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
【摘要】东大杖子墓地是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墓地所在的辽宁建昌县地处东北南部，处于中原北方及东北亚的枢纽位置，其墓葬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既具有浓郁北方文化因素，又含有大量的燕文化因素。通过整理已发表的共47座墓葬资料，梳理出这一历史阶段下该墓地两类墓葬中葬俗和部分随葬器物的差异，发现该地区在同一时期有封石墓及竖穴土坑墓两类墓葬，应代表着拥有不同文化属性的人群，其丧葬习俗既有差异又相互借鉴相互影响；
经过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早段、战国中期晚段的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该墓地后期明显被燕文化同化的特点，反映了东周时期辽西地区文化交融与演进的情况，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大融合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关键词】竖穴土坑墓；
封石墓；
等级差异；
文化交融
辽宁东大杖子墓地位于辽宁省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内，该墓地是因1999年文物与公安部门联合破获一起涉及国内外的盗掘古墓、走私文物大案（10·28大案）后被得知的。在2011年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墓葬区位于东大杖子村中部老河道以西的村落中，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据推测墓葬总数应超过200座[]。
2000年，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三级文物部门联合在东大杖子村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勘探和试掘[]，随后又于2001[]、2002[]、2003[]及2011[][]年进行多次发掘。目前已发掘墓葬47座，本文通过对该地区墓葬形制以及出土随葬品的对比来分析东周时期该地区文化交融与演进情况。
当前有关该墓地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总结为墓地年代、墓主身份、文化源流以及墓地出土的器物研究四部分。有关墓地年代研究，张依依整理了除M40、M47之外其它墓地的墓葬及随葬品资料，通过系统及综合比较研究，确定了墓地的分期和年代，得出墓地整体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墓地自西南向东北发展、燕文化因素随年代推移逐渐增多的结论[]；
于佳灵将前者未包含的M40、M47涵盖进分组分段，并对墓地的丧葬制度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第一期墓地使用者可能为一脉相承的原住民，第二期人群的文化性质可能与第一期不同[]。墓主身份研究方面，仲蕾洁对M40的墓葬形制、隨葬制度等进行系统的比较，推断墓主人的身份为受燕国管控的地方诸侯[]。墓地文化源流的研究方面，武志江认为东大杖子墓地存在中原文化因素和凌河文化因素[]；
赵鹏推断该地人群应为当地一个以凌河文化为底色的军事部族，且在战国中晚期在文化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并推测燕国右北平郡在东大杖子附近。在随葬品的研究方面，王闯等对M40的滑石制品做了统计，认为滑石制品是通过砥磨、打稿、钻孔、拉丝至少四种工艺制成且在燕文化墓葬中使用的“幔帐饰物”[]；
成璟瑭等在对出土铜镞研究的基础上推测其受到中原燕文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了朝鲜半岛等地[]。另外，中国文物报等也报道过该墓地发现与意义[][]。以上这些研究都成为目前探讨东大杖子墓地文化因素的重要依据及参考。
本文参考于佳灵对该地区墓葬分期断代的认识，以二期四段作为东大仗子的分期，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10]，并就东大杖子墓地所发表的材料进行分析探讨。
一、东大杖子墓地墓葬形制分类
该地区墓葬形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较为简单的竖穴土坑墓，无明显封石；
另一种为封石墓，封石位于圹内木椁之上。根据发掘简报梳理如下：
竖穴土坑墓：2000年所发掘的有M3、M9，共2座；
2001年所发掘的有M21、M22、M24、M27，共4座；
2002年所发掘的有M35、M39、M41，共3座；
2003年所发掘的有M42、M45，共2座；
2011年所发掘的两座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M40和M47。该墓群竖穴土坑墓共13座，占该墓地发掘墓葬总数的27.65%。竖穴土坑墓，墓向多为东西向，南北向较少，个别为东北-西南向。
根据随葬的葬具划分，该地区竖穴土坑墓可分为三类：一棺一椁墓、单棺重椁墓和单棺墓。一棺一椁墓，墓葬多有熟土二层台，平面多呈长方形。代表墓葬为战国早期的M3；
单棺重椁墓，墓葬规格极高，有二层台和三层台。代表墓葬为战国中期晚段的M40；
单棺墓，墓葬有熟土二层台，平面呈长方形。代表墓葬为春秋晚期的M21。
封石墓：2000年发掘的M1、M2、M4、M5、M6、M7、M8、M10、M11、M12、M13、M14、M15，共13座；
2001年发掘的M16、M17、M18、M19、M20、M23、M25、M26，共8座；
2002年发掘的M28、M29、M30、M31、M32、M33、M34、M36、M37、M38，共10座；
2003年发掘的M43、M44、M46，共3座。该墓群封石墓共34座，占该墓地发掘墓葬总数的72.35%。这一形制的墓葬数量最多，墓向多为东西向，极少数为东北-西南向。这类封石墓上有一层较薄的表土层，下为封土封石层，封土为黄褐色，较为纯净、坚硬，封石多为鹅卵石，封石范围由上到下逐渐缩小，石块体积也逐渐变小。
根据葬具的差异，也可分为三类：封石单椁墓、封石单棺墓、封石一棺一椁墓。封石单椁墓，一般都有生土二层台，平面呈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代表墓葬为M5；
封石单棺墓，一般都有熟土二层台，平面为长方形或圆角梯形。代表墓葬为M16；
封石一棺一椁墓，有二层台、三层台，平面近似长方形。代表墓葬为M45。
通过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有两种不同葬俗的墓葬共存于这一地区，一种为竖穴土坑墓，另一种为封石墓，其背后应代表了不同人群的丧葬理念。下文通过具体分析不同时段代表性的墓葬，来区分不同人群的差异并分析其文化交融与演进情况，在选取对比的墓葬时主要参考了墓葬形制、墓向、随葬品的多寡和资料的丰富程度四个方面。
二、各时段代表性墓葬简介
春秋晚期，M23为封土封石墓，位于墓地南部偏西位置。墓葬表土层较薄，厚0.2～0.3米。表土层下为封土封石层，封石范围略大于墓圹。墓圹开口于封土封石下，平面呈长方形，开口距地表深0.66～0.84、长2.52、宽0.94～0.98、墓深0.56米。墓向为83度。墓圹内有长方形木棺，东西向。木棺长2.24、宽0.62、高0.46米，棺板厚0.04米。出土陶壶2件，陶豆5件，铜剑1件，铜带钩1件，铜饰件1件。M21为竖穴土坑墓，位于墓地南部偏西位置。墓葬的表土厚0.45米。表土层下即为墓葬开口，长2.4、宽0.7、墓深0.42米。墓向约为90度。四壁有零星的木棺痕迹，长2.26、宽0.3、残高0.1米。出土素面夹砂陶罐1件。
战国早期，M5为封石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墓口长4.25、宽2.5～2.65米，墓地长2.89、宽1.66米，墓深1.47～1.52米，方向288度。自墓口以下0.6米为生土二层台，宽0.23～1米；
二层台向下0.3米为熟土三层台，宽0.17～0.53米。墓口以积石封盖，封石层表面见有牛齿。葬具似木槨，长2.28、宽0.74～0.78、高0.5米，椁板厚约0.08米。圹内填土夹杂有大量石块。头向西，仰身。出土铜敦1件、铜戈2件、铜钺1件、铜短剑2件、铜辖軎1套、铜马衔2件、铜刀1件、铜斧1件、铜条状器1件、铜带钩1件、铜环1件；
陶豆5件、陶盂1件、陶罐1件、陶盉1件、陶壶1件，少量玛瑙珠、绿松石串饰等。
M3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3.03、宽1.47～1.57米，墓深1.71米，方向273度，头向西。葬具为一棺一椁，自墓口以下0.94米为椁口，椁长2.25、宽0.74、高0.76、盖板宽0.99米；
椁口以下0.25～0.3米为棺口，棺长1.95、宽0.59、高0.4～0.47米。椁壁与圹壁之间为熟土二层台，宽0.2～0.45米。椁盖板宽度稍大于椁口，形成熟土三层台，宽0.06～0.13米。在棺底西部见有少量青膏泥遗迹。墓内填土夹杂有大量的砂石碎渣。随葬器物有铜带钩1件、陶豆3件、玛瑙环2件。
战国中期早段，M16为封土封石墓，位于整个墓地的南部，地表可见零星封石。第二层为墓葬封土封石层，封石大体呈方形，厚0.35～0.4米。墓圹开口于封石层下，圹口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圹口距现地表深0.75 ～0.85、长3～3.1、宽1.2～1.53、墓深1～1.05米。墓向为93度，头向东。圹内有木棺，棺盖长2.05、宽0.3米，棺底长2.2、宽0.6米，棺高0.4、棺板厚0.03米。墓圹与棺木之间有填石及填土，填土中有大量的马牙、马的下颌骨以及少量陶片。棺内出土铜矛、铜剑、铜戈、铜刀、铜钺、铜镞、铜敦、铜匜、铜斧、铜凿、石斧各1件，陶壶、陶罐各1件、陶豆7件，另有车马器、铜带钩及绿松石串饰等。M42为竖穴土坑墓，长方形，墓向15度，头向北。墓口长2.3、宽0.86、墓深1.22米。墓口以下0.95米为木棺，长2、宽0.4、高0.25米。木棺与墓圹之间为熟土二层台，台边宽0.13～0.25米。墓坑内填黄褐土，含少量碳粒。随葬品均出土于墓葬的北部，其中棺上东南角出土三联瓮罐1套、陶釜1件及2件陶罐；
棺内出土石饰件、铜耳环等。
战国中期晚段，M11为封石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开口距地表0.9米，墓口长4.45、宽2.65～2.8米，墓深1.8米，方向80度，头向东。圹内封石，积石厚0.85～0.89米。封石下为生土二层台、三层台、四层台，宽度分别为0.09～0.31、0.05～0.38、0.07～0.38米。三层台处置一木椁，涂红漆，椁口近西部存有一横枋，近东部存有两横枋，用以隔开头厢。墓圹底部为湿度和黏性较大且较硬的碎石渣土。头厢内共出土铜、石器20 件（套），椁内共出土铜、玉石器13件（套），东侧三层台上有两堆牛下颌骨，东南角三层台上有一堆牛下颌骨。M40为竖穴土坑墓，二椁一棺，有封土迹象，有一条墓坑西壁中间开口的西向墓道，墓内人骨头东足西。墓穴平面呈长方形。从上至下有生土二层台、三层台及熟土四层台。M40熟土四层台上涂抹薄厚不均的青膏泥。在两层生土的台壁面抹有厚薄不均的细黄泥，台表涂抹一层极薄的掺杂白石子的白垩土，主要起装饰作用。随葬品包括陶礼器49件，铜器5件，铁器1件，石器3件，玉器14件，棺椁之间还出土有大量的石饰件、陶珠、陶坠等。
不同时间段的封石墓与土坑竖穴墓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消弭，最终发展成为极具燕文化色彩的面貌，反映了东周时期辽西地区文化交融与演进的历史事实。
三、历时性考察所表现的文化交流与演进
春秋晚期，封石墓M23与竖穴土坑墓M21均位于墓地南部偏西位置，处于该墓地最早的埋葬位置，由于发掘报告中并未涉及两墓随葬品的太多具体信息，对于这一阶段的对比，仅限于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多寡方面。两墓形制及随葬品方面有差别，封石墓M23在长宽以及墓葬深度等方面都要比竖穴土坑墓M21长且深。在随葬品方面，封石墓M23墓葬中出土遗物明显比竖穴土坑墓M21丰富，体现了两者的经济地位差异，而封石墓M23中出土的典型北方式青铜短剑说明了墓主的军事身份，更说明了其与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
封石墓M23中出土的青铜短剑，M23：2是一把由剑、T字形剑柄及加重器组成的短剑，剑长锋，有血槽，剑叶下段略肥，弧收。剑柄顶端呈尖椭圆形，柄上一“凸”字形钮，有双峰状加重器。这种青铜短剑与北方文化带冀北地区流行的T字形曲刃式青铜短剑器型一致，其拥有者应为当地土著，与此相对应的土坑竖穴墓M21虽然同样为东向，但因采用竖穴土坑墓的墓葬形制以及极少的随葬品而与封石墓M23有了差异。墓圹面积及深度是反映墓葬等级的重要因素，因为其工程量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墓主人所支配劳动力的能力[9]12-13，这一时期封石墓在墓葬规制方面都比竖穴土坑墓高，加之随葬品更加丰富，说明采用封石的人群经济实力较强，封石墓M23中出土的铜剑也恰恰说明了封石墓葬人群有着更高的军事地位。
这一时期该墓地还没有出现墓向不同的墓葬，但作为北方地区常见且流行时间较长的石构墓葬在该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其墓葬用石情况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极为相近。例如小黑石沟85NDXAⅠM3，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墓向180度。石棺为比较规整的碎石块紧贴四壁堆砌而成，墓底铺砌一层，石棺顶层为数十层碎石块[]。但值得注意的是小黑石沟墓为南向，而东大杖子墓地多为东向。这表明两处墓地人群虽有相似性的石构墓葬习俗，但头向的不同说明两者仍保留着各自的一些文化特征。
这一时期墓葬所反映的仅是该地区土著居民内部的经济实力差异，并未反映出燕文化对该地区的强烈影响，但日用陶器的使用如豆、壶等能看到中原燕文化因素对此地的渗透作用。
战国早期，以封石墓M5为代表的人群在随葬品方面出现了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青铜礼器及陶礼器和车马器，例如铜敦、陶壶和辖軎、马衔、带钩等，其中的铜敦及陶壶更是表现出了典型的燕文化特征。封石墓M5中出土的铜敦，标本M5：15饰长柱状捉手，耳部为环状双耳，这些特征与北京通县中赵甫中所出铜豆[]一致，为燕文化中较有特点的地方性因素，体现了辽西地区与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为中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车舆制度是“周礼”的重要体现，东大杖子墓地中随葬的车马器反映了这一时期墓主人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较高。但封石墓M5的土著文化色彩依旧浓重，墓内出土的曲刃式青铜短剑M5：9反映了该地区人群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也说明这一时期高等级人群仍然以军事贵族为主。商周礼制中象征军事权力的钺开始出现，说明了该地区人群在接受中原礼制方面的积极态度，这也促进了燕文化在该地区的扩展以及平民对于中原燕文化的学习。
封石层表面所见牛齿或为殉牲现象的体现，这一时期未发现大规模殉牲现象，仅表现为在填土中有动物牙齿，其原因虽然不排除因保存环境较差而难以保留，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其殉牲方式与常见的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有所差异。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大部分为附设单独的殉牲坑或将殉牲置于墓道，而此地在墓葬封石层表面仅见牛齿，可能是因为殉牲习俗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竖穴土坑墓M3在随葬品方面则较少，仅有3件陶豆作为日用陶器及少量装饰品，这一时期出土的陶豆标本M3：4、M5：19、M5：20与战国中期早段的燕文化墓葬大唐迴北淀M3中出土的Ⅱ式陶豆[]相近，均为斜向下收的浅盘豆，但东大杖子豆柄较大唐迴北淀M3Ⅱ式陶豆更短，表现出了更为早期的一些特征。M3、M5为战国早期墓葬，大唐迴北淀M3约为战国中期，这说明燕文化在戰国早期已然对该地区产生了影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两座墓均为西向墓，这表明该地区文化面貌并非是土著文化与燕文化的单纯交流融合，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文化因素参与其中，这就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予以印证。
这一时期的墓葬较春秋晚期明显有了更加丰富的遗存，随葬的器物更加丰富，这从侧面说明了该地区经济有了进步与发展。墓葬中出现的二层台、三层台的形制，以及铜带钩这种中原式文化器物的出现，体现了中原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无封石墓葬的形制和丧葬规格也有发展，采用青膏泥表现出了与采用封石葬俗人群的文化差异，而在填土中夹杂的砂石或许也是外来文化对于当地土著文化习俗的一种学习与应用。
进入到战国中期早段，以封石墓M16为代表的人群在经济地位上有了更进一步提高，这一点在随葬器物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铜敦、铜匜等中原礼器及铜辖軎的随葬，其中铜敦（M16：26）已经与北京中赵甫的敦完全一致，表现了这一人群对燕文化的进一步认同，铜剑、铜刀、铜钺等随葬品的较多出现也表明了传统军事贵族在这一时期拥有较高的权力与经济地位。墓葬填土中大量马牙、马下颌骨的出现则反映了这一人群的殉牲习俗，也体现了墓主人较高的经济地位。
以竖穴土坑墓M42为代表的墓葬极为罕见出现了北向葬俗，张辛研究得出东周时期中原各国墓葬墓向基本均为南北向，如晋、魏、韩、赵、周、郐、郑、卫、邢[]。赵越研究认为东周时期燕国主要墓葬墓向多为北向，少部分为东向，其特点与中原地区东周墓葬趋同，且其东向墓多存在于燕文化的非核心区域[]。《礼记·檀弓下第四》中记载“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理也[]，说明北向葬俗应是周礼的一部分，应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北向墓作为典型的中原文化墓向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竖穴土坑墓M42随葬品放置于北部头部附近，也是典型中原文化葬俗的体现。M42中出土的陶釜（M42：2）为典型燕式釜[]，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该墓主人有可能是中原燕文化人群中的一员，这表明此时燕文化已经对该地区有了较大影响，甚至燕国人可能已经在此地生产生活，这类墓葬的出现为我们研究该地区的文化交融与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
郑君雷先生曾提到对该地区文化交融与演进现象的考古学观察能够明晰燕文化因素在东北地区发生影响比燕在东北地区建立政权管辖的年代更早的历史事实[]。战国中期是周海峰所划分燕文化“辽西区”的形成阶段[23]109，即该地区开始纳入燕国版图的时期，前文我们提到战国早期该地区墓葬出土的带有燕文化色彩的陶豆等，体现了燕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与渗透，在战国中期这一阶段，随着燕文化大规模的进入，这一地区传统的土著文化因素与燕文化的结合更为紧密，并在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组合和器物装饰风格上表现出了与燕文化核心区较为类似的特点，反映出了文化的交融与演进。
到了战国中期晚段，两种葬俗所代表的人群差异进一步缩小，出现了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这种仅见于中原文化的带墓道大墓明显受到了燕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在墓葬大小和随葬品丰富程度方面，与填石墓相比并不逊色，说明该地应已经融入燕文化圈，乃至已被纳入燕国统治版图。在M40的墓坑二层台上共发现7个半椭圆形的柱槽，可能是诸侯士大夫一级使用“桓楹”而残留下来的痕迹，这与文献记载先秦时期诸侯棺椁“悬柩而下”的葬俗相符[11]8-9。M40中大量殉牲的使用，更反映了墓主人较高的经济地位以及土著文化因素的传承。M40的主人可能是接受燕国册封的土著军事贵族，仍然保留着东向墓以及殉牲的土著传统葬俗特征。伴随着燕文化的扩展，这一地区逐渐被燕文化同化，两种墓葬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仅在部分葬俗上可以看到该地的一些传统文化因素。
综上可知，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燕文化对辽西地区渗透趋势日益明显，这一影响最先且最明显地体现在辽西地区的高等级军事贵族中，他们接受了燕文化的影响，后期有可能接受了燕国册封，并成为燕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动者，自上而下地影响着该地区的平民。从北向的土坑竖穴墓来看，这一地区可能也有来自中原的人群生活，他们所携带的中原燕文化因素对该地区土著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时间推进，燕文化逐步替代该地区的文化而成为主流，该地区的土著居民虽然部分保留了其传统特点，但终究还是融入到了华夏化的进程之中。
参考文献
[1] 华玉冰，方殿春，万欣，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取得重要考古发现[N].中国文物报，2011-12-30（004）.
[2] 方殿春，万欣，王成生，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J].文物，2015，（11）：426+1.
[3] 成璟瑭，孙力楠，华玉冰，等.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4，（12）：3-17+2.
[4] 万雄飞，白宝玉，孙建军.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4，（12）：18-32+2.
[5] 徐韶钢，万欣，谷丽芬，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J].边疆考古研究，2015，（02）：39-56.
[6] 徐韶钢，华玉冰，高振海，等.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M40的发掘[J].考古，2014，（12）：33-48+2.
[7] 高振海，孫建军，华玉冰，等.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M47的发掘[J].考古，2014，（12）：49-63+2.
[8] 张依依.东大杖子墓地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6.
[9] 于佳灵.东大杖子墓地葬制初步考察[D].沈阳：辽宁大学，2018.
[10] 仲蕾洁.东大杖子M40初步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6.
[11] 武志江.井沟子西区墓地及相关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5.
[12] 王闯，徐韶钢.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M40出土滑石制品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2018.（01）：363-380.
[13] 成璟瑭，徐韶钢.东大杖子墓地出土铜镞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2017.（01）：169-178.
[14] 万欣，徐绍刚，孙建军.辽宁建昌东大杖子饰金青铜短剑的发现和意义[N].中国文物报，2012-2-3（007）.
[15] 耿雪.东大杖子墓地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2-11（A02）.
[1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302-303.
[17] 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J].考古，1985.（08）：694-700+720+770.
[18] 罗丰.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习俗[J].考古学报，2018.（02）：184-193.
[19] 王其腾.河北三河大唐迴、双村战国墓[J].考古，1987.（04）：318-322+386.
[20] 张辛.中原地区陶器墓葬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14-115.
[21] 赵越.东周燕国墓葬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9.
[22]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编.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17.
[23] 周海峰.燕文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
[24] 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J].考古学报，2001，（03）：275-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