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颁布以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与研究走过了初步尝试和提质显效两个阶段。在理念引领、思想破冰的同时，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实践行动，突破了选文式教学、片段式阅读的重围，形成教学、培训、考评共时并进的有效机制。但要获得长足发展，须打破僵局，放大格局，建立大中贯通机制，以促进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红楼梦》整本书阅读；
三破；
三新；
大中贯通
2017年，教育部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列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2019年起，全国各地先后开始使用统编版高中语文新教材。由于必修课程明确嵌入了《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单元，以往单篇选文消失不见，“整本书阅读”取代了“选文式阅读”，高中语文《红楼梦》教学由此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红楼梦》选篇进高中教材的近百年历史宣告终结。“新课标”发布业已6年，最先使用新教材的六省市高中已有两届毕业生经历高考。适时对“《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现状作阶段性总结，并对其发展趋势与任务指向作一探寻，十分必要。
一、思想破冰，呈现经典阅读研究新样貌
“新课标”在“课程结构”部分，规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由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构成”，“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在必修课程8学分中占1学分，另须贯串三种课程类型；
同时规定必修课程“每名高中学生必须修习”。2020年颁布的修订版“课标”虽然文字表述有局部修改，但仍然保持了这些规定未变[1]9-10。
率先对“新课标”作出积极呼应的是理念与教学层面的研究。据知网显示，2017年至今，直接以“《红楼梦》”和“整本书阅读”入题的论文数据646条，其中硕士学位论文108篇，发表于2019年秋季统编版语文教材试用以后的论文分别占88.85%和82.41%。据此可以将相关研究分为两个时段：前两年半是将《红楼梦》教学作为案例以支撑“整本书阅读”理念的初始阶段，理念思考尚在浅表层次，教学实践也还处于尝试、探索状态；
后四年是集中开展“《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主题研究的上升阶段，中学语文名师和诸多红学专家加入了讨论，专业硕士论文的激增意味着高校硕士生导师开启了理论思考和专业引领，因而研究者区域分布更广，身份更多元。他们在理论探讨、模型建构和应用推广等多个维度开展研究，提升了成果的品质，促进了《红楼梦》整体阅读思维和高中语文教学的互相渗透与融合。
与这种时段性相应，各种教学任务书、教学指导和教学设计专书也纷纷问世，除其中一种是应和2017版“新课标”而编写并出版于2019年初，其余数种均出版于2020年以后[2]。从作者身份和编撰方式看，主要是来自京沪苏浙皖广川渝等地的一线语文名师，或团队合作，或两人联袂，或一人主编。从编著目的和读者定位看，一种是为高中生自主阅读提供学习任务书，或以《红楼梦》原著为主体，或摘录原著文本和学者论文，研制由导读、伴读、研读、检测等元素组成的教材式读本，有的则是从阅读指导、文本研读、任务驱动层面搭建整本书阅读教学总盘。另一种是为高中语文教师教学提供教案课例，或以“青春与毁灭”为主题，从思辨读写角度设计体系化教学方案；
或分通读指导、总体梳理、专题探究等板块，大范围征集优秀课例并予以剖析评价。从编撰进程和使用功能看，明显存在从“学生用书”到“师生通用”再到“教师用书”的梯级上升形态。这里反映出一种不容忽视的事实：无论读本水平高低，完全依靠高中生课外自主完成《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只是一种奢想。尽管较早一些的读本封面明标“新课标整本书阅读”“整本书阅读解决方案”等主题词，但大多无力解决高中生应试所致的课业压力和宽松自由的文学阅读之间的矛盾，其效益和效能不成正比。这进一步警醒了“新课标”的实施群体：在高中生“《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进程中，语文教师的教学与指导不可或缺。在这种态势下，一些先行者将成功的、成熟的教学经验写成教案和课例，提供给更多愿意躬亲整本书阅读教学的语文教师使用，就显得尤为必要。一线名师余党绪观点很明朗：“听任学生的兴趣，这恰恰是教育者的失职；
培养学生的志趣，才是教育者的天職。”[3]6相对于其他小说的整本书阅读，《红楼梦》内涵更丰富，主题更多元，故事也更错综复杂，高中生读者也更迷惘，因此在《红楼梦》的教学指导高地上，语文教师绝不能缺席。
几乎与新教材、新课改同步，一些高校中文专业的资深教授也在研究“《红楼梦》整本书阅读”问题，并推出多种面向基础教育教学、专业化程度高的著述[4]。作者的共同点是：都有在中学一线任教多年的经历，怀有倾情关注基础教育的温度；
都在高师院校开设《红楼梦》专题研讨课，是著名的古代文学学者和红学专家；
都对基础教育“新课标”、新课改、新高考等葆有研究与支持的兴趣，主动为基础一线教学给出阅读文本的选择理念和整本书阅读的实施策略。就目标定位而言，他们都以基础教育一线语文教师为基本服务面向，以当代中学生为终端受众。他们明确否定文学阅读的片段性、片面性，认为应该突出名著阅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5]3。詹丹认为，《红楼梦》的阅读版本首选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整理本，散文文本和韵文式副文本应作“互文式的对照阅读”，并抓住“段落式材料”和“肌理式材料”做重点阅读；
就阅读策略而言，则应注重“版本的校对式阅读”“文献的参照式阅读”“本文的对比、类比阅读”[6]4-16。显而易见，将上世纪80年代众多红学专家以庚辰本为底本、经精心校勘注释而生成的“新校注本”作为高中生阅读文本，是一种最佳选择。青少年读者会因触摸那些最贴近曹雪芹原著构思的文字而唇齿流芳，会因站在聚集红学名家校注智慧的峰顶而足底生辉。秉持原生态、高起点的原则选择阅读文本，“提高阅读的性价比”[5]122，并有体系地开展名著阅读教学指导，以“促进中学生审美鉴赏能力和发展思维水平的提高”[5]220：这应成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群体的一种共识。
《红楼梦》作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重要文本之一进入高中语文必修课程，体现了新教材编写者卓越的战略眼光。歌德曾言：“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7]29《红楼梦》就是值得青少年阅读的一部最好的作品，它积聚了社会、人生、情感的丰富经验和智慧，而“道德方面的美与善可以通过经验和智慧而进入意識”[7]117。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也强调经典阅读对当代人心智成长的重要性：“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8]29通过经典名著的“整本书阅读”而不是片段式阅读、选文式阅读，来提升青少年道德美善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红楼梦》无疑起着经典打样、以一带十的作用。回顾“新课标”落地进程可知：思想破冰是基础，理念引领是关键；
而理论成果的提质显效，促使“《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研究呈现新的风貌。
二、行动破围，形成教学研训考评新态势
理论研究多半和实践同步。理论思考固然有先于实践的可能，但其内涵能否真正付诸实施，还须实践检验证明；
更多情况下，研究成果源于实践，教学实践是相关理论的发展动力，尤其在“《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课程体系构建、课例研究诸层面，教学实践是重要基石。然而研究成果的形成，终究要对实践行动起指导和推动作用。观察各地行动状况，可以对各类实践作出比较准确的价值判断。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实践行动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其一是经典阅读教学。《红楼梦》阅读教学与理论研究的进程相伴相生。当一些任务书读本地毯式铺放时，多数中学的语文教师普遍采取的是让学生自行阅读而不是教学指导的方式。因受应试教育的牵制，较早时期从教的大部分教师，早已疏离了古典名著，也不再保持阅读名著整本书的习惯，所以一旦切换到“整本书阅读教学”的频道，便显得不知所措，无法施展拳脚躬亲阅读指导。不过，在京津沪苏浙皖等省市的一些示范高中里，还是有很多的语文教师先后开始了《红楼梦》专题课教学的尝试。在2021年面向全国范围开展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主题征文活动中，有近3千篇文章显示出作者所在中学已在不同程度上开设了《红楼梦》课程[9]；
前述专题研究的论文数据，多数源于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实践；
关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课例研究”类的专书，也自是一线骨干教师实践经验的升华。事实上，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先锋队已上升了一个水平层级，显示出“按照整本书的规律教，教出这本书的个性来”[3]1的高阶特质。与此同时，由于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红楼梦》专题课，从2018年开始嵌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模块，中文专业师范生在校直接受到名师训练；
当他们在长三角地区的中学实习时，便自觉地将“《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作为教学实习的重要内容扎实推进。近五年来，受益于这一实践行动的高中生远超3万。
其二是种子教师研训。2021年4月下旬，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和树人教育研究院在重庆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整本书思辨读写研讨会暨整本书阅读优质课展示活动”，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中学语文教师和教研员近3000人参训[10]。2022年8月中旬，北京曹雪芹学会举办的第4期暑期“曹雪芹美学艺术讲习班”，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30名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参训，延请数十位知名学者和基础教育专家授课5天[11]。2023年3月中旬，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举办“四川省普通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种子教师研训活动”，400余名一线语文教师参训，5节展示课均为《红楼梦》阅读教学课。在活动中，段增勇呼吁：“教育的要义就在于启蒙与唤醒，而阅读教学是最好的教育。”余党绪则强调要“让阅读真实发生，让学习真实发生”[12]。这对前期放任学生阅读而无教师作为的基础教育现实，不啻于一记棒喝。与这种职后培训相对应，高师院校中文专业面向师范生开设“《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之类的专题课，亦可视为基础教育师资的职前培训。选课者是潜在的种子，是星星之火。师范专业认证所倡导的专业课与教师教育课程的深度融合，也可在这类“桥梁性课程”的建设中得到呼应和验证。
其三是高中语文考评。考试是学生学习状态的测评手段，可以为师生提供定量的反馈；
当《红楼梦》进入区域性统考试卷，考试作为调控手段，便起到引领阅读教学的作用。2017年安徽省高中毕业会考的阅读理解，即以“宝玉挨打”情节命题，参与考生60万人。芜湖市高一年级语文统考，从2021年春季开始加入《红楼梦》内容，涉及全市40余所学校2.5万学生，且已持续三年。《红楼梦》一旦成为总结性评价的高考试题，则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其导向功能。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苏闽赣鄂湘京沪等多地高考语文卷先后出现《红楼梦》考题[9]177-182；
2020年起，相关试题鲜明地呈现“导向”意图。2020年高考语文北京卷10分的微写作之一，即要求考生就“阅读《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大部头名著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读缩写本或连环画省时省力”这一话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显而易见，这是经典长篇小说须“整本书阅读”这一国家意志的一次策略性、高光性的表达。同年，天津语文卷的6分微写作题则要求考生结合《红楼梦》《三国演义》小说情节或《论语》名句，谈谈如何“走进经典”。走进经典首先要亲近经典，亲近之举需要教师引导。命题不仅照顾了考生因性别不同而可能引起的名著选择差异，而且针对学生可能出现“读不进去”“不爱读”“读起来没劲”[9]203等现象，发出了召唤令：要改善名著阅读的低效与抵触状态，语文教师应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发挥充分而必要的主导作用。
综上可知，数年来的“《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实践行动，已突破了选文式教学、片段式阅读的重围，形成教学、培训、考评共时并进的有效机制。朱自清说过：“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13]1新时代基础教育需要“《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进课堂、进课表，这是促进青少年心智成长、培养他们正确“三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经环节。1823年11月3日，当爱克曼说自己在逐渐重视现实情况的价值时，歌德语重心长地说：“若不是那样，就很可惜了。我只劝你坚持不懈、牢牢地抓住现实生活。每一种情况，乃至每一顷刻，都有无限的价值，都是整个永恒世界的代表。”[7]11学习“新课标”，用好新教材，研究新高考，这是有无限价值的现实生活，也是语文教师应有的责任担当。
三、发展破局，构建大中衔接贯通新体系
“新课标”颁布以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在理论思维层面破冰，在实践行动层面破围，成绩可观；
但基础教育界在实施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
首先，实施区域分布不均衡。一是“《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虽然已进课标、进教材，但真正实施阅读教学的区域与学校在全国的分布极不均衡，京津沪苏浙皖等地先后使用新教材开展阅读教学，然仍有为数不少的学校至今没有进课堂、进课表；
同一所学校中不同教师教学水平与能力差异很大，全年级经典阅读教学整齐迈步的局况只是一种理想而绝不是现实。二是一些学校满足于专家讲座式的专题指导而不追求系列课程的研发，重视面向学生的高考语文《红楼梦》试题解析而不重视语文教师群体的专项培训，经典阅读课程化、体系化程度不高，有急功近利之嫌而无长线发展之计。三是无视“新课标”关于“进一步明确各类课程的功能定位，与高考综合改革相衔接：必修课程根据学生全面发展需要设置，全修全考”[2]3的规定和要求，对经典名著“进高考”缺乏足够的认知，对高考语文命题新动向不敏感，因而毫无作为。重术轻道，甚或道术分离，不利于“新课标”的全面落地、扎实推进。
其次，教师学术积淀不深厚。一是少数读本和专书的编撰者学术史意识不强，道非专攻，对红学史上评点派、索隐派、题咏派、考证派的梳理与评析缺少史学维度的表达，对以往红学观点的引用多半止于清代评点、随笔和20世纪上半叶代表性红学著述，对80年代以后的经典成果所知甚少，剑走偏锋；
“导读”的引导功能未能正确发挥；
少数编述欠缺规范意识，主体部分摘袭成文比较明显；
集体撰写所致的前后矛盾、逻辑违和现象也时有发生。二是一些教案和课例在涉及原著文本解析时，存在割裂因果情节、以旧说为箭靶、主题理解肤浅、非整本书视野等现象，如解读第6-15回文本却回避“可卿之死”这个“大关键”情节，涉及人物间矛盾时将“阶级斗争”之说作为批驳的对象，整体评价王夫人形象却对惊心动魄的“抄检大观园”情节轻轻放过，而以“宝黛初会”为切口明显还停留在“林黛玉进贾府”的选文阅读教学阶段。三是在具体授课或讲座中，也时有定位不确、措辞陈旧的现象，在说到“钗黛合一”“晴为黛影，袭为钗副”“掉包计”等话题时，往往捉襟见肘，擦边掠过。厚古薄今，重远轻近，学养不深，亦无益于《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目标的顺利达成。
显而易见，要使面向青少年的经典文学教育和审美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明确经典名著的“整本书阅读”导向，打破僵局，全面布局，放大格局，確立教学评价维度，对标设计有效方案，开展教师研训活动，亲近名著，走进经典，理解文本，建立“大中贯通”机制，携手共进，双向奔赴，致力于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以促进青少年正确“三观”的养成。
“新课标”规定“整本书阅读”必修1学分18课时，如果以9-12课时来进行《红楼梦》阅读教学，那么逐回解析、全面推进是不可行的，只能采取局部切入而后关联整体的方式。名著阅读课程化、体系化的目标，排除了教学选题的随意性与零散性，这就在选题、抽绎、裁剪、重组、融通层面上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事实上，相关研究与实践已经形成了多种比较成熟的教学思想。余党绪认为，有限的教学时间应聚焦阅读中的关键问题与疑难问题，教材应该“选择最佳切入角度，以聚焦小说的主体与核心”，“设计合理议题，以聚焦文本的重点与难点”，“开展有效的思辨续写，以聚焦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他由此提出了“三聚焦”之说，即聚焦大观园、聚焦人物论、聚焦思辨性，认为这样“能起到删繁就简、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3]27-28，《红楼梦》的核心内容因此而被确定为“无可挽救的颓败和无处安放的青春”[3]9。他所征集的21个优秀课例，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主张。俞晓红主张从小说的关键情节切入，通过故事本体描写、故事因果追溯、故事表现人物方式以及文化拓展等的分析，以局部切块、质点抽绎、重组再生方式关联文本整体，从故事接受延展至人物理解，从文本阅读拓展到文化考察，借助模块化解读实现整体性融通。其教学理念和方案设计萃集于《漫卷红楼》一书[5]。
“新课标”第一个学习任务群“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对如何阅读长篇小说，其实已有明确提示，即“从最使自己感动的故事、人物、场景、语言等方面入手，反复阅读品味，深入探究”[1]11。语文教师也可以从这四个维度出发来设计教学方案，多点切入文本解读，关联人物精神、小说主旨与艺术价值的整体表达，助力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思维。这里存在一个对“整本书”阅读、教学及考评的评价维度问题。一节课不可能完成“整本书阅读”的目标，但如果内容选择恰当，虽从局部切入却与整体有机关联，能通过局部文字观照整体性文本，彰显“整本书阅读”的视野和价值，那么这节课就是一次有意义的进行。浙江绍兴一中谢澹、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王振宁[12]、北京十二中杨毅[14]等一线名师的《红楼梦》教学展示课，都可以称得上是这种“有意义进行”的范例。
阅读即是学习，教学恰是引导。倡导阅读的“整本书”是一个富含人生智慧和生命情感的精神世界，中学生群体借助名著的自主阅读而获得心智的成长，是一种理想状态和终极目标。针对目前多有被动阅读甚或放弃阅读的现象，语文教师应担负起教学指导的责任。学生阅读的开启与推动，关键在于教师阅读的开展与推进。教师应祛除消极应付、冷漠抵触等状态，以单篇阅读为基石，以群文阅读为桥梁，以整本书阅读为高地，重整类比关联、整体关联思维，实现群文阅读与整本书阅读思维的融通，以提升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品质与效能。教师如果欠缺丰富的阅读量和基本的阅读力，把握不住经典的红学成果，知识储备有明显缺口，必然会在引导学生阅读时显得软弱无力。要解决这一问题，面向语文教师的群体研训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进程中，专家学者实现对“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学术指导和实践支持，避免中学阅读教学走弯路，就显得十分重要；
而基础教育界如何将有价值的学术资源及时转化为阅读教学资源，融道于术，道术结合，也是一个亟待重视的命题。
从教师专业成长路径的角度看，仅注重语文教师的职后培训也是不够的。就“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发展前景及其漫漫长途而言，高师院校面向中文专业师范生的在校职前培训更为基础因而也更为重要。师范生之于基础教育所需的知识结构和“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理论认知，主要依靠在校接受的多元化教育体系。基于教育部高等教育“产出导向”和基础教育新课标“素养导向”，高师院校的专业教师，首先应突破单一的学术研究思维，面向国内基础教育需求，将红学研究的理论高度与基础教育的实践宽度有机结合，增强学科导向与实践问题的融合度，解决“理论认知不清晰”的问题，凸显高校研究服务基础教育的学术优势，促进经典名著的当代教育与传承。其次应突出经典名著在专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师范生的主体参与和实践体验，建设高校研讨式、探究式课堂教学新生态，改革“《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体系，解决“课程目标不明确”的问题，铸就多样性、特色化的课程文化。再次应突出“《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方案之于基础教育的适用性，在高校和中学之间构建基于问题讨论的应用式贯通，以切实可行的教学体系，解决“大中衔接不紧密”的问题，为基础教育改革需求服务，以适应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坚守中国教育的传统自信。
要而言之，当代“《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精神的继承中不断发展升华，突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特质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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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晓红，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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