Challenges Head-On”，不用“fighting spirit and capacity”,避免给读者造成中国好战的误解。“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译为“China’s Diplomacy as a Major Country”，“大国”用“major”而不是“power”,准确诠释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而不是霸权主义。
最后，翻译方法灵活创新，寻找受众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对于中国特有的政治术语和有文化内涵的表达，若中英双方有共识，可直译。若英文中已有对等表达，可用英文中的表达，如上文“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英译。若难以找到对应表达，可直译加注，如“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两不愁三保障”。可意译，如上文的“死胡同”“人间正道”。可简化或省略，如“共同绘制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和“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分别译为“Ensure that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Delivers Solid Outcomes”和“Strengthen Party Self-Governance as an Ongoing Mission”。二者都省略了“绘制工笔画”和“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意象，后者保留了“在路上”（ongoing）。对于诗词典故，译文有的保留古文特色，有的转化为现代文字。例如，将“不畏浮云遮望眼”[22]226译为“unperturbed by the cloud that obscures our vision”[23]264，将“如身使臂，将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22]86译为“the body employs the arms and the arms employ the fingers without any difficulty,then the country runs as a whole.”[23]108对于原文的语言风格，译文尽可能保留，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一文中，习近平把举重运动员训练和建设国家作比，形象生动。例如，“一个举重运动员，最开始只能举起50公斤的杠铃，经过训练，最后可以举起250公斤。我相信可以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全中国13亿多人民勠力同心来担起这副重担，把国家建设好”[22]144。译文以讲故事的口吻叙述运动员的事例：“A weightlifter can life only a 50-kg bar‐bell at the beginning.But through proper training he may achieve as much as 250 kg.”[23]170后半句“这副重担”译为“weighty responsibility”,一语双关，准确生动。
（二）对立认同
对立认同指原本处于对立位置的双方因为共有的对立面而取得的相互认同。这里的对立面可以指敌人，也可以指需要合力解决的共同问题。强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有助于形成共同认同。“谱写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A New Chapter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Against在此意为对立、反对，“fight against”,“battle against”明确了对立面，形成了对立认同。
（三）模糊认同
模糊认同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实现的认同。模糊修辞者和受众的界线，有助于实现模糊认同。译文多处使用we,our,all,everyone。例如，原文讲话中提出要求或号召时常用“第一、第二、第三”接句子的形式，提纲挈领，译文补充主语we,用“First,we should...”,“Second,we need to...”的结构，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又如，谈及“人民”时，用“our people”，“做好自己的事”用“our tasks”，“我们党”为“our party”。此外，“com‐mon，global，shared，coordinated，cooperation，collaboration”等含有“共同”“合作”之意的词，也让受众代入与说话者相同的身份立场，实现了模糊认同。
综上，应用认同理论分析第三卷英译本发现，译者通过三种认同策略，解决了翻译难点，提高了译文的可接受度，与海外受众建立同“质”的关系。事实证明，这一著作传递的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能够被大多数海外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截至2021年3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翻译出版33个语种，海外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4]。第三卷英文版在海外主流书店和网络销售平台发行，如英国光华书店、英国亚马逊、美国亚马逊、法国凤凰书店、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VLB平台、日本内山书店、新加坡友联书局等。各国主流媒体也相继进行报道，如欧洲德欧华商报、欧华传媒网络电视、中东通讯社、墨西哥改革报等。海外受众包含党政领导人、专家学者、普通百姓等各社会阶层。
2020年8月，新华社举办第三卷英文版“云上读书会”。来自法国、德国、波兰、埃及、墨西哥、印尼、肯尼亚等国的现任或前任国家政党领导人、专家学者在线上畅谈本卷的阅读心得。他们对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对以人民为中心、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理念表示认同和赞赏。
泰国前副总理批尼·扎禄颂巴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心系人民。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得中国能够举国齐心、形成合力，取得世人瞩目的抗疫成就”[25]。埃及新闻总署政治院研究员侯赛因·伊斯梅尔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通过务实合作项目助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倡议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有重要意义。”[25]意大利前经济发展部副部长迈克·杰拉奇赞扬：“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的表现有目共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挂在嘴边，而是实际行动。”[25]
综合认同理论的分析和海外传播效果，第三卷英文版以海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讲中国故事，让海外受众全面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关于世界治理命题的中国方案，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同，完成了“表达—接受—认同”的过程，有利于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大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海外发行是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一次成功的实践。认同理论对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翻译是融通中外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认同理论视角下，译者通过认同策略，用海外受众易于理解的语言，容易接受的方式，展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获得了海外受众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外文局翻译专家刘奎娟根据第三卷的英译实践，总结出本书翻译的八个原则[4]。前两个原则强调译者应有政治意识，准确理解原作的内涵，后六个原则强调受众的阅读体验和接受度。这说明，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一方面要突出中国价值，展示中国观点，中国主张，一方面要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宗教、制度差异，调整传播的语言和方式，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认同。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实现认同的唯一中介，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守中国文化和价值，采纳海外受众惯用的叙事方式，才能向国际社会展示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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