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与解析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自那以后，中共中央经历了无数历史问题的纷争和决策，为了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于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辩证总结和正确认识。本文将对这一决议的原文进行解析和分析。
一、决议原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部决议的原文共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集体化进行了总结；第二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展的情况进行了概述；第三部分则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进行了论述。整个决议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
二、解析
1.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集体化的总结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逐步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国有制在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此外，还对农村进行了集体化改造，实现了贫困农民的解放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这一总结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政策和发展方向。
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概述
决议概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推动了钢铁、石油等行业的大规模发展，实现了工业化的飞跃。同时，在农业领域，中国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并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此外，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概述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作用。
3.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论述
决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结论
通过对《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原文解析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对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辩证总结和正确认识。这一决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发展的政策指导，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为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念提供了重要参考。
篇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
一，单选
1．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又做了重要补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更为准确的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内涵。
2.
1915年9月，陈独秀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的兴起和深入，为马克思主义的推广和广泛传播创立了有利条件。
3.
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最早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
同年底，他又发表了歌颂十月革命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论文，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4.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阶级基础。
5.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做了科学的阐述
6.
中共四大明确的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
7.
中共三大强调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时，要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8.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文，包含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因子，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9．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适合中国革命斗争特点的军事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0.
从1935年到1945年，毛泽东思想已经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具备了自己丰富，完善严密的科学体系，已达到了成熟阶段。
11.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共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2.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正式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
13.
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4.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我们党把他称为毛泽东思想。
15.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完全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6.
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主义，反封建主义。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17.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革命领导权不同。
18．
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根本的标志。
19.
1984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把官僚资本主义列为革命的对象之一，完善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概括。
20.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规模。其特点是：规模空前，非常巩固。
2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22.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1927年9月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三湾改编，最早确立了这一原则。
23.
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概括出了人民军队的十大军事原则，最重要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原则。
24．
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重要的经验。
25.
在1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26．
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专政，在政府组成人员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1/3。
27.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经济，除了各解放区原有的公营经济外，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的。
28.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位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准备。
29.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
30.
中共八大召开，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据此指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明确指出，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
31.
中共八大确立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
32.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同时，第一次明确指出，这一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33.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34.
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5.
1930年5月，针对当时党和红军内部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使用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
36.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二，多选
1．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又作了重要补充：是被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更为准确的解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内涵。
2．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最早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同年底，他又发表了歌颂十月革命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
义的胜利》两篇论文，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3．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的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4．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文章，论述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5.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6．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7．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上基本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宽待俘虏。
8．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三种基本形式。
9．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概括出了人民军队的十大军事原则，最主要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原则。
10．在1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11．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的。这三者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三大法宝。
12．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制。
13.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两重性，1）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2）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14．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15．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6．《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开始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文章。
三．简答
1．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同单选第一题）
答：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又作了重要补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更为准确的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2．中共二大会议的内容和所作的贡献？
答：1922年中共二大根据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问题提纲》，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及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有了初步认识，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27年7月，中共二大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由此制定的最低革命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消除内战，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3．中国革命的规律？为什么分两步走？
答：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4．什么是红色政权？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
答：“工农武装割据”。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紧密结合。
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系统的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的原因和条件。
1）
中国是一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2）
国民革命的影响。这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3）
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又一个客观条件。
4）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是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
5）
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这是最重要的主观条件。
5．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必要性？
答：1)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中国革命只能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革命。
2)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
3)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特别是在城市有优势，然而，广大的农民则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革命力量可以把农村改造为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6．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答：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国体上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封建人们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从政体上说，与新民主主义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7．“三三政权”？
答：由工农民主专制转变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专政，在政府组成人员上，实行
“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1/3。这种“三三制”既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为基础，又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和一切赞成抗日的民主人士，孤立了顽固派，有利于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过渡时期总路线？
答：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即将完成时，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一化三改”的含义？
答：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改三化”，“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一化”和“三改”相互促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10．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实行和平赎买的可能性？
1）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掌握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
2)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割断了资本主义经济同农民个体经济的联系
3)新中国在没收了官僚资本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四．辨析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解析：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2．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革命。（×）
解析：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3．陈独秀的一次革命论和王明的二次革命论，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解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前途问题上曾有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陈独秀的“一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相联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另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解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才是标志。
5．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
6．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7．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解析：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深入,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8．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区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解析：”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是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实现这个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9．过渡时期总路线体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析：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推动我国社会迅速向社会主义飞跃,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10．1956年2月“苏共”二次大以后，由于中苏两党分歧，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主义建设开始以苏联为借鉴。（×）
解析：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不要走他们的弯路。
五．论述
1．试述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答：毛泽东思想是在同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1927年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的历史时期。1922年中共二大根据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及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有了初步的认识，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共四大明确的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中共三大强调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时，要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在此期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布》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的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
本问题，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2）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的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文章，论证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包含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因子，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适合中国革命斗争特点的军事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3）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得到发展，遵义会议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年，是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时期。
4）
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表现：（1）全面阐述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军事，思想路线。（2）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3）科学的概括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既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4）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体系。（5）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6）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7）创立了关于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思想。（8）使党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更加丰富，完善。
5）
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得到发展。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也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领域，既有对已经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更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其主要表现（1）在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原则(2)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思想。(3)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4)关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5)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6)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思想(7)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9)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执政党建设的思想(10)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
2．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内容及其它所表现的理论内涵？
答：1）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2）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的反对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又一对象。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由此制定的最低革命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消除内战，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是毛泽东经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不断探索，于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他指出：官僚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构成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1948年4月，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的把官僚资本主义列为革命的对象之一，完善了对新民主主革命总路线的概括。
3）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4）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它必须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5）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3．试述中国革命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内容和特点？
答：1）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被改造成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把新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建立了工农革命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因而统一战线的特点是范围狭小，仅是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联盟。
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点是：广泛的民族性和极大地复杂性。不仅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中小地主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4）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党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规模。特点是：规模空前，非常巩固。
4．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答：1）政治纲领：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权建设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革命历史的发展，都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它让位于人民共和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和主要纲领。有丰富的内容，正确认识和理解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2）经济纲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国营经济基础领导力量。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有其具体的指导方针。
3）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实质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篇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篇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
陈云和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作者：宋毅军
任元娜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2015年第7期
宋毅军
任元娜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多年合作，有很深的友谊。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两位老人齐心协力，共同为中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世，就是他们两位老人以及其他人共同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陈云：“越到后来，问题会看得越清楚。多观察一个时候，可能结论就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更科学。”邓小平：“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看待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国内外都在密切关注着。
陈云的态度很谨慎，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防止中国变修，本意是很好的”，“当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后来，“文化大革命搞了十二年，至少十年”，“可以说它成为我们党在解放后的一个历史阶段，问题不小”。“看来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当然，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适当估价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很深刻。”“要研究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扩大化。将来适当的时候要总结，但现在不忙。越到后来，问题会看得越清楚。多观察一个时候，可能结论就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更科学。现在各方面都很忙，不必匆忙作结论。”
陈云的这种看法同邓小平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1979年9月，在国庆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国庆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初步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给予基本估价。陈云参加了纪念大会，表示赞成叶剑英的讲话。邓小平认为：这个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样，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要工作，就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1980年2月，起草小组草拟出历史决议的提纲报送邓小平审阅。3月19日，邓小平在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提出关于指导起草工作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此后，在指导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10多次重要谈话。
陈云完全赞成邓小平提出的上述3条原则。他从1980年6月至1981年3月间，先后7次找胡乔木、邓力群等谈话，提出自己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他认为，从国际共运的经验来看，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尤其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的评价。1979年3月6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提出防修反修等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有些问题毛主席也有责任。对这个问题，要平心静气，不能像有的人在西单民主墙大字报上那样说法。有的青年人说得过分一点，我们中央就不能那样讲。总的来说，我们党中央是掌握分寸的。”
怎样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呢？据胡乔木回忆：首先，从时间上看，“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其次，从意义上看，“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
陈云认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除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外，还必须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胡乔木回忆，1980年11月上旬，陈云先后两次约见他，主要谈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错误。陈云提出了3点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违背民主集中制，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也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那么，对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动乱怎样看待？是不是也像以往那样评价为一次路线斗争呢？对此，陈云和邓小平的考虑不谋而合。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1981年6月22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好多讲的‘路线’，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
陈云随即插话：“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邓小平说：“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
1981年11月19日，陈云写下重要批语：“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胡耀邦传达了陈云的这个重要批示。
陈云建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评价毛泽东功过，“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
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是陈云对起草决议提出的重要意见之一。本来，写建国以后32年的历史一般可以不涉及建国以前28年党的历史。但是，这次情况极其特殊和复杂。因为如果只写建国以后32的年历史，不仅割断了中国共产党60年的完整历史，而且给国内外的印象是毛泽东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也就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因此，陈云在1981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统揽全局，纵横谋篇，提出决议要达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他指出：因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这个意见，很好地解决了决议起草中的上述关键问题，从而得到中央常委的一致同意。邓小平多次表示非常赞同。他在1981年3月24日看望陈云交换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时，就交换了这个意见。26日，邓小平说：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在5月19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说到，决议形成过程中，“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
最终，决议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部分，用了5条3300多字的篇幅，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28年辉煌而又曲折的斗争历程和取得彻底胜利的基本意义，并作出结论：“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决议里关于党在建国以前的28年历史概括有了，建国以后党的32年的历史怎样论断呢？陈云反复强调：一定要经得住历史检验，论断要合乎实际。他在同起草组负责人谈话时强调：“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他解释道：“‘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同意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意见，指出：“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这样，党在建国前后60年的历史就完整、准确地表现了出来。
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和得到了哪些国际上的援助呢？这也是应该实事求是反映的内容。例如，当时中苏紧张关系虽然还没有改善，但是，陈云仍然提出，在决议中要按照历史事实，写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上对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很多帮助。他回顾说：“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也给了我国不小的帮助。“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反映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陈云这样建议，决议稿公开发表时反映了这样的内容：“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当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
陈云建议：“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邓小平肯定道，“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这个意见很好”，“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
在起草和修改决议过程中，陈云曾经深刻地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陈云强调：“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这其中，理论上学习和实际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陈云历来十分重视提倡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重点是学习哲学。他认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可以进一步强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为此，他以自己受到毛泽东的耳提面命的教育为例加以说明，并提议在决议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他多次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他还通过历史教训说明：“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而现在，由于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这就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他强调：“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具体做法是，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
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对于陈云提出的这条建议，邓小平十分重视。3月2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转述陈云的建议，指出：“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为此，“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第二天，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再次肯定陈云的建议：“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历史表明，陈云和邓小平都堪称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们都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和掌握好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就是因为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恢复和坚持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靠实事求是；纠正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生的失误，也要靠实事求是。总之，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永远是战胜任何困难和风险，不断把党、国家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根本法宝。
决议稿吸收了陈云的这些重要意见，特别概括了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杰出贡献，增强了在学习理论和工作实践中学习毛泽东等经典哲学著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议指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1981年6月，陈云看了经过集思广益，精益求精的基础上形成的决议草案以后，请人转告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陈云：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邓小平：我们这个决议“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在起草历史决议期间，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并批准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自8月中下旬以后，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是否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问题。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很多人要求调整华国锋所担负的职务。在这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的要求，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陈云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11月11日下午，他在会上讲了三点意见：一是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二是“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有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因为“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耀邦同志来干，我说好，耀邦同志来搞”。他希望“这个集体领导的班子，不要独断专行，要搞集体领导”。三是“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
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政治局会议以后要通通气，没有通气的干部还要通通气。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可以分批召集来通通气”。
邓小平认为，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始终进行得平心静气。中共中央1980年12月5日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通知指出，大家认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许多人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表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邓小平认为：“在六十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但是在六中全会作出有关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并且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所提意见进行改写。经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在4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
陈云参加了六中全会。29日，他在闭幕会上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中央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很重。中央和全党同志必须兢兢业业工作。”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邓小平曾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
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是他们“多年合作，有很深的友谊”的历史见证。
（作者宋毅军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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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义
篇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历史问题的决议》新认识-最新年精选?档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历史问题的决议》新认识??届六中全会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我们打开???意搞建设的新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以重?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物纪念活动为契机，掀起了?个热潮。总体看来，中国共产党在?物研究、理论研究、专题研究等??皆有新的进展，既对《决议》的有些论断进?了发展和完善，也对《决议》中有些论断进?了“突破”，更好的指导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实践。?、?物评价研究关于对陈独秀，王明、李?三、博古，?泽东、周恩来、朱德全等党史?物研究形成新的观点，是对《决议》中有些论断的完善和发展。（?）陈独秀的客观评价在《决议》中描写陈独秀，“党当时还?较幼稚，?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命在强?敌?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万多党员”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卷，描写到，“在??命后期，作为?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变为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2008年纪念中共五?和?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对于在??命后期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错误，中国?民?学中共党史系主任杨凤城谈到，陈独秀在国民??命时代究竟应该负多?的责任，现在的研究表明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从右倾投降错误到右倾机会主义，再到右倾错误。对陈独秀的功过是?做了相对客观地评价。体现了对历史的负责，也突破了决议的基本论断。（?）王明、李?三等?左倾错误的重新评价在决议中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这样讲，“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是?命根据地和?区的?命?量都受到极?损失，红军从三?万?减到三万?左右，共产党员从三?万减到四万?左右。”作为结论性的评价是没有问题，但是学术研究要对细节准确把握。关于王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若?问题说明》中详细剖析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问题，?个中?结论是：“李?三‘左’倾错误之后，?发?更‘左’的王明路线，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并不是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只有他们??犯错误，是整个领导集体对此事负责。这样对《决议》的论断有所补充。评价是?种主观价值判断。我认为评价历史?物可以“三步?”：第?，对历史?物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做事实描述，?求客观。第?，全?分析历史?物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来龙去脉，找出“前因后果”，?求全过程考察。第三，在同?标准下进?价值判断。另外评价党的中央领导?的功过是?都应统?放到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中央领导集体之中。?、理论发展研究改?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决议》中的有关理论进?步改?和完善，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对??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定位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的完善《决议》中这样写到，“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适合于各种经济成份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众所周知，??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同时在《决议》中规定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及适合的分配制度，现在我们逐步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定位理论完善《决议》指出：“?九七?年???召开的??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转折。”“?九七六年??以来党的?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开始全?地认真地纠正‘?化??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明确提出了??届三中全会是建国后我党历史上的伟?转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决议》中有这样的描述，“?九七六年??粉碎江青反?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命，使我们的国家进?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徘徊的两年怎么能算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呢？同时也?定程度上模糊了??届三中的历史地位。新时期突出了党的??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党对??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历史地位经过反复思考，在中国特?社会主义伟?事业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专题深化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遵义会议中?泽东的地位，抗?战争中国民党的作?，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间问题等专题有了新看法，对《决议》中相关论断有些“突破”。（?）遵义会议中?泽东的地位《决议》中指出，“?九三五年??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的遵义会议，确?了?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命的新局?。”说遵义会议确?了?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不确切的。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描述的，“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的总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成?由?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动。”?泽东在当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并没有确?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周恩来的助?。应该说开始确?，?泽东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是逐步确?起来的，?不是在遵义会议上?下?确?起来的。（?）抗?战争中国民党的作?《决议》这样写道，“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民，消极抗战，因?在抗?的正?战场上节节败退。”只突出共产党在抗?战争的作?是不符合事实的。?仲泉说“我们过去对抗战时期的正?战场写的?较少，这些年既讲敌后战场，也讲正?战场上国民党的功绩，对于正?战场的?次重要战役都给予?度评价，例如称忻?战役为国共合作的经典范例，对国民党赴缅远征也出现了越来越丰富的赞誉，对?些将领，如戴安澜、张?忠，也都充分肯定。”从只写共产党到兼及国民党，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更是共产党的进步。是对《决议》的很?“突破”。（三）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问题《决议》这样写道，“从?九四九年??中华?民共和国成?到?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部份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龚育之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朝着社会主义?向奋?的历史进程中的?胆探索，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就也有教训，从今天的?度来看，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过渡时期总路线遗留了?些问题，显然不能像《决议》?所说的完全正确。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我们对《决议》的认识也应当与时俱进。对《决议》认识的与时俱进并不是违背决议，?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坚持《决议》的?场、?法和精神，作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解读。胡乔?也曾指出：“《决议》并不是认识的顶点和终点，我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继续深化。不能因为有些话决议上没有说过，就认为是违背了《决议》。如果这样，党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1981年的?平，?不能再有所前进。”《决议》是历史的产物，反映的中国共产党?定历史阶段的认识?平。它不是教条，是进?步研究的出发点。党的实践在发展，思想理论?平在提?，我们需要新的《决议》来指导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实践。实现伟?的“中国梦”！
篇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读后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
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的全面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
最近举行的全国两会上，改革问题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为此我特意关注了《决议》中的改革问题，希望自己能够进一步的贯彻改革的精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从此改革成为了中国今后三十年的主基调，我们国家也开始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决议》中这样提到：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
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3”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整个国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经济得到了长远的发展，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目前，我们的改革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今年是改革年，理由有三个：
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巩固宏观调控成果，要靠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改革；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靠改革。
改革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长期的任务。
有些问题早改比晚改好，否则积重难返。
对于今年的改革，主要有五项任务：
第一，推进政府自身的建设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第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股份制改革。
第三，推进金融改革。
这是十分重要的任务，要下大力气。
第四，推进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
第五，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确切说，今年是改革攻坚年。
”从总理的话中，我们能够看到：
/3改革的压力依然很大，我们依然需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我们国家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永远奋斗，为我国的改革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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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章属性
【制定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公布日期】1981.06.27?
【文
号】
【施行日期】
【效力等级】决议
【时效性】现行有效
【主题分类】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综合
正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
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
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1927年至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
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
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1952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
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
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
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
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
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
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
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
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
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
“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
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
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
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
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二、党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
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开
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
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
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
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
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
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
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
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
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3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
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
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
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
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
篇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
作者：程中原作者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出版物刊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码：561-567页年卷期：2014年第5期主题词：历史决议指导思想集体智慧党内民主统一思想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就在考虑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进行总结。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着手起草《决议》，总的指导思想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征求意见，广泛发扬民主，这个决议总的说来，是个好决议，真正达到了原来的要求，对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
篇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
ReflectionsontheClassicTextoftheParty"sSelfRevolution:ResolutiononCertainHistoricalIssuesofthePartySince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作者：顾小娟[1]作者机构：[1]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出版物刊名：大连干部学刊页码：5-11页年卷期：2021年第4期主题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自我革命;现实启示摘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经典文本,在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迫切需要与领导改革开放伟大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的历史背景下,勇于坚持真理,自我纠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启示我们党在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要以坚决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为问题导向,以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目标指引,以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价值引领,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方法指导,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为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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