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时雨
4月1日，中国登山界一只悬了几年的靴子终于落地了。
罗彪看着拿在手里的批文，批文上一行小字写着：授权开展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CMDI）。
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而内心很平静。他将批文的图片发到一个5人小群里，群里有身在加拿大的马欣祥、北京的康华和周鹏、成都的古奇志，几人的反应也大多和他一样沉默。无声胜有声。过去三四年里，很多个日日夜夜，几人耐心地将CMDI的重启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拼凑起来，至此，拼图的最后一块也归位。
如果你不太熟悉CMDI，那么也一定听说过这些和它有关的名字，康华、罗彪、李宗利、古奇志、迪力夏提、彭晓龙、郑朝辉（晕晕狼）……CMDI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孕育而生，那正是中国登山风起云涌的时期。从2006年到2013年的6届培训中，CMDI共为中国登山培养了50多名高山向导，被称为中国登山界的黄埔军校。
从幺妹峰的“CMDI向导之路”到“解放之路”，从中国的贡嘎山到欧洲三大北壁，自CMDI走出的学员们也将阿式攀登的火种洋洒在中国山川大地上。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当以10年维度去思考和总结，我们也将会更懂得，这次重启的意义。
漫长波折的重启路
罗彪打开一则PPT，电脑文件显示日期2019年。
这只是他正式推动CMDI重启工作的起点，但这个念头要来得更早，大概是CMDI停办的4年后。
马欣祥、康华、周鹏、罗彪、古奇志5人经常在私下聊到CMDI，起初是感慨与遗憾更多，后来是情怀与使命的泛涌，然后，几人再也按耐不住，在过去四五年里，几人开始以行动正式推动CMDI的重启。
几人中除了周鹏都与CMDI有着密切关联。马欣祥是当年的发起人之一，是现在登山界很多大咖的老师和伯乐。康华是前三期CMDI的中国主教练，曾是国内最早一批到法国国家滑雪登山学校系统学习高山向导培训的攀登者。罗彪是第一届CMDI中以总成绩第一毕业的学员，古古是第二期毕业学员，也是第三期至第六期的CMDI教练。
此外，周鹏的履历自不用多提，想必中国登山圈内很少有人不知他的名字，这些年一直致力于登山培训事业。
CMDI的停办是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这注定了重启之路也是无比艰难。
罗彪等人一年又一年地提出，又失落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被迫搁置。重启之路波折而漫长，但有时也能深切感受到背后的支持。在2023年的北京ISPO展会上，罗彪与凯乐石的创始人钟承湛聊了聊，没想到他马上就答应了愿意为中国的高山向导国际化和职业化提供资金和装备支持。“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情况下，我感到中国户外人真的很让人感动，让我感觉只要你愿意做事、有梦想，一定会有一群志同道和，愿意出力出钱的人。”
今年1月份，在杨晓华奔赴法国霞慕尼进行ENSA入学考试的培训前，康华在北京与她见面，他们聊了很多，康华将重启CMDI的计划讲给她，杨晓华很是开心，她表示自己也愿意用所学的知识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中国登山向导行业的发展。
康华觉得，虽然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CMDI重启之意义，就是将一片片雪花滚成雪球，先把它滚起来，越滚越大。“如果没有人做，愿景永远就是一个愿景。CMDI的重启对于中国攀登者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是跟国际登山向导重新接轨的开始”
身在加拿大的马欣祥也能感受到国内攀登者对CMDI重启的旺盛需求，停办的10年里，他曾在电话里收到过许多人的询问——“CMDI将来还开不开？”这些声音在过去三五年里越来越多，更多来自曾受益于此的老学员。
他也提起当年CMDI在命名时的纠结，每一个字他们都斟酌良久，对于使用“mountain”还是“mountaineer”，大家都讨论了很久。最后一致认为，CMDI培养的不仅仅是一个攀登者，传授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而应该是综合能力，即作为高山向导所要拥有的全面素质。
2013年，在CMDI停办之后，中国登山协会也举办了两届登山向导培训，在地方上也有过诸如青海省初级高山向导培训班的开展，并邀请CMDI昔日教练与杰出学员授课，但课程都难以持续。总之像CMDI一样持续性的、严苛的、与国际接轨的高山向导培训，尤其是带有认证的培训，几乎再也没有了。
马欣祥说：“CMDI曾是中国登山前10年里最重要的培训，所营造的基础就是传承。”当下，新生代攀登者不断涌现，我们看到这一批年轻的攀登者活跃在山间，也开始以向导的身份带领大众爱好者走向雪山，那么我们如何做好这一代攀登者的传承？
CMDI在当下重启的意义，在我们看来，是把断代的培训基业再次延续，是为当下，更为10年后的中国登山树人。
“自己曾是CMDI的受益者，知道CMDI有很好的课程基础、有优秀的学员基础，也有积攒的品牌效应，扔了太可惜了！”这也是罗彪念起的初心，在尘埃落定的这一刻，他也感觉到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做事了。
事实上，当10年后再谈起CMDI时，这一群人不愿再多谈情怀，也不关注于名号，“现在的DMDI团队只想以务实的态度，致力于踏踏实实的工作，把CMDI的宗旨发扬光大，并把推进国际化进程作为重启的使命，目标仍然是培养符合中国资源特点和社会需求的各类高技术攀登人才。”
CMDI、登山向导与中国商业登山生态
在欧美国家，登山向导是一个已经存在了200多年的职业。
1741年，第一批前往法国霞慕尼进行冰川游历的两位英国游客，回来在欧洲各地出版的文学期刊上写下了他们的冒险经历，点燃了欧洲人去往霞慕尼的热潮。1786年，雅克·巴尔马（JacquesBalmat）与医生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帕卡尔（Michel-GabrielPaccard）首次成功登顶勃朗峰，更是让霞慕尼备受瞩目。
那时在霞慕尼已经有本地向导存在了，他们聚集在车站，当游客从站台走下他们便蜂拥而上，他们也出现在酒店门口。总之，那时的向导群体很混乱。
直到一次事故的发生。1820年，俄国沙皇参事哈默尔（Hamel）博士的队伍想要登上勃朗峰，但没有成功，他的三名向导却在雪崩中丧生。据称，在这次攀登过程中，哈默尔队伍的向导们预估到了风险，本想中途撤回，但客人们不同意。
这给霞慕尼小镇带来了巨大的震动。镇议会组织意识到，必须要制定明确的规则，规定谁可以担任登山向导、骡夫或搬运工，以及明确向导与客户之间责任与领导权。1821年，霞慕尼向导公司诞生，这是欧洲登山向导专业化的第一步。但还称不上职业化，直到1870年世界上首个登山向导协会成立。
无论是对于百余年前的欧洲，还是从90年代末开启商业登山的中国来说，无论早与晚，向导发展的历程大致如此，职业的诞生与演变与大众对登山的认知和市场需求密不可分，从上升却无序阶段走向专业化也是必然趋势。
在中国，正式的商业登山应该开始于1999年中登协在青海玉珠峰组织的登山活动，其后在2003年，王石登顶珠峰也是中国商业登山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在那之后有更多的客户在向导的带领下走向高海拔。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2013年，在延续了8年的CMDI停办之时，王勇峰与马欣祥曾在同年共同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商业登山的讨论——《我国商业登山的发展》，两位前辈在其中讲到了我国商业登山与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国际商业登山之间的差异，其中包含商业登山安全性问题、社会对高山探险活动的认知程度，以及我国商业登山的服务水平与国际相比的具体差距。
很多讨论放在今天也不过时。这些年来无论是珠峰上的生死纠纷，还是四姑娘山、哈巴雪山等商业攀登聚集的山域所出现的事故和乱象，无不暴露着登山公司、向导与客户间的矛盾。
近几年，越来越多年轻的攀登者涌现，也做出了不俗的攀登成绩，走向高山的普通雪山爱好者也在增多，而随着攀登群体的增大，事故数量也相应增加。此次推动CMDI重启的几位老师在面对《户外探险》采访时共同表示：“这正是我们攀登向导这一群体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CMDI存在的意义，CMDI希望通过更加安全科学的攀登理念，完善的培训体系，培养出的高质量攀登向导，在攀登界去引领科学安全的攀登。”
不同于欧洲登山运动的悠久历史，登山运动在中国起步较晚，成熟度和客户认知度都有所欠缺。相比欧洲和北美的人们更追求体验真正的攀登乐趣，比如在向导的带领下参与技术型攀登，当下的中国商业登山仍以“大团体式”和“高海拔体验式”为主，向导的“保姆式”服务更多充当着“领路”和“背夫”的作用。
那么一名合格的登山向导应该是什么样子？
王勇峰与马欣祥在《我国商业登山的发展》中表示：
"高山协作和向导的主要职责是在保障客户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客户目标，并在攀登过程中尽可能带给客户更多的体验。尤其是后者，这是登山的精髓，客户可以接受未能登顶的结果，但在攀登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价值往往是热爱登山运动的根本因素，所以高山协作和向导的技术、经验以及领导力等决定了客户的体验价值和客户的满意度。"
总体上说，我国商业登山在10年间的发展不能称其为巨大，但需求也是在慢慢发展和变化的，据古古和罗彪介绍，在当下的中国商业登山市场，已经有不少的客户不太在乎山的海拔高度，而是享受攀爬过程中的挑战性和趣味性体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需要CMDI的培训来帮助行业形成良性的生态。CMDI在培养优秀向导的基础上，将对优化国内商业攀登环境生态做出有利促进。当向导整体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消费者对登山和服务的认知也会提升。
长远来看，这也将有利于在中国打造良性的向导就业环境。以尼泊尔为例，2005年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NNMGA）成立，成立后在国际山地向导协会联盟（IFMGA）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正式的高山向导培训。经过持续不断的实践、不懈的努力，2012年5月3日，尼泊尔成为国际山地向导协会联盟的成员国。
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尼泊尔登山者与正规登山技术分离，始终处于协助各国探险者攀登的境地。即便他们也有优秀的攀登能力，但更多负责修路、背负或辅助性的向导工作，山上的主导权在欧美人手中。
然而自从2005年之后，尤其是近10年，尼泊尔的国际高山向导项目蓬勃发展起来，目前为止尼泊尔已有70余位国际高山向导，尼泊尔本地的探险公司也迅速崛起。
在推动中国商业登山发展的过程中，向导职业的发展充当着怎样的作用？我们探讨这些，即是探讨断掉了10年的CMDI再次重启的意义。
登山向导作为一个职业，通常根据市场的发展需求、参与人群量的大小来决定需要多少人进入到这个行业。用古古的话来说，既然是一个职业，那么登山向导就要考虑能否靠它生存下去，是否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CMDI培训对标着国际高山向导的标准展开，我们也将欣喜地看到，在CMDI中学习的climber将同时走在成为一名顶尖攀登者和走向职业化的道路上。
两条路同步走
CMDI的重启，只是远大征途中的第一步。
重启的CMDI与10年前最大不同，是更具有指向性。它的初衷和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符合IFMGA最低标准的中国高山向导培训体系，并推动这种体系在国内的发展，最终推动中国成为国际高山向导协会联盟的一员。
不过，10年前的CMDI也是参考国际高山向导体系制定的培训课程，并邀请了国际高山向导亲自授课，那么，为什么并没有推动中国培养出自己的国际高山向导以及走向IFMGA呢？
古奇志面对《户外探险》采访时给到解释：因为我们并没有进入到认证体系之中。
相比于同我们山地环境相似、也在2005年左右开始推动向导培养的尼泊尔来说，中国当时并没有达成如尼泊尔一样的强指向性。这或许是因为国情的不同，尼泊尔登山历史从1891年开始，比中国更早，此外最重要的是对于尼泊尔来说，登山产业是国家GDP的重要构成部分。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世界各地攀登者在尼泊尔进行高海拔山峰攀登，其中本国攀登者非常少。在欧美攀登者对尼泊尔向导专业水平的判断中，国际高山向导证书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
而在2006～2013年的中国，无论是中国市场的需求，还是学员的个人认知上，都没有达到这一高度。作为第一期学员的罗彪说：“我们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只是按照教练制定的课程标准学习，尤其是我们第一批学员从生源上就不符合他们（IFMGA）的标准，两年里有大量的时间在提高能力。”
1965年，来自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和瑞士的代表在瑞士的策尔马特（Zermatt）共同商讨建立国际山地向导协会联盟（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MountainGuidesAssociations，简称IFMGA）。国际山地向导协会联盟发展至今共有24个成员国，累计认证了近7000名国际高山向导。亚洲的日本、尼泊尔、吉尔吉斯坦是其中的成员。
如果想成为IFMGA的成员国，首先本国需要有一套作为行业标准的登山向导培训体系，然后以国家登山向导协会的身份向联盟提交申请。联盟将视申请者培训水平决定是否允许其成为成员国。据康华介绍，成为IFMGA成员，意味着这个国家培训高山向导的水准已经达到了国际统一的标准，而经过其认证的高山向导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
康华说：“在阿尔卑斯地区，如果一个人没有向导资质就带客户登山，就和开车没驾照一样，警察是可以抓你的。”
古奇志则表示，实际上在中国有很多攀登者从能力上与IFMGA认证的向导水平并没有太大差异，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认证。认证是一种手段，以此获得权限，也获得与世界登山理念与技术对齐的渠道。
重启后的CMDI将同时走在迈入IFMGA大门的前两个进程中，即：培养中国自己的国际高山向导、搭建高山向导培训体系。
今年三月，罗彪、周鹏、古奇志、张艳杰、曹新越几人，在阳朔参加了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NNMGA）面向其他亚洲国家的登山爱好者开发的培训课程，该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们准备国际高山助理向导的准入考试。
这一课程是他们步入国际高山向导殿堂的个人步伐，总体上说，课程本身与CMDI的重启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周鹏面对采访时也表示：接下来会把这个课程逐步引入到中国，学员经过我们的授课后可以直接去参加尼泊尔的考核，由此可以在尼泊尔的向导体系下考取国际高山向导证书。
10年前的CMDI培训课程，由毕业于法国ENSA的国际高山向导Olivier开发创立，其基础就是来源于ENSA的培训体系，并借鉴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向导培训课程。
几位老师表示，重启的CMDI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借鉴吸收新的理念和适合中国情况的内容，逐步完善建立一套新的CMDI培训体系。IFMGA体系是国际高山向导协会联盟的一个通用标准体系，所有的成员国高山向导协会培训体系都必须满足其最低标准，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准入门槛标准，CMDI的培训体系至少能够满足这一标准。
一定意义上，CMDI只是一个载体。“我们最远大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CMDI，很多路都同步在走，我们在学习，国内还有其他优秀的人也正前往国外学习。一边学一边教，同时推动中国走向国家高山向导联盟。”罗彪说。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山峰资源，地域广阔而复杂。因而在CMDI的课程体系搭建中，既不能照搬对海拔高度有要求的尼泊尔体系，也不能完全采用对技术难度有要求的欧美体系，如何在中间取得平衡，则既要符合中国山地资源环境，也要满足登山客户诉求，甚至还要考量中国学员水平的平均值。“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改变，加入IFMGA在乐观评估下至少需要10年时间。”罗彪说。
在马欣祥看来，中国登山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达成IFMGA的认证后，国内的向导走出去，国外的向导走进来，则有利于推动中国登山的整体发展。“我们的目的不是搬来标准限制自己，而是利用国际标准更好地走向世界。”
写在最后
CMDI在当下重启，对中国登山的意义是什么？
康华的看法是，“培训在短期两三年内可能都见不到什么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尤其是户外这样的小众行业，没有培训则不可持续。”
显而易见，培训事业并不是一个露脸的事情，但总需有人在背后默默支持。当十年、数十年后再回看，这又将是中国登山发展奠定的一块厚重基石。
而对于10年前并未参与过CMDI培训的周鹏来说，CMDI重启并不是回应心中的情怀，“我想去做的，就是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让中国把国际高山向导体系建设起来，最终加入国际高山向导联盟，这是我在攀登上想做的事业。”
罗彪在采访最后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或使命。“也怪我们当年没有这方面的远见，如果当时就开始往这方面去接轨，那么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子。”
“从当下的登山市场和攀登环境来看，您觉得是重启CMDI最好的时间吗？”我问他。
“不是，我觉得已经晚了。”
是的，从2006到2024，中国登山的近20年就要过去了，我们重新回到起点，走上一条通向光明的路。
继而他也说，20年前或许是最好的时候，但当下是最必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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