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80）
中国古代唐朝诗人王昌龄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0 世纪30 年代中期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的壮丽史诗。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 决定了长征的走向、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和中华民族的走向。
中共中央通过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这一点已确凿无疑。
但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通过的重大决策的“鸡鸣三省会议”却鲜为人知。而且，迄今为止，“鸡鸣三省会议”的会址一直若明若暗，难以确定。鉴于这段历史风云变幻，征战频繁，错综复杂，文献匮乏，笔者根据回忆资料、当事人亲历和实地勘查，在“三对照（对照文献资料、亲历者回忆、历史发生现场）、三印证（将文献资料记载、亲历者回忆内容与历史发生现场，相互印证）”基础上，提出管见如下。
20 世纪30 年代初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南方赣南、闽西地区创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并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四次“围剿”。
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前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与以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转危为安；
“鸡鸣三省会议”开创新局，砥砺前行。
长征前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为遵义会议奠定坚实的基础。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红色中国的 “国家元首”）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即红色中国的“政府总理”）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常在一起行军，深入谈话，交流思想，探讨挽救中国革命危局的办法。
面对“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面对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面对红军长征前途莫测，面对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忧心忡忡，心急如焚，昼夜思考。毛泽东向张闻天、 王稼祥深刻阐述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得到了他们的共鸣，达成了扭转危局的共识。经过毛泽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张闻天、 王稼祥逐步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批评博古（秦邦宪）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 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 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1]（P68）
“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
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2]（P70）根据笔者考证，所谓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其实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他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曾在苏联的军事学院学习，1932 年执行共产国际秘密使命到达上海，因而与博古（秦邦宪）相识。1933 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红色首都”瑞金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鉴于自己不懂军事，邀请李德到瑞金担任其“军事顾问”。
实际上，李德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身份，既非共产国际正式委派（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期间，共产国际正式任命的“军事顾问”另有其人），也非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只是博古（秦邦宪）与李德两人之间的私相授受，其实属于“非法”性质。严格的讲，李德只是博古（秦邦宪）个人请来的“私人军事顾问”。
然而，李德到了瑞金， 竟然一下子成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顾问”， 盛气凌人， 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个人说了算”。李德虽然具有欧洲的军事学院学习经历和军事工作经验， 具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 但是既不了解亚洲中国的历史与国情， 也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实践与特殊规律，虽然只是“军事顾问”，却被博古（秦邦宪）赋予领导军事工作的巨大权力， 奉为指挥红军作战的“太上皇”。李德秉承博古（秦邦宪）的旨意，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灾难性后果，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开始后，李德成为决定红军行动方向与作战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其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首先就是坚决反对李德对红军的“瞎指挥”。周恩来回忆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张闻天）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
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2]（P70）在张闻天、 王稼祥等坚决支持下， 中共中央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逐步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这样， 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转折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力挽狂澜，众志成城。遵义会议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1935 年1 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张闻天有备而来，手持《毛洛王提纲》 ，代表毛泽东、王稼祥，作了着重从理论上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长篇报告。
毛泽东高屋建瓴，旗帜鲜明，作了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长篇发言。
王稼祥挺身而出， 第一个提出把“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领导岗位上“赶下去”，请毛泽东出来领导革命、指挥红军。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和主张，高屋建瓴，气贯长虹，有理有据，切中时弊，一举扭转乾坤，成为引导遵义会议主题的历史性潮流， 得到绝大多数同志坚决拥护。
遵义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求同存异，众志成城，达成共识，作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 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
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 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
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
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3]。
遵义会议通过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标志着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经受了历史发展的实践检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1935 年1 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
遵义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关系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决策亟待落实。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长征。1935 年2 月初到达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这时，一方面，由于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博古（秦邦宪）的错误，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博古（秦邦宪）已经不能再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继续行使领导职责；
另一方面， 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途中遇到许多亟需解决的军事问题、组织问题、政治问题，迫切要求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及时研究、当机立断、果断决策。
同时，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决定的新的方针也需要及时向红四方面军、 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 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办事处的负责同志、 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等进行传达、 贯彻和落实。
而且，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时， 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曾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指导工作，并询问中央：“为什么不给中央革命根据地回电？ 为什么不对请示的重大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及时作出决断？ ”这样，中共中央在“鸡鸣三省”地区开会，落实遵义会议关于变换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决定， 对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果断决策， 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共中央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将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要决策落到了实处。遵义会议后，举行“鸡鸣三省”会议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1935 年2 月5 日至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鸡鸣三省”地区连续召开会议。
2 月5 日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 的村子里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人，张闻天主持会议。“鸡鸣三省会议”作出重要决定：（1）确定战略方针。由于敌人重兵封锁长江，红军改变战略方针，暂缓渡江，在川、滇、黔边境地区机动作战，创造新的根据地。（2）缩编部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鸡鸣三省”会议决定，颁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 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各军团进行缩编。
红一军团编为2 个师6 个团，红三军团编为4 个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各编3 个团。
除干部团外，红一方面军共缩编为16个团。（3）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秦邦宪）在中央“负总责”（习惯上称为“总书记”）；
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秦邦宪）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4）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5） 确定了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以适应斗争环境。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项英任主席，“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决定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立军委分会， 贺龙任主席。
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 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
由此可见，长征前期，中共中央召开的通道会议、 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奠定了遵义会议的重要基础。
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而“鸡鸣三省会议”则标志着遵义会议通过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的彻底实现。
“创业艰难百战多”。长征路上连续征战，军情紧急，戎马倥偬，“鸡鸣三省会议”是在战火纷飞的万里长征路上举行的严酷的战争环境， 不允许按照一般常规那样有一整套完整的会议日程、 会议议程、工作报告、大会发言、分组讨论、会议决策、会议总结、会议记录、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定。
当时中共中央许多会议都是“飞行会议”，根据长征需要，中央领导成员在行军途中随机召开，商量决定有关问题，然后分头落实。遵义会议后长征过程中，军情瞬息万变，形势错综复杂，决策随时变化，路线随机改变，作战机动灵活，中共中央机关的行动、开会、决策都体现了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鸡鸣三省会议”属于随机召开的“飞行会议”，迄今没有发现翔实的在具体地方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原始文献”记载，参加“鸡鸣三省会议”的同志也没有关于具体会址的详实、准确、可靠、确凿的回忆。迄今为止，“鸡鸣三省会议”的“会议文献”基本缺失。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鸡鸣三省会议” 会址一直未能确定下来。
中共十八大以来，红色浪潮汹涌澎湃，红色文化大潮滚滚， 各地开发红色资源、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运用党史遗址提升本地知名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通过发掘红色文化作为拉动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重大举措层出不穷， 重视与发掘重要党史遗址的热潮方兴未艾。“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成为贵州党史、四川党史、云南党史具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之一。现存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鸡鸣三省村”。
“贵州毕节说”认为，1935 年2 月5 日，红一方面军从四川石厢子出发向扎西（今云南威信）长征途中，渡过三岔河古渡来到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在这个“一鸡啼叫、三省皆闻”的小村子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附近老鹰岩山腰间隐约可见的古盐道， 就是红军进入鸡鸣三省村的路径，“鸡鸣三省会议” 会址就在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召开。
而且，毕节市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最早建立“鸡鸣三省会议”纪念碑。1995 年“鸡鸣三省会议”召开60 周年之际，中共毕节地委（现在的毕节市委）、毕节地区行署（现在的毕节市人民政府）和毕节市委（现在的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毕节市人民政府（现在的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 就隆重召开了纪念“鸡鸣三省会议”召开60 周年大会，郑重决定在“鸡鸣三省村”附近建立“鸡鸣三省会议”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征精神。同时决定，由毕节行政公署和毕节市人民政府形成文件， 请长征时期率领红军转战毕节地区的红六军团的军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过毕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萧克题写“鸡鸣三省会议纪念碑”。
萧克回复：“鸡鸣三省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周总理1972 年说会议就在你们那里举行时，我是在场的。
我给你们题写“鸡鸣三省”几个字，就意味着我是认可“鸡鸣三省会议”就是在你们那里召开的，你们可以在那里去立块碑，做个纪念。
萧克回顾了周恩来总理讲到“鸡鸣三省会议” 会址的过程，1972 年6 月10 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
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
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曾任贵州省毕节县林口区中心学校教师、林口区副区长、毕节县妇联主席的康颖智回忆，1978 年自己作为毕节县妇女代表参加全国妇女大会（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亲切接见参会代表。邓颖超问康颖智是贵州哪个县的人，康颖智说自己是贵州省毕节县林口区的人。邓颖超说：“1935 年2 月红军长征时， 我们经过林口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就在这个村庄的三条河交汇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 我和其他红军还在林口黑神庙住过，那时，黑神庙外面有一棵大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旁边的康克清也问道：“那棵树很大，还在吗？ ”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回忆，对“鸡鸣三省会议” 会址在林口镇鸡鸣三省村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从2015 年起，由毕节市的市长挂帅，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建立了“鸡鸣三省会议”纪念馆和“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景区。
第二种说法是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
“四川泸州说”认为，石厢子——现在的叙永县石坝彝族乡，地处贵州、四川、云南的“鸡鸣三省”地区。
石厢子位于赤水河北岸，距离叙永县城大约80 公里， 南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相邻，西与云南省威信县接壤，因此有“鸡鸣三省”的说法。
1935 年1 月29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土城、 猿猴（元厚）场一带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2 月3 日拂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纵队从摩尼向石厢子进发，经安基屯、东瓦沟、阿里普，下午5 时许抵达“鸡鸣三省”石厢子，在此度过了长征途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年。
当地彝族、苗族、汉族等各族群众扶老携幼，箪食壶浆，迎接红军， 石厢子现存有红军总司令部、 红军电台、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遗址。1935 年2 月3 日晚上至2 月5 日凌晨，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此召开的石厢子会议即“鸡鸣三省会议”。
当时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局政委伍云甫撰写的《长征日记选》 在1935 年2 月5 日写道：“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踞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路甚难行（3 里路约行3 小时），23 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
”
第三种说法是“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
“云南昭通说”认为，“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水田寨建于清朝末年的花房子。
1985 年10月中共昭通地委党史研究室与有关方面联合调研，最后的调研报告认为，当年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当时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扎西水田寨。
”
从本质上说，关于“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的争议其实是好事， 一是有利于带动有关方面大力发掘党史资源，激活党史资源，运用党史资源，通过盘活党史资源将党史资源从“冷”变“热”转化成为对党员、 干部和群众进行党史教育的精神财富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精神动力。二是有利于各地党史系统深度发掘党史资料，深入开展党史研究，进一步提升“鸡鸣三省会议”的研究成果，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厘清“鸡鸣三省会议” 会址的根本所在。
三是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的“争鸣”中进一步认识“鸡鸣三省会议”的丰厚内涵，深刻了解“鸡鸣三省会议”的重要意义，从而实现“鸡鸣三省会议”宣传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中共中央“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究竟在哪里？笔者经过“文献研究”“当事人回忆研究”“实地踏勘研究”（考古学称之为“田野考古”），三者互相对照、互相印证，得出以下拙见。
关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鸡鸣三省村说”所说的“鸡鸣三省”村。这是一个地处三岔河畔观音岩头上的苗族聚居的古老村子，因“一鸡啼叫，三省皆闻”自古就叫“鸡鸣三省”村。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的高级社初期，该村与邻村一样，紧跟政治形势，相继改名为“迎丰村”“迎丰生产大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恢复“鸡鸣三省”村名。此地有三个特点，一是地势奇特，二是山河险峻，三是道路崎岖。
笔者实地踏勘时刚刚下过大雪，古盐道泥泞不堪，如果一不留神滑倒就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笔者与有关同志一步一滑， 攀着灌木与树木， 从该村一直下到“鸡鸣三省”分界、交汇的三岔河河底，然后又小心翼翼， 沿着古代遗留下来的灌木丛生的老鹰岩半山腰古盐道，将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走了一遍。从半山腰的古盐道登上老鹰岩，放眼四顾，贵州、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尽收眼底，“鸡鸣三省” 果然是名不虚传，附近贵州、四川、云南农村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鸡鸣三省”，风景秀丽，美不胜收，确确实实可以看到和听到贵州、四川、云南田野里正在觅食的成群的柴鸡和雄鸡高叫的高亢声音。
此地说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农家院子里，“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所处的小庄子确实是“小庄子”，农户甚少，只有十几家农户的房子稀稀疏疏散布在丘陵地带。
关于“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说”所说的石厢子。
石厢子因附近矗立着数块貌似箱子的巨石而得名，现为叙永县石坝彝族乡政府所在地。附近山上雄鸡报晓，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可闻，亦称“鸡鸣三省”。笔者实地踏勘时，曾在附近山上发现一个高度一米左右，非常简陋破旧，丝毫不引人注目的石碑，上面刻着“鸡鸣三省”四个大字。尚存的“鸡鸣三省会议” 会址属于石厢子场居民委员会，坐北向南，小青瓦屋面，穿逗式梁架，木板墙壁木板门，四川四合院布局，东距石坝彝族乡政府30米，南临石厢子街，西南距石坝中学200 米。
此地认为，1935 年2 月3 日至5 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石厢子，除暴安良、扶弱济困、开仓放粮，与彝族兄弟和各族人民杀猪过年， 共度长征途中的春节，留下了许多“党史遗址”和红色故事。当时石厢子有70 多户居民， 属于多民族聚居区域，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和谐共处，街道繁华，物产丰盛，看来是“鸡鸣三省”地区“市场经济”较为兴旺的地方，俨然一个繁茂的集镇。
关于“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说”所说的花房子。
花房子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的水田镇水田村，此地亦有“鸡鸣三省”之称。花房子位于水田寨一座小山脚下，周围群山环绕，树木葱茏，花房子原为当地一个乡绅的住宅，一楼一底，中有堂屋，两边有厢房，房顶以青瓦覆盖，板壁漆着朱红色。由于这座房子的门、窗、板壁上雕刻有花、草、虫、鸟的图案，因而被当地人称为“花房子”。云南省委、昭通市委和威信县委的党史研究室认为，1935 年2 月，中央红军土城失利，原定渡江计划落空， 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2 月3 日“我野战军为迅速摆脱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的行动部署，集结扎西。2 月5 日，红军由四川叙永石厢子进驻威信水田寨， 红军总司令部驻在水田寨西边约1 公里的花房子一带。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花房子召开会议，决定以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此即“鸡鸣三省会议”。
历史研究，既崇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有“孤证不能成立”的内在要求。凡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能够自圆其说，即可成为“一家之言”。
关键在于通过确凿的历史文献和各种证据，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归根结底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综上所述，在没有新的确凿的关于“鸡鸣三省会议” 会址的原始文献资料问世前， 根据现有的“鸡鸣三省会议”出席者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杨尚昆等口述资料以及文献资料， 若干长征参加者的记载资料（包括日记等）和回忆资料，笔者有以下看法。
第一，进一步深入研究“鸡鸣三省会议”要重在内涵发掘和历史意义的研究。对于“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是研究其深刻内涵、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临危不惧、坚决果断，以弱胜强，克敌制胜，妥善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复杂局势的历史借鉴。
特别是深入发掘和提炼“鸡鸣三省会议” 的精神实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弘扬“鸡鸣三省会议”展示的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传承红军指战员一往无前、敢打必胜的顽强作风， 传承长征中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进一步深入研究“鸡鸣三省会议”要重视资料发掘与实地考证。要深入发掘、收集、梳理、整理有关“鸡鸣三省会议”的文献资料、回忆资料、口述资料和“田野资料”。特别要注意“眼睛向下”：一是高度重视发掘地方资料，从“鸡鸣三省会议”相关的省、市、县、乡、村发掘省志、市志、县志、乡志、村志等地方志资料，以及当地村民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口述资料；
二是高度重视从“鸡鸣三省会议”相关的省、市、县、乡、村发掘古代地图和近代地图，精心研究“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变迁和地名变迁，这是厘清“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来龙去脉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根本途径。
第三，进一步深入研究“鸡鸣三省会议”要立足现有的各种文献资料。
鉴于“鸡鸣三省会议”史料匮乏，由于“鸡鸣三省会议”在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处召开，对于会议地址究竟在哪里，党史界和贵州、云南、四川三省各有不同的“说法”。
因此，更需要“百家争鸣”“求同存异”。要深入考证研究出席“鸡鸣三省会议”的中央领导成员的回忆、讲话和各类历史文献， 深入考证研究中央和红军的电报、命令、行军路线和作战记录，深入考证研究中央机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日记、 口述和各种记载。
在现有文献史料的考证、辨析、研究过程中，出现不同看法的学术争论是正常现象，并不影响对“鸡鸣三省会议”历史地位的评价。
而且，“求大同，存小异”也有利于将“鸡鸣三省会议”研究提升到新阶段。
这种情况，历史研究中并不鲜见，不同“说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自然而然会在“百家争鸣”中逐渐达成共识。
第四，长期研究“鸡鸣三省会议”各种资料和实地踏勘的拙见。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继续长征过程中，1935 年2 月初到达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
“鸡鸣三省”的地名是当地人民群众约定俗成的叫法，意思是雄鸡一叫，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都可以听见。
“鸡鸣三省”的名字，十分贴切、 恰到好处的形容了此地所处的三省交界的地理环境。因此，中共中央1935 年2 月上旬在“鸡鸣三省”地区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可以统称为“鸡鸣三省会议”。
因为军情紧急，戎马倥偬，“鸡鸣三省会议” 实际上是一边长征一边开会， 在贵州没有开完，到了四川接着开会，仍然没有研究完预定的议程，到了云南继续开会。“鸡鸣三省会议”实质上是中共中央在“鸡鸣三省”地区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统称，包含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 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召开的“石厢子会议”，在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召开的“花房子会议”。这样认定的好处是：有利于集中力量、集中精力，全面系统科学的发掘和研究“鸡鸣三省会议”的丰富内涵、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有利于充分阐述“鸡鸣三省会议”的重要意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有利于协同打造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汇性、互助性、系列性的“鸡鸣三省会议”红色旅游线路、历史文化旅游线路；
有利于建立红军长征与“鸡鸣三省会议”园区,纳入国家长征文化公园的建设体系；
有利于盘活“鸡鸣三省会议”和“鸡鸣三省”交界地区的党史资源，加快拉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鸡鸣三省”地区少数民族（该地区有汉族和苗族、彝族、回族、白族、仡佬族、蒙古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 经济发展的力度，让“鸡鸣三省会议” 的党史资源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多更大更好的作用。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系列说”，“鸡鸣三省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在“鸡鸣三省”地区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所构成。
猜你喜欢会址鸡鸣遵义会议鸡鸣驿散文(2022年8期)2022-10-05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掠影大江南北(2022年7期)2022-07-13亚布力企业家论坛永久会址的照明设计照明工程学报(2021年2期)2021-05-10鸡鸣宝藏(2020年4期)2020-11-05鸡鸣与狗盗动漫星空(兴趣百科)(2020年4期)2020-03-26古道鸡鸣读友·少年文学(清雅版)(2019年3期)2019-07-23朱德在遵义会议前后文史春秋(2019年12期)2019-04-13“八闽巾帼心向党·万村千居唱起来”古田会址展演兴起“大学习”热潮海峡姐妹(2018年8期)2018-09-08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文史春秋(2017年9期)2017-12-19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中国火炬(2010年7期)2010-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