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涛 周天楠
摘 要：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建构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即研究范式有待转换、研究视野有待拓展、研究形态有待建构。鉴于此，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需要遵循从理论到实践、从西方到中国、从自信到自强的逻辑理路；
需要坚持“理论版本”与“实践版本”相统一、坚持“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相统一、坚持“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相统一。
关键词：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
话语权；
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4）06-0103-06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和核心”［1］116，而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重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当前，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依然面临着研究范式有待转换、研究视野有待拓展、研究形态有待建构的理论困境，因而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因为“我们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3］，从而增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充分发挥其“理论引领”作用。
一、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困境
所谓“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主要指在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过程中，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进程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现时代的延续与转换，生发的能破解“中国问题”、贡献“中国理论”的各种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和。目前，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尚面临诸多理论困境。
（一）研究范式有待转换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因为离开“问题”的理论，忽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注定缺乏“观照”现实的力量，如果仅仅沉溺于小格局的文本解读及其诠释技法之中，在学术化的口号中远离现实生活，就会使哲学在书斋中更加思辨化、碎片化和个人化。如此，理论的目光对现实视而不见，学术的能量对现实无能为力，思想的话语对现实沉默寡言，甚至沉默不语，最终只会窒息理论自身的生命力。
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不可能纯学术化，必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目前，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注重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逻辑结构与历史建构，在解释主体与文本对象之间充分展开“对话”，再现著作者思想的语境性，力图从原生态思想的逻辑架构中进行研究。这一做法的问题在于，过于注重对“学术性”和“理论性”的强调，主要沉溺于抽象的“词义考辨”、简单的“文本解读”，停留于文本“沉思”之中，对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本真精神的解读脱离中国实际，不能真正介入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不符合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精神与要求。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与现实无关的纯粹抽象，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素质和“眼力”去领会晦涩中蕴藏的深刻，“读出”抽象背后的现实。
综上，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弄清转向“现实生活”的哲学变革的真实意义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学术研究不仅与“现实”相关，而且是“作为学者们独立于政治现实而得到的规定，即使学术是在封闭行业当中得到界定的，但它的自治总是应当让哲学融化到人类改造自身和客观世界的力量当中去”［4］。因此，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不能只在“书房”里解读“经典文本”，而应当走出“书斋”，从当代中国实践这本“书”入手，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哲学问题，时刻关注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
（二）研究视野有待拓展
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当然需要借鉴西方优秀的理论成果，但主要是以其为参考不断建构中国理论。
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远远不够。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不仅包含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中国向度”，更需要具有普遍性意义价值的“世界向度”，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大多能找到全球化的因素。如果仅仅停留在“中国向度”，片面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缺乏开放性视野下的“双向互动”研究，无疑会禁锢研究视野，更谈不上阐发其“世界意义”。全球化时代，封闭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不可能，拓展研究视野势在必行。全球化不仅仅是贸易投资，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流通。从话语权建设方面来看，闭门政策只会导致“自说自话”，既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也无法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故而，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建构“要取得丰硕成果并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尊重他人的哲学研究，与他人的哲学研究进行平等对话与思想交流，从他人的哲学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5］。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长期以来固化的理论视野与研究范式，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迁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从多学科视域关注新问题、触碰新观念、激发新思想、提炼新方法，以“和谐共生”的视野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并开展有序、有效的对话，建立起良好的对话机制，开拓人们的眼界与思维，深切把握最有意义的时代性课题，从而为学术生长拓辟新的巨大空间。这既是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所必须关注、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不同学科之间能够展开对话、交流的学理基础。
（三）研究形态有待建构
任何哲学都必须积极回应时代的诉求，否则难以走出“不在场”“失语”“边缘化”之困境。显然，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也不例外。正如前文指出的，今日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并没有为我们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可供参照的答案。知识体系和话语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以分离的部分。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基础，没有知识体系就不会有话语权。但也应当看到，光有知识体系不一定就拥有话语权。话语权是一种和“他者”的沟通能力，最基本的就是让“他者”了解自己，如果“他者”不能了解自己，那么其它的就无从谈起。再者，话语权表现为“他者”对自己的信服，对自己自愿的接受。我们要在拓展研究视野的过程中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迎来了春天，强调人在“实践活动”中实际地改造世界、关注现实、理解现实，积极拓展参与现实的方式与途径，只有将研究主题、内容、视野、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式、发展路径等都纳入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新形态才有可能。正如有学者所言：“理论逻辑应该反映事物逻辑或认识逻辑，这就是说，问题自身所固有的结构规定和制约着解决它的理论的内在逻辑。”［6］因此，立足中国实践，总结、提炼并建构起能够指导实践的具有21世纪风格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是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逻辑理路
新时代，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7］，其建构应遵循内在的逻辑理路，即从“理论”到“实践”的范式转换逻辑、从“西方”到“中国”的场域转换逻辑、从“自信”到“自强”的认知转变逻辑。
（一）从“理论”到“实践”的范式转换逻辑
“所谓范式，就是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8］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并非仅仅停留在体现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的理论维度，而是始终关注现实并致力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的范式转换逻辑彰显了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实践与价值愿景的新境界。
理论阐释是必要的，但哲学不能仅仅注解与论证给定的东西，这样会丧失哲学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问世，就与人类实践共同前进、共同繁荣兴旺，其根本性特征就是“改变世界”，其提供给我们的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9］，这表明其生命力来源于并服务于人类实践。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不足，就是忽视中国的具体国情，拘泥于体系与经典文本的解读而缺乏时代表达，要么仅仅是转介他人观点、注释他人思想、解释他人著作，进行“概念”到“概念”的“理论阐释”；
要么并未从中国发生的变化与取得的成就中提炼出“新表述”“新概念”“新范畴”“新理念”“新思想”，进而失去常青的生活底色而蜕变为苍白抽象的教条，对问题之研究往往只局限于宏大领域，而对于微观领域的问题，难以给出充分的理论回答。
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当代形态，目的不是追逐时髦的话语体系，让理论的“触须”在思辨的“天国”中任意摇摆，而是摆脱“西天取经”的学徒心态，认识到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和合理性，从当代中国鲜活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并上升到理论，进而通过理论上的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来指导实践。在此过程中，对于西方的东西要学习借鉴，批判吸收，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全盘西化。惟有如此，才能真正为当代中国实践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否则转向“现实生活”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极易陷入肤浅、生疏和新的公式化陷阱。因此，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首要的是正确理解其理论实现方式与学术表达方式，而“最坚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从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捕捉和把握其蕴含的重大哲学问题”［10］，要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所在。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不能沉默不语，也不能成为学者书斋的窃窃私语，而是需要正确运用其理论实现方式与学术表达方式，从而以其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来赢得人们的信任，实现适应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理论”到“实践”的范式转换。
（二）从“西方”到“中国”的场域转换逻辑
场域转换阐明了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学理关系，是确立前者主体地位的重要标志。
在全球化的话语场域中，西方仍然掌握着话语霸权。一般而言，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不能解释好自己，反而会曲解自己，更不用说借此让外部世界来了解自己了，既不是自己的知识体系，也缺乏话语权。西方话语完全用“普世价值”衡量、评判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针对中国外交战略及国际活动进行话语设置。一些西方学者惯用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等话语，把中国塑造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从发展成就、国际话语来看，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中国还未能对自己的发展优势进行理论提炼，还存在着明显的“话语赤字”。
鉴于上述因素，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难点在于如何让中国能够被世界尤其是西方所接受、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构建“中国叙事”体系。西方为什么有强大的话语权？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把西方的故事讲得很好，很多价值观是通过“讲故事”表达出来的。因此，建构产生话语权的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经验材料之上，必须是“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是对中国实践的理论表征，是对中国问题的理论回答”［11］。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只有讲“中国话语”，才能使我们反思并理解我们的“生命境遇”与“生存意义”，具体解决“中国问题”。这意味着面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为有效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规制，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理路、表述风格等方面，亟须构建“中国版本”的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同时加强“马”“中”“西”深入对话，破除西方话语霸权规制，进而解决“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话语之履”的问题，最终实现从“西方”到“中国”的场域转换。
（三）从“自信”到“自强”的认知转变逻辑
目前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利因素在于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它们想要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即支撑硬实力的软实力是什么。经济的崛起，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软实力了解的需求，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亲密”，这既体现在器物的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又表现于共同面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还反映在彼此之间的思想、理论、文化与价值的深刻交流、交汇、交融甚至碰撞、冲突与交锋上，更体现在各国之间的制度、道路的比较方面。中国对世界的责任、贡献、影响乃至话语权建设也愈加重要，更加彰显出中国巨大发展成就的独特魅力。由于中国与西方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对中国“权威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担忧，促使其经常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然而，今日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中国取得的“发展优势”并未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世界意识即自觉面向世界并努力走向世界的意识仍然十分薄弱。由于理论视野的狭窄与世界眼光的缺失，我们的哲学知识体系既无法贡献出中国的独特智慧，也很难揭示自身的完整内涵与深刻意义，更不能真正走向世界。故而，当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仍然很小，“理论引领”更是无从谈起，这也正是制约我们国家走向世界的关键。从当代中国现实来讲，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与民族性。“任何一种真正的和伟大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进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12］这就要求我们逐渐摆脱“耕西方田”的“学徒状态”，并提出“犁中国田”的“自我主张”。
具体而言，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与民情，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的本质联系，更加积极借鉴、吸收与融合国内外研究的有益成果，通过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以带动与促进我们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从“经典文本”中寻求思想资源，紧紧“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13］，从而提炼出“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这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学术自信”“理论自信”乃至“思想自信”，实现从“自信”到“自强”的认知转变，也是我们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三、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未来走向
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展现其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要与时代共进，既应直面时代和实践，以当下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我们正在和将要做的事情为指向，又应确立世界视野”［14］。
（一）坚持“理论版本”与“实践版本”相统一
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不能脱离我们这个时代，超然于社会环境之外，必须“富于时代精神，能够从理论思维高度回答新世纪、新千年的时代课题，把握时代脉搏，富有时代气息”［15］，立足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坚持“理论版本”与“实践版本”相统一。
一方面，“实践版本”决定“理论版本”。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处于支配地位的教科书体系恰恰与当代火热的社会生活、实践有一定的距离”［16］。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既要强调学术研究，更需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有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民族最深切、最强烈的愿望，新时代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便是要回到这个根本，真正彰显这个时代精神，并使之升华为哲学理论。另一方面，“理论版本”进一步夯实“实践版本”。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需要“创建一套使理论研究工作与宣传教育工作相互促进的制度和体制”［17］，从而在创新中充分凸显中国学术研究自信。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虽然大大突破了西方既有现代化理论解释框架，但只有基于能够充分说明中国经验与引导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精神观念，才能够获得世界的认同。这样一种精神观念无疑是一个涉及各个精神文化领域的复合性系统，其核心必然是“哲学层面”的概念。
因此，社会学者要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反思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群体性、深层次的主体意识，始终怀有更为宏大的学术抱负、更为根本的学术关怀、更为深沉的学科自信，这是我们强化主体意识，更加充分地展现学科自信，同时始终保持独立性、塑造独立性并促进各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引领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当前，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这一“理论版本”，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终证明它的客观真理性。综上，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既需要通过对时代的解读而理解好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这一“理论版本”，更需要践行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实践版本”。
（二）坚持“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相统一
知识体系的形成不能走关起门来的道路。西方在近代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实行开放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文明都对西方产生过很大影响，中国文明的很多价值都被西方所吸纳。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研究中国，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研究，占尽语言上的优势、文化上的优势、地理上的优势。但是，从方法论看，要避免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既防止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套用西方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又避免陷入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误区。
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与主客观的辩证统一。既要有中国立场、中国情怀，又要实事求是，理性客观；
既要有中国视角，历史比较，又要有全球视野，中外比较；
既要坚持中国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又要善于学习和吸取其他国家在中国研究上的积极成果。一方面，必须坚守“中国立场”，继续坚持学科的本色研究并大胆突破学科的理论界限，努力学习与理解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述系与研究方法，使学科对话的学术水准实现新的提升与飞跃。另一方面，要树立“全球视野”，更好地把发展自身与加强交流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结合，积极与西方哲学界展开对话，不断开辟新的学术空间。学科对话有利于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启、新的学术思维的激活、新的理论范式的确立，要大力宣传中国哲学文化，对汲取可能的学术资源与思想智慧进行客观、深入的总结与提炼，使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走向世界，同时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更好地解读当代世界，真正为人类命运而深刻思考。
新时代，我们要坚守“中国立场”，树立全球视野。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的真正路向，是在时代与学术的交互共进、现实与理论的交织互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中，“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以及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提供超越国界的世界意义”［18］，为真正、彻底解决今日世界问题提供“中国理论”、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惟有如此，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中国时代”才会尽快来临。
（三）坚持“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相统一
话语之间的交锋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较量。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崛起成为大国，就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一个为世界所接受的知识体系。对于中国来说，自身话语权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始终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经验材料之上。
因此，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首先必须加强“学术话语”建设。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而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这需要我们强化主体意识，更加充分地展现学科自信，始终保持独立性、塑造独立性并促进各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引领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健康发展；
切实推进“两个结合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着力增强社会科学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持续提升学科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这是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前提与基础。同时，要把加强“学术话语”建设与坚持“政治话语”有机结合起来。当前，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迫切任务，就是要破除解读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霸权，解构西方话语，运用“学术话语”从学术角度分析其方法论的谬误，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经验”，阐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解决“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的问题。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构并运用好适用中国的“政治话语”，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西方文明背后的话语陷阱、意识形态渗透，为人类提供新的文明生活样式，引领世界建立新的文明秩序。
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与推动。在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学者知识贡献方面的使命尤为重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支持下，理论研究者的责任是“在‘中国叙事‘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把经验材料概念化、观念化和理论化”［1］192，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并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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