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4月15日，在太仓顺利举行的“中国管理50人”2023年春季论坛上，东南大学的杜运周教授在闭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管理哲学与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创新的思考——基于价值观的中国管理理论发展”的演讲。杜教授聚焦于理论边界的底层逻辑，提出当代需要基于价值观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发展的观点，并号召管理学者携手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以下内容整理自现场演讲，有删节。
中图分类号：
C 93 文献标志码：
A
1 理论及其时空和价值观边界
非常感谢王院长的邀请，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特色管理以及创新的一些思考。
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在《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中，着重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几个字眼，号召我们推动基础文科学科专业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一直被传授的观点主张科学是普适的，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为什么一直要讲究特色？我们的管理理论究竟需不需要利用特色，来与其他国家的理论划分开来？这是最近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关于管理哲学，其实早在2019年4月份就在东南大学举办了首届“管理哲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管理实践”研讨会，随后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业委员会，之后与其相关的管理哲学学术研讨会、教学论坛也跟着活跃发展，我也在2022年出版了《管理哲学》这本书。其实弄清楚刚才我所提出的问题，回归到底层逻辑其实就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理论。所谓理论，是有边界的假设和约束中，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发展理论陈述是为了高效的组织与清晰的沟通。理论具有物理边界（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和价值观边界，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人造的。
时间和空间是理论的物理边界。所谓时间，是指理论可以在特定的时期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组织；
所谓空间，是指理论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组织，但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关于理论的价值观边界，哲学家库恩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不可通约性为理论的这种文化价值观边界提供了论证。其实每一种涉及人的管理理论背后都有潜在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就限定了理论的适用范围，比如委托代理理论基于人性自私，管家理论基于人性利他。一种基于人性自私的理论，在利他型文化中将会格格不入。Parsons和Mills围绕权力与资源的关系以及零和博弈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Parsons认为权力是对资源的调动且不是零和博弈，而Mills认为权力是对资源的控制且是零和博弈，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权力理论，假设的独特价值观分别限定了其理论边界。Bacharach将概念关系和边界整合起来，在构念之间形成命题，变量之间形成假设，其处于互相交融的状态中又受制于边界的限定而形成的理论，只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如图1所示。
图1
2 为什么需要发展基于价值观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
如上所述，理论都是有边界的，因为每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具有继承性，不可能完全趋同。正如情境的建构主义所述，文化与价值观维度构成了不同国家在价值观情境上的差异。自然科学回答“能不能”的问题，社会科学回答“应不应该”的问题。管理学必须是“科学+价值观”，单一的科学化不能保障科技为人类创造福祉。伴随着科技发展，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构图像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等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虚假信息泛滥等问题的担忧，呼唤科技向善。我们国家从没有提过特色自然科学，专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正如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别一样，前者是更自然和普适的，而后者是有时空和价值观边界的。所以对于我们管理学这种社会科学来说，文化价值观是其理论永存的边界。如果我们不理解社会科学的价值观边界，就很难真正理解特色为何会存在和被强调。中华优秀的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产生的基础。随着“特色”价值观的扩散，其理论边界也在扩大，中西方价值观共性也会增多，但与西方价值观相比，我们永远存在自己的特色差异。讲了这么多，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发展基于价值观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
图2
3 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基本思路：
第一，我们学者要立足本土实践，研究中国问题，回答时代之问题。中国领先的管理实践已成为能够孕育出优秀管理思想的沃土，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我们中国管理学者讲出、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需要我们学者认识到理论的价值观和物理边界，扎根于本土情境。总书记曾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管理学者扎根于我们本土的情境中，才能有力地推动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
第三，管理学者需要融通中西方管理哲学，我们应根植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从中提炼出优秀价值观，同时在对西方管理哲学和理论对比、批判、扬弃的基础上创造出适用于中国管理情境和重大管理问题的理论。
第四，需要我们学者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以中国特色贡献世界新的管理知识。
第五，管理学者需要夯实哲学和方法论，为原创管理理论提供底层支撑。我们目前的管理理论知识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哲学、中层理论、上层管理知识。哲学是其发展的底层逻辑，夯实哲学等基础学科，原创理论才会有规律地出现。没有对世界最本质的哲学思考和认识，原创理论在国内出来的可能性只能寄希望于“运气”。理论的形成有归纳和演绎两种主要方式，回归到我们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构建，我认为特色归纳是行而有效的方式。而假设某一既有的普适理论已经存在，并演绎到新的情境，难以出现原创理论。
第六，目前迫切需要我们优化相关的评价机制。具体来说，首先需要我们学者树立正確的知识观，不以结果导向来评价研究，而要重视研究对知识的贡献程度；
其次，不被范式所固化，我们需要打破、反思某种范式/list迷信，进而创造出新的范式；
最后，我们应当鼓励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在国内期刊发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按照UTD发文量来看，2018—2022年排名前十的全是美国高校，年均发文量可达59～99篇，而中国国内顶级期刊年发管理学论文数量，甚至不到美国一个商学院一年发UTD论文的数量。这证明中国国内顶级权威管理学期刊数量和发文总量偏少，不足以支撑中国高校管理学发展。如果我们一味追求发表外文文章，那么在研究问题、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就会围绕它去设计，久而久之，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可能会再次回到“接着走”的老路，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也就没有特色可言了。因此，提高国内顶级权威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优化评审机制，更好支撑中国高校管理学原创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势在必行。此外，如何构建更科学的中英文管理学论文评价体系，在借鉴国外UTD期刊以及欧洲一些优质期刊的最佳实践时，需要认识到这些期刊在原创知识和支撑本土实践上的不足，避免因唯UTD期刊作为发表目标，导致发表的理论知识与国内读者脱节，更好服务国家需求以支撑原创管理学研究，也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罗素有个观点：“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但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防止两种风险，一是中国可能完全西化，变得没有任何特点；
二是心态保守，强烈排外。”
最后，我们管理学者要讲好中国故事，努力传播优秀文化，提升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普适性。正如前所述，随着“特色”价值观的扩散，其理论边界也在扩大，在当前科学范式转移背景下，东西方底层思维出现融合。因而未来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结合逻辑与实践，把握好以下几个辩证关系，分别为：历史与时代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上层知识与下层知识统一。
4 结语
讲了这么多，其实回归到底层逻辑，我想表达的是优秀的价值观限定着理论边界，基于价值观的理论的普适性随着价值观被接受的广度和深度而变化。文化价值观是社会现实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构建的基础和来源之一，因此我们基于特色，可以形成尊重彼此特色和差异的更普适的管理理论。特色才是普遍的，而普遍是特殊的。承认特色普遍性存在，就是一种共同认知，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构建尊重特色共存的价值观。未来需要我们管理学者更好地处理特色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解决特色与普遍性的共存问题，而非取代的关系。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点，谢谢大家！
收稿日期：2023-05-15
作者简介：杜运周，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东南大学管理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管理思想与商业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为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副主编）、《管理学季刊》（领域编辑）、《管理学刊》（编委）、《外国经济与管理》等期刊栏目编委，主要研究领域：组态视角与QCA方法论、营商环境生态与创业、管理哲学、组织合法性与制度逻辑理论、创客空间与创新创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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