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忆范文澜和翦伯赞篇二：忆范文澜和翦伯赞
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吴庚舜
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边塞诗的黄金时代。优秀的边塞诗像一簇簇奇丽的鲜花开放在当时的诗国大地上。因此，任何论著在描述唐诗繁荣景象的时候，总要突出地提到它。如果说在其他时代写边塞诗的作家是寥若晨星的话，那么，在盛唐时代不写边塞诗的作家就是屈指可数了。
边塞诗的内容很丰富，并不是只写塞上烽火，但也应承认，其中写战争的题材比重很大，因而也很引人注目。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论及唐诗的题材时，首先提到的就是边塞“征戍”诗。他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30年来对边塞诗的研究提出问题也是从战争性质特别是边塞诗中有无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开始的。最先提出质疑的是范文澜同志。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百花盛开的唐文苑》中说：“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有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高、岑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有见解。”从文中可以看出范老只是对于天宝时代高、岑诗是否有爱国思想提出了疑问，他没有推论到整个边塞诗派，也没有论及开元时代。去年，吴学恒、王绶青两同志的《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针对30年来的边塞诗研究，对唐玄宗时代的边塞诗派评价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讨论，讨论中，涉及如何看待盛唐边塞诗的社会背景(主要是战争性质)、繁荣原因、成就估计、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问题。本文就这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玄宗时代边塞战争的性质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和研究边塞诗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关系，所以成了讨论中的中心议题。这次讨论，澄清了一些问题，加深了对某些历史、文学现象的认识，引起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对于今后分析作家作品都有好处。但从讨论
中也可以看出，还存在着一些很大的分歧。小到一次战役，大到对整个玄宗时期边塞战争的性质，都有尖锐对立的意见。
为什么会如此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说，历史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玄宗时代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关系经常在变化，唐王朝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民族压迫并不存在于某一方面，等等，如此错综复杂的现象，加以还有史料本身的问题，就使问题更复杂化了，因而在讨论中引起意见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观原因则是对这一问题的片面理解。有的论文虽然也说玄宗初期偶尔用兵，多属抵御性质。但总的却认为整个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的边塞之战都不是正义战争，并说：“八世纪上半叶主要由唐王朝统治者发动的民族战争，牵动了社会上各个阶层。”又说：“历史的事实表明，玄宗时期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即挑起衅端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唐王朝统治者，当是无可疑的。”这一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以为玄宗时代没有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有的只是“吞灭四夷”的战争。
这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不是说玄宗后期没有穷兵黩武的历史罪过，也不是说30年来文学史研究中大家公认的唐征南诏和安禄山攻掠奚和契丹，不应该否定，而是说用这种观点分析当时边塞战争性质，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我认为不应该否定唐王朝的正义战争。为了避免犯凭印象发议论的错误，我又以翦伯赞同志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所载开元天宝时期唐与四邻的交往活动和边塞战争的大事记为线索，核以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记录的有关事实，得到一个结论是：从总的方面看，唐与四邻的正常交往次数很多，唐进攻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不义战争，少于唐本土被攻的次数。这说明在玄宗时代，特别是前期，民族和好的关系是主要的，战争只是插曲。史学家也承认这个事实，韩国磐同志在他的《隋唐五代史纲》里讲到“唐朝和边境各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时，在概述唐与吐蕃的战争之后说：“但战争比起和平来往说，终究是一时的事，而且均以和议而结束，所以绝非双方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唐朝和当时边境各族的关系，也都是如此。”
这是剖析玄宗时代边塞战争性质的前提。
关于开元时代，有正义战争，这是不容置疑的。范老论及高、岑时也没有怀疑过。所以论玄宗时边塞战争的性质问题，关键是在论证天宝年间有无正义战争。既然问题起初是由范老提出的，我们不妨看看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里的见解。我认为范老是承认天宝年间有正义战争的。先看直接论到的例子。范老讲
到西域问题时曾说：“唐玄宗时，设北庭节度使，防御北方诸强部的侵入。”(《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册，第292页)他讲到唐与吐蕃在河西走廊、西域的斗争时说：“??715年，唐玄宗置陇右节度使，都是防御吐蕃从青海方面来进攻。747年(按：即天宝六年)，安西行营节度使高仙芝击败吐蕃兵，收复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国等二十余国。”(同上，第301页)另外，范老在分析吐蕃强盛时期时又说：“(吐蕃)夺取唐州县，奴役汉族居民，是侵略性的战争。唐朝廷方面，不能保护国土，对被奴役的居民更应负失职的责任。”(同上，第2册，第455页)在书中其他地方有的论述还间接地肯定了天宝时代也有正义的边塞战争。如范老在归纳“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关系”时，讲到两种战争，第一种就是“反对侵略”，举的例是“灭突厥国”(同上，第1册，第276页)。玄宗时代虽是后突厥，但两者政权的性质相同。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范老并不认为天宝时代唐王朝的边塞战争都是不正义的。
有的文章为了否定玄宗时代边塞的一切正义战争，便以李白、杜甫作为边塞诗派的对立面，以他们的诗来作论据，其实，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那些诗只能说明他们反对某一次边塞战争，或从某一个方面反对战争，而不能证明他们反对玄宗时的一切边塞战争，更不能证明那些战争都是不正义的。譬如杜甫，他在《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里的确说过“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的话，似乎他是唐边塞战争的反对者，可是你读读他的《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诗便会看出上述结论不对了。因为诗人在这首诗里又说“蔡子勇成癖，弯弓西射胡。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是鼓励人到哥舒翰军中去打仗的。这在杜甫看来并不矛盾，他反对开边，但支持保卫边境。他的《前出塞九首》也是一边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一边又说“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可见这是他的一贯态度。他的“立国自有疆”对吐蕃等也是适用的，不然他怎么会说“制侵凌”呢?我们应该承认天宝中的边塞战争中正义和不正义的两类都有。
至于具体分析每一次边塞之战的性质，还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去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才能解决问题。有的文章把唐玄宗时凡是涉及奚和契丹的战争，甚至诗中提到“东北”的战争，都看作不义之战，或把对吐蕃的战争都看作正义战争，那也是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当然无助于分析边塞诗。
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在这次讨论中有的文章以从军诗人的“呈献”活动和未从军的诗人的“仿制”风气来论证边塞诗的兴盛，它说：“唐代边塞诗人，可以考证的如王昌龄、高适、岑参都亲历过边塞生活。他们的诗往往是呈献之作，呈献的对象又是依附的守塞武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创作目的，使得他们的边塞诗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去描写征战。唐代重视边功，有‘节度使入相天子’的制度。系身幕府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蹑取进身’的重要途径。因而那些虽未系身幕府的人，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也培养了对于边塞征战的审美趣味，写了许多仿制的边塞诗。”
读这段话，我曾设想作者的本意也许是想要更为具体地阐明边塞诗兴盛的原因。因为如果泛泛地说由于盛唐时代在边塞有战争，所以边塞诗就兴盛，那么，善于思索的读者便会问道：“在其他朝代，比如说北宋吧，边塞也有战争，何以边塞诗又不兴盛呢?”这样提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把有边塞战争，便自然有边塞诗的兴盛作为规律，确实缺乏说服力。
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里作用的产物，因此，研究盛唐作家与边塞生活的联系，本来无可非议。有的同志想通过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系身幕府”来说明当时的风气也未尝不可。正像我们谈汉代献赋之风、收集乐府诗的制度与汉赋、汉乐府的发展关系一样，也有助于说明问题。但引申开来却不能成立。因为持这一观点的论者虽然也承认高、岑等作家有边塞生活经验，但又把一切“系身幕府”或未“系身幕府”的诗人的边塞诗看成是为了“呈献”给他们所“依附的边塞武将”或通过“仿制”以准备“呈献”给未来要“依附的边塞武将”，用这种“呈献”、“仿制”说来阐明边塞诗兴盛的原因，显然缺乏科学性。它不但说明不了原因，而且还会起到贬低整个边塞诗的作用。
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呈献”、“仿制”说是建立在个别现象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不了边塞诗创作的真相。以王昌龄来说，他的集子中的二十多首边塞诗，有哪一首是“呈献”之作呢?他的《塞上曲》等又要“呈献”给谁呢?岑参集中确有几首“呈献”之作，如《轮台歌》等，但在他的边塞诗中也占少数。其他诗，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优钵罗花歌》、《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火山云歌送别》、《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逢入京使》等，仅从题目也可以看出与“呈献”无关。高适的《高常侍集》也能寻觅出几首，但如《营州歌》、《塞上》等，要归入“呈献”，实在无据。
“呈献”并非普遍现象，“仿制”又是不是普遍现象呢?更说不上。当然，要在众多的边塞诗中找几首“仿制”之作，并不困难。不翻《全唐诗》，只翻《乐
府诗集》也能找到。但个别现象说明不了边塞诗兴盛原因。这里还需要提出的是不要看到有的边塞涛题目相同，就以为是在“仿制”。是不是“仿制”，得看诗本身。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区分得十分明白：“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长短，于义咸为赘剩。”(《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这类“仿制”品，唐人是瞧不上眼的。至于“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他认为这才符合《诗经》、汉乐府“讽兴当时之事”(同上)的精神的。这是创作，不能算作“仿制”。唐人喜用《从军行》、《凉州词》和《塞下曲》等古、今乐府诗题，完全不能作为“仿制”的根据。
其次，“呈献”、“仿制”说，否定了边塞诗作者的政治抱负，把“创作目的”和猎取功名富贵联系起来会导致从思想内容上贬低优秀的边塞诗，从而也就否定了边塞诗的繁荣。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谁也不能否定写了“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等诗的李白没有政治抱负，谁也不能否定写了《前出塞》、《后出塞》的杜甫没有政治抱负。高适虽未忘怀功名，但他也有安定边塞的抱负，所以一旦不能实现，便愤懑地说：“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的“安边”策略散见于诗中，有的并不正确(如怀疑和亲)，但他倾慕战国时代的李牧，希望能象李广那样立功边疆：“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类似这样有“安边书”的人，在唐代大有人在。他们的言行和作品都可以说明“呈献”、“仿制”说是不妥当的。
最后必须指出“呈献”、“仿制”说否定了生活对于创作的作用，这就使它无法解释边塞诗中反映出来的丰富生活内容与艺术上的创造精神了。
在我们看来，边塞诗的繁荣除了可用大家承认的唐诗繁荣那些原因解释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玄宗时代国力强盛，国际威望很高，诗人视野广阔，精神振奋，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当时人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还有政治制度和英雄人物的影响。唐代制举考试中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的制举并列(详《新唐书·选举志》)，这就可能保使一般知识分子更加注意边塞的现实问题。在史书和唐人文集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现实性很强的关于边塞对策的言论，与后代的八股文不一样。而且唐自开国起就有不少“出将人相”的人才，他们立功边塞的业绩，在当时人中颇有影响。盛唐又是一个文化高潮时期，“读书破万卷”的诗人颇不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班超、傅介子等)常常受到他们的赞颂。岑参说：“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中
唐王建表述得更清楚：“就中爱读英雄传，欲立功勋总不如。”(《早秋过龙武将军书斋》)当时社会上以从军为荣，关心边塞大事，是很普遍的，从唐人大量送人从军诗中可以得到印证。这种时代精神、时代思潮说明边塞诗派的出现绝非偶然。
二、玄宗“四纪为天子”，国家长期处于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下，边塞与内地联系空前加强，各族人民交往增多，交通便利，“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忆昔》)，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汲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客观条件。
三、在边塞军旅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写作环境。这个历来被人忽略、然而颇能说明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的出现及其影响的因素，值得多说两句。
建安诗歌对唐诗的革新起了很大的影响。张说在《邺都引》里曾用“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来赞赏那种横槊赋诗的生活，这便勾起了我们对于唐代军旅中的文学活动的遐想。
盛唐不少将帅能文能武，像郭元振、张说，还是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才。其他一些边塞名将，史书除了赞他们“为世虎将，班超、傅介子之流也”而外，还记载了他们的文化教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
—《旧唐书·封常清传》
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
—《旧唐书·哥舒翰传》
有的将帅史书虽未载其文化教养，但文学典籍却没有忘记他们的事迹：
《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
——
——《乐府诗集》卷七九引《乐苑》语
《伊州》，商调曲，西京(按：可能应作“碛西”)节度盖嘉运所进也。
——同上
唐代写诗风气本来很盛，这些将帅又喜爱文艺，自然会延揽一批文学之士在自己身边。在这种情况下从军，已与单纯的依附不同了。
《册府元龟》载哥舒翰延揽高适的事说：“高适好学，以诗知名，为汴州封丘尉。时边将用事，务收俊义，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适为左骁卫兵曹，充掌书记。”(卷七二八，“幕府部”)那时在哥舒翰幕中的还有严武、吕諲等诗人。崔颢被杜佑的父亲杜希望延用也是一个例子。杜希望是转战于北方和河西的老将。《新唐书·杜佑传》说：“父希望，重然诺，所交游皆一时俊杰。??希望爱重文学，门下所引如崔颢等，皆名重当时。”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中唐以后，《李君虞诗集·从军诗序》就记录了军中赋诗之事，沈亚之的传奇小说《异梦录》也叙写了将军与诗人们的文艺活动。边塞的生活是这样的新，甚至连战争场面也和内地不一样，它是在一个如此新的天地里进行的，无论悲壮，雄壮，都令人耳目一新。正是这样新的生活给从军诗人的创作以肥沃的土壤，使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起了大的变化。唐人殷在《河岳英灵集》中论崔颢说：“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讲得很中肯。
盛唐，边塞诗的黄金时代
在唐以前漫长的文学史上，边塞之作只像夜空里时隐时现的几点孤星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边塞诗人在接受传统方面，基础极其薄弱。但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唐代诗人经过初唐的准备阶段，发展到盛唐，便出现了我国古典诗歌
史上的黄金时代。
从作品的数量方面说，前代真是无法和它相比。而更重要的是在作品的内容与质量。唐以前，文学作品反映边塞生活、边塞风光的任务主要是由历史散文、地理著作来承担的。到了盛唐时代，边塞诗已成为反映边塞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
一、反映民族间友好相处的生活。这是以前边塞诗中没有写过的新内容。这类诗尽管数量不多，但它反映的现实却是广泛的。岑参的《戏问花门酒家翁》说：“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万瓮花门口。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花门酒家”就是回纥酒店。岑参的诗写于凉州，诗中表现了作者与回纥人民之间平易可亲的关系。贺朝的《赠酒店胡姬》也属于这一类。诗人说：“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氊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中原和塞上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增加了各民族的接触，所以边塞诗中有从侧面反映民族聚居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有写欣赏少数民族音乐的：“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有写汉族表演少数民族歌舞的：“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人汉，诸客见之惊且叹。”“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始知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有写塞上汉族、少数民族少年游猎的：“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还有诗人写没有战争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安乐生活的：“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闲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有的边塞诗人还告诉我们，他在和少数民族交往中，听他们讲西域风光时获得了创作题材：“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傍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人们一定会为这种奇丽的景色所吸引，也更会为各民族间的融洽关系而感动。
边塞诗还写到过汉族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军中置酒夜
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这是岑参在西域轮台(唐轮台，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北米泉县境)所写的诗句．反映了和平日子里的夜宴生活。“花门将军”即回纥将军。叶河，不是叶叶河，就是碎叶河。“胡”包括的民族很广，这里指的当是回纥、叶河部落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诗中写的虽是各族上层人物，但让人联想到的却是广大西域的民族友好。这里已不再是“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北朝民歌《折杨柳歌》)的缺乏了解，而是几个民族之间语言相通，歌曲互唱的情景。没有统一局面下的长期了解，这是办不到的。岑参还有一首诗，我认为也是反映了汉族将军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它写道：“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在这次讨论和以往论岑参的文章中，一般都说这诗是揭露唐朝将军贪婪腐朽的。我认为这是误解。少数民族常有赛马、赛箭等活动，虽然要比输赢，但与一般搞赌博不同。诗里反映了边疆地区的风俗，还是从两族上层人物的联系去理解比较合理一些。塞上并没有天天打仗，民族间友好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看看张说写的郭元振《行状》《(张燕公集》卷二四)便知道了。
二、反映边塞战争的。这类诗在边塞诗中数量最大，优秀诗篇也最多。为了说明它们反映现实的面广，历来又把它们再分为若干类，如表现立功边塞的英雄壮志、抒发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反映战士的痛苦生活、刻画戍卒的悲伤、描写思妇的幽怨、揭露将帅的无能等等。这类诗是如此的丰富，所以这次讨论中有的文章把它们分类分得更细。这类诗仅在内容的丰富性上已使唐以前和唐以后的边塞诗望尘莫及了。然而更难得的是这些优秀的边塞诗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刻性及其思想高度。唐以前的边塞诗作家以强烈感情来写士卒之苦的很少，即使写到，也只限于反映民族压迫之苦和生活之苦。盛唐边塞诗不但写到这两方面，而且还进一步写到爱国的士卒与腐败的将军之间的矛盾。“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写得何等深刻啊!不仅如此，有的诗人还用“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杜甫《前出塞》)、“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王昌龄《塞下曲》)等等这样一些诗句批评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可见出一些边塞诗人认识的深刻。他们不仅对不同性质的战争能持不同的态度，或歌颂，或暴露，而且有的诗人还能更进一步，在肯定正义战争的前提下，又写到人民的苦于征战，从而揭示了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胡
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秋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李白《古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诗人在写汉族人民之苦的同时，还以同情之心写了少数民族人民之苦：“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这些诗使得边塞之作闪耀出时代的光辉。
三、描写了边塞风光。单纯写边塞风光的诗篇并不多，但作为边塞生活的背景却常常被诗人摄入各种主题的诗中，有许多写得相当出色，祖国边塞的景色正是由于边塞诗人的努力才形象地展现在内地人民的眼前，激起人们的深深热爱，这是盛唐边塞诗人的一大贡献!
从以上简略的论述看，盛唐边塞诗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只肯定它的某一个方面。
要珍视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篇章
在盛唐边塞诗中，有没有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最初只是史学家对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的作品有爱国思想提出了怀疑，但一直没有展开正面地讨论。这次《质疑》一文把问题扩大到整个边塞诗派，否定他们的作品中有反映爱国主义的精神。这是一个关系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大问题，经过讨论把它弄清楚很有必要。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概括起来共两条：一是说那些边塞诗歌颂了“扩边战争”，谈不上“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二是说“因为自周秦以来，我们国家已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一般不涉及爱国主义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的第一条理由是建立在否定盛唐时期唐王朝的边塞之战有正义性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断定高适、岑参这些边塞诗人在“扩边战争”
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说他们的作品中不会有爱国主义精神。前面我们已经论证玄宗时代边塞有正义战争，因此这一条理由便不能成立了。
持否定意见者的第二条理由，从表面上看，仿佛言之成理，无可辩驳，但仔细分析，却大成问题。不错，我国历史悠久，在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哺育了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我国不仅在周、秦时期已形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在更早的时代即已开始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有过国家的分裂时期，但和统一比较起来，它并不是历史的主流。谁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们要认识这种客观存在，特别是要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种认识只能随着国家的发展而日益增强。我们不能以为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周、秦到现代就都是一个样子，没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就以“周、秦”来说，其统一形式和统一达到的程度，就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西周，一方面是王权得到拥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但在另一方面又是诸侯国遍布天下，甚至在王畿附近，在周天子的眼皮底下，也有分封的国家。发展到春秋战国，通过兼并战争，列国逐渐减少，从统一的角度说，它标志着社会又前进了一步，但也还不是全国性的统一，还有秦、楚、齐、燕等等国家在争雄角逐。秦灭六国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时的统一远非周代可比。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建立的汉朝，历来人们把它和唐朝相提并论。强大昌盛的汉唐使我们国家的统一事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无论秦、汉、隋、唐，在大统一的局面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8页)，还不是马列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统一国家。因此，我们在研究唐代历史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当时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当时的吐蕃、回纥、南诏等等都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它们和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民族和睦相处的时候，都是拥戴唐王朝的，接受它的册封和任命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还处于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在加强过程中．就是吐蕃、回纥、契丹以及南诏境内的少数民族自身也还存在着进一步统一的问题。处于这样一种历
史条件下，从各族的历史来看又被看作彼此不同的“国家”。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里曾以吐蕃为例辩证地谈到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他说：“回纥和吐蕃在唐时建国，对中国历史都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单从汉族历史看来，吐蕃兴起，只是唐朝感到西方出现一个强国。从中国历史看来，却是广大西部地区的居民，从此参加了历史活动。”(第三编，第二册，第493页)我们谈盛唐边塞诗中的爱国思想，是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的。列宁说过：“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列宁全集》第23卷，第198页)他还说：“要给‘没有历史的民族’找到一个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中寻找)，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民族。”(《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6页)要求把祖国和民族放在历史范畴里来作考察的观点，与马列主义承认爱国主义有它自身的历史发展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
既然如此，那么持否定意见者以唐代民族间的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来否定边塞诗中有反映爱国主义精神之作，就站不住脚了。假若我们要求一千多年前的盛唐诗人用后代，或者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待当时的民族关系、民族战争和爱国问题，这显然是违背历史观点的。如果用它来指导实践，不仅会否定一大批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作家作品，不利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发扬，而且也会否定唐代我国境内那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所起的开发边疆、抵御外侮的历史作用。如果唐代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已和我们今天完全一样，那么它们的立国岂不是开历史倒车的分裂活动了吗?唐代边塞战争岂不都成了正义性质的了吗?可见持否定意见者的观点是并不够科学的。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盛唐时代的边塞战争有各种性质，其中也有抵御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范老也责备唐代统治阶级在面对吐蕃入侵时不能保境安民应负没有尽职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任意否定盛唐边塞诗中有爱国之音了。当然，我们不能把一切边塞诗都看成反映了爱国思想的。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仅是边塞诗中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结合作家的思想，把作品反映的战争的性质等等方面的事实弄清楚，才能去肯定它们。
除了弄清事实真相，谈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还应该避免靠推论去
作结论。这里不妨以边塞诗的代表诗人岑参为例。关于岑参诗中有无爱国主义精神，不少同志发表了肯定的意见。范老说歌颂侵略战争怎么能说是有爱国主义精神，这话本身并不错，问题是要确定哪些诗歌颂了侵略战争。《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算不算?我看不算。先看历史背景。岑参在一篇历来被大家忽视的《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序》中曾说：“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逾花门，略金山，烟尘相连，侵轶海滨。天子于是授钺常清，出师征之。及破播仙，奏捷献凯，参乃作歌。”(《乐府诗集》卷二O，第302页引)可见师出有名，属于正义性质。在正义战争中写出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不应怀疑，《走马川行》本身的内容也可以为证。这首诗里没有《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中那样丑恶的、血淋淋的残杀描写，没有那样的庸俗吹捧。它歌颂的是将士们在严寒之夜奔赴前线，抗敌御侮的行动和高昂的战斗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盛唐诗人关心国家大事，有爱国心是有社会基础的，在不少诗人的诗里，得到了表现，如贺知章《送人之军》：“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张说《南中送北使》说：“闻有胡兵急，深怀汉国羞。”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勖：“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高适《燕歌行》：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诗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既然盛唐时代边塞诗中客观上存在着爱国思想，而有的I司志却要一概否定，这除了上述说到的原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积贫积弱的时代、在山河破碎的时代，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大家容易看到人民的痛苦，容易理解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反映那个时候的爱国行动和爱国心，容易被注意。一般对于国家强盛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容易忽视，这时只看到它那高昂的战斗精神，勇往直前的壮志和对于抗敌御侮的必胜信心，也容易忽视当时人民的苦难。所以我觉得谈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要注意时代特征。
从这次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塞诗研究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这不仅因为它和其他文学遗产一样存在着精华和糟粕，还因为它涉及我们对这些诗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的正确认识。而且我们的研究还关系到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去继承边塞诗中的民主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使优秀的边塞诗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篇三：忆范文澜和翦伯赞篇四：忆范文澜和翦伯赞
北大马克垚：在我国史学界，形成了大师不可逾越的思想
马克垚：培养研究生的经验与教训
马克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
《历史教学》杂志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这叫命题作文,但我感到实在写不好这个题目,心中不免惶恐。我教的是世界中古史,在我国是一个小学科。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搞外字号学科的,包括外国经济、外国政治、外国历史、外国法律,甚至外国文学的,都因为长期闭关锁国,缺乏图书资料,去外国学习、和外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很少,所以十分落后,和外国的差距较大。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外国历史的,记得毕业后一进世界历史教研室,杨人楩先生就对我们说,在中国,你最多能搞点中西关系史。他老人家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不过当时是自己不能选择专业,只能硬着头皮搞下去。自己本身就是半瓶子醋,没有多少水平,后来奉命培养研究生,更感到力不从心。我教研室(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包括上古史和中古史)同仁起初招收硕士生时,相约每三年招收一次,这一班毕业后再招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科冷僻,毕业后工作不易对口,另外也感到自己教学生的能力不强,
自己尚且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后来教学、科研都要计算工作量,我一次也只招一个学生。这样准备时间比较多一些,还可以对付。
无论如何,自己也招收过一些研究生,他们也都合格毕业了。但检讨下来,我的培养经验不多,教训不少,经验与教训有时也不易区分,说出来请大家参考。
我认为,要做研究生(这里就说博士研究生吧)的老师,不但要有学术方面的准备,更要有思想准备。思想准备可分两点,第一是要破除九斤老太思想,第二是要破除崇洋媚外思想。先说第一点。
中国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尊敬老师,尊师重道,另一个是尊老敬老,这两个传统我认为是很好的。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它也有副作用,其显著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使人感到老人、老师都比年轻人有学问,比年轻人强,“姜是老的辣”,“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在我国史学界,就
是形成了大师不可逾越的思想,
我们当学生时代的大师是三老,郭老(郭沫若)、范老(范文澜)、翦老(翦伯赞),他们的著作、主张,可以说都是对的。后来三老不行了,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诸老,这些老的气势,比前面的三老可大多了。许多人可以说对之顶礼膜拜,特别是陈寅恪,纷纷争着以当过其弟子为荣,他有弟子,还有再传弟子,三传弟子,闹得不亦乐乎。我认为,这些“老”都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或者可以说是很大的贡献,但都有个时代的限度。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是领先者,是先知先觉者;他们也都有其过人之处,或记忆力惊人,或理解力出众,但不能将之说得神乎其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领亿万年的才人是没有的,领数百年的才人也十分难能可贵。
关于崇洋媚外思想,在我们搞外国史的人这里也很突出。外国的大师就更多了,什么韦伯、皮朗、瓦勒斯坦、布罗代尔、麦克尼尔,可以说数不胜数。这些人也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确实也大都是开创一代新风,在世界史坛上发生重大影响、形成某种学派的人物。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就是不能逾越的,只能学习,不能质疑,不能批评的。他们的学说有其优长,也有其不足之处。
还有一个怪异之处的,是我国对西方汉学家的态度。现在的汉学家以美国的居多,他们的书被大量翻译过来,介绍者也都说他们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甚至一些二三流的汉学家也被吹的很高。但是介绍者多,对话者少,我国的中国史学者并不,或者很少和他们进行讨论。外国的汉学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其研究成果可能会提出一些供我们参考的观点,当然也不能以为他们有多么多么伟大。可是翻译过这么多的书,我们应该读一下、评论一下吧。也许我孤陋寡闻,见到的不多。使我奇怪的是,彭慕兰写了《大分流》,对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出了问题,和他讨论的是同为汉学家的黄宗智(当然他是华人),他们的讨论文章登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上,我国的史学家却似乎没有怎么参加。
由于社会崇老敬老,有些人自己当了老师以后,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觉得自己也就了不起,或者因为岁数长了几岁,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就飘飘然起来,自以为也是大师了,起码也是“准大师”,当然比学
生强,而且一代一代都不如我,不但现在学生不如我,将来他们也不能超过。我想,就拿博士生说,原则上他定然不如老师,应该向老师学习,但是不但他将来很可能超过你,就是现在也许在某一点上就比你强。他集中精力,三年、四年写一篇论文,他读的书,思考的问题,可能你这个老师也还没有读过、思考过。在这一点上他就比你强。应该知道,如果我们的学生都不如老师,那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我们的学术势必倒退,如何还能进步呢。
我不敢说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思想准备十分充分,当老师的态度十分端正,不过我可以说,在培养学生时,在和年轻人讨论问题时,我是努力批判九斤老太思想的。
我培养研究生时,首先要给他们上课,主要是两门课,一门是我自己研究的、熟悉的领域,“西欧封建经济研究”,这个课程内容比较宽泛,包括西欧封建时代的各种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其发展变化等,这希望能对学生起一些引导作用。另外一门课是西欧中古史的史料学与史学史,这是学生进入研究领域的基础。史料学的介绍包括中古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史料,只能举其荧荧大者;史学史课程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者必须掌握你所研究领域内,前人做过什么工作,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结论,这些看法和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和有什么不足之处。外国史学流派纷呈,相互辩难、争论者众多,要让学生知道这些流派之所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要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结合起来考虑。学生掌握了这些相关知识,就知道自己的研究应该从何处入手,不会重复别人的工作,也不会被别人的成果牵着鼻子走。但这门课很难讲授,许多史料我见都没有见过,也读不懂,只能根据别人写的史料学,综合取其有用者加以利用。史学史同样困难很大,各种史学流派观点错综复杂,它们如何形成与演变有时实难弄清楚,自己也没有将各种重要流派著作都阅读一过的能力,所以依然是从人家的史学史著作入手,选择自己需要的,从正反两面综合分析,得出一些看法,教给学生。这样的课程讲授可以说不怎么合格,但我可以充分自信地说,我没有以崇洋媚外的观点讲授这门课,而是教给学生对大师们要有一个批判的态度,不要叫他们吓倒。
除了我自己上的课外,我也鼓励学生听一些其他老师的课,特别是中国史老师的专门课和外系老师的课。不过回想起来,我这方面的引导做得不够。我自己深知,学历史学,不能局限于历史,还必须有法律、经济、政治、社会诸学科的基本知识修养。这样才能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对本学科的内容有深入了解,知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哪里,也知道如何综合运用各门社会科学之相互关系,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深入发展。
西欧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中古时期发达的学科是法学,历史学中诸制度史的论述,如政治、经济等,无不渗透有法学的基本概念。法学讲究定义明确,概念准确,在法庭上和别人辩难失败,就会输了官司。所以西欧史中法学的影响很大,没有法学基本知识,有时很难正确了解书中的内容。经济学更是研究历史应该有一定基础的辅助学科,不了解经济基础,其他诸上层建筑也不容易了解。西方经济学学派众多,古典经济学还比较容易一些,后来的如什么制度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等,需要有很多数学知识,文科学生学习就更不容易。我上大学时,是全盘苏化,教学计划完全以当时苏联的样板安排。各系的课程排得很满,基本没有时间学习一点其他系的课程,所以缺乏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后来进入封建社会史研究的领域时,感到需要这些方面的知识而努力补课,可是补课也不容易。法学的名词、概念弄懂就不易。经济学则我连初等数学都快忘记了,高等数学也学不会,所以这方面的补课也没有补上多少。
我在课堂上,倒是让学生知道研究历史懂得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等的重要,也简单地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可是没有让同学更自觉地向其他相关系的老师学习,到那里听课、进修,或者规定应该有一定学分等,这是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
社会本来是一个整体,将其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有其好处,但也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难免机械地割裂其内容,不能辩证地看问题。而且学科越发展,就越发现和其他学科有关系,例如历史学中有经济学的内容,原来历史学只注意其政治方面,经济的内容偶然出现,也不引起大注意。经济学发展了,历史中的经济内容就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学就和经济学结合紧密,所以现在大力提倡跨学科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从文科说,我
认为,跨学科不是说你将两个学科放在一起,成立一个什么跨学科中心、研究所之类,就算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了。人缺乏跨学科的知识,这个学科还是跨不过去的,并不能产生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要让学生掌握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之所在。
我还有一个做得不够之处,就是没有带学生一起读一些经典史料。我知道中国史的先生们有一门课,就是和学生一起读史料,如取《史记》中某些篇,让他们仔细阅读、分析,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这样有助于学生的分析批判能力。由此学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很想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我自知此乃力所不逮,就放弃了。比如,有名的萨利克法典,是法兰克的基本史料。苏联学者对之做过十分专门的研究,从它的版本考证起,内容则一个字、词,都有那么多的不同解释,必须了解这些不同解释之由来,然后与之商榷,再做出自己的解释。我只查到这一法典的部分英译,还有全部的俄译,如何可能从二手研究原始史料呢。
研究外国古代史,必须学习外国的古代语言、文字,如埃及学应该学习象形文字,亚述学应该学习楔形文字,西欧中古史则应该读懂拉丁文。我让学生向有关学者(校外或系外)学习拉丁文,但时间不多,他们也只能入门,知其皮毛,再靠自己努力加强、深入。学习外国历史,外语之重要,是应该十分强调的,但当时限于条件,强调得不够。现在我们教研室的外语教学条件可好多了,专门开设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教师,就有好几个,可以开出不同程度的这些语言课。有关教师带着学生读原始经典史料,已经成为正式的课程。这样就十分利于培养学生的古代外语水平。我教研室彭小瑜教授,还联合其他系、所,设立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从本科生开始,让学生加强外语学习,然后让他们直接攻读研究生,以利于中国的外国史人才培养。
培养研究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培养他的问题意识。教学要启发式,不要注入式,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自己在上课中,或者与学生的讨论中,还能够注意向他们提出问题,而不要老是自己回答问题。给本科生上课时,我的口头禅是“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将许多史学上的问题或者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摆给学生,让他们思考。所以多年后老学生
返校时,还和我开玩笑,说起当年的“搞不清楚”先生。我自己写的一篇论文,《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有人说全部都是问题,是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分析与批评。我经常说起提出问题的重要性,要学生学会提出问题;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就是问题解决的一大半。如果根本没有问题,或者老是提出不正确的问题,那就必须找出其发生的原因,帮助学生纠正。中国古代学者说过,“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精神是可嘉的。但是哪里有无所不知的人呢。必须认识到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不要老是想充当问题回答者,而是要充当问题提出者。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第一步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宽厚的学术环境,让他们自己思考,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生应该自己给自己找寻研究的题目,我不给学生出题目,只给他们参考书目,让他们读一些书,自己定下题目,再和我商量。学生要主动学习,不要被动学习,让学生顺着自己的兴趣、志愿发展。有一个学生,他想写的论文我认为有难度,但他愿意尝试,就让他顺着自己的思路尝试一下,后来他确实感到此路不通,于是再做调整,看似费了些时间,但我认为却使学生摸索出自己的治学经验,很有好处。还有一个学生,要写一个妇女问题的论文,我对妇女史可以说没有任何知识,说我指导不了,但学生愿意坚持,我就同意她做这个题目。我的指导只能从一般方法上去做。但学生很有毅力,仍然能够完成论文,质量也不错。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学生以比较的方法观察、思考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比较史学”,只是以朴素的、直观的方法运用比较的方法。因为对于外国史,我们固然是“他者”,有情况不了解的缺点,但是更有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的优点。我们思考的问题,外国学者可能想不到。这也就是和汉学家看中国问题,其角度和我们不一样,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同样的道理。比较当然可以是直接的,例如我写过《罗马与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一文,指出双方的奴隶制各有特点,但也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对破除欧洲特殊论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也可以做隐性的比较,我的学生写的论文,大都是直接写西欧的,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以中国的情况为参照系,思考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而中国不是这样,问题于是就出来了。我的比较方法,被别人
称之为求同法,因为我依然相信,历史的发展千差万别,各国家、民族的发展各具特点,但其基本规律,应该有其统一性。就是东方主义者主张东方要学习西方,才能达到西方的水平和状况,那同样是主张东、西方有其统一性的。“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不同”的看法,现在大概没有人再坚持了。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还有个因材施教的问题。人的禀赋不同,才能各异,学习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记得我在上大学时,学期末必有考试,考试时必然要记住老师教过的内容,我们那时盛行背笔记的工作。我是将笔记看得很快,必须看个七八遍才能记住。我的一个同学却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能看一遍笔记,就绝对可以考得很好。简单的一个记忆力,两人就有如此大的不同,其他涉及理解、逻辑能力等,那各人的差别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教师应该注意考查学生学习能力的短长,发挥他的优点,帮助他克服缺点,就能使他较快地成长。我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外语很好,所以读过大量的书,史料十分丰富,但是历史学思维比较差,写出的文章有点平铺直叙,缺乏深度;另外一个是读书比较少,但很善于思考,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并且根据简单的史料就做出结论,不过因为根据不够,也有论点难以成立的毛病。对前面的学生,应该启发他学会思考,训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后面的学生,则要他勤奋读书,不要匆忙做结论。两人都纠正了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前面的学生加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能力,逻辑归纳能力,在本学科的研究中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学生不善于思考,只会死记硬背,所以我们培养不出大家;欧美的学校,主要是指美国的学校,学生学的如何活,都善于独立思考,培养出了好些人才,得过多少诺贝尔奖等等。现在我们的教育,学习美国蔚然成风,一提就是斯坦福如何,哈佛如何如何,唯洋人标准是从。我没有研究过教育,更没有在国外长期学习过,但我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可以提点不同意见。欧美的高等学校有长处,我们应该吸取,不过不要忘记,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生搬硬套一定行不通。现在是什么小班课、导师制、自由转系;对教师则有什么tenure-track(非升即走),更有某某名校教师提职称,必须外国同行投票通过。我还没有听说美国的教师,退而言之,美国的汉学家提职称,要中国同行投票的事。
难道这是国际化吗?我们当学生的时代,确实有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
(互相对笔记,怕记错),考试背笔记,考完丢笔记”。那时教学手段落后,许多课缺乏教科书、参考书,只能老师讲、学生听。但那时也绝不是完全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现在教学手段已大为改观,教师上课各有妙招,启发学生思考、讨论。一般说来,他们都会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的方法,介绍他们以学科前沿知识,让学生研读原始史料,学会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且以中国情况为参照系,考虑问题。所以培养的学生独立研究能力都很强,怎么说不如人家呢。
说中国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许多人已经说过不要迷信诺贝尔,何况我们现在也有了诺贝尔奖得主。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研究出的牛胰岛素,也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的,不过因为政治原因没有得。说我们大学培养不出大师,也不对。我认为,起码我们自己培养出两个大师,一个就是陈景润,一个就是王选。他们没有留过洋,没有师从过什么外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再进一步说,我认为,大学是培养不出大师的,只能培养中师,甚至小师。成为大师有许多条件,是要大学毕业后自己努力争取、奋斗得来的。有的大师不需要大学培养,爱因斯坦,没有人说他毕业的大学如何,他却是大师,大约无人敢反对。人的才智很是不同,确实有人自学就能成为大师,有的培养半天也成不了大师。我不是“天才教育论”者,我只是说不要迷信外国。不宜妄自尊大,也不宜妄自菲薄。愿与观点相同诸君共勉。
培养学生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地方,就是注意发挥集体的力量。你是导师,当然你应该主要负责培养学生,可是一个人的知识总是不如几个人的多,所以发挥集体教学力量也是重要的。例如我教学生时教研室有开题论证的环节,学生将自己的论文题目、主要内容、史料情况等,向教研室同仁做报告,大家与之共同讨论,这样不仅导师帮助学生考虑,许多老师一起帮助他考虑,论文可以进一步写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环节。其他的环节还有中期考试,预答辩等,都应该好好利用,使之发挥作用。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培养研究生的体验。拉杂谈来,不成系统。使我欣慰的是,我这个导师不怎么样,既不是严师,更不是名师,但我的学生
却十分优秀,他们早已超过我。他们大部分仍然从事中古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现在大都掌握两三门现代外语,一两门古代语言,能深入史料,分析研究,写出文章,出席各种相关国际会议,与外国同行相互讨论、辩论。他们完全达到和国外同行相对等的水平,在国际史坛上崭露头角。当然还应该争取超过他们,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派,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奋斗目标。我所以写此短文的目的,也就是将这一情况介绍给大家,用实际例子批驳九斤老太思想。（本文原刊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第9期）
——本期荐读：北大必修课——不是每一个充满梦想的人，都能有幸到北大聆听大师的教诲，但现在，可以通过这些书去感受智慧的渊博，人格的魅力。你的读书列表中不能缺少的经典小编力荐：《北大必修课》（精装全6册）
北大口才课
语言表达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人际交往中，高超的口才技巧能把我们尽可能的准确表达思想，维护人际关系，甚至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化劣势为优势。人是群居动物，而语言表达能帮助你在社会生活中应对自如，更好的应对世界。
北大国学课
本书精选了章太炎、吕思勉、刘师培等学者的作品或演讲录，入选的学者或曾在北大任教，或是老北大精神的传承者，他们学识渊博却不为学识所累，对国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的经典著作对北大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大哲学课
不管处于何种精神状态，我们都能从他们所散发的智慧之光中，汲取我们需要的光芒，以驱散存积于我们内心的阴影，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在匆匆之余停下脚步，发现生命都各有其意义，生活都各有其美。
北大心理课
北大也是我国科学心理学的发源地。1902年，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员服部宇之吉讲授心理学，来开了北大传播科学心理学的序幕。191年北京创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开端，此后，不少教授在北大讲授和研究心理学，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心理学。
北大人文课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蒋梦麟等北大先驱，也是北大精神的奠基者，之后北大又培养了冯友兰、季羡林、林语堂、朱光潜等学者，他们以各自的思想和行动，为我们构造了一个独属于北大的人文体系。北大的人文气质不是物质的流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传递。
北大管理课
本书撷取北大管理智慧的精华，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详尽阐述了北大知名学者和教授对管理的认知和理解，深入讲述管理者普遍关心和关注的管理话题，通过借鉴大师们的管理经验，相信对每一位渴望业有所成的人都有很大的帮助。
篇五：忆范文澜和翦伯赞
---------------------------------精选公文范文--------------------------张荫麟、范文澜、白寿彝、翦伯赞、吕思勉、钱穆几位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类书籍，各有哪些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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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勿喷
张荫麟版本简洁明了。缺点就是作者英年早逝，没写完。通史不通。
范文澜的版本，特点在于：
1.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
2.这本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产物。是延安史学的标志性产物。树立了延安这一中gong史学中心。
3.书中否定了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观，确立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观点。将历史主义和阶级斗争相结合，分析中国古代史，找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精选公文范文----------------1---------------------------------精选公文范文--------------------------
4.书中重视劳动生产中的科技发明和对外交往，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5.此书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了中国通史，将书的受众从一般学生教师转变为人民大众
6.书中肯定了农民起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于一些特殊人物，如曹操，武则天等，提出了新的评价
优点在于选取的例子都用白话文翻译一遍，可读性强，适合自己看而不适合教学。另外，范文澜的评价也较他人不同。
缺点一是受革命史观的影响，二是没写完。蔡美彪补的部分没法看。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最大的作用在于，将毛泽东的历史/史学思想物化。
白寿彝版本的优点，在于编这套书的人，都是史学界的权威。
缺点一是布头太大，一时半会看不完。不适合做教科书。二是用我dang的政策解释历史，例如用民族政策解释民----------------精选公文范文----------------2---------------------------------精选公文范文--------------------------族关系。这就闹笑话了。我导师就说过，白寿彝就是个婊子。。
白寿彝的徒子徒孙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写文章比较假大空，爱从宏观角度说问题。题主可以找几篇北师大的文章看看。
翦伯赞的版本，是我本科学的。优点在于行文流畅，重点突出，是学习中国史的好教材。缺点在于革命史观太过浓重，而且篇幅有点小，不太适合考研复习。
吕思勉的版本，简明扼要，但是史评不够突出。
钱穆的国史大纲，写的过于像评书。范文澜过于侧重考据。史观派的问题在于，他们老是揭示“是什么”的问题。不爱说“为什么”的问题。
以张荫麟的才学，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写出来的通史那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范文澜他用艺术家的眼光审视历史，不假注释，却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这种史学和艺术的结合是----------------精选公文范文----------------3---------------------------------精选公文范文--------------------------其一大特点。就他那本未写完的《中国史纲》，刘梦溪先生在给自己的研究生开列书目时，永远是第一位的必读书。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这是首创之功，也是其弊端之所在。这本书还未完成，他就去世了，其余部分是由蔡美彪等续补上去的，不值一看。
白寿彝主编了一套《中国通史》，布头太大，而且参与人数很多，思想观点不一致。他本人更多的是研究史学理论，史学史和民族史。而且他还不够客观，凡是涉及到汉族和回族的问题上，他常常偏袒自己民族。
翦伯赞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史学的。当时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他的《中国史纲要》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较为简略和平淡，但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下功夫很多。
吕思勉著述颇丰，既有通史，也有----------------精选公文范文----------------4---------------------------------精选公文范文--------------------------断代史。他的史学著作中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工具，新方法。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钱穆的《国史大纲》繁体竖排版，书中开篇就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对历史要平和，不能顶礼膜拜。《国史大纲》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而以其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开创了编纂通史的一种新体例，首重政治制度，其次学术思想，又其次社会经济。
PS: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锺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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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忆范文澜和翦伯赞
应该读读《中国通史简编》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位堂兄是我的老师，有一天他安排我到村子西头的农家去取一本书，书的名字是《中国通史简编》，对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一个陌生而拗口的名字，为了让我不至于忘记此行的使命，堂兄兼老师反复的叮咛嘱咐这几个汉字，然后让我复述给他听。正是这样一个机缘，使我牢牢的记住了《中国通史简编》这样一个名词，尽管读到他是在多年之后的大学时代。
读过的现代学者编著的中国通史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政治先行”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是此类代表。在其《前言》中，就明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作为撰述的指导思想。这类中国通史，虽然在具体的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如翦伯赞《中国通史纲要》、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等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中国史稿》、徐连达、吴浩坤、赵克尧《中国通史》等主张“战国封建论”;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主张“秦统一封建论”;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主张“魏晋封建论”;张传玺、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主张“西周封建领主、秦汉封建地主论”??但此类著作，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
二、“重视文化”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编，上编全谈文化，等于中华文化的专题研究，下编才以时间为序，探索历史发展。钱穆《国史大纲》，更是成书于“抗战”的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纯以保存中华文化的血脉为己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成一家之言”的中国通史。台湾琼瑶的父亲陈致平著《中华通史》，洋洋十册，每章后附该段历史《大事年表》，并附“主要参考书目”，让有心者能履迹溯源。樊树志《国史概要》，吸收当代最新史学研究成果，使入门者易于窥览。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虽属考古学专著，但苏先生明确提出的“中华文明的多源起源”一说，对后代学者编撰新的中国通史，当有筚路蓝缕的指导之功。
四、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通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剑桥中国史》系列(尚未出齐)。这类著作，观念新颖，文字流畅，可惜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叹。在这一背景下，旅居海外、先后任美国匹茨堡大学和台湾大学等校教授的著名史学大师许倬云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该书文笔流畅，而且考古与史料并重，文化与政治齐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特别关注每一个时代里“人”的具体生存状态，并
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审视。这种历史眼光，在以往的中国通史中，稀见。
五、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被认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在1940—1941年在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编写的。当时的形势是: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基于这种需要，范文澜受党中央的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他作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研究室的人员集体编写。参加的人员有: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同志。按朝代顺序，分工起草。范文澜追忆说:“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
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所以，本书出版时虽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力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本书的编写宗旨和特定的需要，都要求编者不能沿用旧有的历史著作或教科书的编写成例，而必须自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有一些专论刊布。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所未有。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与旧类型历史书不同之处，他自己归结为五点: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段落”。“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本书“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应该是四个时期，明以后自为一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关于时期的划分，着重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并注意到文化思想的发展。
第四，“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
第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
范文澜自己归结的这五个要点，都不同于旧类型历史书，在当时确是全新的观点和编写方法。著者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治学谨严，学识渊博，这些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通过具体史实的系统叙述得到体现。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本书出版后，既反对了“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成就，开一代之学风。
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一些大学，用于教学的中国通史一类书籍，多是用文言体写作，引用古籍原文说解，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采用口语文体，力求做到明白易懂。由于著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行文造句，独具风格，一洗教条主义“洋八股”的积习，赋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读来引人入胜。编写体例也注意深入浅出，多有新创。例如关于古代各项制度的讲述，历来被认为是较为枯燥的课题。本书讲到历史上的制度规定，往往援引有关历史事例作生动的论证，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并不觉得枯燥。又如书中很少引用古籍原文，必要引用时，多将原文译为生动确切的口语或加以口语说解，使人易读。如此等等，也都是不同于旧型史书的显著的特色。
本书上、中两册于1941年至1942年先后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延安出版，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受到广泛的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得到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本书共约60万字，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又由于受到图书资料的限制和适应抗日时期干部教育的需要，不能不存在若干缺陷。1948年，范文澜曾在该书再版说明中说:“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1951年，他又作过一次讲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本书作了概括的评论。讲演纪录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4卷3期发表，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还有以下几项史实需加了解。
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阶段划分～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意见。曾有人认为，西周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主张，创始于《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范文澜，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论点。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
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呈玉章同志的主张”。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
二是中国通史当然是从古到今的历史。把中国通史理解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实在也是误解。《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原分编为三册，上册写到五代十国，中册写到鸦片战争以前，下册原计划编写近代部分，因著者投入整风运动而中断。此后又由于新的情况而改变了计划。
整风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依据这个号召，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范文澜接受这个任务后，不得不把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先行搁置，全力投入近百年政治史
的写作。鉴于编写通史简编的经验，此书开始编写即由他独立承担。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就因抗战胜利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写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重印《中国通史简编》，将原来的上、中册分编为六册，已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册和第八册，合为一书刊行。但此书原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一部分，只叙述重大政治事件，与《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的体例并不一致。尔后，仍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单独出版。1948年4月，原编为上、中册的《中国通史简编》经过校订，改编为上、下册再版。所以，严格说来，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未能按原计划完成的著述，是近代以前的中国通史。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自1953年至1965年陆续完成四册出版，写至隋唐五代时期，共约一百万字。此书的编写仍以广大读者为对象，但尽力反映著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专著。出版时虽曾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
文澜逝世后，此书在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以与延安时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相区别。
《中国通史简编》自延安出版以来，曾多次重印，编次有所不同，有以下几种版本。
1(上、中册两卷本。
这是本书最早的版本。上册于1941年5月在延安付印出版，内容自上古至五代。中册1942年出版，写到鸦片战争以前，无下册。上册出版时，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序言，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此版刊行后，解放区各地曾据以翻印。
2(六卷本。
1943年10月新华书店出版。将上、中册分装为六册。第一册是第一编，远古至秦。第二册:第二编秦汉南北朝。第三册:第三编的第一、二、三章，隋唐五代十国。第四册:第三编的第四、五章，北宋南宋。第五册:第三编的第六、七章，元明。第六册:第三编第八、九章，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和隋唐以来文化概况。本版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卷首刊1941年上册的旧序，无新版说明。1945年1月再版刊行。
3(简明教程本。
1947年3月上海希望书店据1941—1942年延安版重印，仍分为上册、中册两册。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书名改为《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著者署“范文澜著”。卷首仍刊录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序言，无出版说明:尔后，范文澜在本书1948年版的“再版说明”中曾提到《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在延安出版后，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在蒋管区虽然遭受法西斯特务的禁止，但是1947年在上海也终于出版了”。
4(合编一卷本
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出版，8月再版。据延安版重排，合编为一卷。书名仍称《中国通史简编》，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范文澜主编。卷首刊1941年旧序，无新版说明。
5(分编八册本。
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据1945年版，仍将上、中两册分编为六册。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本书第七册和第八册，一并刊行，署范文澜著。第七册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附记”，说:“华北新华书店印行《中国通史简编》，分成六册，颇便阅读。兹将本书作为简编第七册、第八册，附录移至第七册后面。其余概不变动。”这里所说的“附录”，是指原来附于书末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
6(上、下册校订本。
1948年9月，新华书店重排新版发行，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第一编远古至秦和第二
编秦汉南北朝，下册是第三编隋统一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编者仍署中国历史研究会。卷首刊录1941年的旧序，并刊有1945年4月范文澜所写的“再版说明”，署名“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再版经由范文澜和王南、王可风、荣孟源、牟安世、高山、刘桂五、纪志翘等同志校订。说明“根据原稿校对一遍，在个别问题和个别词句上略有改动”。原来的上、中册改编为上、下册，表明本书只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通史，暂不续作。
7(上、中、下三卷本。
1949年9月新华书店出版。系据1948年9月版重印，只是改装为上、中、下三册。上册包括第一、二两编，远古至南北朝。中册第三编第一至六章，隋至元。下册第三编第七、八、九章，明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没有新刊的题记。
8(重排一卷本。
1950年l1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据1949年9月新华书店版重排，合订一卷。卷首刊录1941年旧序和1948年再版说明，没有著者为此版而写的题记。这一版本发行后，一再重印。1952年6月印至六版。
据上所述，本书出版后十年间，先后有八种版本刊布，至于各版本重印翻印的次数和发行的册数。已无法统计，但由此已可见，本书出版后风行一时的盛况和广泛的影响。
本书此次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是据1948年著者校订本重排。书名依原名《中国通史简编》。著者署名据1947年希望书店版，署“范文澜著”。卷首仍刊
录中国历史研究会旧序和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再版说明。1948年版排印中的错字和漏宇，作了校补，标点符号予以统一。内容一依原文，不作改动。书中某些用语，如“中国”一词，有时是指中原汉族地区，并非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诸如此类，读者自可鉴别。原来附录的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和《论正统》两文，不再收录。原附正误表，参照改订。
篇七：忆范文澜和翦伯赞
历史教学孕涵在素质教育中
历史教学孕涵在素质教育中
自有人类以来，历史与教育就如江河与水流一样地共存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历史教育在人才素质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使历史教学对促进人材成长，素质形成起更大的作用，现就历史教学在中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及紧密相关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过去，我们对历史知识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虽然有所认识，但是如何认识它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优势作
用，却思考得比较少，认识得很不够。全面发展的教育首先要从具有全面的基础知识开始，历史教育具有全面
提高学生素养的优势。
我们说，学生的素质提高是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言：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健康水平、审美情趣，劳动
技能以及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素养等，标志着学生素质的总水平。然而，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历史教育具有
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础作用。
首先，学习历史是深入探讨其他科学的基础。
历史科学它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等基本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为背景。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
关于天文算学、水利、地理等知识；南宋郑樵的《通志二十四略》，包括了礼、乐、刑、艺、天文、地理、食
货、灾祥以至昆虫、草木等。初中教材还介绍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等科技巨著。高中教材则用三章的篇幅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
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
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
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
开拓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这无论是对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还是对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将是十分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对全
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它学科所无法取代的。
历史学科教育，对德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政
治和阶级观点教育是极好的教材；有多少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是其他学科
所不能替代的。至于进行思想教育，那就更加明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在全部历史课程的每个课时以
至每个环节之中。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使学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
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心理素质。大家都知道，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智力因
素和非智力因素两部分。智力因素通常指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它们与智力活动的直接效果有密
切关系；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其余心理因素，如情感、意志、兴趣、性格、信念等，这些因素虽然
并不直接决定智力活动的成果，但它们的作用，却深刻地影响着智力活动的程度、效率，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指
向与成败。
学校历史教育要明确地提出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任务。
对于发展智力，历史教学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历史知识的记忆信息量大。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光是
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就浩如烟海；社会生活空前丰富，由此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复杂，也是过去任何时
代无法比拟的，这样，如何记忆历史知识就成了历史教学中的一项基本能力。我们不主张死记硬背，也不主张
把大脑变成信
息库，我们主张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有关记忆的心理常识，如遗忘规律等，并结合历
史知识特点，总结出符合学生自己记忆特点的记忆方法来，提高识记效率和保持能力。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是
学习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必要条件。
第二，学习历史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培养想象力的过程。
历史教材是以文字为主的信息载体，概括性的文字叙述较多，如果能够依据文字材料的揭示，在头脑中想象出具体生动的形象，将会更
真切地感知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就要借助于历史教学发展他们的再想象和创造想象能力。
历史教学对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很有效，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说了。
中学历史教育也存在着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有利条件。历史教育由于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生动的故事性
、强烈的感染力，并能为学生树立典范，对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效尤前人，做个品德高尚和有作为的人无
疑是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
二、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是当务之急
首先，历史教师必须是一个革命者，爱国主义者。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民族英杰都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历
史教诲。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原动力。历史教师应当恢弘
民族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第二，心有全史，胸存“底本”，这是对历史教师最起码的要求。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不是孤立的，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都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制约的。历史教师必须做到心有全史，才能把历史讲通
、讲活、讲准。否则，就会把历史讲成一些孤立的点的偶然聚合。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告诫学历史的人，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中去。不通全史，只求专深，就是自我禁锢。学史者不可如此，教史者
更不可以这样。胸存“底本”，也应引起我们重视。一个好的历史教师心有全史，不是靠东点西戳来拼凑“全
史”的，要有一个扎实的“底本”。
熟读史籍，驾驭史料，这是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要籍往往是对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原始记载，因此它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材料。历史教师不能只满足于引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而
应熟读一些中外历史的重要书籍，在熟读历史要籍的基础上，注意提高对各类基本史料的识断能力，通晓史籍
、文献出自那种立场、观念的人之手，从而能驾驭史料，辨析真伪。
近年来，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改削，而每一次增删改补都引起一些历史教师的不适应。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由于一部分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心无全史，胸无“底本”，对史料不熟悉。
有人采取下述程序，进行进修，得到了实效。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以翦伯赞编的《中国史纲要》为主线，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为主教材，以东北师大编写的《先秦史》、《秦汉
魏晋南北朝史》等断代史为第二教材，再选择几本近年来最新科研前沿专著，如赵恒烈、王铎全编的《历史教
育学》，周发增、张显传等合编的《历史教育学新论》作为辅助读物，在此基础上，再究读中学教科书，一定
会有更新更深的体会。
此外，如有余力，还可以先读断代史、通史参考资料，辅之港台专著；进而读通史纲要，辅之以各种史学
期刊，最后多涉猎最新的科研成果及论著，然后再回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来，融汇贯通，启迪自己的思想，激
发学生的想象，从而就能使历史教学走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怪圈，真正成为涵养素质，启动思路，展望未来的教学相长的生动课程。
第三，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改革开放时代，各类科学迅速发展，分支学科
日益增多，历史教师应尽可能涉猎更多的学科知识，如语言文学、艺术鉴赏、历史地理、历史美学、历史心理
学、历史统计学等等，以期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
历史教师上课要讲话，语言表达能力对一个历史教师来说非常主要。历史教学强调教学语言的直观性，对
主要事件要叙述得鲜明、生
动、形象、吸引人，这都有赖于历史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什么有的历史教师讲
课水平高？除了他的理论与专业方面的根底之外，语言文学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历史教师要讲清每个时代的历史，要引导学生
学懂弄通历史，就不能不掌握各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流派。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懂哲学，就很难
讲清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不懂经济学，也讲不清凯恩斯、罗斯福。历史教师要学
哲学、学政治、学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讲通一些专业史，才能将历史当科学来讲授。
历史教师还应该学习科学技术常识，讲不清科技发展史，势必讲不清当时的生产发展情况，也讲不清与生
产发展相关的其他历史现象。历史教师对此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会出现知识性错误，甚至闹出笑话来，反之，历史教师具备科技方面的素养，将会使课讲得更生动、更具体、更准确。
如讲原始社会，在讲到尖底汲水瓶时，可说明虽然他们不懂是重心原理，但在实践中已在运用。又如讲述
鉴真东渡日本六次未成功，教师可结合当时还未发明轴承，帆是固定的，不能随风向变动而改变帆的方向，所
以才屡渡不成；依此推之，空海入唐的遭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历史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因此，历史教师应当有较广博的知识，较高的文化素养。
第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教育理论修养，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也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