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一轮接一轮的超发货币和一次又一次的对外金融制裁严重打击了美元信誉，美国为了维持美元霸权开始构筑金融领域的“小院高墙”，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兴起了“去美元化”浪潮，国际货币体系加速演变。展望未来，目前的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终将式微，本币结算会异军突起；
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权货币甚至黄金都可能发挥通用货币职能，超主权货币取得突破的难度依然很大。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使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地缘政治逆风，传统主权货币国际化路线受阻，但美元式微也为人民币提供了窗口期，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走出新路径。我国需要坚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融入本币结算新趋势，推动黄金货币化，提前谋划超主权货币。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本币结算主权货币黄金
作者简介：孙晓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处长、副研究员。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国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在不断消磨着美元信誉。20世纪60—70年代，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牙买加体系诞生。如今，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不信任再次集中爆发，国际货币体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从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国际化经验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是新货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期。人民币国际化起始于2009年，15年来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有所作为。
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一直都是国内研究热点，研究成果丰硕，主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黄益平，2009；
余永定，2011）、挑战（郭建伟和赵媛媛，2013；
王国刚，2014）、成本与收益（张青龙，2011；
高海红和余永定，2010）、目标和路径（彭红枫等，2015；
殷剑峰，2011）、国际化程度测算（彭红枫和谭小玉，2017；
沈悦等，2019）等。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外部环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考虑国际货币体系状况（赵锡军和宋晓玲，2009）；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范小云等，2014）。同时也需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与时俱进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国际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和节奏。这就需要相关研究跟上形势发展，特别是能够抓住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关键节点。
一、国际货币体系加速演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制度化的多边货币体系，随后的牙买加体系虽然抛弃了美元挂钩黄金和固定汇率等制度性设计，但仍然延续了多边精神，维护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清算银行（BIS）、联合国等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影响力和号召力下滑，开始越来越多地凭借金融霸权越过多边组织采取行动，传统多边货币体系正在被颠覆。
（一）美元信誉正经历又一次打击
国际社会承认美元中心货币地位，允许美国享有美元国际化利益的同时，也希望美元承担起国际公共产品责任，成为高可得性、低交易成本、币值稳定的国际货币。当美元偏离国际公共产品标准过远时，其他国家付出的成本超过回报，抛弃美元便成为合理选项。20世纪60—70年代，美元信誉破产源于美国国际收支恶化，在当时固定汇率和资本项目跨境流动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持续的贸易赤字对美元是一个沉重打击。20世纪80—90年代，美联储货币政策长期宽松后的急剧收缩，相继引发了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不信任感再次爆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疲态尽显，全球影响力和号召力明显下降，不得不诉诸一轮接一轮的超发货币和一次又一次的对外金融制裁，国际社会怨声载道，美元信誉加速消耗。
（二）美国构筑“小院高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逐步转向“逆全球化”，在国际金融领域不得已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收缩战线、拉紧盟友、甩掉包袱、压制对手，试图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集团化，其中既包括集团性防御，也包括集团性进攻。
从集团性防御来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加拿大银行6家发达国家实力最强的中央银行不断深化本币互换合作，承诺危机时刻彼此提供流动性支持，最终在2013年10月将本币互换协议升级至永久性的两两双向无限额，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本币互换集团。六大中央银行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的本币互换协议则存在诸多限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是没有机会参与其中。由此，六大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IMF充当了危机救助中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只是六大中央银行仅承担集团内部和集团外围层的最后贷款人职责，抛弃了广大发展中国家。
从集团性进攻来看，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助“反恐”等名义不断丰富对外金融制裁手段，绕开联合国制裁机制，建立和完善独立金融制裁体系，对伊朗、朝鲜等国实施了金融制裁。2014年3月“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开始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此后以2014年7月“马航事件”和2018年涉嫌干涉总统选举、网络攻击、毒杀特工等为理由，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不断加码。此时，欧盟虽然也卷入对俄罗斯制裁，但态度远不及美国强硬。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与盟友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对外金融制裁合作，对俄罗斯发起一致性制裁，包括冻结其机构和个人资产、对其关闭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限制其使用本国货币、限制本国机构与其开展金融交易等。同时，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8国和欧盟共同
成立了跨国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协调各方行动，提高金融制裁有效性。至此，在美国领导下形成了一个对外金融制裁集团。
（三）发展中国家“去美元化”
发展中国家在美国最近一轮“美元信誉换利益”中蒙受损失最大，对美元不信任感最强烈，美元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风险，“去美元化”得到广泛认同。具体来看，虽然长期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负外部性都饱受争议，但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的负外部性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久，对国际社会冲击更严重。美联储2008年以来开展了数轮大规模量化宽松，2022年一季度末资产负债表达到创纪录的8.94万亿美元，14年里增长了9倍，年均增长17.9%。美元超发造成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严重缩水。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又转向快速大幅加息，累计加息5.25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货币普遍经历大幅贬值，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此外，近年来，特别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对外金融制裁越发频繁，并联合盟友对俄罗斯采取超出传统规则和认知的严厉金融制裁，引起很多国家的担忧和警醒，依赖和持有美元的风险陡增。
二、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研判
国际货币体系虽然纷繁复杂，但纵观历史，能够充当国际货币的无外乎实物货币、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三种，体系的形式可以分为集中式、分布式，以及两种形式的组合。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意愿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很多国家也开始采取行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将取决于各方博弈。
（一）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体系式微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学术界就对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过诸多异议，包括特里芬难题、第N种货币问题等。过去80年的现实证明，虽然美国尽力解决各类问题以维护美元中心货币地位，其他国家也尽力忍耐美元霸权，但美元中心体系仍耗尽了所有国家的信心和耐心。在美元中心体系中，其他国家的付出并不比收益少。例如，上文提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美国对外金融制裁；
容忍美国企业额外享有本币结算优势、低融资成本优势；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很多国家存放在美国的实物黄金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取回等。在美元中心体系中，美国享有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例如，美国不得不通过经常项目或直接投资项下的逆差为其他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长期承受国际收支失衡之苦，美国经济出现的结构失衡和政府债务高企等问题都部分源于此；
再如，美国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满足国内目标和国际目标，长期受到国际社会批评，国际协调耗费大量精力。目前，美元中心体系已经积重难返，越来越多国家公开批评美元霸权，美国则越来越深地陷入权利滥用，各方行为都在加速体系崩溃。展望未来，既然美元中心体系难言成功，国际社会也很难再信任其他主权货币，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终将式微。
（二）本币结算异军突起
如果把主权货币模式比作集中式系统，那么本币结算模式就是分布式系统。集中式系统效率高、成本低，但风险过于集中。与之相比，分布式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风险。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国际货币体系风险问题时，本币结算模式就成了合理选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本币的结算模式关注度明显上升，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构建本币结算体系中。以我国为例，自200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首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来，截至2023年9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过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已在29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1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再如，俄罗斯、巴西、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在推动本币结算方面都非常积极，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贸易已经不再需要美元和SWIFT系统，俄罗斯与拉丁美洲和土耳其之间的本币结算也在积极推进。此外，地区层面的本币结算机制也在加快建立。在东盟，自2015年泰国与马来西亚尝试建立本币结算合作框架以来，截至2019年又有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加入，并且制定了《东盟本币结算框架指南》，以便扩展至所有东盟国家。在非洲，美联储2022年3月以来的快速大幅加息引发各国货币贬值和输入性通胀，各国正在积极呼吁采用本币结算。
（三）通用货币多元化
本币结算虽然可以减少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提升各国风险管控能力，但仅依靠本币结算并不能满足各国需要。究其原因，从量的方面看，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国际收支失衡，如果只用本币结算，那么顺差国将不断累计逆差国货币，为这些货币寻找出路将会非常困难。2022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与印度本币结算遇到的难题便是例证。由于俄罗斯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联合制裁，无法使用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开展国际结算，加之印度拒绝俄罗斯提出的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因此俄罗斯和印度仅能依靠本币结算。俄罗斯向印度出口大量石油累积了大量印度卢比，俄罗斯在印度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可以进行的直接投资都非常有限，俄罗斯只能看着持有的印度卢比越来越多却无法使用。
从价的方面看，被各方认可的汇率是开展国际结算的基础。开展本币结算的很多国家的货币国际流通有限，即使开展本币结算的两国建立两国货币直接交易市场，形成市场化的直接汇率，也还存在交叉汇率与直接汇率偏离问题。具体来说，甲、乙、丙三国货币两两分别形成直接汇率，通过甲乙两国直接汇率和甲丙两国直接汇率可以计算出乙丙两国间接汇率，如果三国货币国际化程度不高，乙丙两国间接汇率与直接汇率就可能存在很大偏离。这种偏离会引发套利投机，增加各国的防投机外汇管制成本，影响各国货币国际接受度，不利于本币结算的开展。
从以上量和价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本币结算需要一些被各国广泛接受的通用货币的配合，发挥其弥补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估值参照两个功能。目前，对于大多数本币结算安排，美元仍然发挥着通用货币功能，欧元、日元等现行国际货币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人民币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虽然份额相对较小，但未来具有一定潜力。以上述主权货币充当通用货币的问题在于，会或多或少地导致主权货币依赖，而避免这种依赖正是开展本币结算的初衷。要想完全避免主权货币依赖，以实物货币充当通用货币是最好选择，特别是黄金潜力最大。而难点在于，如何让目前商品属性为主的黄金重新获得更多货币属性，顺利融入现代国际结算体系。综上，未来通用货币职能很难由一种货币独自承担，很可能是一个多元化格局。
（四）超主权货币进展缓慢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阶段，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就在构思超主权货币，遗憾的是无论英国人凯恩斯提出的班科（Bancor），② 在1944年美国布雷顿森林镇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英国财政部顾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国财政部首席国际经济学家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是新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分别提出了互相竞争的2个方案。凯恩斯提议建立一个全球央行，发行一种新国际货币班科（Bancor），用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怀特提议建立一个稳定基金，成员国以主权货币和黄金缴纳，基金使用的货币单位称为尤尼它（Unita），这并不是发行新货币，不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还是美国人怀特提出的尤尼它（Unita），②最终都没能付诸实施，美元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成为新体系的基础。正如很多经济学家所预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20世纪60年代美元危机持续不断，国际社会急需黄金和美元之外的储备资产。在此背景下，IMF于1969年创设了超主权货币——特别提款权（SDR），但此后50多年IMF改革几乎停滞，SDR始终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其他共同货币方案也时常被提出，2023年8月金砖峰会期间就有成员国提出金砖货币方案，但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创设超主权货币需要付出巨大的国际协调成本。小型经济体很难在超主权货币体系中获得很大话语权，因此担心失去经济金融独立性；
可以获得足够话语权的大型经济体，又担心小型经济体成为自己的负担。即使创设出各国都可接受的超主权货币，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面临巨大考验。以欧元为例，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欧元区应对风险时的协调能力明显不足，创设仅10余年的欧元区险些解体。此外，欧元区内部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在欧央行清算系统中积累了大量未清算余额，
2023年末达到1.62万亿欧元，是2008年5月末全球金融危机前的8.7倍，成为欧元区的隐患。欧元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阶段，欧元是区域性超主权货币的高级形式，新创设的超主权货币可以不用如此激进，采取与主权货币共存的初级形式，但无论如何，确保超主权货币体系长期稳定并不容易。
同时需要认识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敏感性很强，更不要说共同货币这种高级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定会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很大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想法。这种区域合作方式与共同货币相比还相当初级，同时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友，即便如此，依然遭到了美国的明确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美元霸权之害，不得已才提出“去美元化”。“去美元化”是一种“去风险化”，是被动行为。美国是当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其他国家没有意愿主动与美国脱钩，更没有意愿主动与美国对抗。从这个角度看，采用共同货币方案“去美元化”显得过于激进。
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组织加入到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博弈之中，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按部就班融入现有体系面临越来越多障碍。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各项指标全球占比仍然非常低，无法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全球占比相匹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新变革为人民币国际化突破式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地缘政治逆风，传统主权货币国际化路线受阻
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之初，伦敦、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等国际金融中心都积极参与，相关国家争相与我国建立合作关系，包括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开展双边本币直接交易、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吸引我国政府和企业发行离岸人民币计价债券等，致力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以保持和提升金融业国际地位。彼时，虽然美国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非常担忧，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支持者。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从与中国“脱钩”到“去风险化”，极力拉拢盟友搞阵营对抗。从过去几年美国联合盟友打压我国高技术产业案例来看，众多盟友都拜服在美国炮制的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旗号之下，即使损害本国利益也在所不惜。金融与产业和科技一样，都是美国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是美国最为关注的领域，是美国拉拢盟友“去中国化”的重点。一种主权货币的国际地位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还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从国际货币体系集团化和美国在遏制我国高技术领域成功笼络盟友等情况来看，目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是很好。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80年中，德国马克、日元、欧元是3种最典型的完成国际化的货币。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拥有上述3种货币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3种货币国际化都不存在地缘政治因素干扰，是逐步建立与经贸实力相匹配的货币国际影响力的过程。虽然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存在贸易摩擦，甚至美日之间暴发过激烈的“贸易战”，但这些冲突从来没有上升到地缘政治高度。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地缘政治逆风是之前3种货币国际化不曾经历的。
资本的信任是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关键，资本不仅包括官方资本，如外汇储备，还包括规模更大的私人资本。对于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来讲，风险是对信任的最大打击。在众多风险中，政府管控风险是最无法容忍的，经济风险导致的是收益率下降或损失率升高，而政府管控风险导致的是血本无归。正因为如此，地缘政治风险会严重打击资本信心，在地缘政治风险面前，资本会迅速“选边站”，拥抱一方同时逃离另一方。当今的世界，全球各国零散资本通过美国及其盟友的强大金融网络汇集到了美国及其盟友，委托给美国及其盟友的投资机构进行打理，全球大部分资本的控制权集中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中。在此情况下，地缘政治风险一旦暴发，资本迅速拥抱的一定是美国及其盟友，逃离的一定是与之对立的一方，这一现象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美元式微为人民币提供了窗口期，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走出新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起始于我国2009年开展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过去的15年里，国内改革从经常项目扩大至直接投资、跨境融资、证券投资等资本项目，人民币用于跨境交易、计价、结算的限制逐步取消。目前，人民币已经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国际认可。SWIFT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为4.14%，排名第4位；
2023年9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为5.8%，排名第2位；
BIS发布的2022年调查显示，人民币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为3.5%，排名第5位；
IMF统计显示，
2023年末，人民币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2.29%，排名第6位。
虽然通过不懈努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成果，但货币国际化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上述指标的美元全球占比分别为47.54%、84.15%、44.2%、58.41%，与其他货币相比具有绝对领先优势。
货币国际地位演化既是一个实力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抓住机遇取得突破的过程。从德国马克国际化经验来看，关键是抓住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重要机遇。1971年底，美国被迫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美元信誉急剧下滑，德国马克由于币值稳定获得青睐。1973年初，欧洲诸国出现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德国马克浪潮。为此，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在彼此汇率固定基础上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德国马克地位显著提升，从美元绝对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争取到很大一块份额，为后来欧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具有相似之处。美元、欧元等主导货币的国际信誉急剧下降，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但如何改变还存在分歧，需要引领者。我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经济大国，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经贸基础。经过15年的发展，人民币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一定影响力。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保持稳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总体平稳，人民币具有保持币值稳定的基础。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可以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跨越式发展提供机遇。
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加速演变，人民币国际化来到新的十字路口，挑战很多但机遇也难得。新形势需要新谋划。一方面要坚定信念，将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走深走实；
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一些调整，推出一些新举措。
（一）坚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初见成效，已经成为我国应对美国挑战的重要依靠，也是我国引领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基础。这凸显了我国15年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明智，同时也对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国内经济稳定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服务好国内经济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两者形成正反馈。人民币国际化要适应市场需求，服务实体经济，注重帮助企业减少汇率风险，节约汇兑成本，增加融资渠道。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统筹协调，提高整体金融服务能力，改善服务水平。其次，承接和汇聚全球金融资源的强大能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我国要着力打造流动性强、效率高、规范透明的金融市场，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助力人民币形成顺畅的流出和回流大循环。最后，资金跨境流动自由度是人民币赢得国际资本信任的关键要素。我国要进一步加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力度，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消除不必要的壁垒，控制好资本项目管制限度，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使人民币跨境使用更便捷、更自由。
（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受美国“逆全球化”策略和对华打压遏制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外部环境变得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受到一定影响。国际金融存在集聚效应，发达国家和少数几个国际金融中心掌握着很大话语权，人民币要想进入全球顶级货币行列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当前，我国需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继续推进人民币融入国际金融市场。需要认识到，国际金融中心与我国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来自为主要国际货币打造弱监管离岸市场，我国的经济贸易体量决定了人民币具有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的潜力，放弃人民币就等于放弃了未来潜在业务，会在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全球各大国际金融中心都对人民币国际化抱有很大热情，即便受到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业务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披露，英国人民币存款余额持续快速增长，2022年末达到1059亿元，较2015年末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3.6%。我国需要继续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加强与所在国或地区金融合作，改善人民币国际化外部环境。加强货币当局货币互换合作，发挥好境外人民币清算行作用，为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稳定的流动性支持。进一步丰富离岸金融产品，支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良性循环，更好满足国际投资者需求，促进人民币更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
（三）融入本币结算新趋势
本币结算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去美元化”的主要手段，是国际货币体系新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发展中国家国情差异很大，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发展水平、监管模式、开放程度等差异更大，本币结算在具体操作层面很复杂。一方面，中国、俄罗斯、泰国等国正在推进本币国际化，逐步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逐步放松本币国际使用限制，最终使本币成为与美元、欧元一样的国际货币。另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担心境外累积本币头寸的风险问题，并不想推动本币国际化，而是采取本币闭环结算模式，严格控制境外本币规模和用途，在风险可控情况下减少美元依赖。虽然各国探索本币结算的路径不同，但推动本币结算意愿是一致的，我国要积极参与到当前本币结算大趋势之中。
一是多渠道发力。目前，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未来仍要继续完善现有模式，建设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发挥好“代理行模式”和“清算行模式”功能。同时，我国要加强本币结算对外合作。对于同样致力于推进本币国际化的国家，要加强模式对接，提高本币结算便利性。对于仅想采用本币闭环结算模式的国家，可结合对方需求创建新的双边本币结算模式，在现有人民币国际化结算模式基础上，提供更多选择。
二是突出重点。不管是对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是对外开展本币结算合作，政府间沟通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后续让政府协议真正惠及企业，提升本币结算规模，也需要大量工作。因此，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和本币结算对外合作要有主有次，稳扎稳打，做深做实，可以重点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重点服务好我国企业“走出去”。
三是以我国为主。我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以我国为主做好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去美元化”和“去风险化”的最大支持，可以显著促进全球本币结算发展。我国要重视提升人民币跨境收付规模和比例，将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本外币跨境收付比重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目标。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披露，2022年该比值仅为20.7%，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四是主动引领。更多国家更多使用本币结算可以增加各国对华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我国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推动本币结算的全球普及。可以利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等国际平台，开展本币结算模式研究，为无意推动本币国际化的国家开展本币结算提供指导。支持各国际组织共同发布本币结算模式指南，总结几种可复制推广的模式，向全球推介，便于各国本币结算工作的对接。完善本币结算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各国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四）推动黄金货币化
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都会面临投资者信心不足问题，一旦出现负面信息，便容易发生汇率贬值和资本外流恶性循环。以2022年3月—2023年7月美联储最新一轮加息为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2022年3月下旬的6.8286下跌至2023年9月上旬的7.3510，累计贬值7.7%。同时，境外投资者持有我国债券余额由2022年1月末的4.07万亿元下降至2023年8月末的3.18万亿元，累计减少21.9%。国际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货币信心不足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要想在通用货币多元化过程中获得主动权，需要寻找一种能够与美元和欧元等竞争的货币。作为实物货币的典型代表，黄金的潜力值得深入挖掘。
从19世纪20年代英国最先采用金本位制至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50年的时间里，黄金一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黄金货币职能被抛弃的主要原因是，黄金数量无法满足全球经济增长需要，会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而当前的黄金货币化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原因有二：一是黄金仅作为国际贸易结算使用，并不需要在各国国内贸易中发挥货币职能；
二是推动本币结算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发挥更大作用，黄金结算仅作为补充，与美元和欧元等竞争来共同发挥通用货币职能。从定量角度来看，IMF统计显示，2022年末，全球央行黄金储备11.4亿盎司。综合英国贵金属咨询公司GFMS调查数据和世界黄金协会《黄金需求趋势报告》年度流量数据，全球用于私人投资的黄金存量不会少于央行黄金储备（孙晓涛，2023a）。据此，目前全球黄金存量至少为22.8亿盎司，按照伦敦金2023年末2062.4美元/盎司计算，价值达4.7万亿美元，相当于2023年末美联储总资产7.71万亿美元的61%。
虽然黄金存量按价值计算规模很大，但黄金要参与国际结算还需要融入现代银行体系，恢复货币属性，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扩大货币化黄金规模，通过银行中介功能进入现代国际结算网络。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黄金市场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我国可以在黄金货币化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将黄金打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愿意接受的通用货币。
具体来看，一是发展黄金债券市场。目前，黄金相关投资都需要借助其他货币，更多体现出商品属性，黄金要恢复货币属性就需要创造黄金生息资产，最基础的便是以黄金计价、黄金购买、黄金计息、黄金兑付的债券。同时，要想让黄金债券为国际投资者广为接受，需要规模足够大、信用足够高的黄金债券品种。建议我国发行具有国家信用的央行黄金票据。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黄金债券市场发展；
另一方面，可以在人民币汇率受到负面冲击时，避免资本大量抛售国内资产，提升我国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二是支持黄金进入我国货币创造体系。允许商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黄金准备金账户并以黄金计息，商业银行之间可以利用准备金账户开展黄金同业拆借并形成基础黄金利率，商业银行可以向准备金账户存取实物黄金。中国人民银行利用黄金储备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向商业银行黄金准备金账户拆借黄金，为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三是打造黄金国际清算中心。按照我国人民币跨境清算现有模式，在CIPS和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基础上打造黄金国际清算系统（孙晓涛，2024）。
（五）提前谋划超主权货币
与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本币结算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相比，超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优势明显，既保留了前者的效率，又具有后者的公平。建立超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是国际协调，这是各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舞台，我国对此可以持有谨慎态度，但不能忽视提前谋划。超主权货币可以分为区域性和全球性两类，需要区分对待。区域性超主权货币是区域一体化的延伸，包含经济责任和地缘政治取向，我国对此需要慎重。全球性超主权货币是建立多边货币体系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二战”后多边体系三大支柱就包括了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边货币体系是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符合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利益，符合我国一向坚持的经济全球化理念（孙晓涛，2023b）。因此，我国应该支持创设和完善全球性超主权货币。
具体来看，一是加强研究。全球性超主权货币和多边货币体系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要做好相关理论和机制设计的深入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支撑。二是支持IMF发挥作用。IMF在多边货币体系建设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研究基础，虽然IMF长期面临话语权弱化、改革滞后等问题，但目前没有比IMF更适合的选择，另起炉灶的难度更大。三是克服美国障碍。美国作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是建设多边货币体系的最大障碍，也是IMF长期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我国要做好对外沟通交流工作，凝聚共识，促进形成有利于多边货币体系的国际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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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谷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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