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五个新特征：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
从沿海开放为先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
从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
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党的二十大确定了中国下一阶段对外开放的五个新任务：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
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
实施“自贸港＋自贸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
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同时，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出现了三个趋势性、结构性的亮点：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出口贸易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引进外资规模逐年增长。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对外开放外资制度型开放
作者简介：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围绕落实这一重大战略，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既有力有效地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又积极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在一系列战略组合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并在对外经济中呈现出三个不同寻常的亮点，这些亮点正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所在、源泉所在。
一、新时代中国新发展格局悄然生成，
并形成对外开放的五个新特征
近十年来，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悄然生成。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如果进出口贸易额
包括货物贸易额和服务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60%以上，即是以外循环为主体；
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在40%以内，即是以内循环为主体。中国从1978年起步，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2006年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达到71%，这个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是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方面美国、欧洲受危机冲击购买力下降，中国的进出口受到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为了稳住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安排4万亿元资金实施内需驱动，抵消、对冲、缓和了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保持了GDP相对稳定的增长。到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降至55%。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作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并着力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扩展经济的内生动力。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进一步逐年下降，2016年降低到38%，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悄然形成。但是，保持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在40%以内，只是新发展格局的框架比例，要真正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涵，还需达成五个目标：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自立自强科技创新能力；
第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中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
第三，通过扩链强链补链，形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上中下游产业链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制造业体系；
第四，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要显著提高；
第五，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述目标将在中国正在推进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外循环的比重尽管从原来的70%左右降低到了38%左右，但对外开放的大门并不是关小、关紧，而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形成了五个对外开放的新特征。
一是在投资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引进来”，也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据商务部数据，在引进外资方面，中国近十年平均每年实际使用外资1400多亿美元，2022年实际使用外资更是上升到近1900亿美元。在对外投资方面，1979—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为5000亿美元；
而2017—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约7700亿美元。“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投资的特征已经很明晰地显现出来了。
二是在贸易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十年来，中国一方面持续降低关税水平、稳步扩大进口，另一方面，自2018年起每年在上海举办超大规模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欢迎跨国公司把好产品出口到中国来。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的货物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般都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技术和服务等领域的贸易顺差，其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
截至2023年7月，中国关税总水平已降至7.3%，今后估计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中国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可以直接降低产品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
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
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三是在区域开放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沿海地区开放为先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2010年以前，中国各类国家级的开放措施都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出的14个开放城市、2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在沿海地区；
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五大经济特区，即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区、厦门经济特区以及海南经济特区，都在沿海地区；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推出的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也都位于沿海地区。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十年，中国推动东西南北中一体化开放。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区政策对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的开放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新区政策差不多有20年一直局限在沿海地区，没有在全国范围推广开。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一下子在中西部批准了多个新区，沿海增加了5个，现在全国一共有19个国家级新区。保税区也从沿海推广到了中西部地区。2010年以前，中国全部70多个保税区与中西部地区无关；
2010年以后，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增加到171个，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中西部地区批准了60多个。再如，全国分批次先后批准了22个自贸试验区，其中东部7个、中部7个、西部7个，再加1个海南自贸港。
本质上，开放是一种理念、一种制度，与区位无关。德国位于西欧的中部，地处内陆，但是谁能说德国市场开放度比临海的西班牙开放度低？欧盟国家是一样的开放、一体化的开放，开放与地理位置无关。中国过去的开放是以沿海为主，现在转向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
四是在产业政策上，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以往，中国引入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工业、百货、建筑业和房地产等有形产品领域，对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和证券公司等金融业以及教育、医疗和文化艺术等无形产品领域，在准入前国民待遇、股权比例限制以及营业范围方面的内在约束还有很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对服务业、金融业和工商产业的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对所有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全方位、宽领城、多渠道开放。比如，在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在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
在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等。如今，中国开放度越来越高，开放策略已经转变为具有宽领域、多渠道、全方位特征的一种新模式。
五是在全球贸易治理方面，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及修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不论是投资领域，还是贸易领域，中国都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发言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修订，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谈判，确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是适应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而且开始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是WTO的全面支持者，也是WTO改革的重要推进者；
第二，在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中的新贸易规则讨论、谈判中，中国既是贸易谈判的推动者，同时又为了自身的正当权益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合理，积极参与各贸易规则的讨论、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2022年正式生效，标志着目前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区正式启动，而中国正是RCEP谈判的坚定支持者，在RCEP推进中发挥了支柱性作用。中国还与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欧CAI）的谈判工作，并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新一轮经贸规则制定。另外，“—带一路”倡议涉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其中国际经济规则的导向制定都是中国发挥主导作用。
二、党的二十大确定了下一阶段开放的五大新任务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为此，部署了五个方面的任务。
（一）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由过去在沿海地区通过设置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从事加工贸易、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在过去的开放模式下，各种海关特殊监管区营造了一个近似国际化的“小环境”，配合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如今中国的开放已经不限于在狭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或其他各种“试验田”和“先行区”，而是进入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成为全球要素资源强大引力场，这就需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效贯通起来。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以内外贸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方面相衔接，实现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促进内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
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维修与再制造、销售结算等产业链中高端延伸；
依托开放平台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支持建设内外贸“一站式”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对外开放长期存在的短板领域，如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以及数字经济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要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行为法治化方面迈出新步伐，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二）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
过去十年，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主要是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推动。据WTO预计，到2040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将超过30%，比2022年提高近10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要建设贸易强国必须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上发力。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二位。但对比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高附加值的行业结构，对比中国40多年来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中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规模大、结构效益不高等问题，巨量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曾连续多年召开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发表重要讲话，有关部门还专门出台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作为服务贸易中最具潜力、发展空间最大的数字贸易，近年发展迅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由2011年的48%增长至2020年的63.6%。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部分伴生于货物贸易和非数字服务贸易，部分纯粹是数字化服务或产品的跨境贸易，正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形态、未来贸易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在这方面有基础有优势，而且已经正式申请加入旨在促进数字贸易合作并为数字经济创建框架的DEPA。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将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的比重也将逐步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将与货物贸易共同支撑中国贸易强国建设。
（三）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
共建“一带一路”短短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其中，中欧班列的开行和运营堪称“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迈入新征程，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特别是要考虑通过优化调整运力布局，为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比如，西通道的年开行运力将由现在的9000列提升到1.8万列，而中通道和东通道的年开行能力将从目前的6000列提升到3万列，潜力巨大。若提升了北上（东中两通道）通道的运输和通行能力，将给中国东北地区开放带来新的契机。除了北上、西出（西通道）两大战略方向，还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个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另一个是以中老、中越、中缅三大通道为依托、面向中南半岛的南向通道。这些通道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缝连在一起，同时将带动相关区域的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此外，中国各地区还可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开展建设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特色合作，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
（四）实施“自贸港＋自贸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
作为国家最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建设已进入具体施工阶段，《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要在2025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将是一个里程碑。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各自贸试验区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探索成果。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笔者认为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推动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区域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如何发挥自贸港、自贸试验区开放优势，推动创新要素跨境自由便利流动，进而吸引集聚国际创新资源，打造国际创新合作平台？这既是提升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科技脱钩、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需要。从产业发展需要看，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对监管的标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和监管问题都可以在自贸港、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二是如何通过自贸港和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近年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正酝酿超越WTO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同时，中国参与的RCEP已正式生效，中欧CAI完成谈判，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DEPA。总的来看，国际经贸规则演进的基本方向是“三零”规则，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开放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转变，更加强调营商环境的趋同化。这要求自贸港、自贸试验区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开展创新探索及压力测试，重点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所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竞争中性、数字贸易、教育以及医疗服务业开放等方面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新经验、形成新示范。
（五）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稳慎推进”到“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正步入制度设计与行动的有序发展新阶段。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21年12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88%，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时上升1.8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自2022年8月起，IMF最新SDR货币篮子正式生效，人民币在其中的权重由此前10.92%上调至12.28%。此外，中国已与40多家央行或金融管理当局建立了货币互换机制，特别是2022年7月，将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升级为常备互换协议形式，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收付、结算、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预计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预计若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35年将达到17%左右。
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出现了三个趋势性、结构性的亮点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优势发展经济的内在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强国梦的必然选择。尽管2017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打贸易战、搞撤资、“小院高墙”搞科技封锁，但没有把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打下去，2017年以来连续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始终在38%左右，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体现了双循环框架比例结构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不仅如此，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在出口产品结构、加工制造方式、引进外资总量三个方面均实现了良好的趋势性、结构性、基础性变化。
（一）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商品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基础性的变化。具体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始终保持着一个特点，即70%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30%是机电产品。然而到了2022年，中国产品的出口总量达到了惊人的3万亿美元，与2010年的1.6万亿美元相比，翻了一番左右。在这些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和电子信息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比高达90%；
与之相反，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仅占10%。
这意味着，在3万亿美元的出口中，有2.7万亿美元是机电产品、电子类产品和其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轻工纺织产品等仅占3000亿美元。这一转变显示了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机电产品出口额从2010年的0.9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7万亿美元，增长了两倍。这一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在规模效应作用下大幅度降低的综合成本，使得资本、技术和装备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具备了巨大的国际竞争力。
曾经“中国制造”被贴上了廉价的标签，过去我们常说“10亿双袜子换一架波音飞机”，让人扼腕。如今中国高铁、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港口机械、矿山机械等产品异军突起、享誉世界，在国际产业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可以换一个说法，我们用几台大型港口起重机就可换取数亿美元，用以购买大量原油、天然气、铁矿砂等资源类商品或大量猪肉、牛肉等农产品。可以说，如今中国的出口结构与过去相比，实现了180度的转变，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项利好。
（二）进出口贸易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加工贸易曾是中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占进出口的比重最高达50%。“两头在外”“借鸡生蛋”的加工贸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原材料、零部件从国外进口，通过国内浅层次加工、组合形成产品再销售到国际市场。这种生产方式附加值低，GDP转化率只有12%左右，企业获得的利润自然也不高。
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2022年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20.1%，一般贸易的比重达到63.7%，其余的16.2%为农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比重的变化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方式的升级转换。中国加工贸易从过去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已转变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了原材料、零部件70%～80%在中国本土生产，形成了中国自主可控的上中下游全产业链集群，生产的产品既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销售到世界各地。这种全产业链集群化的生产方式综合效益好，使得加工贸易产生的GDP转化率由12%左右提高到了33%左右。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极大提升了中国制造的附加值，推动了中国制造的结构优化，催生了中国产业新技术、新制造、新业态的加速“自主孵化”，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引进外资规模逐年增长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外资引进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一表述似乎与公众的普遍印象相悖，网络上经常有声音称由于地缘政治等因素，外资在中国的存量减少了一半，且年度新增外资几乎腰斩。然而，这些声音通常缺乏权威性数据的支撑，与WTO或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不相吻合。
事实上，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自2001年加入WTO至2010年，中国平均每年使用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200亿美元。2013—2022年，中国平均每年引进的外资约为1400多亿美元。此外，有观点猜测在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前的2012年至2017年外资增长较多，而贸易战发生后的2019年至2022年则有所减少。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2019—2023年，中国平均每年使用的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第三个数据点是许多人认为，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外资必然下滑，因为疫情限制了出国考察和投资谈判的次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三年期间，中国每年平均使用外资额达到了1700亿美元。2022年更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引进外资最多的一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891亿美元。德国总理朔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带着企业家代表团访华。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能源短缺、成本提高，因此欧洲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就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与2021年相比，2022年欧洲对华投资大幅增长70%，达到121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以上事实表明，尽管近几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受到冲击，但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不降反增。原因很明显，中国内循环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更深层次开放政策带来的稳定环境，吸引了全球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面对近年来国际环境相对动荡的困境，跨国公司不得不考虑长远发展，并寻找资源更稳定、市场更巨大的新投资地，中国恰好成为其理想选择。
综合上述数据，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引进外资的持续增长趋势，这与外界流传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减反增，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在进一步增强。不管是从投资环境、营商环境来讲，还是从资本的角度来讲，中国依然是全球跨国公司最佳的投资“热土”。
参考文献：
1.黄奇帆：《未来的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主力军》，南方网，2023年12月2日。
2.中国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3），商务部网站，2023年9月26日。
责任编辑：郭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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