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 曲金良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将“海洋强国”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此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和“海洋命运共同体”(2019)，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为“海洋强国”战略赋予了新的重要内涵。对此，学界已有广泛、热烈的研究阐释，成果十分丰硕，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解读；
二是对海洋强国战略的任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
三是对海洋强国建设中海洋软实力重要作用的强调；
四是西方海洋强国模式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无疑都是重要的，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对海洋强国建设的任务，紧密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构建了海洋资源、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权益、海洋生态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在对“海洋强国”之“强”的理解上，学者们除了重视“硬实力”的“强”之外，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强”，强调海洋“软实力”之于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论说无疑都十分重要。至于我国“海洋强国”国家战略，其建设目的、目标指向、文化内核、历史基础、理念逻辑是什么，学界迄今尚研究不充分。这样就难以解释我国的“海洋强国”国家战略与美国及西欧诸国的国家海洋战略，无论是其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海洋战略有何根本的不同、为什么不同，也难以解除美国和西方以及我国周边地区以“中国威胁论”炒作所提出的种种质疑。这些至关重要的定性、定位问题，是基本问题也是根本问题，需要从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传统与内涵“基因”上作出系统明确的回答。
关于什么是“海洋强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学术理念与价值观对于“海洋强国”的理解与认识是不同的，从而事实上造就了世界上不同类型的“海洋强国”。这些不同类型的“海洋强国”或出现在世界历史的不同时期，或同时出现在地球的不同地方。世界上的“海洋强国”概念和理论，是伴随着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各国“冲出地中海”而四处航海“发现”，实施殖民统治和为此在西方各国之间展开激烈的海洋霸权竞争，进而与世界各沿海主权国家和“后殖民”独立国家之间，展开海洋权力争夺和势力较量而形成的。其思想的来源和历史的渊源基于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开始的对地中海贸易线路与港口商业争夺的海上战争传统；
而其近代的“现实”思想观念，则来自于在寻找东方“香料之路”的航海中“发现”了海外“新世界”地盘后，由于争相实施侵占、殖民而引发的这些西方“发现者”之间漫长而残酷的相互竞争吞并。这种“现实”思想观念的“代表作”，就是1604年荷兰人雨果·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1635年英国人赛尔的《海洋封闭论或论海洋的所有权》、1819年德国人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之“地理环境决定论”及其“海洋欧洲中心论”、1890年美国人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大肆鼓噪“谁占有海洋谁就占有了世界”“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一切”等海上霸权、海外殖民观的先后出笼。
1604年荷兰人雨果·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攻击、否认的是在此之前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海洋占有权”的理论。宣称“任何国家到任何他国并与之贸易都是合法的，上帝亲自在自然中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被禁止进行贸易，那么由此爆发战争是正当的”。这种理论看似主张“海洋自由”“贸易自由”，实际上是为打破别人已有的海洋霸权而为获得自己的海洋霸权制造的借口，至少事实上成为了西方各国竟相争霸海洋而不惜发动战争的支撑理论。藉此“海洋自由论”或曰“公海论”成了从别国手中抢夺地盘，瓜分财富的托辞，荷兰、英国等在这种理论支撑下先后成为“海上马车夫”和“日不落帝国”。与之相伴随的，是海洋世界中的无限杀戮、掠夺从未间断，而他们一旦达到了争霸海洋世界的目的，“海洋自由”“贸易自由”的虚伪性、两面性便暴露无遗。海洋霸主们一方面固守自己既得的海洋地盘，为此而拿来1635年英国人塞尔的《海洋封闭论或论海洋的所有权》作为说辞；
另一方面则继续挥舞着“海洋自由”“贸易自由”的大棒，继续向着别人的既得海洋地盘扩展、掠夺。西方世界海洋争霸的历史似乎在“昭示”着世人：无论什么国家，只要在这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或者控制更大空间的海洋，成为打败老牌“海洋强国”的新生“海洋强国”，以战争的手段完成新老霸权的交替，就只有建设强大的海军，形成占领和控制海洋的霸权力量。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通过“欧洲中心论”“欧洲高贵论”鼓吹了以地中海为主的海洋欧洲及其航海殖民的天经地义，扬言“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多么美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以大海为界——就像中国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中国、印度和巴比伦“这些占有耕地的人民仍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是由于被其他民族寻找、发现和研究出来的缘故”。于是，非洲人的被奴役、被贩卖、被杀戮，亚洲人的被侵掠、被占领、被殖民，同样的被奴役、被杀戮，在黑格尔们看来，则是欧洲人这种高贵民族的上等“荣耀”，非欧洲人的苦难、厄运和悲剧则是“活该”。
1890年美国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赫然出笼，既“总结历史”，又强化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自然就成为了揭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海洋争霸“历史昭示”的注脚。该书对西方人如何在这样的海洋竞争中“脱颖而出”而控制更大空间的海洋，成为打败老牌“海洋强国”的新生“海洋强国”，提供了“理论武器”。一时被一些跃跃欲试要走强国之路者奉为“经典”，先后至少对三个国家成为新的“海洋强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美国，一是日本，一是德国，并由此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海权论”的实质，就是通过强大的海洋军事力量即强大的海军及其海洋舰队和武器装备力量控制海洋，实现国家的海洋霸权意志，从而保障、强化和扩大国家的海洋贸易利益、海洋资源占有、海洋管辖权益、海洋安全空间、海外殖民权力等。美国、日本、德国等，走的都是这样一条“海洋大国”“海洋强国”道路。但这样的道路并非是“人间正道”，其本质是非和平性、扩张性、掠夺性的。近代以来所谓的西方“海洋强国”，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先后一个个“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20世纪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日本相继战败投降，被人类所不齿。美国实实在在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实惠”，成为靠海军及其支撑体系四处称霸世界的“海洋大国”“海洋强国”。但是这一模式也终非长久之计，当前海洋世界的争端，海洋资源的无序开发利用，海洋环境等问题，与西方长期以来所主导的“海洋强国”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自大航海以来，所谓的近代“海洋强国”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在海洋世界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与海洋大国崛起相伴随的，总是殖民扩张、瓜分和掠夺，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样的“现代文明”，只是西方殖民者所自珍、所自标榜的“文明”。这种“文明”恰恰是反人类的野蛮罪恶，造成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文明的颠覆、变形和毁灭，带来的是人类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人间正道”和未来归宿而言，西方近五百年的“海洋强国”霸权老路、邪路应为中国所鄙夷、唾弃，绝不会取法。
毋庸讳言，我国学界既有的“海洋强国”观念和理论，有不少是受西方观念、西方理论影响的结果，亟需破除。对于“海洋强国”之“强”，人们的关注点往往还是海洋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上，习惯于将我国海洋的“硬实力”与其他海洋强国比“差距”。这种主动找差距的用心是好的，有些方面也的确存在差距，需要奋发有为，迎头赶上，但总觉得不如人、总是自我找差距、总是要“向国际看齐”“与国际接轨”，总是找不到自己的独立性所在、优势所在，找不到自己在“世界”，在“国际”上的位置的自我贬损的“原罪意识”“落后意识”，这是十分有害的。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思想界尤其是现代经济、科技“精英”界由于受西方话语权、西方中心观、西方文化先进论、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西方文明是蓝色文明等似是而非观念的影响，一直有意或无意遮蔽、贬低中国自己的海洋文化，对自身海洋文化的悠久历史、丰富内涵和多方面的功能价值存在众多误读。这严重影响了国人对发展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繁荣海洋文化的民族自觉与自信，也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学术自觉与自信。
误读误解之一是：认为凡是在近代历史上能够耀兵海上、争霸殖民的，都是“海洋大国”“海洋强国”。
误读误解之二是：认为西方多国能够成为“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关键，是其强烈的海权观念和“坚船利炮”等强大的海军力量，而且认为这些“海洋强国”都是成功的“典范”，看不到、至少是忽略了其“船坚利炮”所代表的“海洋文明”模式的畸形，给海外文明带来的灾难，最终导致的自身损失乃至毁灭。
误读误解之三是：认为“落后就要挨打”，肉弱强食、丛林法则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从而缺失了对人类文明走向应有的摒弃野蛮，崇尚“文明”、正义的基本追求。
误读误解之四是：由于以上基本理念的错误，导致的“结论”是：世界各沿海国家要成为“海洋强国”，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摒弃自己的传统，走西化的霸权、殖民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迎头赶上”。而事实上这样的理念，这样的主张是错误的，是危险的。
破除对西方“海洋强国”的误解、误读，一方面既需要正本清源对西方“海洋强国”的发迹史、内涵和实质做系统梳理、评价，更为重要的是要对中国“海洋强国”的历史、现状，特别是悠久的海洋文明传统有一清晰的了解。吸收、借鉴传统优秀海洋文明的历史，结合当代海洋“国情”“世情”，走一条符合中国海洋文明特质，对内构建“海洋和谐”，对外实现“海洋和平”“命运与共”的海洋强国之路。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幅员辽阔、海陆兼备的大国，自夏商黧定“九州”，至周分封天下，“四海”形成了统一的中国政治版图与文化版图，九州之中有五州临海。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实行“官山海”，尽享“渔盐之利”，有着“海王之国”的美誉，吴、越之地更是“一日不可废舟楫之用”，海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官山海”表现了历史上以国家为主体，国家对海洋的整体管控、治理能力。及至秦、汉帝国以降，更是以中央集权统一中原，以羁縻或封贡的政治形式、礼仪文化和儒家思想统一了沿海和海外地区。中国历史上长期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人海和谐的相处模式创造了丰富灿烂而又自成系统，对内对外都具有极强辐射力、影响力、感召力的海洋物质、海洋精神、海洋制度、海洋社会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整体的重要内涵。在历史上长期发挥重要影响的“汉文化圈”及“朝贡体制”就是缘于中国历史上发达的造船、航海技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以“四海一家”“协和万邦”的理念对海外世界的开放式、和平友好的政治经营和制度建构实现的。中国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具有稳定的跨地区，跨海洋的文化认同力、向心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这是当代建设“海洋强国”的文化之源。中国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泱泱大国之风，谦谦君子之态，友好和平之德，兼容并包之体，不仅在历史上通过海陆互动发展、海外交通贸易、海外政治文化交流，曾经使东亚地区众多国家、民族自觉自愿地成为了中国文化圈的一员，历史地显示了其强大的感召力。而且在当今全球性海洋竞争发展的世界格局中，也同样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其令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向往和谐的人民赞赏、折服的精神魅力，并成为世界和平包括海洋和平的坚强依靠力量。
海洋文化是海洋发展的灵魂。海洋发展不但需要硬实力，更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支撑、导向和引领。世界“海洋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繁荣作好“表率”。而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繁荣，需要有中国系统的海洋文化理论建构和引领，这不仅是为中国，也是为世界、为人类寻求和引领一条走向真正的“海洋文明”道路的时代使命。中国作为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海洋大国，全面、美善地认知和感受海洋，和平、和谐地开发和利用海洋，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并在数千年中一直影响和惠及东亚世界，并曾长期影响和惠及西方世界的优秀的海洋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创造、传承、发展的海洋文化积淀深厚，内涵丰富，形态灿烂，成就辉煌。中国要建设的“海洋强国”，不但是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权益维护等“硬实力”上的“强”，而且更是在海洋政治影响力、海洋文化感召力等“软实力”上的“强”。事实上，海洋政治影响力、海洋文化感召力是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令天下折服而归心的，这哪里是“软实力”？这样的实力，是比“硬实力”还“硬”的。这样的“强”，才是真正的强，才是不但中国需要，而且世界都需要的“合目的”的强。
自党的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命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的内涵着“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包括着中国海洋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海洋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社会和谐、“人海(自然)和谐”。“孔子的智慧”侧重于人伦，“老子的智慧”侧重于生态，“释家的智慧”侧重心灵，天人合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其“共同智慧”。我们需要的“海洋强国”，是要有可持续的、和谐、和平的建构目标指向，并且起到逐渐主导世界海洋发展方向的作用。这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需要。海洋的过度竞争、冲突加剧、资源枯竭、海洋霸权、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社会凋敝，绝不是“应然”的海洋发展。“海洋强国”建设如果只重视“硬实力”的“强”化，而忽视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导向性、引领性作用，一方面容易导致对海洋资源的破坏，海洋经济得不到高质量的发展，海洋科技利用效能低下等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海洋强国”，往往被国际上误解为“中国威胁”，甚至借以妖魔化中国，从而造成对我们发展的阻碍。“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定位及其主要内涵，就总体而言，贯穿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确立，并一再强调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当中。今日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也理应体现于海洋物质文明、海洋政治文明、海洋精神文明、海洋社会文明和海洋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
海洋物质文明，就是不仅善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经济，还要善于合理、合情、合法、可持续地适度开发利用，而不是一味追求海洋物质利益所导致的残酷竞争，涸泽而渔，造成海洋环境资源的破坏。海洋科技的发展，要从属于、服务于海洋物质文明的需要。
海洋政治文明，就是不仅善于管理、经略海洋，对内领导、管理好海洋事业的良性发展，对外坚决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不受侵犯，还要善于处理、化解海洋争端矛盾，以德教化、以法管控、以军为盾，敢于和善于利用优秀中国文化传统主导世界海洋和平。
海洋精神文明，就是不仅善于认知海洋，发展海洋科学、了解海洋知识，还要讲求海洋发展的道德伦理，善待海洋，热爱海洋，同时敬畏海洋、感恩海洋、赞美海洋、保护海洋，善于认同、传承民族本土海洋文化遗产，同时尊重、保护世界海洋文化的多样性。
海洋社会文明，就是要善于建设、维护海洋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建设海洋资源环境国家所有、人民共享共用共同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富裕社会。
海洋生态文明，就是从思想上、制度上建设人海和谐共生、海洋环境良好、海洋景观美丽、海洋资源丰富并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发展模式，保障海洋自然与人文生态的文明发展与可持续状态。
“海洋强国”的海洋文明内涵，其基本要义就是要实现“海洋和谐”“海洋可持续发展”。包括海洋自然生态的和谐，海洋人文生态的和谐，海洋社会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成海洋和平世界。中国“海洋强国”的梦想是追求和平的梦，社会和谐，“共享太平之福”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历经苦难，中国人民珍惜和平，希望同世界各国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在海洋上的发展，建设“海洋强国”，也必然是、必须是致力于海洋社会和谐、海洋世界和平的“海洋强国”。无疑的，中国要建设的“海洋强国”，就应该是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按照中国的需要，建设符合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即符合中国人海洋发展理想的“海洋强国”。因为中国文化是讲求“天下大同”“求同存异”“四海一家”“和谐和平”“互利共赢”的，因此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是必然地既有利于中国，又有利于世界的，这才符合基于中国文化—海洋文化传统内涵要义，价值理念和目标定位。这就是中国能够为世界、为人类的“海洋时代”做出的贡献。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目标定位，就是建成中国“海洋文明强国”。海洋文明，就是一个文明整体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诸方面，都指向并体现为重视海洋发展，享用海洋发展的文明。中国海洋文明强国建设，就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国整体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诸方面，都指向并体现为重视中国和直接的海洋发展，享用中国和世界的海洋发展文明。中国海洋文明强国建成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对内实现海洋和谐社会，对外实现海洋和平世界。具体体现是：
其一，和谐海洋。实现海洋社会(广义的)和谐、人际和谐、族际和谐，进而影响和拓展致国际社会的和谐与和平，尊重不同区域海洋社会文化传统及其自我选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祥和，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其二，审美海洋。实现人(人类)对于海洋的精神感受、审美感受、幸福感受，而不再是对海洋资源、海洋利益的贪婪享受。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传承、保护，能够让子孙后代世代传承、欣赏；
其三，休闲海洋。实现予民以休养生息，予海以休养生息，以替代快节奏快速率、紧张疲劳型海洋生产和社会人生的运转。
其四，生态海洋。保障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优先。全面保障海洋历史文化资源的存续和海洋精神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传承，使之文脉不断。
其五，安全海洋。保障国家海洋安全，既能够维护世界海洋和平，又能够以威武之师消除一切威胁国家安全的内外部因素。
总之，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就是要将我们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海洋，建设成为人之所以为“人”所需要的“合目的”的“人文海洋”，不应该只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物化抑或作为策略的国际合作的短期目标，其最终目标指向，应该先是区域的进而是全球的海洋和平、世界和平，进而实现“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毫无疑问，“人文海洋”的海洋文明强国的实现，是靠“人”亦即“合目的”的“人文社会”来建设发展的——“人”在建设发展“人文海洋”的过程中同时建设发展了“人文社会”自身。这是海洋文化建设发展的战略手段，也是战略目的。这也就是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质内涵与标志性体现。
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就必须有中国的海洋发展和“海洋强国”话语，并大力打造中国自己的话语权。近代以来，西方话语、西方话语权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进而民间社会。毋庸讳言，在西方思想、观念的主导下，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现代“国际海洋秩序”内容，没有一项是由我国发起、倡导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海洋大国，要建设成为世界重要的“海洋强国”，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海洋强国”的话语，必须用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将实现“人海和谐”“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表达给世界。基于上述“海洋强国”的建设理念和目标定位，我国无论是决策层面还是智囊层面、民间层面，必须肩负起自己的主体责任，必须树立自己的文化理念，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真正确立自己的“海洋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海洋复兴、文化复兴，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大国和具有悠久而灿烂的海洋文明历史的大国，应该为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为世界海洋文明的构建率先垂范，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做出大国的贡献。
此外，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国民海洋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海洋强国”意识；
二是要加强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高国民海洋文明历史认同；
三是要实现海洋科技、海洋经济的生态文明化发展；
四是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海洋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五是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的“海洋文明”世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无疑都是建设“海洋强国”国家战略内涵的升华和延展。有了美好的共同理念、共同目标，上下、中外为之共同努力，锲而不舍，就一定会将之变为美好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