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锐 王竞杰
摘 要：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及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倒逼农村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易出现治理疲惫，诱发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行为。针对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为研究主体，分析农村应急合作策略组合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基层政府、村“两委”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监管成本、应急成本与奖惩力度，农村应急合作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下而上”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建立“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和惩戒机制、赋能农村应急治理、减负基层政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农村应急;治理疲惫;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2）06-0110-11
收稿日期：2022-02-14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6.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GL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GLC4）
作者简介：南锐，男，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通信作者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非典（SARS）、H7N9禽流感、新冠肺炎（COVID-19）等重大突发疫情的爆发给世界各国政府和全人类带来威胁，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重大突发疫情的重大和突发的双重特征导致了应急场景的高度复杂性，对世界各国政府疫情防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阶段，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在党和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卓越成效，向世界贡献了疫情防控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疫情防控常态化成为新的时代背景。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疫情常态化防控并多次出台政策进行引导。202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并指出，“疫情防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决不能前功尽弃。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2020年5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常态化防控措施。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如何平衡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重要议题。
农村作为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的“大后方”，专业人才的缺乏和医疗资源的匮乏致使农村应急管理存在明显短板;尤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疫情防控压力相对较大。习近平在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中指出，“要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农村疫情防控主要依靠基层政府和村“两委” ，二者进行合作应急。作为基层政府，乡政府主要进行应急指挥与决策、资源协助以及监管;作为自治组织，村“两委”主要进行群众组织与动员、应急决策执行、相关信息的搜集与传递。在重大突发疫情的冲击下，短时间内，合作双方基于共同目的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应急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当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随着抗疫战线的不断拉长，治理难度和压力出现逆涨，易诱发应急治理疲惫风险，导致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应急治理疲惫是指治理主体在完成某些超出治理能力之外的应急问题时展示出的倦怠和无力的不健康状态，主要表现为消极应急行为与极端应急行为，如懒政怠政、形式主义、集体失能等这种在治理过程中治理灵活性弱、疲于应付的消极应急行为以及耗能过高、行动过激的极端治理行为。具体来说，村“两委”可能出现“坐等靠”、消极动员民众、形式主义等一系列消极应急行为，寄希望于政府的统包统揽;基层政府是大部分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基层干部大多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在防控常态化阶段，也可能会出现松懈和懒政怠政问题，希冀农村更多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自发、自主应急。因此，面对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如何平衡好基层政府与村“两委”的利益，实现高效的农村应急合作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应急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城市层面，对农村应急管理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而直接聚焦农村应急合作问题的研究则更少，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多重特性叠加催生农村应急合作。重大突发疫情的突发性、多样性、群体性、社会性等特点，使得单一主体无法有效应对危机。加之农村社会组织管理的局限性、信息获取的有限性、地形地貌的复杂多样性、文化环境的闭塞性导致农村在疫情面前的脆弱性表现更为突出。农村应急管理兼具特殊性与复杂性，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应急。二是双重难题交杂阻碍农村应急合作。目前在农村应急合作中，存在着内部自治力量单一与行政主导色彩浓重的双重难题，前者表现在单纯依靠乡村干部进行应急自救，不重视对村民和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员，后者体现在农村应急管理的外部支援力量几乎全部由政府包揽，呈现出政府独当一面的局面。另外，农村应急合作还存在着相关法律規范体系不健全、基层政府回应速度迟缓、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且受各主体利益博弈掣肘，应急合作成效也难以得到保障。三是多重措施并举改善农村应急合作。针对农村应急合作的现存问题，应推进社会组织与企业下沉农村，通过动员多元主体参与构建“上下联动，多向互动”的应急处置机制。要结合农村特点，构建具有农村特色的应急合作模式。即通过搭建“乡贤+”模式，发挥农村精英人士及乡贤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带头作用，强化村民危机意识，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与自觉性。
总之，现有研究对相关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与借鉴价值。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更加关注疫情应急攻坚阶段，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疫情阶段的重视度不够;二是现有研究以理论探讨、案例研究等方法为主，对模型建构、定量研究工具的运用不足;三是现有研究重点集中在对未来多元化应急合作格局的展望，而对当下农村应急合作出现的问题及纾解策略鲜有关注。
本文创新和特色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研究背景方面，直接关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针对该背景探讨农村应急合作问题，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二是研究方法方面，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对农村应急合作主体——基层政府与村“两委”出现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并进行仿真，使其更具现实意义。三是研究结论方面，研究发现农村应急合作的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介入的“自下而上”型，而非传统观念中“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式应急合作路径。
二、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博弈机理
应急合作是指在复杂治理场景下，多元应急治理主体为达到共同目标，进行信息、物资、设施、人员等在组织间流动和交换的集体行动过程。目前，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是指在该特定情境与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与村“两委”之间通过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职责分担实现应急效益和效能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巩固农村疫情防控成果，防止農村疫情反复，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旨在为区域应急提供稳定的后方环境。其中，基层政府具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更优秀的应急人才，能够较为迅速、高效地结合农村应急实情制定具体的应急决策;基层政府也具备更加充足的物资，可通过下沉资源提升农村应急实力，协助农村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村“两委”具有动员村民的天然组织优势，相比于政府的行政控制型应急动员，村“两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唤起村民的内生应急意愿，主动配合进行应急工作;且村“两委”作为村内自治组织，具有信息采集的便利，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最真实的应急实情。因此，在复杂治理情境下，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优势互补促成合作应急，但疫情防控常态化治理情境诱发应急治理疲惫，加之应急合作的集体行动属性易诱发消极应急倾向，双重因素叠加导致农村应急主体间的博弈行为（见图1）。
（一）复杂治理情境引发农村应急集体行动
重大突发疫情的特性要求多元主体介入进行协同应急，加之应急管理的公共物品属性，致使农村应急管理需要政府介入，通过行政力量协助自治力量实现应急合作。
一是重大突发疫情的特性要求农村合作应急。首先，突发性衍生不确定性，致使常规治理手段与程序无效，需要合作应急。由于突发事件已呈现出前兆隐蔽、演化复杂、次生衍生灾害易发等特征，打破了既有体系的运行规律，产生了异质性、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常规情境下支撑单个组织运作的手段和程序失效，必须打破基于规则的推理，通过应急合作打破常规手段的囹圄。据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农村的应急合作问题，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健全农村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体系，严格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措施。其次，重大性标志治理内容超出自治范围，需要外界力量协助应急。农村虽是自治平台，村“两委”是其自治组织，但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严重影响使其超出了农村自身的承受极限，单一应急主体难以独当一面，必须动员多元主体实施应急合作。再次，疫情衍生传播特性要求区域间协同应急。重大突发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传染性强的特征，其强烈的负外部性导致区域间的公共安全具有高度相关性，村外应急力量也难以“独善其身”，需要合作应急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二是应急管理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致使农村应急管理需要行政力量的介入。首先，应急管理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致使市场力量参与意愿不强。应急管理由于其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成果的非排他性以及受益的不可阻止性导致企业应急存在公共性与逐利性之间的张力，因此不具备较强的参与意愿。其次，社会力量发育不良致使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限。我国社会力量发育时间较短，社会组织尚不具备完备的参与能力，因此政府成为农村应急合作的第一选择。
（二）双重风险叠加引发合作主体博弈行为
复杂的治理情境及主体间的优势互补促成农村应急合作的集体行动。但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易导致主体应急疲惫，应急合作易诱发集体行动的困境的风险，双重风险交织叠加、相互激荡引发基层政府与村“两委”间的博弈行为。
一是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易导致主体应急疲惫，产生消极应急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还有些干部作风飘浮、不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线，疫情防控基本情况一问三不知。”，可见应急疲惫问题广泛存在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应急主体长时间应急，易产生消极应急情绪，导致应急治理疲惫。村“两委”由于自身资源、能力、意识的欠缺使其长期“抗战”力有未逮，易衍生消极应急倾向，产生“坐等靠”政府帮扶的思想。针对村“两委”的消极应急策略，基层政府兼有监管农村应急工作的职责，可通过积极监管进而规范村“两委”应急行为，促成良好应急集体行动。但由于长时间的应急持久战已使其疲惫不堪、自顾不暇，加之监管工作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导致基层政府也会产生基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宽松监管倾向。
二是应急合作的内在张力易诱发集体行动的困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之间属于指导和协作关系”。可见基层政府与村“两委”之间身份相对独立，但应急合作因责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主体身份的相对独立与合作治理事项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导致应急合作的集体行动存在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内在张力，易诱发主体从自身“成本-收益”最大化角度出发选择合作策略，产生“搭便车”倾向。由此，村“两委”与基层政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产生了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经济性行为，亦即产生了应急主体间博弈行为。
三、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国目前的农村应急合作表现为基于疫情防控的共同利益，通过基层政府与村“两委”的合作，以自治助行政，实现高质量的农村应急管理。应急合作衍生演化博弈行为，演化博弈假定双方均为有限理性，在博弈中根据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相应的行为策略。结合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应急合作双方组成了合作集体，而集体的共同利益可以类似于一种公共物品，集体成员在公共物品的消费和供给上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即政府会存在（严格监管、宽松监管）策略，村“两委”会存在（积极应急，消极应急）动机。双方在重复博弈中根据对方的行为策略，以成本-收益最大化为原则不断修改自身的行为策略，多次博弈后确定最终策略选择，直到双方达成稳定状态，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
（一） 模型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并结合农村应急合作的实际情况，构建基层政府和村“两委”的演化博弈模型，模型假设如下：
假设1：博弈主体为基层政府与村“两委”，村民间接参与。基层政府为农村应急的直接主体，是离农村最近的行政力量，在应急过程中有责任向农村提供资源协助、下沉应急人员、监管农村应急行为;村“两委”作为农村的自治组织，是农村应对突发事件的主要治理力量，二者是农村应急合作博弈策略选择的直接参与者。村民在应急管理中通过向村“两委”反馈意见影响决策制定，但并不能直接决定策略选择，因此不適宜作为博弈主体。
假设2：基层政府的策略集为（严格监管、宽松监管）。基层政府监管需要付出成本，且面临应急压力，因此可供其选择的策略集为（严格监管、宽松监管）。基层政府的严格监管需要付出一定的监管成本C，包括监管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成本。同时，基层政府也会获得相应的收益R，即根据绩效而带来的上级财政拨付的增加与民众满意度的上升，也包括溢出收益，如公众参与的动力和热情增加，对政府其他措施配合程度显著增加等。当基层政府宽松监管时，其所付出的成本C主要为受到的名誉损失以及民众对政府配合度的降低等，相应带来的收益R为上级政府的正常拨付以及宽松监管节省的资源与时间。其中C>C，R>R。
假设3：村“两委”的策略集为（积极应急、消极应急）。村“两委”积极应急需要支付一定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成本，加之应急战线的持续性拉长以及村民应急意识的淡薄，可供村“两委”选择的策略为（积极应急、消极应急）。当村“两委”积极应急时，需要付出的成本C主要指动员村民的成本以及防控所需的人力物力成本、民主决策成本以及同村外应急力量协调的信息沟通成本。同时获得的收益R为积极应急时的成效，依据绩效上级资助的增加及民众满意度的提升。当基层政府积极监管、村“两委”积极应急时，村“两委”会得到基层政府的奖励W。村“两委”消极应急需付出的成本C为自身职能未充分发挥所导致应急效果不佳的损失，其中也包括村民信任与认可度降低的溢出成本，其对应收益R为应急成效及上级政府的正常资助。当村“两委”消极应急被发现，将受到基层政府一定程度的惩罚F。其中C>C，R> R。
假设4：政府严格监管时，村“两委”的消极应急行为一定会被发现;当政府宽松监管时，村“两委”消极应急被发现的概率为p （0<p<1）（见表1）。
基于上述假设，基层政府与村“两委”的收益支付如表2所示：
（二） 演化博弈分析
假设基层政府选择严格监管的概率为x，则选择宽松监管的概率为1-x;村“两委”选择积极应急的概率为y，则选择消极应急的概率为1-y。
基层政府严格监管的期望收益μ和宽松监管的期望收益μ分别为：
代入均衡点（x，y）的值，得雅可比矩阵在各均衡点处的行列式和迹值（见表3）。
由于均衡点（x，y）的行列式与迹值为0，不满足det（J）>0和tr（J）<0，因此（x，y）不是进化稳定策略（ESS）。
四、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演化博弈的仿真分析
根据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构建算例进行模拟仿真分析（见图2）。
由图2可知，当博弈双方的概率（x，y）分别取不同的初始值，最终的博弈演化结果都收敛于（1，1），即基层政府积极监管，村“两委”积极应急的博弈策略。验证了上述论证的策略演变路径，并证明了双方策略的演化结果对（x，y）初始值不具有依赖性，即在重大突发疫情外生变量的冲击下，不管应急主体初始合作意愿为何，应急合作为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应急策略组合，应急主体的策略选择最终都会收敛于应急合作。
由博弈可知，当（R-C）-（R-C）<且（R-C）-（R-C）>-F-W时，系统会向可期均衡（1，1）演化。设满足（R-C）-（R-C）<且（R-C）-（R-C）>-F-W条件的参数值C=5，C=2，C=3，C=5，R=10，R=5，R=6，R=18，F=8，W=4，p=0.5，对x、y的初始值分别设0.4、0.7、0.9进行仿真得到图3。此时，无论x、y的初始值如何选取，系统都会向（1，1）即（政府积极监管，村“两委”积极应急）的期望方向演化，初始值越大，达成均衡的时间越短。且通过图3对比可知，村“两委”到达均衡状态的时间较基层政府更早，证明村“两委”的应急策略演进速度较基层政府更快。
以图3的初始值参数为基准，且设定参数值x=0.5、y=0.5分别讨论F、W、C、C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一）基层政府对村“两委”的处罚F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设定F=6、8、10，仿真得出基层政府和村“两委”的策略演化（见图4）。其中，基层政府對F值反应不敏感;村“两委”对F值敏感，变化较显著。并且F值越高，达成基层政府积极监管的时间愈短。可见，在现实生活中适当设置较高的罚金将有利于村“两委”进行积极应急管理，有利于推进农村应急治理现代化进程。
（二）基层政府对村“两委”的奖励W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设定W=4、6、8，仿真得出基层政府和村“两委”的策略演化（见图5）。对比分析可知，基层政府对W的变化反应不敏感，达到均衡的时间无明显变化。村“两委”对W的变化反应显著，随着W的增大，达到均衡的时间明显加快，也即村“两委”选取积极应急策略的概率与基层政府对其积极应急的奖励成正相关。可见，在实际应急工作中，提高积极应急奖励可以提升村“两委”的应急能动性，提高其积极应急的概率。
（三）村“两委”积极应急成本C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设定C=6、4、1，仿真得出基层政府与村“两委”的策略演化（见图6），对比分析可知，基层政府对C的反应并不灵敏，达到均衡的时间并无明显差别。村“两委”对C的变化反应显著，达到均衡的时间随着C的增加而明显延长，也即村“两委”采取积极应急策略的概率与C呈负相关。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手段不断降低村“两委”应急成本，消除其应急治理疲惫成因，提高村“两委”的应急积极性。
（四）基层政府消极应急成本C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设定C=1、3、5，仿真得出基层政府与村“两委”的博弈策略演化（见图7）。对比分析可知，村“两委”对C的变化反应并不明显。基层政府对消极监管所带来的名誉损失以及民众对其配合度的降低反应显著，达到均衡的时间随着C的增加而缩短。
（五）双方动态博弈演变路径与分析
结合上述博弈模型与数值仿真分析可知，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共同作用，经历四种策略组合演变，即（0，0）、（0，1）、（1，0）、（1，1）。依据现实经验与现有文献，探寻两条策略组合路径，具体分析如下（见图8）。
根据仿真结果（图3），村“两委”到达均衡状态的时间较基层政府早，因此路径二为现实路径。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境下，农村应急合作是通过自治力量推动行政介入的路径达成。
1.自治力量驱动下的双方动态博弈演变路径：
基层政府宽松监管、村“两委”消极应急策略的条件。当x=y=0时，由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R-R-C+C+（1-p）F］（R-R-C+C+pF）>0，得R-R-C+C+（1-p）F<0，R-R-C+C+pF<0或R-R-C+C+（1-p）F>0，R-R-C+C+pF>0。并且，结合矩阵的迹R-R-C+C+R-R-C+C+F<0，得当x=y=0时，需满足条件为：
村“两委”转变为积极应急、基层政府消极监管策略的条件。当村“两委”采取积极应急策略后，策略组合向（0，1）演变。当策略组合（0，0）向（0，1）演变时，同上，当x=0，y=1时，需满足条件：
政府转变为严格监管、村“两委”积极应急策略的条件。当村“两委”积极应急一段时间后，策略组合将由（0，1）向（1，1）演变。同上，当x=1，y=1时，需满足条件：
由上述论证可知，村“两委”应急态度的转变是驱动博弈策略演进的关键因素，由自治力量驱动的动态博弈演变过程中，需满足的条件如表4所示。
2.自治力量驱动下的双方动态博弈演变路径分析：
第一，初始阶段（0，0）。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初期，一方面由于从应急攻坚转换为防控常态化状态不久，基层政府自身还承担较重的防疫负担，自身职责较多;监管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人力、物力成本，再加上政府部门监管职责不清、监管法规不完善，致使监管成本较高，导致其对村“两委”进行监管的成本（C）较大。并且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初期，由于前期的应急成果较为显著，因此政府该阶段的监管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可观的成效，加之政府此时惩罚力度又相对较弱，容易出现（R-C）-（R-C）<（p-1）F，政府倾向于宽松监管。另一方面，由应急攻坚转换为防控常态化状态的初期，由长期积极应急所带来的边际应急净收益递减，加之村民应急意识普遍欠缺，村“两委”易产生错误的局势研判;长期应急拉锯战的消磨导致其应急耐力消耗殆尽，积极应急成本较高，造成（R-C）-（R-C）<-pF，村“两委”倾向于消极应急。从而形成（0，0），即基层政府宽松监管、村“两委”消极应急的局面。
第二，村“两委”向积极应急策略转变阶段（0，1）。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转折期。村民“两委”方面，由于疫情的反复加之疫情影响的高度相关性，导致其迅速转变应急策略，但由于农村应急技术的欠缺、应急设备的缺失以及专业人员的缺位容易造成疫情研判过度;由于应急知识的缺乏以及应急能力的低下容易引發恐慌;应急资源的有限状态容易引起悲观应急情绪，产生治理疲惫心理，从而导致村“两委”在紧急情况下以集体为单位，大规模集中采取偏激的、非科学的、急功近利的极端应急行为，如“坚壁清野”“封村封路”“土法消毒”等措施，以期阻止疫情的反复，出现（R-C）-（R-C）>-pF，即使积极应急策略并不一定会比消极应急策略收益更多，但是由于农村的自身特性，村“两委”还是会自主转变策略。基层政府方面，一是由于基层政府承担了较多的应急职能，且自身也存在应急资源不足的困境，缺乏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撑;而严格监管将花费较大成本C，导致其缺乏监管意愿。二是由于农村的极端应急行为在初期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效果，使得基层政府此时的严格监管收益R较低，因此出现（R-C）-（R-C ）<0 的情况，从而导致（0，1）策略组合，即基层政府宽松监管、村“两委”积极应急。
第三，基层政府向严格监管策略转变阶段（1，1）。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农村应急管理的规范期。一是村“两委”极端应急行为的弊病逐渐显现，造成的负外部影响逐渐被上级政府察觉，中央及地方政府决定整改这种极端运动式应急行为，因此将责任下放至基层，要求基层政府执行严格监管职责。二是随着基层政府的疫情防控常态化监管工作逐步向纵深推进，监管机制逐渐完善，形成了奖惩适度的双向激励监管方式，基层政府的监管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监管效果逐步显现，出现（R-C）-（R-C）<0的情况，基层政府倾向于采取积极监管的策略。村“两委”方面，一是随着极端应急行为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方面面临村民的反抗，另一方面需要接受基层政府的监管，内外双重压力迫使其转变应急思路。二是随着专业人士的指导以及应急知识的普及，村“两委”对应急局势的明辨能力逐渐增强，恐慌心理逐渐褪去，并开始接受科学可行的应急方法。三是由于上级资源的下沉与农村自身应急能力的增强，村“两委”的应急成本C逐渐下降，加之相对成熟的奖惩机制对村“两委”的应急行为起到良好的引导与规范作用，出现（R-C）-（R-C）>-F-W的情况，村“两委”倾向于选取科学的积极应急策略。此时，农村的公共安全基本能够得到保障，是一定时期内可以实现的较为理想的农村应急状态。
五、结 语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本研究从基层政府与村“两委”博弈出发，构建农村应急合作行为博弈模型，并借助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对现阶段农村应急合作问题进行探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推进型路径达成，即自治力量推动行政介入。即由农村的极端应急行为撞响基层政府监管警钟，倒逼基层政府严格监管，从而形成合理的应急合作格局。
第二，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主体间的博弈演化结果对初始值不具有依赖性，应急合作的达成具有必然性，即不论双方初始策略为何，双方都会朝着基层政府积极监管、村“两委”积极应急的状态演化，但演化均衡所需时间同初始值呈反比。
第三，应急成本对基层政府应急合作策略的选择影响较大。应急成本对政府应急监管策略选择影响较大，且政府监管形象和民众对政府的配合度对政府严格监管概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第四，奖惩力度与应急成本对村“两委”应急策略的选择影响较大。较高的应急成本与较低的奖惩力度均会导致农村消极应急;提高对村“两委”积极应急的奖励力度、消极应急的惩罚力度，降低村“两委”积极应急的成本均能促进村“两委”采取积极应急策略。
针对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和应急治理疲惫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实现协同应急。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境下，应构建“县、乡（镇）、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通过层级间联防联控实现信息互通、资源互享以降低农村应急成本，促进农村应急合作。一是推动层级间信息共享。县政府应积极推行农村应急管理服务站建设，通过构建村级应急服务平台整合全域应急资源，并下沉应急观察员与通讯员，建立“县、乡（镇）、村”三级实时信息互通机制，促进层级间信息互通，打通应急管理的“最后一公里”。二是推动层级间资源互享。物资共享方面，在充分了解农村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县、乡（镇）政府应加大应急物资向基层延伸的速度和力度，克服应急资源不足、资源配置滞后的困境;人力资源共享方面，可通过县、乡各单位及所属人员派驻农村的方式，在实践中提升农村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能力。
第二，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打通应急监管的“毛细血管”。监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规制农村应急行为的外部保障，因此应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打通应急监管的“毛细血管”。一是加强乡（镇）政府对农村应急的监管力度。可结合网格化管理与领导包村负责制，通过与问责挂钩保障监管力度。即以农村为网格划分依据，将其分配给各基层政府领导负责，实现责任分配到人，保障对农村应急的监管力度，并坚持考核问责，将农村应急体系、能力建设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指标考核体系，严格实行责任倒查和问责追究。二是完善农村自身的应急监管机制。主要通过发挥村民的力量对村“两委”的应急行为进行监管。通过简化举报流程和扩增举报途径等方式助力村民监管，如开通网上公众号和微博等监管平台，为村民监管村“两委”应急行为提供便利。
第三，完善惩戒机制，保障应急合作成效。完善的惩戒机制是监管政策得以落地的重要保障。因此应完善基层政府与村“两委”之间的惩戒机制，保障应急合作成效。一是提高农村消极应急的惩罚力度，可通过进一步细化有关农村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村消极应急成本，杜绝农村应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二是提高农村积极应急的奖励力度，可通过对积极应急的村“两委”进行荣誉表彰、宣传报道以及相应的物质奖励等形式提高其积极应急的收益，从而提升其应急管理的积极性与持久性，保障应急合作成效。
第四，赋能农村应急治理，提高应急合作能动性。长效稳定的农村应急合作需要提高能动性以为其提供持续动力，因此应通过宣传与培训增强农村应急意识、提升应急技能，赋能农村应急管理，提升农村应急内生能动性。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农村应急意识。政府可通过召开应急知识宣讲会、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应急知识科普手册等方式提高村“两委”以及村民的应急意识与应急知识储备。二是通过集中培训提升农村应急能力。基层政府可对村“两委”主要成员进行集中培训指导，通过培训向村“两委”成员传授专业应急知识与技能，提高村“两委”的应急管理能力，从而降低其应急管理中的人力成本。
总之，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不断提高农村应急合作水平对构建城乡统筹应急管理体系、全面推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背景下，应建立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实现协同应急以提升基层政府监管的积极性;应加大农村应急管理资源的下沉力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与奖惩机制，并通过赋能农村应急管理以实现农村积极应急合作的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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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Rural Emergency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AN Rui，WANG Jingjie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complexity of governance situation and the limitation of its own ability require rural emergency cooperation.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durability and endurance of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Based on the non-cooperative game behavior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ural emergency cooperation，using the evolutionary game method，taking the village two committees and grassroots governmen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path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mbination of rural emergency cooperation strategies.With the help of simulation tools，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game participants and the influence process of parameter adjustment on the strategy choice of both sides are displayed.Through the research，it is fou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oice of government emergency cooperation strategy are supervision cost，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oice of emergency cooperation strategy of the two village committees are emergency cost and reward and punishment，and it is innovatively found that the path of rural emergency cooperation is “bottom up” autonomous forces to promote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the paper gives policy suggestion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rural emergency cooperation under the situation of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in order to promote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emergency cooperation;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rural emergency governance;exhaustion of governance;evolutionary game
（責任编辑：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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