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传播研究也骤然升温，成为新闻传播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以2015—2020年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所收录的关于乡村传播的文献为数据源，从文献发表数量、研究热点、研究主题等方面，对所采集的数据样本进行发文量统计、高频关键词的词频统计与聚类分析，运用Citespace软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力求把握近几年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现状和热点，呈现我国乡村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寻求研究的不足和可拓展的空间领域。
关键词：乡村传播;知识图谱;乡村振兴;数字传播;公共性
一、引言
“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方晓红，2002）。进入21世纪后，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连续十二年颁布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更是将“三农”问题上升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高度重视。宏观政策的支持为乡村的发展建构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的热切回应，相关研究成果不断积淀，乡村传播正日益成为显学。
当前，国内学术界在乡村传播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已发表了一些富于洞察力和启发性的综述性的文章。沙垚（2020）[1]通过梳理乡村传播的方式、内容和方向，提出在重构中国传播学之声高涨的时代，乡村传播应当参与其中，借助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以及乡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排头兵、突击队。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属于定性分析，分析对象囿于研究者有限的阅读，缺少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客观的梳理统计，很难全面概括出某一个领域的关键性文献和研究热点，研究者也很容易落入单一主观判断的窠臼。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2015—2020年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所收录的关于“乡村传播”研究论文为数据源，以“乡村”并含“传播”两组检索词设置为主题检索条件，并将学科限定为新闻与传媒，检索得到368篇文献，剔除新闻、会议纪要等重复或无效数据，共获有效论文234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近五年国内乡村传播的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发文量统计
学术论文的发文数量变化，对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是衡量某一学术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2]对234篇“乡村传播”文献进行年度分布统计，年度发文数量、基金项目文章数量的时间分布如图 1 所示。总体而言，2015-2020年，国内有关乡村传播议题的研究成果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2017年后，研究热度一直高涨，发文量呈爆发式增长。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播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政策支持。对于乡村传播研究热度的上升，一方面得益于国内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以实践倒逼理论;另一方面，2018年IAMCR（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设立乡村传播工作组，以国际助推国内;乡村传播正日益成为显学。事实上，这也是传播学主动参与和回应当代社会重大议题的一次生动实践。
（二）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所选数据文献中核心内容的集中体现，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看出相关领域的热点和焦点。图谱中节点和字号越大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就越有可能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从图2可以看出“乡村振兴”、“乡村文化”、“短视频”、“文化传播”、“新媒介赋权”、“数字乡村”等话题的关注度较高。
在图2关键词共现图谱数据的基础上，统计出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及中介中心度（表1），可以更加直观地廓清我国鄉村传播领域研究的热点。经过人工筛选，剔除无意义的关键词，如“乡村”、“农村”、“文化”等，呈现出频次排名前15位的关键词。在表1中，“乡村振兴”、“短视频”、“乡村文化”等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18次、12次、7次;结合时间年份，可以推测出乡村文化传播是过去几年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中心性是指某一节点在某一领域中的中介作用及其影响程度。关键词中心性数值越大，表明通过该点展开的研究较多，该节点的影响力越强。根据表1数据显示，“乡村振兴”的中介中心性最大，为0.15，“短视频”、“文化传播”次之，分别为0.07、0.06。根据中心性强度及年份，可以推测出“数字乡村”、“脱贫攻坚”将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结合相关文献，将国内乡村传播研究主题归纳为以下三大类：
1、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研究
该主题的代表性关键词有“数字乡村”、“数字传播”、“媒介融合”。2019年5月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指出，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探讨主要聚焦于新媒介与数字乡村建设。师曾志等（2019）认为在新媒介赋权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颠覆、被重构，逐渐呈现出重新部落化的特征。新媒介技术的渗透给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民间短视频和微信公号发挥组织和宣传作用，其影响力丝毫不逊于专业媒体;而“直播+电商”成为构建电商扶贫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不仅勾连乡村与外部市场，同时吸引外出务工青年返乡，推动更多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
2、新媒介与乡村文化传播
该主题代表性关键词为“乡村文化”“文化传播”“短视频”“互联网”。如果说 21 世纪初乡村传播研究的主流是去中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观察村民如何看电视，如何接触与使用互联网，那么今天，乡村传播应当去讨论各类新的、流行的媒介形态。刘星烁（2017）以“快手”平台的短视频为研究样本，认为短视频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传播格局，赋予了乡村文化更多可见性与自主表达的权利，也建构起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刘娜（2019）认为快手APP赋予乡村文化自主表达的新路径，快手不仅隐喻着乡村人独特的价值审美，也逐渐成为身份界定与文化认同的线上空间。杨慧等人（2018）认为赋权的、参与式的、个人化的“快手”媒介给予了乡村景观、民俗文化新的空间， 并且给予了城乡文化对话的可能。新媒介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播，但也依然面临内容失焦，传播路径受阻，传播方式失衡等瓶颈。而如何突破现有困境，研究者认为研究者应该理论联系实际，新旧媒体应该共同发力，政府应该发掘本土文化的内涵深意，共同助推乡村文化传播[3]。
3、乡村主体的媒介实践
该主题代表性关键词为“媒介使用”“主体性”“乡村治理”。新媒介赋权乡村主体自主表达，并构筑起一个勾连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关系网络，他们通过拍摄短视频，主动呈现与塑造积极线上的“新农人”身份，以此唤起乡村集体记忆。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借助新媒介记录日常生活，直播售卖农产品，关注村庄公共事务，成为“网络红人”。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媒介难以实现全民赋权，甚至对某些特定对象来说，有减权的可能性。网红与直播的互联网表达未必是农村的真实，相反，极有可能是被异化了的互联网文化再生产之后的呈现，掩盖了农民真正的表达。同时，平台的使用者将自己变成互联网数字劳工，在没有劳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数字生产。如何看待这种争议，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我们期待深入的民族志。
（三）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是指一个关键词在短期内有很大变化（突增、突发、突变等）。图3显示的是乡村文化传播领域突变强度最高的3个突现词，Strength 表示突现强度。
根据图表可知，2018年，乡村传播的公共性再次走入学界的视野。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导致“农村空心化”、“农民分散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成为导致农村衰败的主要机制。而微信、快手、抖音、西瓜直播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重建公共性，再造乡土团结提供可能。学界纷纷聚焦如何应用新媒介技术参与乡村重建公共性的过程，回答被置于前台的媒介是如何被应用，如何形塑乡村社会生活等问题。孙信茹发现村民可以在微信群讨论关于本村落的发展问题，包括如何改变村落面貌，如何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建设乡村，以及如何实现村庄的脱贫致富等等。刘娜发现村民可以通过网络短视频，关注村庄公共事务，如反思乡村教育资源失衡、关心农村公益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刘楠也提出农民的自媒体短视频或直播已经涉及教育、卫生、養老等关乎民生的真实议题，还包括地方基层治理、土地政策、扶贫搬迁等政治民主文化层面的日常生活。牛耀红则通过一个民族志研究，发现基于社交媒体的微信群成了社区公共空间，村民由“原子化”状态转变为媒介“共在”，实现乡村公共秩序的再造。简言之，村民们通过新媒体平台关注公共议题，参与线上讨论，并以此影响线下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决策，从而推动社会组织发育成熟，再造乡土团结的新秩序。此为新媒介介入乡村公共性重建的重要表征之一。
四、总结
基于上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勾勒出目前国内乡村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首先，在研究热度上，国内乡村传播研究热度高涨。“乡村振兴”重新激活了富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建”传统，“乡村传播”研究也骤然升温，成为学术界探索的前沿领域;其次在研究主题上，乡村文化传播是过去几年的研究重点，“数字乡村传播”、“脱贫攻坚”将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同时，乡村公共性的重建重新走入学界的关注视野;最后，关于新媒介赋权还是媒介减权的争论，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期待更深入的民族志。
参考文献：
[1]沙垚.乡村传播的范式、内容与方向[J].新闻爱好者，2020（02）：60-62.
[2]杨思洛，韩瑞珍. 知识图谱研究现状及趋势的可视化分析[J]. 情报资料工作，2012（ 04） ：
2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