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批评理论视域下宋代诗词树木意象蕴含——以苏轼作品为例

时间:2024-11-20 20:25:02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杨景春, 代梓莹, 王海蓉

(四川工商学院 教育学院,四川 眉山 620000)

原型批评理论源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加拿大的诺斯洛普·弗莱首倡,此理论曾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三足鼎立。这个理论的产生亦与荣格的精神分析学、集体无意识以及原型理论紧密关联。它强调的是,在文艺批评中要研究探索作品里不断出现的一些意象、组织结构类型抑或人物形象种类,在文化层面探究它们生成经过、内涵特点尤其是意象原型、神话原型,用这些原型分析解说作品,探究文学创作之源,进而开辟出一片崭新的研究空间。

文学创作离不开意象,诗词里有意象就好比地脉之有矿藏。意象不仅是诗词的心理密钥,亦为全部文学作品的心理密钥。文学作品讲究意境,何谓意境?即饱含着作者情感的艺术画面。意境是整体感悟,是一种艺术境界,无法量化;意象具有个体属性,能够用数量进行统计。优秀的文学作品意境依赖于作者选取的意象而生成,来源于意象而又高于意象,舍弃了意象作品,便不会达到理想的境界。本文将以苏轼作品为例,在原型批评理论视域下探析宋代诗词树木意象的文化蕴含。

作为文学意象,树木出现得很早。中国古代诗歌开端《诗经》里不但草意象众多,如“蒲草”(《扬之水》)、“兰草”(《芄兰》)、“益母草”(《中谷有蓷》),树木意象也多,如“木李”(《木瓜》)、“卉木”(《出车》)、“樛木”(《樛木》),“柔木”(《节南山》);《楚辞》香草美人象征主义体系更是寄情男女,寓意草木。宋诗词体量巨大,笔者根据数据统计,全部宋诗词“树”出现14 539次,苏轼诗词里树木意象占了很大的比重。苏轼延续了《诗经》以来诗歌写作“树”意象的传统,诗词里“树”出现83次,“木”出现260次。具体树种如“松”最多,出现242次,“杨”105次,“榆”24次,“柳”166次,“杏”38次,“槐”34次,“桂”42次,“柏”56次,“梨”36次,“樱”15次,“楸”8次,“桃”97次,“梧桐”10次,等等。这些“树”意象是诗意的体现,思索的结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化底蕴。

自然和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截然不可分割。苏轼爱好大自然,李国文在《难寻旧梦——读东坡诗感怀》中说,中国诗人中“找一位环境诗人,苏东坡恐怕是首选的当然人物”。我国有五千年文明,种树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虽无“植树节”,但世世代代爱植树。古代有清明插柳习俗,路边植树是西魏名将韦孝宽在陕西发明的。“探春先拣树”(《新年五首》)的苏轼堪称植树模范。

(一)树木的生态价值

苏轼一生一直重视环境。绍圣元年(1094),九月南迁惠州途中路过韶关作《月华寺》一诗。苏轼笔下岭南风光大都很美,每到一处当地物产、自然风景、人文景观尽收眼底,赞笔不绝,然而这首写月华寺的诗却很另类。这个坐落于韶关南郊50公里的月华寺与亦在韶关的“东粤第一宝刹”南华寺为同时(505—519)同僧(智药和尚)建造。根据苏轼小序得知,月华寺当时已经三焚三建,附近有“北宋三大铜场之首”的岑水铜厂,大山被开膛破肚,采矿成场,乌烟瘴气,宿鸟惊飞,林木尽毁。对这个破坏环境建造铜厂的开发行为苏轼痛心疾首,老天为什么不自爱,“结土融石”造这么一座铜山呢?甚至呼吁要植树种草恢复植被,“我愿铜山化南亩”“烂漫黍麦苏茕鳏”。苏轼此次到来正是月华寺第三次被焚毁之后百姓捐钱欲建未建之时,在环境保护的践行者苏轼看来,位于矿区“至今茇舍依榛菅”的月华寺三次被火烧毁难道是天意吗?特别是诗的结尾,“道人修道”究竟需要什么,无非是“破铛煮饭”、草房三间罢了,言下之意是非要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寺院吗?而且是以破坏自然毁弃树木为前提。作为“东坡居士”,苏轼诗词题目涉及“寺”的有128首,几乎每一首都离不开花草树木意象,大都表达对美好环境的喜欢,如“千尺长松挂薜萝”“水月池中桂影多”(《水月寺》)。这首《月华寺》思想意义是极为特殊的,九百多年前的苏轼能够有这样的环境意识实属难得。近二三百年,全球性工业文明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机,环境恶化、物种灭绝、资源匮乏,后发之中国也深受其害。要拯救当前现状必须另辟蹊径,可以到2500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生态好则文明兴旺,这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而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走不通。

“楸树高花欲插天”(《梦中绝句》),“邻舍何妨借树凉”(《新葺小园二首》),树木对环境生态影响巨大。森林是空气净化器,工矿企业发展与工业燃料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这时花草树木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森林还有自然防疫价值,树木能够分泌出杀菌素,可以杀死空气中的病菌。树木还是天然的氧气工厂,吸进二氧化碳,呼出新鲜氧气。树木还能抑制噪声,是天然的消声器;还能够调节气候,保护水土,过滤除尘,减轻温室效应,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库。“万树桑柘美”(《万山》),“天长草树接云霄”(《题宝鸡县斯飞阁》),树木的生态好处讲不完。

(二)树木的实用价值

“雨过郊原一番新”“寻芳车马踏无尘”(《和代器之》),看似普普通通随处可见,这些不起眼的树木作用却极大,如公路中间绿化隔离带,它有多种好处,晚上可挡对面车灯之光亮,雨天可防雨水飞溅,还能够阻隔视线减少干扰,使驾驶员心无旁骛,保护车辆避免交通事故。“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什么时候杂花繁树都能让人心理放松、心情愉悦。元符元年(1098)八月,在海南儋州,苏轼桄榔庵旁整治园圃,有感而作《宥老楮》,“宥”,宽恕,赦免。清王文诰《苏诗总案》卷42:“宥之不伐也。”[1]2313

我墙东北隅,张王维老穀。树先樗栎大,叶等桑柘沃。流膏马乳涨,堕子杨梅熟。胡为寻丈地,养此不材木。蹶之得舆薪,规以种松菊。静言求其用,略数得五六。肤为蔡侯纸,子入《桐君录》。黄缯练成素,黝面颒作玉。灌洒烝生菌,腐余光吐烛。虽无傲霜节,幸免狂酲毒。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为赋诗,德怨聊相赎。

《宥老楮》诗分两层,从开头到“规以种松菊”为第一层,“静言求其用”到结尾为第二层。先看第一层,一共10句。开头两句“张王维老穀”,“张王”,壮硕。“穀”,木名,又称“楮”,《本草》:楮实,一名穀实。《诗经·鹤鸣》:“爰有树檀,其下维穀。”楮,高三四米,桑科植物,构属,也叫构树,中日韩有之,多生于中海拔以下坡地沟边田间及住宅近旁。陆机《诗疏》中介绍说,幽州人谓之穀桑,荆扬人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1]2314。三四句说,树形如樗树栎树般高大,叶子繁茂如桑柘。五六句言流出油脂如马奶,结籽殷红似杨梅。第一层最后四句说,是何人在方丈之地栽种这“不材木”?砍掉它可以做烧柴,腾出地方种些菊和松树吧。“蹶”,拔出。概言之,第一层说楮树无用。一般认为,构树不成材,质地软、树干短又不端直,不能做家具。由于萌芽力和根孽性强,构树挤压庄稼及其他植物生长空间,争肥争水降低农作物产量,有地方谓之“断子绝孙树”。种子落地生根不种都能够连片生长,很是赖皮,破坏宅基地的稳定甚至能够掀翻墙角,房顶、墙壁上都能见到,扒皮不死,砍都不死,难以连根灭除,被叫做“恶树”。庄子把栎树称之为不值一提“勿言之矣”的“散木”,形容栎树“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栎树托梦》)。“树先樗栎大”,构树虽然与栎树同大,但构树寿命短,不足20年便枝颓干朽长出木耳,“老楮生树鸡”(《和陶下潠田舍获》)。

楮树真的无用吗?第二层共14句苏轼专门回答这个问题。静下心来想一想,其用处应该不少吧。肤能造纸,籽能入药并选入黄帝医师桐君所编《桐君录》。黄丝可染成白色,黑脸能洗出玉容。伐后浇水可长食用菌,余渣点火照明。虽无傲霜雪之节操,却能使人远离烈性病毒(狂酲毒)。纪晓岚说:“题不佳,何不直以《老楮》为题?”[2]5001其实加个“宥”主要表示对事物的再认识,尤其突出自己的愧疚、歉疚与内疚。

近些年来人们改变了对楮树又爱又恨的看法,认为不是“恶树”,是“发财树”,种一次结果20年,多汁谓之“牛奶树”,叶喂猪,皮造纸,干做薪,现在山西、安徽、河南等地均有试点种植项目。楮树入药可利尿、祛风、活血,能治风湿痹痛、皮炎虚肿、跌打损伤。楮树的实用价值,宋人便有认识并应用,宋朝的纸币便是楮树皮制作。殷商先民用兽皮御寒,宋代棉花没有普及,睡觉没有现在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棉被,我国元明时期才有棉被。楮树纤维为良好的人造棉原料,宋人用楮树皮加工成絮状做“棉被”,为人所热衷,名之曰“楮衾”,宋诗词中有不少吟咏。王洋有《和叔颖楮衾》,赵希逢有《和早春楮衾》,徐集孙有《遗僧楮衾》,谢枋得、艾性夫分别有《谢惠楮衾》,还有无名氏的《书楮衾语》,胡奎的《题楮衾歌》等,以《楮衾》二字作律绝诗题的便有华岳、李谨思、王镃等人。“布衾”在唐宋诗里多是“多年冷似铁”(杜甫)“木枕伴残更”(陆游)贫苦穷寒的象征,看来楮衾为宋代百姓与文人之间的爱物,档次高于“布衾”,并有作礼品赠送的习俗。元代王冕《纸衾》诗有“楮衾能洁白,孤卧得平安”句。

“天边玉树西风起”“知有新秋到世间”(《入馆》),苏轼诗词里涉及的树木类型多,就其实用价值层面概而言之便有工业价值,包括深加工、医药、肥料、香料、涂料等;还有农业价值,防风保水、光合作用,利于种植养殖;还有经济价值和生活价值,桥梁、建筑、车辆、农具,松脂防腐香樟驱虫等。

树木是人类真正的朋友,直到地老天荒。它记录着大自然的雨雪风霜,人世间的阴晴冷暖。古树年轮是一部值得每个人敬畏的正史之外的史书,它书写的是真性情,是野性的、直率的、自由且干净的。

(一) 树是人类沧桑岁月的见证者

从表面看树木是可更新或移植的,但树木也是有历史的,树植根于人类历史与文明中。和韩愈被贬潮州“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一样,“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江逢辰)。苏轼是惠州最强明星代言人,岭南的奇花佳木给了他太多的灵感,贬惠州900多天,赋诗作文500多(篇)首。暂以荔枝为例,请看律诗《食荔枝二首》。其二是七绝,“日啖荔枝三百颗”,因为脍炙人口,几乎哪种选本都选;其一五律,除苏轼诗词全本,各种选本均不选。其一全诗正文如下:

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炎云骈火实,瑞露酌天浆。烂紫垂先熟,高红挂远扬。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

其一小序是:“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陈文惠即陈尧佐,字希元,四川阆中人,枢密使尧叟之弟,北宋名相。该诗是绍圣三年(1096)四月苏轼在惠州创作的。宋咸平二年(999),陈从潮州通判移典惠州(时为祯州),居于惠州梌山衙署东侧太守东堂。自隋至清惠州治所大都在梌山,有“此山曾住玉堂仙”之誉。陈尧佐后来离惠州回朝当宰相,死后谥号文惠。和苏轼一样,陈尧佐也和荔枝树有缘分,在惠州时尽力州事,劝民躬耕,种植荔枝树和其他树木,惠人感其恩德,在东堂立像祭祀,也叫丞相祠堂,将太守东堂(现中山公园内)陈栽种的荔枝命名“将军树”。王象之《舆地纪游》载:咸平初年,陈尧佐执掌惠州,于州堂植荔枝。陈是苏轼景仰的大臣,这年荔枝“大熟”时节,苏轼在时任惠州太守、对自己“相待甚厚”的詹范的陪同下来到“太守东堂”院子里吃“将军树”所结的荔枝,树太高荔枝够不到,詹范让自己饲养的猴子(黑衣郎)爬到陈尧佐种植的“将军树”上“猿取”。

首联“祠堂下”“大树旁”写吃荔枝的地点,“大树旁”,出自《后汉书·冯异列传》:冯异由于辅佐东汉刘秀夺取天下有功,被封为偏将军。他为人谦虚、谨慎而恭敬,遇见其他官员无论官职高低“辄引车避道”。其他将领夸夸其谈各论功绩时,冯异尽管有功但从不争功,而是独坐树下,因此军中誉之为“大树将军”。后来“大树将军”就成了军人的荣誉,成了治军有方、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的代名词,如“大树思冯异”(李商隐),“月落将军树”(庾信),“大树日萧萧”(杜甫)等。惠州百姓把陈尧佐栽的这棵荔枝树命名“将军树”,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渊源有自。《荔枝谱》(蔡襄)有“将军荔枝”一条,“是五代时有为此官者种之,后人以其官号其树”。郑雄《番禺杂编》记录广中荔枝有22种,有大将军、小将军等。颔联写烈日下果实累累,隐喻荔枝味道极美,如天上甘美的浆液。韩愈“举瓢酌天浆”(《调张籍》)。颈联写荔枝熟透色深红趋紫。“远扬”指又长又高的树枝,“取彼斧斨,以伐远扬”(《豳风·七月》)。尾联“分甘”指美味大家分。司马迁:“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报任少卿书》),“铃下”指侍卫或仆役。“黑衣郎”指猿。张读《宣室志》卷八载:洛阳崇让里李氏宅有怪异,无人居。开元中,有王长史购之以为家。一夕,闻哀啸声,见有黑衣人立几上,长史弟射之,嗥叫跳屋而逸。后长史召工修房,于重舍内得一死猿,有矢贯肋,乃悟黑衣人即所见之猿。后因以“黑衣郎”作猿的别称。这句“黑衣郎”照应小序“猿取”。尾联描绘“赏啖之余,下逮吏卒”,这是一幅上下同心、官吏同乐、主客一体的“赏荔图”;人啖猴也啖,这是一支动物与人和谐无间、人与自然交融的奏鸣曲。苏轼有不少诗词里涉及荔枝,尤其被贬岭南之后,光题目里有“荔枝”二字的有10首,诗词里有“荔枝”二字的更多。

宋代的岭南被视为瘴疠之地、蛮貊之邦,“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让人敬佩的是苏轼能够很快从痛苦和绝望中挣脱出来。一向善于调节自己的苏轼没有和历代情感脆弱文人一样沉沦其中不能自拔。几年时间,苏轼足迹遍布惠州各地,岭南给人的印象不是落后的所在,而是人文鼎盛,瓜果飘香,小树丛生,大树繁茂。绍圣二年(1095)五六月间有作于惠州的《荔枝叹》,没有吃荔枝的惬意和快感,而是蓦然生叹,纵横古今,主题不可谓不沉重。诗中对杨贵妃贪吃荔枝造成平民“颠坑仆谷相枕藉”的现状进行了猛烈地鞭挞,对统治者为博得“美人一破颜”导致“溅血流千载”的残暴无耻行为予以无情的批判,也对“前丁后蔡”的邀宠佞臣、贡茶贡花媚上的不正之风予以辛辣讽刺,悲悯情怀溢于言表。荔枝树成了武器,讽喻时弊,纵论古今。苏轼与荔枝树缘分还有很多,熙宁元年(1068),32岁眉山居父丧结束离开前,曾与几位亲属一起在自家院子里栽下一棵荔枝,借树盟誓,树成归来。落叶归根,是游子对故乡的依恋,但“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寄蔡子华》)。20世纪90年代这棵树枯死,现已做成标本。2007年在“三苏祠”原址重新种上一棵,十年呵护,2017年开始树已硕果累累。树是历史烽烟的物化,“不会世间闲草木,与人何事管兴亡”(《临安三绝·将军树》其一),每一棵大树都是一部历史。“珠树鹤能来”(《过金山寺一首》),何为“珠树”?树的美称,喻积雪之树,喻俊才,也是传说中的仙树,《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宋诗词里反复出现的树木意象既是现实的,亦是历史的,隐藏着原始意象。荣格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观点,提出了集体无意识,亦即原型理论。像古代诗词里经常出现的“杜鹃”意象、“鸿雁”意象,就和远古神话关系密切,是一个民族典型的情感体会与知觉方式,宋代诗人用自己的创作印证了原型原理,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二) 对树木的不同欣赏模式

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相同意象,别样情怀。欣赏自然美的途径与范式很多,苏轼的诗词中大量意象,各种各样不同树木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意涵。

第一,如画模式。“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念奴娇·赤壁怀古》)。“如画”主要形容风景,如宋代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五曰:“大率如诗如画皆以形容远景为工。”这个“如画”词语约出现于六朝时期,开始说人貌端庄,长相美,如《后汉书·马援传》曰:“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南史·宋顺帝纪》曰:“帝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苏轼写柑橘树的次数也不少,《食荔枝二首》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元丰七年(1084)苏轼被任命为汝州团练副使,南方富饶的土地与温润的气候令苏轼羡慕不已,因了琼林宴蒋之奇的鸡黍之约,年近半百的苏轼产生了定居江南宜兴买田开辟一个柑橘园的美丽设想,他在《楚颂帖》中说:“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洞庭上的阳羡适于柑橘生长,将来弄个小亭子,“种柑橘三百本”,苏轼甚至连亭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屈大夫有《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苏轼书《买田阳羡帖》)。为什么是橘园?按照苏轼的看法,“橙黄橘绿”是一年里如诗如画的时节。“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浣溪沙·咏橘》),苏轼是咏物高手,既有托物言志的名篇,更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如画观念在中西方历史上都有悠久的表现,西方早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甚至古希腊,自然美欣赏理论历来被西方美学家重视,而且成为一个又一个资料繁多、研究甚广的门类,如诗歌、绘画、园林、建筑等。一般认为,如画理论西方滥觞于17世纪后半叶,盛行于18世纪英国美术、园林、建筑等多个领域。马克思说:“人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的”,优美者如小桥流水,绿竹繁茂;崇高者如大江东去,老树参天。如画模式好处是心思细致,体物细微,描写细腻,即使没有太多的思想内涵,也饱有余味。

第二,比德模式。“比德”一词出现于战国后期至西汉年间,“于玉比德”“于水比德”屡见不鲜。“比德”作为口语可能最早出于孔子。孔夫子见到大江大河不时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弟子子贡有次问这是为何,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大戴礼记·劝学》”除了这句话,孔子还说过“君子比德于玉”的话。孔子是比德自然美思想创立者,比德思想与比拟、象征、起兴、寄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屈原的《橘颂》从头至尾全是比德,以一系列比兴手段表情达意,香草鲜花喻君子,臭物萧艾喻小人,忠奸、美丑、善恶形成对比。苏轼有《洞仙歌·咏柳》,作于熙宁十年(1077)三月二日,“元本无题,傅注本题做‘咏柳’,毛本题同傅本”[2]179。

江南腊尽,早梅花开后。分付新春与垂柳。细腰肢、自有入格风流。仍更是、骨体清英雅秀。

永丰坊那畔,尽日无人,谁见金丝弄晴昼?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又莫是东风逐君来,便吹散眉间,一点春皱。

上片描述柳树亭亭玉立,婀娜多姿,风韵迷人。开头“江南腊尽”两句交代时间地点,而后写冬去春来,蜡梅谢而春柳新。紧接着,写柳枝纤柔婀娜,由垂柳的姿态联想到少女的细腰。杜甫有“十五女儿腰”(《绝句漫兴》)。曹雪芹有“削肩细腰”(《红楼梦》)。这里“细腰”依据的原型,应该更早。《搜神记》卷十八有《细腰》故事,《墨子·兼爱中》有楚灵王喜欢细腰身故事。“入格风流”达到了标准的风姿尺度。“骨体清英雅秀”是说气质和身材清秀美丽,苏轼这六个字属主谓句,更是大有来头。写形体之美清新俊逸的如《楚辞大招》:“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说的是众女子都有好品德,好性情,高雅端庄对礼仪章典很是精通。体态丰腴肌肉丰满,姿势优美和谐令人愉悦。杜甫《丽人行》也有“肌理细腻骨肉匀”句。宋玉《神女赋》:“古法多奇,应君之相。”气质、形体不凡,分明是陪伴君王的命相。《楚辞·招魂》:“靡颜腻理,遗视矊些。”靡:美丽。王逸注:“靡,致也。腻,滑也。”“靡颜腻理,遗视矊些”8个字为定语,形容貌美而皮肤细腻,留下一瞥意味深长。袁枚《小仓山房尺牍》曰:“拜见之下,果然靡颜腻理。”“骨体清英雅秀”是对上片的总结。下片慨叹垂柳不幸身世,处境凄凉,寂寞无主,随着时间的流逝,晚春之柳更是絮落花残,飘零满地。此刻的柳前程暗淡,唯赖东君光顾,暖风吹拂,方能够使眉头舒展。“绿叶成阴”暗写美人消瘦,这里柳叶舒展喻美人展眉。唐末宋初幸夤逊有“既得和风始展眉”(《柳》)。全词以柳拟人,以柳比德,句句写柳,又句句写人,人即物,物即人,或是写给索词的倩奴,或是写给其他歌女,这都不重要,俊雅高洁之柳不是浮花浪蕊,至少写出了对姿丽出众、才高运蹇不幸女性的同情与惋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梅兰竹菊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和美好的回味,全是比德。“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蝶恋花·春景》)苏轼作品里比德作品还有许许多多,《临安三绝》“与人何事管兴亡”的“将军树”,《慈云四景》“专除世上埃”的“娑罗树”,《海南人不作寒食》“花落刺桐开”的“木棉”等,比德思想是“在一种简单朴素的形式下向我们展示了有关自然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们所欣赏的自然,并不是同人无关的自然,而是同人的精神生活,人的内在情感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然”[3]。

第三,天成模式。如果说“如画”“比德”模式都有诗人主观渗透的话,那么天成模式则重点强调自然美的客观性。一般说,审美意象具有主观性、抒情性、个体性特征,但同时意象又具有建构性、抽象性、客观性特征。外在自然物是不依人意愿的本体性存在,自然美是一种天成境界之美。诚如《庄子·知北游》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成之美是中国传统美学重要概念之一,是独特的、心灵质地的审美。这个概念讲究的是山川自然之美、自我之美、自为之美,自有之美。不讲功利性与目的性的审美本质是康德美学的本质与核心,王国维也一次次重申审美没有功利性以及没有目的性的特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苏轼很多诗词不加雕饰,浑然天成,如“花褪残红青杏小”(《蝶恋花》),“只恐花睡去”“高烛照红妆”(《海棠》), “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水龙吟》),“竹外桃花三两枝”(《惠崇春江晚景》),“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等。西方哲学即形而上学二分论:宇宙论和本体论。自然天成美也即宇宙本体论,是庄子哲学的核心,达到了“天地精神”境界。除了如画模式、比德模式、天成模式外,还有宇宙模式、艺术模式、伦理模式、对象模式、主体模式、客体模式等。

树是大自然中最美的精灵,是人类永恒的朋友。再没有比一棵高大、伟岸、威严的树木更可以称为楷模的了。枝干冲上云霄,根系植入大地,假设一棵大树被锯倒,在明晃晃的伤口上,清晰的年轮里可以读到它完整的历史,一个个突出地面裸露的树墩就是一座座庄严的墓碑。

(一)写树木就是写自己

因与新党王安石政见不合,被一群小人陷害,苏轼被押解至京,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入狱,这就是一声霹雳惊天下的“乌台诗案”文字狱,坐牢共计约130日。转年正月,惊魂未定的苏轼由御史台差人押解匆匆奔赴黄州贬所,其家眷20多人暂时居留在南都(商丘)由弟弟苏辙照管,仅长子苏迈随行。二十日路过麻城县治东春风岭,岭上多梅花,花期正盛,苏轼有感而发,写下《梅花》二首。细雨外加春寒,生长于荒郊野岭“草棘间”的梅花愈发凄清,花瓣渐凋,更可怕的是,一夜之间“风吹石裂”,“雪渡关山”描述了梅花的遭遇。梅花自开自落,无人珍惜和欣赏,散落尘埃化作泥。因为产生共鸣,苏轼借梅花咏物抒怀,将自身境地巧妙地融入梅花形象里。苏轼诗词涉及梅150多次,陆游涉及梅诗歌更多,有600多首。宋人为什么钟爱梅花,其根源是与宋代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宋朝为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因袭了大唐的盛世文化,却因军力孱弱而走向衰亡。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特殊政策,学文的扶摇直上,习武的一落千丈。重文轻武的大背景决定了宋代文人地位之高。再一个与文人墨客对梅花情有独钟大力宣传有关,人们都希望自家院子里有一棵梅树,它可以养性情,言志向,祈安康。宋初的林逋,就坚持不懈写梅之风采,赞梅之神韵,影响很大。林逋去世9年,苏轼出生。“一树梅前一放翁”(陆游),梅花是宋文化的载体,为薪火相传的标志之一。任何一个意象原型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诗经》中有《摽有梅》,唐诗里写梅花的诗虽不多但也有,大臣宋璟就写一首名叫《梅花赋》的作品。渊源有自,有前朝唐的萌芽,才有后朝宋的爆发,这是意象原型形成的基本规律。梅与松、竹为“岁寒三友”,榜登“四君子”。苏轼赏梅达到了新高度,“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西江月·梅花》),或喻人,或自喻,身处穷厄却不苟于世,泰然面对尘世苦乐。梅作为原型意象基本含义就是传达春之悲和秋之恨,感慨年华不再,隐喻高洁的抱负与倔强不屈的个性,寄人怀思等。范成大写梅,强调中国梅树粗糙扭曲外形里蕴藏的美。“诗老不知梅格在”(《红梅三首》),苏轼不但延续了《诗经》《楚辞》的咏物传统,有对比德情感的发扬,又融入自身的贬谪经历,而且还是自“梅妻鹤子”林和靖之后,首次提出梅花的“梅格”一说。

(二)不做没有价值的燃烧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生命不能白白地浪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苏轼内心世界强大无比,不管境况何等艰难,都正气凛然,始终热爱生活。如前所述,苏轼爱植树,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古称“中山”的定州为苏轼又一贬所。苏轼贬知定州时间不长,约6月余。元祐八年(1093),“苏轼已于高太后去世之前获准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4]。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元祐九年(1094)四月十一日离任。现定州刀枪街文庙内有两棵老槐树,树冠巨大,一东一西,历经近千年干枯而枝绿,人皆奇之。据清代《定州志》记载,此为苏东坡“手植双槐”,“东者葱郁如舞凤”“西者虬枝如神龙”,康熙年间为定州八景之一,又叫“龙凤双槐”,已入选“中华人文古树保护名录”。宋时官员任职要回避原籍,三年期满,每年小考,期满大考。一般说“三年辄去”,“再来惟恐鬓苍苍”(《新葺小园二首》)是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26岁的苏轼带着致君尧舜上的火热理想奔赴人生第一个履职地,十二月十四日抵达凤翔。转年三月写组诗《次韵子由岐下诗并引》,由小序得知,“予既至岐下逾月”“引汧水种莲养鱼”,植树“三十余株”,有柳树、李树、杏树、樗树、松树、樱桃、梨树、石榴、枣树、槐树、桧树等。这还不算,“又以斗酒易牡丹一丛于亭之北”。凿池引流,排涝防旱,苏轼留下一个润泽千秋的杰作,那就是凤翔“东湖”,杭州“西湖”是20年之后的事情,“东湖暂让西湖美,西湖却知东湖先”。这组和子由次韵诗一共21首,最后是《柳》:“今年手自栽,问我何年去?他年我复来,摇落伤人意。”

“长江无穷”而“吾生须臾”(《赤壁赋》),苏轼的惜时观念值得钦佩。苏轼既有超世之才,又有坚韧不拔之志,四溢的热情使其生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此为一种有价值的燃烧。苏轼有词300多首、诗2700多首、各类文章5000余篇,不管诗词还是文论,影响最大的是书写个人情怀尤其是写坎坷际遇和颠沛流离贬谪生活的。他赓续了宋诗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传统,像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动荡明快,意境恣逸,出道即巅峰。“老僧成新塔”“飞鸿踏雪泥”,回忆里体现了人生无常、世事复杂难料的感悟,塑造了超然达观的自我形象。“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古代骚人伤时多感,陶渊明有“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陈子昂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登幽州台歌》),此类作品宋诗里也有很多。或许是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苏轼通过树木作类似感叹的也不少,借助树木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借助树木描述各种各样的人物,如《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刘景文,名“季孙”,“景文”为字,祥符(开封)人,将军刘平之子。王文诰曰:“此是名篇,非景文不足以当之。景文忠臣之后,有兄六人皆亡,故赠此诗。”[2]1713或许天妒英才,刘景文上有哥哥6人,其兄皆有异才,虽朝廷下令“赐大第,官其诸子庆孙、贻孙、宜孙、昌孙、孝孙、保孙、季孙等七人”(《乞赙赠刘季孙状》)[5],但其兄个个短命,锋芒未显便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刘景文擅诗文,《全宋诗》收其诗41首。仁宗嘉祐年间,刘景文为左班殿直监饶州酒务、摄州学事。元祐时期,苏轼再度返回杭州,刘景文为两浙兵马都监,苏轼与刘同城任职。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苏轼上书《乞擢用刘季孙状》,先叙述北宋将军刘平英勇卓越的功绩,有西汉李陵将军之风,深入延州孤军援救,少不敌多,只会逢迎的奸贼又不愿救助,败后“骂贼不食而亡”。而后便举荐其子58岁的刘季孙即刘景文,主张“权置边庭要害之地”,临难之际肯定不亚于其父,用后如犯法或“不如所举,臣甘伏朝典”(《乞擢用刘季孙状》)。惜生活种种不如意,与苏轼诗酒往还的刘景文“饶州酒务”新职赴任不到两年便去世。《赠刘景文》写于宋元祐五年(1090)十月刘58岁时,秋末冬初,苏轼时年54岁。前两句为内容相接的“流水对”,说“荷尽菊残”傲雪凌霜气节不改,后两句用“橙黄橘绿”激励友人,运用花草树木意象来说明,人生受挫切勿意志消沉、妄自菲薄,困难只是一时,要珍惜时光,积极向上,托物言志,意境高远。尽管橙树与橘树两个意象可以相提并论,但国人肯定侧重于橘树,橘树形象更是来之久远,深入人心。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将集体无意识谓之原型,认为原型是远古便普遍存在的意象,是一种民族记忆。屈原写《橘颂》,便颂扬橘树“深固难徙”“梗其有理”“行比伯夷”“纷其可喜”。宋诗中的橘树意象继承了前代内涵并有所拓展,橘之果、橘之树演化为游子乡思的寄托,还有借橘树表达隐逸情怀、人生志趣、敬老孝亲等。苏轼这首七绝选取荷菊橙橘四种意象,写景、状物、誉人融为一体,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言其“曲尽其妙”。诗看似纯粹歌咏深秋草木,不涉及道德文章,但这肯定不是作者意图。值得称赞的就在于把友人辉煌到没落的家世、对友人的赞誉巧妙地融于草树之中。除了誉人,还有激励与勉励,更有警示,人的一生与四季一样,稍纵即逝,人的一生也与花草树木一样,“橙黄橘绿”时候不珍惜,等待你的只有“荷尽菊残”,强烈的惜时感扑面而来。

(三)树木意象与人生悲苦交融

“岁寒君记取,松雪看苍鳞”(《真觉院有洛花》),在所有树木种类中,苏轼最喜欢、关系最密切的可能就是松树了。传世书画有《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中山松醪赋》以及历代珍藏印记累累的清宫旧物《偃松图》。特别是《中山松醪赋》,多次抄录送人,可见其偏爱。“松醪”是以松肪或松花发酵做成的酒,中山松醪酒是定州特产,国家地理标志。此赋开篇以回忆的口吻写行踪,以前曾乘船夜渡衡水与漳水,也曾夜间徒步跋涉抑或乘车,“燧松明以记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松明火把照路,火星散落途中,清风之中松香散发的气息,似乎告诉我们不幸的遭遇。作者由物及人,千年造就的“妙质”而今却死于刀斧之下轻若“鸿毛”,即使为人类奉献一点点光明,又“何异于束蒿”呢?联想到自身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此时,58岁的苏轼大概有预感,自己将越贬越远。本来才高八斗该为京官,居于庙堂之上,终却是命蹇,一生漂泊,浪迹四海。一次又一次书写该赋予人,就是借松树向他人倾诉自己的痛苦。赋后部分写酿制松醪酒的过程以及酒可强身健体的好处,宋绍圣元年(1094)二月苏轼有诗《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这篇《中山松醪赋》纸精墨佳,气色如新,书法起伏跌宕、力透纸背,将命运的坎坷、情感的跌宕蕴藏于线条的变化里。苏轼酿的哪里是口味柔和醇美的定州松醪酒,酿的分明是生活的苦酒。“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乞常州居住表》),哪里是贬谪分明就是流浪。

苏轼种松史实不容怀疑,旁证甚多。林语堂说:“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苏东坡传》),实际规模比这要大,岂止是三千棵。《送贾讷倅眉》:“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宋元丰三年(1080)正月赴黄州途中到麻城时写了《戏作种松》:“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冈”,回忆了少年时期如何种松以及松树的成长过程,极其详细地写自己如何爱种植松树,非亲身种植写不出如此精彩的诗句。由于苏轼种松名声在外,有人因此师之。欧阳澈有《秋日山居八事·种松》:“因传种法自东坡”,追随苏轼的杜舆(字子师),在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几次自盱眙来黄州,杜喜欢种植松树,经过盱眙时杜也请苏轼到都梁山东山松苑观赏松树,向苏轼讨教种植松树之方法, “如今尺五城南杜,欲问东坡学种松”(《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见杜舆秀才求学其法戏赠二首》),晁补之也以诗记此事(《东坡公以种松法授都梁杜子师并为作诗子师求》)。研究者多纠结于“数万株”的真实性,现在看,根据品种、生长状况与密植程度一亩地可种大约100棵松树,如果育苗,一亩地可以培育松苗4000棵左右。“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东坡八首并叙》),《东坡杂记》里《种松法》一篇描述得更为详尽,还有《记松》《种松得徕字》等,综合苏轼诗文涉及的松树种植,从采集良种到贮藏种子,从整地植苗到播种造林,再到抚育管理,不管是幼林抚育还是成林抚育,五年如何,七年怎样,叙述得都很专业[6]。如前统计,在所有树木种类中,其他树木只出现几十次,百多次,松树达到了240多次。“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这首“千古第一悼亡词”情调悲凉,肝肠寸断,“短松”意象蕴含了绵绵不尽的凄苦与哀伤,字字充满血泪。从原型批评角度考察“短松”意象,究其根底,察其特色,研究“短松”意象的形成过程,这首词仅仅写王弗吗?作者的感慨可能更多,更加深沉。从小序“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得知,《江城子》写在北宋熙宁八年(1075),发妻王弗已去世10年,作者40岁已近人生下半场。岂止哀伤王弗,也是哀伤自己。宋诗里有枯木描写,瘠悴病态的树貌折射了宋人独特的艺术追求,对园林,书法、绘画以至于文学批评影响不小。像《枯木竹石图》,一枝已折,树干枯萎,顶端成扭曲状似打一个结,这要经历多少大自然雨之刀风之箭之摧残。作者种松应该有两个阶段,“少年时”和为苏洵两年守孝期间。现在官场不顺,父母妻子均已去世,故乡再没有亲人,只能托人照看祖坟,或许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再去看看明月夜下的“短松冈”了,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宋代一共319年,词成为所有文学样式里的翘楚,成就最高,与唐诗双峰并峙。宋词意象最丰,清新脱俗,清新淡雅,为意象的宝库。这些意象各具特色,既有时代脉搏,又有历史律动。有的婉约清新、奇艳俊秀,有的气象恢宏豪放,气势夺人。黑塞在《树木》中说:“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交谈,谁能倾听它们的语言,谁就获悉真理。”这些树意象的运用,除了其本身各具特点外,亦蕴藏了人性与人生的思考,这可以溯源到远古洪荒,如松意象概念溯源可到孔子“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是一种历史溯源。还有一种心理溯源。苏轼诗文为什么有那么多松意象?接触多才刻骨铭心,心里才记忆鲜明,正因为松是多位至亲至爱的人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正因为苏轼自己有那么多艰辛的种松经历,松意象才“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原型几乎等同于母题,荣格说过:“原型概念对集体无意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这种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普遍地存在着。在神话研究中它们被称为母题。”[7]松是苏轼创作的母题之一,有自己的文化心理积淀。除了词外苏轼的诗也出色,被誉为宋诗成就的最高代表。宋诗词折梅赠寄渊源已久,梅文化多姿多彩,意蕴丰盈,宋室南渡之后,寄梅之行为又被赋予了沉重的家国之感。苏轼诗词里梅意象也不少,“折花欲寄岭头人”的《阮郎归》以梅花喻闺中少妇,在此又喻自己难被理解的惆怅以及抱负难施。再像《寓居》曰,“定惠院之东”的“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孤独生长于“杂花满山”之间,除了抒发情怀感慨海棠身世外,以树木写寂寞,有许多理性思考。宋诗一大特点是讲究“理趣”,“理趣”诗是宋诗重要部分,且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应从文化背景、文化内涵、文化审视三个方面对宋代理趣诗进行文化阐释,通过整体观照,给予宋理趣诗一个客观公正的文化定位。”[8]差点将苏轼置于死地的一首诗,是他写给钱塘秀才王复“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咏桧》,写得理直气壮,还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的《题西林壁》,景色描绘之中蕴含着哲理。可以把李白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与苏轼对比,一个感性多,一个哲理多,一个突出情,一个突出意。缪钺在《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是苏轼与李白的不同,也是宋诗与唐诗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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