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
天水纪信祠是始创于明初的祭祀城隍神纪信将军的场所,全称“汉忠烈纪将军祠”,又名“天水城隍庙”,是西北地区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主要建筑大殿为历代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建筑群精华所在。2004年,天水市文化馆在对纪信祠进行全面修缮过程中,在大殿西面墙壁上发现一组面积约30平方米的壁画,长10米、宽3米,色彩鲜艳、线条流畅,绘有20位人物,主神纪信居中心位置,文臣武将罗列簇拥,展现了明代城隍神出巡秦州大地的盛大场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
城隍信仰与城隍庙
城隍信仰源远流长,最早的城隍与水庸有关,后来又发展为城墙,而城隍信仰就是城市形成后在人类宗教意识上的集中反映。作为城市的保护神,城隍兴起之后就成为重要的信仰之一,在南北朝时期由自然神格过渡为人格化的神之后,城隍信仰更具象化,人们多以历史上一些刚正不阿或有功于地方的名臣为地方保护神,即城隍神。因此,各地所奉城隍神也不尽相同,如杭州的城隍神是周新、文天祥,上海城隍庙供奉的城隍神是霍光、秦裕伯和陈化成。西汉名将纪信也被多地奉为城隍神,天水地区的城隍神即纪信,应该与史料记载其为陇西成纪(今天水)人有关。史籍记载,纪信在刘邦、项羽相持的荥阳成皋战役中,因长相酷似刘邦而伪装刘邦假降楚王项羽,被项羽焚烧而死。后世以纪信忠义护主而立庙祭祀,历代王朝也多有追封,如宋封纪信为“忠佑安汉公”,明代封纪信为“忠烈侯”。纪信故里另有“赵城”(今山西洪洞县)人和“巴郡阆中县扶龙村”(今四川西充县紫岩乡)人等说法。除天水外,现在全国奉纪信为城隍神的城隍庙有三十多处,如:甘肃兰州、陕西西安等地。
五代之后,因统治者重视城隍信仰,城隍神神格被不断提升。宋代推崇城隍信仰,城隍庙之祀遍天下。到明初朱元璋改革礼制,将城隍信仰正式纳入官祀,并诏令包括京师在内的全国大多数州、县修建城隍庙,城隍神神格得到进一步提升,并形成城隍祭祀体系。在城隍神神格提升、城隍信仰普及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城隍神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由最初的护城神发展为具有多元职能的地方神,不仅能够执掌晴雨,还兼管地方冥籍,明清以来甚至获得与地方官“阴阳表里”“共理一地”的职能,天水城隍庙“城隍出巡图”所表现的正是城隍出巡地方行使治权的场景。
城隍庙是城隍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空间化的产物,据研究者考证,最早的城隍庙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不过其时尚称为城隍祠,建筑规模也不及后世的城隍庙宏大。直到宋代之后城隍庙开始更多修建,建筑也较之前有了更高的规格。城隍庙修建的高峰期当在明初,朱元璋要求包括京师在内的全国大多数州、县修建城隍庙,地方官如知府、知县等上任之前必须先到城隍庙谒见城隍神、进香,保证自己奉公守法,同时每年春秋要到城隍庙祭祀城隍,城隍神作为国家祀典神明,被提升到与地方官“阴阳共理”一地的高度。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城隍神的职能、提高了城隍神的神格,更促成了全国城隍庙的大量修建。现在全国各地留存的城隍庙,应大多创于这一时期。以天水地区为例,天水城隍庙以及清水县城隍庙,均创建于明初,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重修城隍庙记”碑记载:“清邑城隍庙,创于有明之初。”
城隍出巡图的源起和天水城隍庙“城隍出巡图”
城隍信仰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城隍出巡”,又称“城隍出驾”或“城隍出府”。已有研究者对城隍出巡的源起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城隍出巡,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在特定的日子举行以城隍神为中心的巡查官员作为、体察民情的活动。出巡时会抬城隍神像,在仪仗队伍的簇拥下沿预先设定好的路线行进、巡视。一般是在清明节、中元节和农历十月初一,由地方组织。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驱傩,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城隍赛会。唐代诗人杜甫写过“赐书夸父老,寿酒乐城隍”的诗句,反映的就是唐代人们设酒举行城隍赛会的场景。研究者亦指出,在城隍出巡这一活动中,抬城隍神出游一项,是受到了佛教抬佛像集会风俗的影响,这种风俗始于元代,但并未在其时得到普及。至明代城隍祭祀体系得以建立之后,城隍出巡的习俗被官方确立为一年三次,并在全国推广。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城市转型,城隍出巡这一习俗开始被官方禁止,民间仍时有见城隍出巡的记录。有些地方在现代还保留着城隍出巡的民俗,如甘肃兰州榆中县青城古镇的“城隍出府”民俗活动,河南安阳的彰德府城隍出巡等。
《民国成都城隍庙变迁研究》一文指出,“城隍出驾的仪仗队伍部分模拟了现实中的官员出巡,这支阴阳人鬼杂糅的队伍的扮演者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城隍出驾的目的是向民众强调统治者对其阴阳一致的统治。”明初朱元璋大兴礼制,不仅将城隍纳入官祀,洪武二年还分级赐封城隍神,“京都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命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为王。其余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佚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佚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佚四品。兖章冕旒俱有差。”可见,自城隍神被赋予鉴察一地的职能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已确立,官方利用城隍信仰使各级城隍神和地方官员“阴阳共治”,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
天水城隍庙大殿西壁发现的《城隍出巡图》,即是对城隍出巡场景的描绘。2004年,天水市文化馆在对纪信祠进行全面修缮过程中,在主要建筑大殿(城隍宫)西面墙壁上发现一组面积约30平方米的壁画,并在大殿瓦脊发现有题记“天启五年三月初三·张登”,是目前发现纪信祠有明确纪年的唯一明代题记,实证了天水纪信祠久远的历史。壁画长10米、宽3米,线条流畅、简洁明快,共绘人物20余身,神態各异,栩栩如生,精工绘制。无论是艺术表现手法还是人物服饰特征,都体现出鲜明的明代绘画风格。壁画表现的是城隍出巡的情景,主神纪信居中心位置,文臣武将以城隍神为中心罗列簇拥,展现了明代城隍神出巡秦州大地的盛大场景。是天水境内发现的保存基本完整的表现城隍信仰的珍贵明代壁画,不但为研究天水城隍庙的历史沿革提供了实物资料,也是研究明代绘画技法等的宝贵资料,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遗憾的是,天水城隍庙有“城隍出巡图”留存,但目前的资料中鲜见其时秦州地区有关城隍出巡情况的史料记载。天水城隍庙的城隍庙会现今依然有存续,亦未见抬神像出巡的仪式。不过,甘肃榆中青城镇仍有城隍出巡民俗保留,说明秦陇地区的城隍信仰中城隍出巡的风俗由来已久。
天水地区的城隍信仰
关于天水城隍庙的明确始创时间,现在已不可考,《秦州直隶州新志》记载说:“旧志云成纪县故址,其创建当在明初。”城隍庙现存最早的建筑是大殿,有金元遗风。结合州志记载,天水城隍庙应是明初在金元成纪县衙故址上创建的。建成后,又几经倾颓修缮,根据城隍庙内现存的十余通碑刻资料,可知城隍庙在清代曾几经维修扩建,分别在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嘉庆二年(1797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光绪六年(1880年)、光绪九年(1883年)均有重修增饰事宜记载。
天水城隍庙历史悠久,可惜所存资料并不多,要了解明清以来天水地区的城隍信仰,需要借助州志和城隍庙留存的十余通碑刻,并参考同一时期其他地域城隍庙的情况予以分析。根据州志记载,清代城隍庙的建筑布局为“外为坊,内为大门,门内东西为廊,北为乐楼,楼北东西楼各三楹,又东北为药王祠,西为仓帝祠,又北为重门,上有楼三楹,后为厦,左右为庑,厦后为庭三楹,上为殿,左为圣母宫,右为马神庙,殿后为寝宫,宫后为老母宫”,说明城隍庙内多种信仰共存的情况。事实上,城隍信仰与儒释道和民间宗教在文化上均有交融,与道教关系最为紧密。城隍神属于道教体系的神灵,一般城隍庙中的日常杂物也是由道士所掌管的。明清时期天水城隍庙的情况也如此,《清代甘肃陇南地区的城隍信仰与地方社会——以秦州和文县城隍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指出,秦州地方官出于城隍儒道共祀的性质,将掌管秦州道教事务的道正司由纯粹的道教活动场所玉泉观改设在城隍庙。对照天水城隍庙留存的清嘉庆元年(1796年)立石的“城门碑记”,确有“主持道正司张正诏”等记述,进一步说明其时城隍信仰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官方通过赋予城隍神诸多职能,利用城隍信仰这一媒介,在官民之间建立了一个沟通上下的渠道。这在清水县城隍庙碑刻资料中亦有印证——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立石的“重修清水县城隍庙碑”中说:“警耸震慄赋役之不均,邢赏之冤滥,愯然有褫其气、抶其魄者,于人治不为无助。”
近代以来,城隍庙也随着中国现代城市的转型,由古代集文化、商业、娱乐、祭神等为一体的传统文化空间转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尽管依然保留着对城隍神的祭祀典礼,民众也依然在庙会时专程前去祭祀,说明城隍信仰的影响力依然在。但不同历史时期所賦予城隍神的诸多职能已随着城隍信仰的衰落而消弭于历史的云烟中。只有现在仍然悬挂在天水城隍庙内“理幽鉴明”“除忒降祥”“庇荫边陲”“威灵显应”等匾额,见证着人们对城隍神鉴察一方、保卫地方、除恶降祥功德和恩泽的感念和颂扬。
(作者单位:天水市文化馆 文物保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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