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民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借助符号来“拟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抽象维度拉入现实世界，进而形成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呈现和照进现实的方式，它处于抽象与现实、本体与意识之间。具体来说，伴随着符号的创制与传播，附着于符号上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共同文化、价值体系、历史进程等被国民持续性地感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具象—想象—意象—形象的循环。在循环中，共同体意识融于国民的心理结构上，又再生产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公共知识，并将这些记忆和知识以符号的形式保存、传播和传递，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持续性地再生、凝聚、强化和铸牢。
【关键词】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体与意识；
符号
【作 者】徐勇，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5-0058-001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塑造强大的精神力量的重要举措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反映”［2］，“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态度、评价和认同结果”［3］。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全体国民组成的人们共同体。［4］因而从本体与意识的关系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个体国民对于中华民族的主观反映的聚合；
另一方面，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主观世界的映射。
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关注到以下几点：第一，国民感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形成对中华民族的个体意识的途径；
第二，国民关于中华民族的个体意识被聚合为集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本体与意识转变的媒介，以及在转变中实现本体增量与意识铸牢的路径。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实在的庞大而复杂的民族实体，在现实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表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貌，可以说其存在的整体形态是抽象的。同时，国民的中华民族认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往往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的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在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生与铸牢时，首要任务就是探寻将中华民族从抽象维度拉入现实世界的媒介，即能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载体。
结合实践生活中存在国民感知、体认和认同中华民族，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借助于特定的语言文字、影像图画、仪式活动等符号的现象，可见，符号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的媒介，成为连接抽象维度和现实世界的桥梁。①所以，国民感知到的是符号化的中华民族。
广义上，符号被视为人与外部环境的媒介，而人是天生的符号动物。［5］43人感知、認识、探索、想象和理解外部环境的一切活动都需依赖符号。但符号不是天生的，是人为创造出来、以便于人类自身更好地认识世界并把握规律的人造物。符号可以很大程度影响人的主观意识的形成，这一形成过程就是符号作用于人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国民的个体意识中的共同部分。具有公共性的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需要发挥符号之于人的意识的基础性功能。因此，需要“更具有冲击力的符号、象征及意义的文化”［6］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选，其中所涉符号主要包括“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等”［7］。具体而言，从符号学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机制②；
二是分析具体政治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意义、功能和进路③。
传播是符号的象征意义和承载信息的传递，也是国民个体意识生成、弥散，最终聚合为集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方式。在信息传递和传播仪式中信仰和群体认同被共享，认同自觉、价值共识和情感共识等被塑造。［8］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渠道民间化、传播客体和传播效果不确定等，极大地冲击了拉斯韦尔的经典传播理论。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拉斯韦尔的经典传播陷入内爆，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之间的界限消除，出现了传播的主客体易位或同体的现象。因而，传播方式应该与时俱进，使传播内容为受众所熟悉。④
符号与传播是不可分割的，符号只有传播才能发挥其意义，传播缺乏符号为内容则会陷入虚无，没有无符号的传播，也没有不传播的符号。符号及其传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相当重要的资源性功能，需要对符号在实现本体建设与意识铸牢的同频共振中功能性地位做进一步阐释。因此，本文以本体、符号与意识的三维分析视角，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生机理和铸牢路径，尝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构建为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生的理论之一。强调在本体、符号与意识的互动中，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以“象”的形式照进现实，从而被国民所感知、想象和自觉认同。最后，在“象”的循环中，在保障符号本体与符号意义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体与意识的增量可行性，进一步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的要素分析
在家国同构的时代语境中，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中国统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9］。但不可置否的是，在社会活动中人是一个个独立、自主、自由的行为个体。需说明的是，这一观点并非要割裂人的社会关系，而是试图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重现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共同体形成就是由“我”变为“我们”。古今中外有较多的学者都曾关注过共同体的形成，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家庭—村坊—城邦的共同体扩充进路［10］6～7；
孙中山的家族—宗族—国族的中华民族形成论［11］238；
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滚雪球”论［12］479；
周平的人口国民化的命题［13］，等等。但上述研究的重心都在作为本体的人们共同体的形成与演进，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于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塑造。虽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产生能动作用。在这一点上，为了更好地进行现代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至少需要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步。
因而需要寻求本体与意识转换一致的媒介，关注个体意识聚合为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以意识发生为起点，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首先，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感知与个体意识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国民个体感知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想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并转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化和具象化为前提的。其次，个体意识可被凝聚为集体意识乃至共同体意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语言文字尤其是文字的同一性确保了正常沟通交流；
二是符号传播的非排他性和被动性加速了特定意识形态的社会扩散；
三是基于同类符号产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具有联结性；
四是人具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群体生活需要是意识联结的基础；
五是共同体建设需要相匹配的共同体意识。第三，在抽象维度与现实维度的要素流动中的本体建设和增量、意识发生与铸牢、本体与意识之间转化，实质上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想象、意象与形象的循环。因此，本文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生与铸牢的相关问题概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象”的相关问题，并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体系（如图1所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主要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形态是较为抽象的，难以被国民的个体意识所全面而又准确地反映。因而，需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化，就是“借助于某种载体或媒介转化为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可感知、易体认、可参与的行动化过程”［14］。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化的纵深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铸牢是正相关的。但在具象化过程中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整体形态上是抽象的，实质上是客观实体存在的，是一个庞大多元多层次的由中国全体国民组成的人们共同体。单一具象化载体是不可能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貌的，强行为之只会导致中华民族被具象为“利维坦”。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象化应是以化整为零的方式系统地从其历史进程、文化表象、经济体系、社会规范、价值体系等方面着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为全体国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符号。如共同文化、区域语言、社会习俗、节日庆典等，反映着国民性格，进而实现“不管一个人想不想选择，只因为他已经参与这种生活方式，他总是被迫要接受民族文化和认同”［15］。具象需要保证被具象物和具象结果在意义表达上的一致性，所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化过程中，需警惕歪曲中华民族本体和符号象征意义的具象行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的第一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和意象生成的前提。无论是共同体想象还是共同体意象都是国民对于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反映。意识的产生、存在和传播都离不开物质，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和意象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基础。具象实质上就是将以主观形式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象征化、物质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看不见、摸不着”转变为“看得见、摸得着，还亲民”，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变得可感知、易体认。因此，全体国民可共建、共享和共感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系统了解和全方位认识中华民族，以形成稳定的共同体认知、想象和意象。进而，明确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并在社会交流交往中自觉自愿遵守和履行共同体身份规范，即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部分展示。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实现共同体想象的关键是语言，“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16］125。严格意义上讲，同一人们共同体内个体所使用的语言、所处的地域、所从事的经济生活、所创造的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心理素质都是实际存在的，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即民族不可能也不是想象的，而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的误解主要根源于族称并非客观存在，其中的关系犹如实际存在的人与人的姓名，可以说人的姓名是想象的，绝不可以说人是想象的，否则就会跌入唯心主义的深渊，难以真正认识民族的本质。但也应该看到，实体和称谓是可以一一对应的，而这一一对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想象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就是国民将作为族称的中华民族与作为人们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想象中合一的过程，也是国民将自身归属于中华民族，形成中华民族认知和认同，获得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过程。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是国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觉、认知和记忆等形成的精神体或者精神世界。一般认为，意象是一种介于主客观之间而存在信息载体，承载着意识主体对于外部环境的记忆和感官，是外部信息在主观世界构建而成的思维数据库。进一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形象与国民的主观意识融合而成的感知记忆和认同意识的思维集合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国民心理结构上的映射。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意象是国民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映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大部分。
第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中国国民性、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反映，“是该共同体的内部成员或外部受众对中华民族共有身份的认知描述与意象形塑”［17］。一方面，强调国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行为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和国民性；
另一方面，国民在明确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基础上，表达其中华民族认知，向外部受众传递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共知识，进而形塑外部受众的中华民族意象。前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外化，后者则是其知识传递。同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中，如抗震救灾中的众志成城、疫情防控中的全民参与，都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增添了新原材。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象、想象、意象和形象构成了逻辑闭环，但这一闭环并非单一循环，而是在不断的循环中融入新元素，丰富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象”。需注意的是，具象、想象、意象和形象之间的象际转化是需借助于特定载体而实现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载体就是符号。符号具有可感知、易体认和介之于主客观之间的特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际转化的理想媒介。“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18］1，即符号是意义载体，其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便于符号受众感知意义，隐喻着意义本体——象征符号——受众感知的意义传递过程。正因符号与本体相似，或符号象征着本体，所以本体与符号就产生了对应关系，即“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19］362。中华民族符号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象征化、符号化的产物，携带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国民进入这一符号传播过程中，中华民族就会被其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潜移默化地扎根其精神世界，对其产生影响，并借助其意识外化行为在社会传播开来，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于国民的社会关系的个体传播和扩散进路。
本体与意识被符号相连接。一方面，“将事物转化为符号，同时，这些符号共同形成一个生物体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确保现象可以重复、记忆并储存在习惯中，因此我们可以使用符号来指示世界的本质”。［20］2将上述两方面置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中，前者就是以符号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后者则指向在符号承载并保存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公共知识和行为习惯等，并在习俗式的符号活动中，该共同体想象产生，其意象得以代际传递和陶炼，最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通过国民在这一系列符号活动中的行为得以体现，并又产生新的集体记忆被符号所具化。不可置否，符号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有重要的建构功能，通过符号可以整合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群体。［21］6但符号被创制出来后就或多或少地携带着创制者的主观意识，符号创制活动也就具有不可控性，因此也需关注到符号对于共同体意识存在着潜在的解构风险，因为“通过它，同一主体不断地被构成和被分解”［22］64。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的增量环节
符号通过刺激受众的感官，受众感知到中华民族，发生民族情感的正迁移，生成由此及彼的民族共同体想象。进而，促使其发生民族身份认知、认同的心理渐变，并依托于社会关系由近及远地向周围辐射、扩散自我的中华民族认知，进而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孕育共同认知。由此，推及至集体、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想象。其中，当受众感知到符号时，就意味着符号的传播过程开始。
符号传播是符号被受众感知，其携带意义被受众接收的过程，既包含着符号与受众互动，也隐喻着符号主体与受众沟通。显然，符号传播的主客体之间的沟通，是符号携带意义的传递。在众多符号中，语言通常被认为是发生沟通行为的基础，是意义传递的直接方式；
文字则是语言的书面化，是意义表达方式中较为准确的方式。语言文字既是基础性符号，因其功能特性，也能成为沟通的基础工具。因此，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了中国全体国民沟通无障碍，营造了国民间的“事实上的特殊连带”［16］125，使得素未谋面的14亿国民能联结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但并不是说，符号被创制出来就一定能对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完善和铸牢产生积极影响。“象征符号只有在传播的互动中才能实现价值，传受的任何一方出现不协调，符号就会失去象征意义。”［23］146显然，符号本身只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客观物，其功能的真正发挥是需要传受双方在传播中的有效互动才能实现的。
其中，符号传播的突出形式主要有［24］：一是传播主体的“暴力灌输”，其主要体现是教育，“教育行动在客观上是一种符号暴力”［25］14。主要指传播主体以对受众进行意识形态规训和构建政治合法性为基本目的，系统、全面并具有针对性的符号传播形式。这种形式贯穿于国民的社会化过程中，往往能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播效果。但因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往往被部分受众所抵触和排斥。因此，为了获得更佳的传播效果，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策略弱化其强制性，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開展教育活动甚至是符号活动，从而使受众形成更为丰富而深刻的中华民族认知。由此，习近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26］二是传播受众的自发获取，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中出于兴趣、偏好或个体需求主动感知符号，于无形之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库，是一种弱强制强主动的符号传播形式。三是符号的自在传播，强调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意识。前面两种符号传播的形式，分别携带着传播主体和客体的主观意识，而符号的自在传播则是符号的一种无意识传播。这种形式，强调某种符号活动融于国民日常生活，并对其意识世界产生作用而不自知的状态，是符号的消极传播，其功能往往以习俗的形式发挥，如饮食“在身份认同塑造过程中，饮食文化具备符号性功能”［27］。
符号传播贯穿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体系的各环节，承载着具象、想象、意象和形象的循环，在具象和想象环节分别注重的是对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的创制与感知，而意象和形象环节则注重体认和外现。也就是说，伴随着符号的不断传播，国民感知、体认符号的象征意义不断强化，进而将象征意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在象征意义外化中创造着象征中华民族的新知识和新形象，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循环中的两个增量环节。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生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经过特定的排列组合后，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可视化、具象化的编码，便于保障国民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代际一致性。其中，编码就是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文化表象、经济体系、社会规范、价值体系等符号化为公共知识。国民在习得一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后，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习、获得和掌握中华民族的相关公共知识，并在主观世界形成中华民族的感官、记忆和知识的思维数据库，即中华民族公共知识的传播和受众获取使得共同体意象生成。
公共知识的公共非排他性极大影响了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感知的形成。在国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感知中，符号携带的“我们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信息也被感知。这一信息不断冲击、修正着国民的共同体身份认知，进而国民明确认识到自身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并自愿履行和遵守中华民族成员的义务。周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民共同体，“国民是由‘国与‘民关系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政治身份”［28］。这一论述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文本化的法律记录着的，法律实质上是人对社会关系的符号化处理。［29］显然，国民身份是符号与受众双向互动的结果。具体来说，受众感知、获得符号所承载的公共知识，并依据该公共知识形塑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在对共同体的反复想象中，产生了归属心理定势和稳定的共同体意象，进而认识到与其他国民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获得身份归属，完成共同体身份建构。
当然，共同体身份建构也得益于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这一共有精神家园可看作一个全民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即全体国民共有、共建、共享的感知、认同和记忆思维数据库。马俊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质是‘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建构”［30］。个体国民进入共有精神家园中，与其他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相遇，从而会产生“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心理追问。伴随着符号信息的获取，其心理追问被逐一解答，认识到“我属于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意识进一步被强化和稳定。
总的来说，伴随着承载公共知识的符号在社会的广泛传播，国民获得共同体身份，并进入共有精神家园；
在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民关于中华民族的感知、记忆和思维被补充完善和推己及人式地扩散，并为该精神家园供给了新要素，即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的互动。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习近平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31］一方面，符號与文化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符号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行动”［32］；
另一方面，作为“五个认同”之一的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之一。因此，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就可理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创制中华文化符号和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符号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均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最直观表征。不同的是，符号对应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则是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现。
在符号、形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上，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载体；
形象则表征着国民的主观认知、情感偏好和行为倾向，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合一，其中认知和意志是属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观层面的“象”——想象和意象的范畴；
情感是主观表于客观世界的一种心理意识，是形象展示、认同扩散和意识整合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行为是形象的直接表现方式。因而，在符号传播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就集中表现在情感和行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情感方面，营造情感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属性之一，强调国民对中华民族不自觉的情感依附与偏爱依恋。［33］在符号传播过程中，国民感知、理解中华民族独有的共同历史、集体记忆、共同场域、共同价值观念等共同性，这些共同性塑造了一个情感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在此平台上国民间的情感表达和解读具有规范一致性，因而成员间可跨时空地产生共鸣和共情。进而，国民间的个体情感被串联、整合为集体情感，集体情感进一步弥散于全民社会之中，全民性的集体情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得以出现，即在全社会营造了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
第二，在行为方面，形塑共同行为模式。所谓共同行为模式，就是不同共同体成员对于外界刺激做出的相似性较高的一种定向反应。行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直接表现形式，严格意义上讲，行为也是一种符号。符号既彰显着符合形象的期待行为—符号本体—受众意识的对应，也隐喻着受众意识—受众行为—彰显形象的对应。因此，欲保障形象期待行为与受众实际行为的一致性，就需以形象期待行为作为母本塑造共同行为模式。同时，针对不符合共同行为模式的共同行为，传播主体依靠特定合法的强制力对该行为或行为者作出否定性评价，并依据这一评价对行为者施压，从而促使其行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所期待的行为保持一致。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得以建构、彰显和形塑。
四、以“象”照进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铸中国梦”［3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总任务是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其价值实现与落地见效，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一定的方式影响国民的实际行为和现实社会生活，甚至是进入现实世界。因而，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象”的形式照进现实，并利用符号工具构筑其铸牢路径。
（一）以创设符号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
符号是感知、认知和认同等意识物形成的工具，也是群体相似性、集体记忆、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和价值体系等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承载体与表达方式。以集体记忆为例，每个共同体都有其所维系和传承的集体记忆。［35］伴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会形成诸多的个人记忆，但当人们置身于社会大事件中，个人记忆就会被联结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关于大事件的集体记忆，并在对集体记忆的回忆和表达时，他们往往流露出共同情感以表征着时下的共同心理状态。在记忆、情感和心理状态的统一中，成千上万的大事件参与者被联想为一个共同体，虽然实际上他们早在社会大事件中就成了利益共同体，但不自知。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件社会大事件都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大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般地，被文本化、符号化的大事件还原着前辈先人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给后辈以一种真实的历史在场体验，以情景还原的立体感知体验着中华民族应对重大事件的强大凝聚力，赋予后辈必定能度过当前艰难险阻的决心和勇气。在这一维度上，将国民关于社会大事件的新的集体记忆转化为符号，以丰富中华民族具象是十分必要的，尤其要注意的是，符号的呈现方式一定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如此才能真正意义上发挥符号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资源性功能。
（二）以媒介融合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
当符号及其象征意义被受众感知时，符号传播就开始了，并且受众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对符号本体及其象征意义的想象。其中，符号与受众产生关联的基础是传播媒介。在信息时代，随着信息爆炸和碎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符号所携带的信息）也主要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传播，传播主体—符号—传播受众和符号本体—符号—传播受众两组对应关系间的对应被模糊甚至是发生错乱。突出表现为：一方面，传播受众感知到的符号及其象征意义可能并非传播主体期待的；
另一方面，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实现了统一，其多元化特征越来越显著。而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不仅有信息碎片化，还有伴随着新媒体时代到来的传播媒介多样化，尤其是依托虚拟空间进行信息扩散和传播的网络传媒。
传统的单一线性传播媒介难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范围的传播扩散。因此，需要媒介融合创新传播方式。一是线上线下相结合。这一方式旨在满足成员间各异的信息获取需要和提升符号传播的覆盖面。尤为重要的是，为了保障线上线下符号内容的一致性，需要传播主体统一符号创制标准，并禁止、纠正歪曲符号意义的解释、表达行为。二是构建传播的系统化、常态化机制。国民对符号的自发获取并不一定能建构起传播主体期待的共同体想象，同时即使能构建起这一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失之偏颇。因此，需要传播主体以积极主动、系统全面的方式对符号进行传播。三是坚持官方媒体为主导，民间自媒体为重要补充。当下，如共青团中央的“公权私用”危机、《人民日报》“不是为了人民”等网络言论，都意味着官方媒体在网络空间中失信甚至被污名化。相对应的是，来源于群众的自媒体的异军突起，成为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主力军。但自媒体也容易受到侵蚀和教唆，或是为博流量造谣传谣，且自媒体造谣传谣屡禁不止，解构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需要以官方媒体为主导，把控符號传播的内容、方式和代价等。四是采用VR技术赋予受众情景还原的在场感，以一种在场性体验提升其共同体想象。
（三）以周期活动陶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
将感性的想象提炼为理性而深刻的意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时时讲、事事讲、处处讲”，即将符号传播融入受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受众无时无刻都感知到符号及其象征意义，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困难重重。因而，传播主体选择了较次的一种方式——符号的周期传播。
对此，较为突出的形式是：一是系统化教育。这是一种典型的符号代际传播方式，其周期性体现在一代代人总是在相似的年龄段接受相似的教育。系统化教育本质上就是符号传播和知识传递，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塑造受众关于中华民族及其共同体意识的记忆库。但也要防止“毒教材”等相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否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难以铸牢。
二是周期性举行仪式。“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
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36］82周期性仪式就是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不断重现，进而持续性地生成、凝聚和储存国民的归属意识，并在周期的反复中将之固化为稳定思维。当然在举行周期性仪式时，也不能墨守成规。一方面，要为新生的集体记忆创造特定的仪式进行周期传播；
另一方面，需挖掘传播节庆活动的资源性价值。节庆活动也是符号传播的周期仪式的一种重要形式。以拉祜族拜年礼为例，“实现现代性转化的拜年仪式，被赋予丰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37］。
三是依托网络媒体进行周期传播。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创办了《动漫·中华文化符号》专栏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推广彰显中华民族特色、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反映中华民族精神和共同心理特征的符号。另外，还可以在B站、抖音、小红书等网络热门平台，举办针对性的线上符号活动，并将其确定为周期性节目。在周期活动中，中华民族被人格化、象征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或意识将在国民的体认中建立、陶炼并铸牢。
（四）以共同行为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符号和意识再生的重要基础，主要由国民的行为尤其共同行为所展现。通常地，国民的共同行为集中出现于升国旗唱国歌、国庆大阅兵、国家公祭日等国家政治仪式，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重阳节等节庆活动，以及全民参与的新冠疫情防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汶川抗震救灾、唐山大地震等社会大事件中。政治仪式、节庆活动和社会大事件中的共同行为无疑都展现了国民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尊老爱幼的精神特质。
但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群体行为，这是值得正视并反思的。因而，以共同行为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时，就需要防止破坏共同体形象的行为生成。首先，以法律约束其行为。作为文本符号的法律，划定了国民的行为范围、内容和边界，明确告知受众某一行为的可为或不可为。当国民发生越界行为时，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机关将依据法律纠正其不当行为，并对其进行处罚。在这点上，当前以政府为首的传播主体的普法行动就显得十分必要。其次，以共同动机动员受众。动员需要借助于符号，“符号在原则上已被赋予了动机”［38］30，动机则是行为产生的原动力。因此，传播主体在需要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时，可借助承载着共同动机的符号在社会范围的传播，将动机转移到受众身上，激发其情绪，使其将动机化为自身行动的动力，自觉遵守传播主体制定的规则，产生传播主体期待的共同行为。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根本的是一个利益攸关共同体，也称为命运共同体，只有切实保障国民的权益，才能将这一共同体理念深深地烙印在其心理结构上，进而其行为才会以维护和展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为出发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良好展现，是全体国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的集体记忆和共同行为又会转化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生不息的养分。
五、余 论
整体上看，现实中作为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存在形态是抽象的，需要借助符号来“拟象”，从而被全体国民所感知，进而认同中华民族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本身不是‘体”［39］，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呈现，它处于抽象与现实、本体与意识之间。但由于符号天然存在能指和所指断裂的可能性，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也可能陷入“道可道非常道”的困境，即“象”有时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本体意义，具象化、符号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存在错位。理论上符号可以完整地呈现和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但受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限制，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往往难以达到最优，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象”的局限所在。同时，受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社会阅历等主观因素影响，作为传播受众的社会成员不一定能准确读取中华民族符号所携带的象征意义。所以，进一步优化中华民族符号的创制、传播和反馈机制是十分有必要的。总起来看，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存在局限性，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象”的作用利大于弊。因此有必要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体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抽象维度拉入现实世界，使得全体国民切身地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以中华文化自信为基础形塑中华民族自信，从而铸牢全体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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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INTO REALITY：THE “XIANG” THAT FORGES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u Yong
Abstract：People"s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needs the help of symbols to “Embody Images”，turning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rom an abstract dimension into the real world，and then forming and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iang” is the way to indicate and turn 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to reality，which lies between the abstraction and the reality as well as 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consciousness. Specifically，along with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ymbols，the Chinese nation"s collective memory，common culture，value system，and historical process attached to the symbols are continuously sensed by people，and in the process，forming the concrete image-imaginary image-sensible image-representative image cycl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cycle，a sense of community is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psychological structure，reproduces the common memory and public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nation，further preserves，disseminates and delivers these memories and knowledge by the form of symbols，and thereby ensures the regeneration，accumulation，strengthen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Xiang；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body and the consciousness；
symbols
〔责任编辑：俸代瑜〕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生机理及铸牢路径研究”（KC-22221596）。
①本文所讲的符号是中华民族象征化或携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符号，即中华民族符号。
②具体参见李乐，王艺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机制探赜》，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彭佳，何超彦：《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载于《民族学刊》，2021年第1期；
范俊：《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符号机制》，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谢新清，王成：《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基于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的启示》，载于《晋阳学刊》，2020年第4期。
③具体参见何生海：《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刘永刚，徐飞：《政治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维度》，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李维军，杨丽：《红色文化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向度解析》，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刘春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歌认同进路》，载于《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④具体参见沈艾娥：《新媒体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载于《民族学刊》，2021年第5期；
许亚锋：《新媒体接触行为与国家认同——基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证研究》，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