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期，我觉得我是当代诗坛最受误解的诗人。我的诗，不仅被非议，被恣意羞辱，也被贴过各种可怕的标签。一个诗人能听到的最难听的、最恶毒的话，我都听到过。这里面，有粗心的误解，也有天生的看不惯。当然，也赢得不少知音。但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被这些非议击垮过。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所有的流言蜚语，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免疫力。而是我本人，也经常批评自己。我经常会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臧棣，不是我批评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思自己，告诫自己，依然还没写到点上。对于诗歌写作，我很有韧性，但并不固执。我经常会审视自己的诗歌观念，从不认为自己接受的观念就是正确的。这么多年，我至少领悟到了一点：对于生命和诗之间丰富的关系而言，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的诗歌观念。有的只是，适合自己天性的，能激活自己天赋的观念。所以，面对观念的分歧，审美的冲突，我总要求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作为诗人，我要求自己的心态必须是开放的，这样，才能摆脱观念的束缚，去面对诗的可能性，去扩展汉语的可能性。
落实到自己的写作上，开放意味着在诗的表达方面，我只看重诗的活力。口语也好，修辞也罢，只要有助于强化和深化当代汉语诗性的表现力的方式、方法、手段、措施，我都愿意吸收过来。正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像卞之琳、穆旦、俞铭传这些杰出的前辈就意识到，现代汉语诗性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新诗的戏剧性。追求现代诗的戏剧性，还可以更具体地解决两个问题：一、传统上，汉语的诗性太偏于安静。其存在着一种倾向，将诗的安静和诗的智慧等同起来。而且这种等同，多半有过度道德化的趋向。比如，像朱光潛指认的，安静是东方最高的智慧。这当然不错，但在我看来，过分强调诗的安静和诗的智慧的关联，不仅是一种道德化的辨认，而且不可预测的后果是，它限制了诗的活力。过分的安静，也就关闭了各种可能性。假如我认定，新诗目前仍处于自我塑造的阶段，它就不能写得太安静。它仍要通过增强诗的戏剧性来保持它的活力。这也是从大的方面来说，我赞同诗和口语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对诗的走向而言，问题的症结，在我看来，主要还不是风格问题，而是活力问题。目前这个阶段，当代诗歌的主要内驱力，依然是要把寄寓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的诗性活力释放出来。二、传统上，汉语的诗性被书写得过于纯粹，过于安静。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大致可以反省到一个事实：因为追求纯粹，所以贬低史诗的可能性。因为诉诸纯粹，古代诗歌基本上可以归入“快诗”的类型。好像一直有这样的误解，古代汉语诗歌是苦吟出来的，是反复“推敲”出来的。这很可能是三流诗人弄出来的故事。古代汉语诗歌，在我看来，都属于“快诗”，都属于快感写作，着眼于深究生命的兴趣；
都是建立在“天生我材必有用”之上的。而从个人的观念出发，从自己的诗歌抱负着眼，我觉得，现代汉语诗歌应从“综合的表达”中寻找新的诗性机遇。综合的表达，必然意味着在诗的纯与不纯之间，更偏向诗的不纯。在诗的快慢之间，更偏向于对各种迂回的、注重过程性的表达方式。就个人趣味而言，我现在更自觉地偏向“慢诗”的类型。这可能也是我的诗经常被人误解成“难懂”的一个原因。因为慢，所以产生了更多的语言的皱褶、措辞的叠加。这些或许会给某类读者的阅读习惯造成相当的麻烦。所以被排斥，可能也是应该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认同今天的一个主题的：诗必须向平庸开战。向自己的平庸开战，也向人性的平庸开战。这是当代诗歌在今天肩负的文化责任。
说到诗和修辞的关系，我也经常被诟病。在这方面，说冤枉，也的确很冤枉。说不冤枉，也的确不冤枉。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好澄清的。既然在多次访谈中依然被追问，我也就再次坦率一次。追求修辞，在我看来这是诗人的天职所在。诗圣杜甫不是有言在先吗：“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追求语言的惊人，一个诗人也就失去了意义。语言的惊人，其实是语言自身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一个缩影。语言的惊人，也是语言的活力所在。所以，从根本上说，追求修辞，没有错。流行的当代诗歌文化中，还存在着一种流俗的倾向，将诗的修辞和诗人的灵魂对立起来。好像存在一个真相：诗人的灵魂高于诗的修辞。说重一点，这很虚伪；
说轻一点，这恐怕是一种典型的偷懒。在我看来，绝不存在高于修辞或可以脱离修辞的灵魂。简单地说，不是没有高于修辞的灵魂。而是对诗歌来说，最好把姿态放低一点，习惯于诗人的灵魂是用来服务于诗的修辞的。真正骄傲的诗人必须做到这一点，至少我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诗人是语言的仆人，或者顶多，诗人是语言的骑士。诗人不是语言的主人。所以对我来说，追求语言的惊人的可能性，意味着重新理解自我和生命的关系，意味着重新看待自我和世界的关系。语言的可能，才是真正的可能。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对修辞的追求存在着被反噬的情形。对修辞的追求，总有精力不济，或走入歧途的时候。但我是这样告诫自己的：这不是追求修辞本身的错，而是我们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如果出现了问题，就积极地找出问题，调整自我和语言的关系。毕竟对诗人来说，自我和语言的关系是首要的，也是真正需要面对的一种现实情形。
艾略特曾给诗歌下过一个定义：诗是生命意识。这个定义，曾在我最困惑的时候震撼过我。这个界定，至少对我起到了一种纠偏作用：诗不只是情感，诗不只是经验，而是人的生命中最复杂的一个状况。诗像一面深入人的身体的探视镜，反映着生命的意识。按现在流行的量子宇宙学来说，意识决定存在，这非常切合我对自我以及诗歌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联的体验。这也使我的视角和很多诗人不太一样。我很少停留在表面，我总喜欢深入到题材的背后、对象的内部去感受生命和世界的关系。就表达而言，这会造成诗的呈现中的跳跃、中断、切换和叠加。诗的画面感，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种动态的时刻都可能发生自我反转的空间结构。这可能也是所谓难懂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除了解释，恐怕到我这个年纪，也很难做出彻底的改变。
最后，请大家原谅。这篇东西用了太多的“必须”一词。本来，对于诗歌的谈论而言，是应该戒掉“必须”的。尤其，目前这个时期，现代汉语诗歌虽然经历了百年的实践，有些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但回到诗歌观念的角度，一切仍处于塑造之中，一切都还有可能。所以，这里所说的“必须”，请容许我再次明确一下，它仅限于两种情形：一、如果我认定诗人是生命的原型，像布罗茨基指出的，诗就必须写出它的骄傲。二、从大的环境来说，面对当代人文领域始终存在的当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诸如“新诗之死”“新诗是最大的骗局”“大型刊物不发表诗”），诗人必须写出汉语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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