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翼
2024年5月7日，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印度总理莫迪在投票后展示手指上的标记。图/视觉中国
2024年6月9日，纳伦德拉·莫迪宣誓就职印度总理，开启了他的第三个任期。在此之前，能在印度做到第三任总理的，只有他们的国父尼赫鲁。
然而，莫迪的这第三个任期注定不会平静。
6月5日发布的印度大选计票结果显示，印度人民党仅获得了人民院中的240席，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获得293席。这与选前印人党“全国民主联盟超过400席，印人党拿下370席”的口号相去甚远。
由于印人党未能依靠自身获得超过半数（272个席位），便需通过与盟友人民党（统一派）（Janata Dal United，来自比哈尔邦）和泰卢固之乡党（TDP，来自安得拉邦）组建联盟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的方式进行执政。另一方面，反对党印度国大党带领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则一共获得了232个席位。
这一结果出乎所有媒体和外部观察者的预料，也意味着印度政局将发生结构性改变。
莫迪在从政生涯中从未经历过联盟政府的形式，因此如何与其盟友协调并让步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而且，2024年10月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哈里亚纳邦还将举行邦议会选举，如果在这两个邦印人党遭遇进一步的失利，就会极大地影响联盟政府的稳定性。
由此看来，印人党未来五年能否持续执政，还是未知数。
北方邦的失利：印度教民族主义气数已尽？
与上一届大选相比，印人党丢失了63个席位，在北方邦丢掉29席，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丢掉14席，此外卡纳塔克邦、西孟加拉邦、拉贾斯坦邦也是印人党主要失票的地方。
这其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被视为印度教腹地的北方邦。作为印度人口最多的邦（达到了惊人的2.4亿），该邦一共会产生80个议员席位，因此北方邦的票型将很大程度影响新政府的结构。
并且，新罗摩神庙的所在地就位于该邦的阿约提亚（Ayodhya）小城。
根据印度教的传说，该地建于16世纪的巴布里清真寺正好是印度教神祇罗摩的出生地。而部分印度教徒认为，正是为了建巴布里清真寺，老的罗摩神庙才会被推倒。恢复罗摩神庙，正是印度教色彩浓烈的印人党最重要的主张之一。1992年清真寺被捣毁，此后又经历土地纠纷，直到2024年1月新罗摩神庙才终于完成了揭幕。
该神庙的大规模落成仪式被认为是莫迪的竞选宣言，标志着印人党实现了自己跨越30年的政治承诺，也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达到了顶峰。
但是在这次大选中，印人党却丢掉了阿约提亚所属的法伊扎巴德（Faizabad）选区。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场景，似乎暗示着印度教民族主义颓势已现。
不过，如果深入分析印人党在北方邦的失利，就会发现情况要更为复杂。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助理教授阿尔文·库马尔（Arvind Kumar）和尤拉吉·杜特学院（Yuveraj Dutta P.G. College）副教授桑杰·库马尔（Sanjay Kumar）在印度The？Print新闻网上刊文称，北方邦选民所不买账的并非莫迪，而是该邦的印人党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
两名作者对印人党在北方邦的失利给出了以下几个理由：首先，该邦失业率仍然较高，而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做得还不够。一个典型体现是，在过去几年里，该邦政府作废了十几场政府岗位考试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试卷的提前泄露。这让参加考试的群体相当沮丧，并把矛头对准了邦政府。
其次，旨在照顾低种姓、女性、少数民族等印度弱势群体的席位保留政策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致使北方邦弱势群体较为不满。
第三，由于北方邦实行了最为严格的限制屠牛政策，导致大量牛群失去经济价值，被遗弃在街头游荡，有时进入农田破坏作物，对农民生活造成了打击。
第四，该邦地方官员的普遍腐败导致了选民的疏离。
这里提到的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是一名印度教僧侣，有着资深的团家族（印度多个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联盟）经历，也享有很高的支持度。2022年约吉在北方邦邦议会选举中达成了历史性的连任，成为过去35年来第一位在北方邦连任的首席部长。
约吉·阿迪蒂亚纳特一度被视为印人党的明日之星，甚至被传为莫迪未来的接班人。两人的执政风格也算一脉相承。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以重商、抓基建和简政放权的“古吉拉特模式”著称。而约吉治下的“北方邦模式”（UP Model），基本就是“古吉拉特模式”的加强版。
然而约吉并没有重现莫迪在古吉拉特邦实现的奇迹。此次北方邦的选举失利意味着，印人党内的权力格局可能会发生相当的变动，约吉的党内地位可能也将下降。
然而，尽管遭遇了“虽胜犹败”的局面，印人党仍获得了全部选民中36.56%的选票，与上一届大选的差额仅为0.8%；
对比之下，2014年印人党仅获得了31%的选票。不过当时印人党一举夺得多数，而如今则不得不仰赖盟友支持，多少有些造化弄人的意味。
与全国大选同步进行的邦议会选举中，印人党在奥里萨邦获得多数，使得该邦在位24年之久的首席部长纳文·帕特纳基斯（Naveen Patnaik）黯然退场。在安得拉邦，印人党的盟友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 Party）也获得了执政地位。这样一来，在28个邦和3个中央直辖区中，全国民主联盟控制的地区已经上升到了20个，其中印人党控制的地区也有13个之多；
相形之下，国大党控制的地区仅为3个。
此外，在被认为与印人党格格不入的印度南方地区，该党的影响力实现了稳步上升。在泰米尔纳德邦，印人党获得了大约11%的选票，为历史最好成绩；
在喀拉拉邦还第一次选出了印人党的议员。
“关键是经济”，但“经济”是什么？
本次大选的结果出乎意料，印度股市出现了四年来的最大跌幅。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联盟政府意味着土地收购和其他经济改革事项未来将会遭遇许多阻碍，但主要还是因为计票前股市对印人党有着过高的期待。
CNN就发表了题目为《“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故事”：为什么印度的选举冲击不会破坏其经济繁荣》的分析文章，强调在莫迪十年里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了55%。十年前，印度是全球第九大经济体，今天已经成为第五大经济体。而在这个十年的末尾，印度预计将成为美国和中国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其制造业也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2021年，印度负责生产全球3%的苹果手机，到了2023年，由于富士康在印度落户，这一数字已经跃升到11%。据预测，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3%。
与此同时，印度的贫富差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1世纪资本论》作者、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此前与另外几位学者联合发文称，印度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殖民时代。从20世纪30年代到印度独立的1947年，全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到全国的20%-21%；
但在今天，最富有的1%拥有全国22.6%的收入。从资产总额来说，最富有的1%更是占据了全国40.1%的财富。
这样不平衡的经济增长自然会在选票上有所反映。《印度快报》（The India Express）的一篇分析文章显示，在人均GDP增长低于2%的几个邦里印人党的得票率更有可能下降。印度记者格莱什玛·库塔尔（Greeshma Kuthar）就在《印度教徒报》（The Hindu）上刊文，其标题使用了克林顿的老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数据传达了与上述结论相矛盾的信息。例如，2023年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北方邦的失业率为3%和2.4%，都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17%。
所以要了解当前印度社会的整体趋势，就需要做出更深层的分析。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印度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服务业，制造业占比很低。并且，印度经济的高增长往往没有转化成高质量的就业增长，这一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问题自然包含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全球经济自19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在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下，全球制造业增长放缓乃至走向去工业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了还未工业化就已经去工业化的现象。尽管全球利润率并没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投资率，尤其是固定资本投资则下降了不少。这对于整个经济结构，尤其是就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美国学者亚伦·贝纳纳夫（Aaron Benanav）在其著作《后稀缺：自动化与未来工作》中指出，致使全球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放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动化技术产生的“机器换人”效应，而是工业产能过剩。他认为，“整个经济体系之所以出现劳动力需求下降，并不是因为自动化提升了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
事实恰恰相反，非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甚至低于制造业水平。以德国和日本为例，2001年至2017年，两国制造业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2.2％和2.7%， 而同期两国整体经济生产率增速均仅为0.7%。”
这一全球经济的变化在印度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印度经济最突出的特点便在于其“无就业的增长”（jobless growth）和庞大的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
自2011年人口普查以来，印度政府还未发布新的相关数据，因此对印度的就业格局还不能有一个完全把握，但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印度是全世界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比重最多的国家，这一比例可以达到惊人的90%。
即便放低标准，将缴纳商品和服务税的群体也算为正式部门，2018年非农业就业中也有47%的劳动力是在非正式部门。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得不到吸收的劳动力只好通过参与农村的非农业劳动来谋生，这主要是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一类的工作。
2024年6月6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展示股市走势图，批评莫迪及其内阁，要求调查他们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前就股市走势发表的言论。图/视觉中国
这种相当不稳定的就业模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这样的指标所不能捕捉的。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印度代表乔什·费尔曼（Josh Felman）和印度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苏布拉玛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就在《印度快报》刊文指出，虽然这种经济结构和就业格局并不是莫迪时代开创的，但是莫迪的一系列鲁莽政策，包括2016年的废钞令和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措施，对这一不稳定就业群体造成的打击和伤害最为严重。
另一个尤为突出的群体是获得一定教育的年轻一代印度青年。这一群体很难被正式经济部门完全吸收，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回到农业部门——毕竟为教育付出的投入，也要求他们获得稳定的货币收入。在15-29岁青年群体中，获得大学学历的群体失业率超过了29%，是不会读写的群体的9倍。在此大背景下，考公成了众人争夺的香饽饽。
这也正是为什么上文提到的邦政府公共部门考卷泄露事件中，人们会对北方邦政府如此沮丧和愤怒。
对于这样的情况，印度政府采取过一定的措施。2005年，国大党政府通过《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无条件给每一位失业农民提供100天的就业并给予最低工资，便是为了应对这种就业危机。
莫迪上台初期执政党一度叫嚣要撤销这一法案，但是在2015财年却实际上为该项目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多的拨款，由此也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这样的做法毕竟不能逆转就业问题的基本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教民族主义将自己嵌入其中（尽管并不舒适）。或许在外界看来，印度教民族主义非理性且狂热，但是它并非完全脱离经济而运作，甚至起到了某种补偿作用。
2024年6月1日，人们在印度加尔各答一处投票站等候投票。图/新华社
奥斯陆大学的两位学者乔斯坦·雅各布森（Jostein Jakobsen）和肯尼思·博·尼尔森（Kenneth Bo Nielsen）于2024年出版的小册子《威权民粹主义和莫迪的圣牛政治经济学》（Authoritarian Populism and Bovine Political Economy in Modi India）中就讨论了这样一个悖论：莫迪执政期间，印人党执政的各邦采取了严格程度不一的屠牛禁令，这其中北方邦的法令最为严格；
但与此同时，印度又是全球主要牛肉出口国之一，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正是北方邦。
两位学者进一步指出，屠牛禁令不只是一个文化政治议题，因为被遗弃的牛群往往会在乡间游荡，有时还破坏农作物。为了制止屠牛并且解决被遗弃牛群的问题，护牛的印度教组织也就需要筹集资金并调动人力参与这一事业——这其中许多的护牛团体参与者都是较为贫穷的工人阶级成员，他们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力便是团体发放的津贴，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获得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
另一方面，屠牛禁令关闭了原先由市政开办的屠宰场，而许可证制度使得个体屠宰户几乎不可能继续从事这一行业。截止到2022年，北方邦的屠宰户和肉商在数量上仅有以前的5%。这就加剧了大规模肉类加工企业的垄断和集中。新冠疫情后，人们对冷冻食品的广泛接受和印度政府推行的独立自主政策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更是利好。
可以说，屠牛悖论最鲜明地表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如何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相结合的。尽管这种共处并非没有裂痕，但其生命力绝对还没枯竭。
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印度的问题并非一个孤立的发展问题。相反，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必须放在全球的动态去理解。印度经济的一些看起来很“奇异”的特征，例如不稳定劳动问题，更应该视为世界经济逻辑在其巨大体量下催生的产物，独特但合情理。
自2024年4月19日开始，周期长达一个半月的印度大选终于落幕，但是印度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才刚刚开始。其印度教民族主义也是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甚至还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印度未来的发展，还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作者系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发展专业在读博士生，关注当代印度政治经济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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