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生 ,张德元
(1.阜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阜阳 236032;2.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 合肥 230601)
“大国小农”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不可逾越的根本事实,也是当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和农情。一方面,农地细碎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和农业边缘化已成为新时代“三农”发展的瓶颈制约,使得农业社会化服务成为了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抉择必然;另一方面,在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时代主题下,提升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绿色发展刻不容缓,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亟待理论研究及回应。从政策实践来看,社会化服务与绿色发展均是近年“三农”政策热点主题和变迁走向,相应的政策配套不断完善,政策支持更加明晰、有力[1]。因此,无论是在经验事实上还是政策设计上,农业社会化服务都被视为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的路径选择,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抓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理论层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发展目标趋同,对当前农业生产主体形态、且占绝对比重的小农户意义重大;但在实践层面,对“好、坏”产出相伴而生的真实生产而言,社会化服务到底能否、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农业绿色发展是不以农户主体是否关注而转移的,需要开展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否则可能会使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助推现代农业进程的政策收效微弱，甚至还可能会误导政策走向。第一,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状如何、发展动因是什么? 从当前农业最广泛的现实主体来看,农户层的社会化服务、绿色发展水平怎样,制约因素有哪些? 第二,作为衔接现代农业的有效路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绿色发展到底是否会有影响? 在真实的异质性农户中,这种影响是否存在不同?又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具体状况如何? 第三,对于现实中千差万别的农户而言,其资源要素禀赋在综合水平和组成结构上都有很大不同,这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绿色发展效应中,是否会有不同的作用效应? 第四,从驱动因素来看,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又是什么?
本研究在理论思辨和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就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提出若干探索性思路,据此有针对性地总结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和改进方向。
1.1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相关研究
作为研究主题,农业社会化服务被赋予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现实必然和实践选择。从已有文献梳理情况看,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关注范围较为广泛,国内研究发展迅速、成果较为丰硕[2]。
1.1.1 内容界定与组织形式
“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国外称谓不一,所含内容不尽相同,涵括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环节、全方位内容[3],还涉及农资购销、农技指导、信息咨询等诸多服务[4],按性质又可分为营利和非营利两类,但从长远看,两种主体的合作互补,才能最大限度推动发展[5]。国内可追溯至1983 年“一号文件”首现的“社会化服务”及同年出现的“农业专业化服务”提法[6]。随后又先后出现了“社会服务” “生产服务社会化”“商品生产服务体系”等类似表达,以及“一体化” “系列化”服务等针对性称呼,直至1990 年标准表述才完整提出,强调要“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正式界定了服务范畴。从内容上看,农业社会化服务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等交由市场主体完成的项目[7],以及农业营销服务和安全保障等[8]。从性质上看,面向包括农户在内的各经营主体,强调对生产全过程的“支持性服务”,但服务社会化、组织系统性最为核心[9]。之后,随着农业农村的实践变革,服务主体不断多元,服务内容日益多样,服务环节逐步全程[10],成为了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1.1.2 发展现状和供需情况
国外文献较多地从效率角度,聚焦供求平衡问题,证实了农业效率提升的关键,取决于农业部门本身的服务能力,户主年龄、人均收入、家庭收入和兼业化程度[11]等,都会影响农户服务需求。国内研究发现供给不足、供给失衡是主体态势,其中农业技术、农用机械等是需求端较为集中的领域[12];传统农户是主要需求者,但不断涌现的新型经营主体多样化的农业需求,对多元服务格局的促进不容忽视[13]。在意愿上小农户对社会化服务需求更为迫切[14],且会受到供给程度制约、异质主体背景特质等影响。从供给角度而言,农业社会化服务总体呈现出多元化演进趋势,但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市场空间巨大,尤其是农技服务和产后销售[15],需求端对供给满意度不高,与农户和农业生产现实需要有差距、增收效果不够[16],要坚持提高增量、优化存量并举,优化供给主体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17]。
1.1.3 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
农业服务广泛存在且作用明显[18]。对农户需求、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的关注与优化,有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19],其中财政支持影响尤甚,而提高补贴力度可明显改善服务效度[20];发挥农业服务组织示范效应,有利于社会化服务可持续地走向多元化[21]。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国内学者较为认同效率效应和提升农户收入是其作用于现代农业的主要机制,但不同环节、项目的增收差异较大[22];服务社会化带来服务规模化,还会影响土地经营规模化,但也存在正效应和“U”形关系[23]争议。总体来看,现有文献虽然在总体上均肯定了社会化服务在缓解农业约束、提升农户效率、推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过发展缓慢、服务滞后的现状更需关注[24-25]。
1.2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衡量绿色发展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侧重考察要素投入与包括负产出在内的实际产出间的效率关系,更符合经济发展状况和真实绩效。同时受制于农业资源生态刚性约束日益趋紧的现实,主要研究如下[26]。
1.2.1 测算方法及其差异
已有方法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参数估算法,主要通过设定生产函数形式来实现,优点是关注了随机误差,包括随机前沿法、索洛残差法等,其假设统计检验技术,很好地处理了测度误差和其他“噪音”,并可兼顾环境要素、随机变化等对生产行为的可能影响。但假定前沿面之前,需确定具体函数形式,且往往局限于单一产出类型。二是非参数估计法,直接从数据出发进行结果测算,最常见的代表性估算方法是数据包络法,可用于单产出、多投入多产出的评价,还可通过实物形式测算前沿生产函数,并将产出分为“好” “坏”两类进行处理,更符合经济发展现实,因而得以极大推广。
1.2.2 指标选择
主流文献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建构的讨论主要在资源环境因素的处理上: 一是将其作为“特殊”投入指标纳入生产函数,视资源环境损耗等同于“一种具有影子价格的投入要素”,但面临着“影子价格”不易衡量、误差较大,且很难反映生产实际过程等难题,故更多学者倾向于选用产出法核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建构农业污染单元,再确定劳动力、机械、土地、药肥以及雇工和租赁费用等投入指标,最后确定含正、负向产出的指标体系[27]。因研究对象和数据可获得性约束,上述各指标构成差异较大,不同学者间亦存争议[1]。
1.2.3 影响因素分析
受制于认知和技术制约,添加了“绿色基因”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起步较晚、成果偏少,且较为零散。从关联性视角来看,学者认知较为集中的共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信息化水平[28-29]、农村金融[30]、对外开放程度[31]、生产性服务业发展[32]、农业保险[33-34]、技术进步[35,26]、农地流转[36]、经济发展水平[37-38]、财政支出[39]、自然灾害[40]、城乡收入差距[41]、人力资本[42]、基础设施建设[43]、规模经营水平[44-45]以及人口老龄化[46]等方面。
1.3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研究
鉴于绿色认知和技术方法局限,关注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议题的文献极其有限,尤其是聚焦微观农户层面的更少。有鉴于此,本研究将社会化服务与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研究,一并纳入考察,既可提供基础性理论指导,也有方法性现实借鉴。
1.3.1 正向促进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其对生产率的促进有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变革传统生产方式,推动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47];二是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农户福利和促进绿色生产[48]。农业社会化服务归根结底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经营格局不变的前提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缓解农户在劳动、技术、资本等生产投入方面的要素约束[49]。具体到服务内容、主体和作用方式上又大为不同[50],可通过分工、技术及替代作用的发挥[51],弥补单个农户生产规模碎小、技术落后的不足,并帮助农户加速专业化分工，促进获取规模效益[52],搭建农户与现代农业的“交集”[53],因而可高效配置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率。
1.3.2 反向抑制作用
学者们最早通过对规模与效率间的考察,发现俄国规模化农户的单产并不高于小农户[54],随后就印度农业的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负相关;而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微观面板数据集发现我国小农户效率更高[55]。从具体形式看,由于针对性和影响力不足,政府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效率和效益方面较低;农业雇工服务的生产率也显著低于家庭自用工,因为雇工服务存在高昂监督费用,且质量不易考核,加剧了效率损失[56]。再到具体作物,孙顶强等[57]发现水稻(Oryza sativa)生产病虫害防治的负向效应更为显著,而服务小农户的金融信贷、项目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显著[58]。
1.3.3 不确定关系
早期农业生产中可能存在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衍射出对效率过多的行政干预是无效的,而农民广泛参与可有效改善服务效率与质量。同样是家庭雇工,可能因为推卸责任、偷懒倾向等导致生产率降低,但也可能会因雇工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在农业不同环节间存在明显难易程度差异,从而导致生产率的不同[59]。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受困于分工与交易费用的“两困”选择[60],可能导致服务效率较低;而农户社会化服务响应还将面临额外的成本约束,可能对生产率产生不确定性影响。同时,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本身也存在一定“未知风险”,对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可能会有区别[61],毕竟农业生产率在本质上是多要素的生产函数表达。
1.4 简要评述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发展的探讨尚在起步阶段,单独关注某一方面的文献较多,但还鲜有研究直接聚焦二者关系,尤其是基于农户微观视角的研究;关联研究的讨论虽为此类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方法借鉴和思路启示,但仍存在上述3 种争议明显的观点,有待进一步聚焦约束条件,完善研究假说,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讨论框架。
基于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和绿色高质量发展背景,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秉持理论思辨、实践行动互为检验、双向支撑的理念,从农户层建构社会化服务绿色发展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就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调节效应、作用路径等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力求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加速实现,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给养。
图1 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发展效应的理论框架图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2.1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2.1.1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达的是农户全部农业要素投入与包含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在内的农业产出间的实际比例关系;而社会化服务所衡量的是农户对社会化服务供给的响应采纳程度,其本身响应的程度高低及变化状况会影响农户要素投入的结构和质量,从而可能会直接对农户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会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如果这种变化的方向、类型与绿色技术进步偏向保持一致,则会产生正效应,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反之,则可能会产生负效应。因此,从生产要素投入角度来看,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向,其最终方向取决于作用力大的部分(图2)。
图2 基于投入视角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Fig.2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input perspective
产出的变化波动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62-63]。农业社会化服务会导致投入要素变动、规模扩大和分工深化,进而可能会增加农业期望产出;同时,也可能会因规模扩张、监督缺位等因素而产生不确定的负影响,同步增加生态损耗、环境污染等负产出。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产生正、负两个方向的影响(图3),而作用方向取决于相应产出的增加程度。
图3 基于产出视角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Fig.3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output perspective
2.1.2 基于效用理论视角的分析
鉴于现实的农业生产过程,往往是正、负产出同步存在且动态变动的,因此需要引入更为细致的科学探讨。农户行为理论认为在产出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农户追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优化,故农业社会化服务响应也应存在相应的边界,两者间的响应关系如图4 所示。
图4 基于产出最大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Fig.4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output maximization
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说。H1: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作用力大的部分;H2: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范围。
2.2 要素禀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任何经济体在某一时刻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状况,直接决定了生产活动的比较优势,也只有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行为,才能够赢得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进步。现实的农业生产及其社会化服务响应行为,在本质上是农户家庭基于要素禀赋,综合权衡考量后的具体行为选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程度或者方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调节效应(图5)。
图5 农户要素禀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模型示意图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of factor endowments of farm households 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2.2.1 纵向层禀赋效应
按照纵向水平划分,农户要素禀赋可分为强、弱两类。如果某农户的综合要素禀赋或者某种生产要素禀赋相对于其他农户占生产要素总体的比重较大,则该农户的总体要素禀赋或某种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属于综合(或某种要素禀赋)占优型农户,反之,则属于相对匮乏型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户家庭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的综合考量,而做出的动态性平衡结果;是资源配置优化之后的“优势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户要素禀赋与特性是影响社会化服务行为响应的重要要素[64];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为在本质上可视为农户家庭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一种生产性投资[65],均有利于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支撑作用。
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3: 农户纵向层的综合要素禀赋水平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变量;H4: 农户综合要素禀赋水平在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影响中,可能具有一定门槛区间。
2.2.2 横向层禀赋效应
从横向层而言,农户的要素禀赋一般囊括了自然、经济、人力、社会和物质禀赋等维度内容[65],其可能的调节效应如图6 所示。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以农地要素为代表的自然禀赋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载体[66],不仅会深刻影响农户的观念行为,也会直接影响农业技术的可获得性,从而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地形地貌条件越好、农地规模越大、周边生态环境及交通越便利,则生产成本相对越低,也意味着农户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先天占优,可能会有更高的农业绿色产出。经济禀赋表征的是农户家庭经济能力和现有水平,相对占优型的农户可能拥有高于满足农业生计基本需求的基础资源,这不仅会使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生产约束线也更为开阔,而且相对会有较小的经济压力,改变其相应的风险偏好,更愿意去尝试带有一定风险挑战性的新生事物[67],从而更有可能采纳响应新技术,愿意对有利于生产效率提高的农业绿色生产行为,进行长远性投资,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力禀赋聚焦的是个体及其家庭所拥有的知识、能力(技能)、体力(健康)等内部质量要素的综合,较多的人力禀赋意味着其劳动力资源更为丰裕,可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也能在满足生产经营的前提下,转移富余劳动力进行其他生产投资,优化已有要素禀赋结构;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容易产生“正外部作用”[67],在增能增效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人力禀赋效应。物质禀赋反映的是农户可开发利用,并据此创造价值的“硬件方面”的要素禀赋。相较而言,农户的物质禀赋越丰裕,其生产所需的生产性工具设备以及基础性硬件物资设施也就越容易获得满足,不仅可极大地简化农业生产程序,且可减少环境负产出,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社会禀赋来源于家庭成员与外部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并且与其他要素息息相关,较为丰裕的社会禀赋,可减少生产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引导规范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68],有助于形成共性“软约束”,进而提高农户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图6 农户要素禀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横向结构调节效应模型示意图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of the horizontal structure of factor endowments of farm households 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5: 农户不同类型的要素禀赋,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绿色发展效应中可能发挥着异质性调节效应;H6: 这种调节可能具有一定的门槛区间,不同要素禀赋类型调节作用的门槛效应不同。
2.3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 绿色技术变化、绿色技术效率两项。那么更进一步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绿色发展效应是通过技术变化,还是通过技术效率为路径,抑或二者兼具来实现的呢? 农户要素禀赋在其中的作用又将如何?
2.3.1 基于绿色技术变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绿色技术进步偏向的路径分析
Cochrane[69]的“农业踏车假说”发现,新技术可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共同实现新技术普及,如此往复的新技术引进,将在长期循环中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农业经济增长(图7)。具体来说,可能的作用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的技术转移效应。显性转移可直接获取技术进步偏向,农户通过社会化服务响应行为,发挥“干中学”效应,客观上推动了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另外,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加深,农户生产和外部交流更为频繁和深入,提高了农业创新的推进速度,促进了绿色技术进步偏向,使农户家庭的农业产出和效益得到有效提升。二是间接的技术溢出效应。农户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响应,在高频率地与服务供给方的生产、经营和营销等环节互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意模仿来提高自身家庭生产的技术水平,并在持续的螺旋式发展中,动态提升了区域整体的农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而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为还在被动地弥补农户自身人力资本不足中,完成了隐性知识“输入”,成为技术溢出的另一重要途径;良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会形成空间集聚,产生关联效应,也有助于形成更为广泛的技术进步偏向扩散链。
图7 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绿色技术进步偏向路径示意图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biased path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affecting gr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2)基于要素禀赋调节效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技术进步偏向
农业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认为,绿色技术变化的进步偏向和创新,在本质上是技术变革与要素禀赋结合的产物,正是因为要素禀赋的异质性,诱致了不同地区(生产单元)农业技术创新和发展变迁的差异,引发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农户要素禀赋的异质性是调节变量,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技术变化的影响,可能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有利于诱致绿色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和创新。
2.3.2 基于绿色技术效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绿色技术效率的路径分析
有学者[70]认为,新型现代化生产要素的引入是传统农业的改造途径。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一种,加速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有助于加速规模经营的实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图8)。一是专业分工效应。基于农业生产环节的技术细分为基础,既催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加速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的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特殊环节”上,实现了不同比较优势、不同劳动单位的“组合”,进而提高了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二是规模经营效应。农业社会化服务降低了农户个体的交易费用和时间成本,单个农户的服务供给有利于农户以服务的规模化,来实现技术效率提高,助推农户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三是要素替代效应。农户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响应,既可重新配置调整家庭内部劳动力,应对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上的投入效益差异;还可以价格信号为导向,利用市场机制的动态调整,借助相对廉价、充裕的农业生产机械和农机化服务,替代相对稀缺且昂贵的劳动力资源及生产性雇工,为绿色技术效率提升打通替代性渠道;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将高效的生产技术、现代化的组织制度、先进的管理方法等,广泛地引入到现实的农业生产中,明显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显著增加农业生产的最终产出。四是制度变迁效应。作为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生产成本高于服务交易成本的产物[71]。政府作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基于不完全市场竞争中的调节功能,有助于加速低效率制度的变迁和升级,带来更为高效的农业生产率,形成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图8 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绿色技术效率路径示意图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athway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ies of agriculture
2)基于要素禀赋调节效应的社会化服务与绿色技术效率
现实中不同要素禀赋农户,在农业生产目标和生产能力的配置优化上存在差异,对农业生产经营新技术的认知选取和采纳,对农业生产管理的模仿效应也会出现异同[72],导致不同农户差异化的绿色技术效率。假如农户要素禀赋较为丰裕,其经营的相对集中、连片平整的大面积农地,则为农机应用提供了便利,明显提升农机服务的效率、质量;反之亦然。
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7: 农业社会化服务以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为路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作用力大的部分;H8: 农户要素禀赋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路径中,可能起到了调节性作用;H9: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槛区间;H10: 农户要素禀赋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路径中,在不同区间可能效应不同。
第3 次农业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近2.6亿户经营规模在3.33 hm2以下的农户,占比97%左右,经营了全国八成以上的耕地,但分摊到每户仅0.33 hm2左右,不到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而其中经营规模小于0.67 hm2的农户约有2.1 亿,占比80.8%,且地块碎片化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据初步测算,即使到2030 年还约会有1.7 亿农户经营规模在3.33 hm2以下,到2050年全国仍将有一半左右的耕地在1 亿户左右的小农户手中。因此,小规模和细碎化将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长期存在的基本现实,事关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选择从以下方面,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
第一,在理论分析方面,研究通过建构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发展效应的分析框架,探讨基于农户要素禀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调节效应和作用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仅仅只有上述路径。第二,在实证检验方面,未来可以利用农业大数据,适时开展大样本的微观持续追踪调查,力求得到更为精准、更加深入的研究结论。第三,在政策建议方面,鉴于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大格局的制度设计,对现代农业重要衡量指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应是一系列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的综合产物和效应体现,未来可以进一步立足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和政策环境等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政策冲击效应的考察分析,力求优化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农户始终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变化的只是农户因时代变迁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差异,以及国家政策、经济体制等客观环境,因此,研究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生产绿色转型将带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异质性烙印。基于本文的探索性框架展开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应用前景。在理论价值层面,有助于丰富农业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内容和视角。从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全新视角切入,不仅消减了传统农地规模与农业效率间的争论意义,而且削弱了农业最优经营规模的必要性基础,有助于重新探求小规模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可为以农户为代表的小规模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新的可能性选择,进而充实既有研究议题的理论探讨和价值。在现实应用层面,有助于丰富真实的经验证据。深度聚焦微观视角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深入探究其推动生产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约束瓶颈,有助于充分衡量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真实表现,优化面向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更好地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升生产效益,保持环境发展和农业经济的共生性,促进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发展政策目标顺利达成。
毕竟相较于规模化经营主体,庞大而分散农户的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明显不足,亟需给予深入的关注,进而为基于现代农业目标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及相关政策完善提供经验支撑。这意味着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政府可以重新设定现代农业政策的发力点,从聚焦土地流转,到凸显社会化服务核心,实现农业功能的拓展性转化;从传统意义的食物供给转向基于三产融合视角下的经济、生态、民生等多维提升。
附表 S1 研究中使用的全球气候模式(GCM)列表Annexed Table S1 List of Global Climate Models (GCM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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