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凯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同行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与马克思合作长达40余年，合作的起点是《神圣家族》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共同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进而融历史、现实为一体，阐明了他们的“新哲学”，建构起了“新哲学”的框架，为彻底清算和脱离青年黑格尔派提供了契机。得益于费尔巴哈宗教批判和《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马克思开启了从宗教和政治方面对鲍威尔的批判；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的经验资料，注重对客观事实作经验分析”[1]的恩格斯，善于透过社会表象分析本质，以犀利的笔触鞭挞资本社会的不公。因此，认真清理和辨析这部文本对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论探索和发展大有裨益。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合作完成并公开出版的著作之一，全书由篇幅不等、主题各异的9章组成。在写作计划拟定后的10天时间里，恩格斯就撰写完了自己负责的部分，包括前3章，第4章第1、2部分，第6章第2部分a小节，第7章第2部分b小节。恩格斯就“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这一节对埃德加·鲍威尔进行了批判。尽管恩格斯撰写的篇幅不长，但是，在《神圣家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他批判了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的错误观点，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理解历史。这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透视和揭露，同时也是《神圣家族》文化思想的发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恩格斯成为该书的第一作者。本文拟通过对《神圣家族》第4章第1小节“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的细致释读，梳理恩格斯对工人精神贫困的理解，对比埃德加·鲍威尔与恩格斯看待问题的不同之处，剖析“工人创造一切”但依然精神贫困的根源，阐明恩格斯对埃德加·鲍威尔的批判及其对工人精神贫困的考察、研究与推进。
在诠释工人精神贫困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文学总汇报》及《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写作情况进行详尽梳理，阐明二者的渊源，理清这一问题提出的具体文本语境。
1843年12月到1844年10月，《文学总汇报》分12期在柏林夏洛腾堡出版，其主要内容是评论新近出版物。《文学总汇报》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为之注入了大量心血。埃德加·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1844年4月)上发表了《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一文。正是这篇文章成了恩格斯批判的主要对象。1844年8月底，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在恩格斯到达巴黎前不久，马克思就已经陆续收到了荣克寄来的《文学总汇报》的前8期。这就为他们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提供了文本依据。《神圣家族》是作为对《文学总汇报》的批判而存在的，马克思认为后者充斥着“毫无热情的轻蔑的语调”，决定“出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谬误”[2]。《神圣家族》全称《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写于1844年9—11月，1845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以单行本形式出版，这也是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会面后，“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3]，于是对《文学总汇报》上文章的观点进行批判。马克思在安排全书章节时将恩格斯所著的部分主要放在了前3章，这“表明了他对具体社会历史问题和事件的立场和观点，以及他分析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4]，同时也奠定了全书的思想主旨和研究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总汇报》第5期(1844年4月)上发表的《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一文引起了恩格斯的高度关注，文章认为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什么也没有生产，“简单地说，一无所有”[5]21。埃德加·鲍威尔的观点可谓石破天惊，完全颠覆了弗洛拉·特莉斯坦的观点，不仅否认了工人在劳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否认了工人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这篇文章连同另外7期上的文章一同出现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视野里，他们决定对这份什么也没提供的报纸进行批判。恩格斯按照拟定好的计划对埃德加·鲍威尔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详尽的批判，长于现象观察和本质分析的他强调“工人创造一切”。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浮出水面，即“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还是“工人创造一切”？由此，关于工人精神贫困问题原因的论战拉开了序幕。
《工人联合会》一书由法国社会主义者弗洛拉·特莉斯坦写作而成，此书认为“工人制造一切，生产一切”[5]21，也即“工人创造一切”。法国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工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工人在劳动实践中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埃德加·鲍威尔在《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中却认为“倒过来讲才是正确的”[5]21，即工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创造。在两种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者与思辨哲学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这也就构成了《神圣家族》第4章的思想主线之一。那么，“交战”双方是基于什么立场和论据而做出判断？该如何理解与把握这两种思想观点之间的差别呢？
(一)埃德加·鲍威尔：“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
埃德加·鲍威尔得出“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他从意识活动出发，认为工人创造的是“某种单一的东西”，工人的工作是“平凡的工作”，没有“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5]21。换言之，工人的意识仅仅停留在自己现实需要的层面，“还没有达到实现人的自由本质这种普遍意识的高度”[6]。这一点深刻体现了作为思辨哲学家代表的埃德加·鲍威尔的哲学立场，他不断放大思辨哲学的结构与秘密，企图以思辨哲学替代现实，恩格斯将其称之为“认识的宁静”。埃德加·鲍威尔指出，“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可以感触到的、非精神的和非批判的对象，而这恰恰是他所指认的“无”。与此类似，埃德加·鲍威尔所认同的一切则是“批判的批判的理想的、虚幻的创造”。不难看出，埃德加·鲍威尔把意识作为裁夺的标准和历史活动的动因，对工人创造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视而不见，反而捏造出虚无缥缈的实现人的自由本质的普遍意识，故意抬高精神，贬低现实。其二，埃德加·鲍威尔继续坚守思辨哲学的立场，强调“唯有思想创造的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才是‘某种东西’”[7]374。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创造物，埃德加·鲍威尔始终强调，只有思想的创造物才是真正的创造物。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埃德加·鲍威尔延续了把人抽象为思想观念的做法，坚持精神与群众的对立。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这种“思辨结构的秘密”，并将其称之为庸俗的思辨哲学甚至“胡说”“幻想”。埃德加·鲍威尔始终坚持“批判的批判”立场，将现实的生产关系与人的自我意识相分离，“把工人看成是只会通过工作来满足自己需要的人”[8]，认为工人所创造的仅仅是物质内容，是社会财富，而不是思想的创造物，这就导致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偏离。殊不知，在物质层面，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工人创造的，精神层面也不例外。正是这种思辨哲学的立场，才使得他沉浸在思想的创造物中，对这种事实置若罔闻。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意识活动出发还是坚守思辨哲学的立场，都使得埃德加·鲍威尔在面对现实社会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缺乏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识，导致他在分析问题时没有抓住事物的关键，陷入了荒谬的泥潭。
(二)恩格斯：“工人创造一切”
与埃德加·鲍威尔“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观点不同，恩格斯认为，是“工人创造一切”。之所以得出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思考。其一，恩格斯深刻洞悉了资本与劳动相分离的条件下雇佣劳动的特征。恩格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工厂主家庭，后辍学经商，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有了深入了解，深刻洞察了工人的“苦难和斗争”“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关注工人的生存状况，对工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也格外关注，探寻英国产业革命及其造成的后果。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了工人的重要作用，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了工人在社会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强调工人“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5]297。恩格斯认为，产业革命是英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原因，是产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在产业革命之前，工人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5]282，劳动产品归自己所有。产业革命后，他们被迫进城，遭受机器的盘剥，工人的劳动不再具有人的创造的现实意义，而是成了谋生的活动，工人的创造也被资本阶级占有，成了异化的劳动。至此，一切都比较清楚了，工人创造了一切，但是却被资产阶级占有了，导致了工人精神上的贫困。其二，恩格斯摒弃了思辨哲学的立场，破除了从思维出发的局限，将背离社会现实的“批判”彻底清除。《国民经济学大纲》在《德法年鉴》上的发表使得恩格斯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此后，在看待社会问题时，他彻底摒弃了思辨哲学的立场，尤其是在曼彻斯特时期，他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关注社会和研究现实问题中思想快速发展”[9]，为彻底批判埃德加·鲍威尔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在《神圣家族》第4章第1小节中，恩格斯详尽地引述了埃德加·鲍威尔对《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的评论，针对上述“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观点，恩格斯旗帜鲜明地进行了驳斥，他强调，“工人才创造一切，……工人甚至创造了人”[5]22，把批判家称之为不通人性的人。
因此，恩格斯经过洞悉雇佣劳动的特征和建立从事实出发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并迅速转向了唯物史观，同时也加速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恩格斯来说，他必须迈出这一步，进而阐明自己理解和把握社会的原则和思路。
工人的贫困问题已经是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文化领域中的主要问题。埃德加·鲍威尔之所以得出工人“什么也没有创造”的原因在于“他坚持思辨的立场”[7]374，可以说，他对工人精神贫困问题的解读是唯灵论的，或者是思辨唯心主义的，有着明显的错误取向。历史证明，“思辨哲学以辩证法这种革命的方法建立起的哲学是一个保守的体系，只是头脑中的狂风暴雨，对现实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影响”[10]。以意识和思维方式作为透视工人贫困问题的工具显然是一种“认识的宁静”。
第一，恩格斯在方法论上批判了埃德加·鲍威尔从理念出发的错误，重申了从事实出发的研究方法。“对贫困根源的探寻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路涉及的是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11]埃德加·鲍威尔是布鲁诺·鲍威尔的胞弟，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他始终坚持思辨哲学的立场，排斥从现象和现实出发的路向，导致了他在工人贫困问题上产生错误看法。埃德加·鲍威尔坚持从理念出发，用僵化不变的思维模式看待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有机联系，企图以所谓的“更强有力的意识”作为创造一切的基础，以唯心主义的观点遮蔽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否认了工人创造一切的观点。不仅如此，在看待工人贫困的问题时，他依然坚守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理念，认为思想的创造物才是“一切”，鲜明体现了他错误的哲学论调，忽视了理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恩格斯重申了从事实出发的研究方法，着眼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以此作为分析文化问题的工具。
第二，恩格斯在本体论上批判了埃德加·鲍威尔从抽象的人出发的错误，确证了现实的人是研究的出发点。“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12]253，这种从抽象的人出发的观点成了现实人道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埃德加·鲍威尔的理论建立在抽象的人的立场上，贬低工人的地位和工人的贡献，这使得他对工人的付出视而不见，远远达不到恩格斯思考问题的高度，与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一步凸显了他在工人精神贫困问题上观点的不切实际。经由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和浸润，恩格斯在看待工人精神贫困时更加关注人的情感、精神、价值维度。他强调现实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沉浸在所谓的抽象的世界只会造成曲解文化问题的后果。因此，在恩格斯看来，思辨唯心主义没有得出关于人的本质的正确结论，而是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和历史前提，把活生生的、处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变成了抽象思辨。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强调，必须关注现实的、真正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第三，埃德加·鲍威尔“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成为一种教条主义。埃德加·鲍威尔只是在“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用黑格尔哲学作为制定公式的依据，“但是，公式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没有内容。埃德加尔尽管抨击了教条主义，但是他也还是教条主义的另一种形式”[13]。埃德加·鲍威尔作为黑格尔思想的继承者，却把黑格尔关于主客体相统一的观点片面化，剔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有益成分，最终走上了真正的“妇女的教条主义”。在批判弗洛拉·特莉斯坦时，埃德加·鲍威尔强调，建立工人联合会只不过是对工人运动组织的抄袭，是“妇女的教条主义”。殊不知，埃德加·鲍威尔的想法除了能说明一下公式，其他什么也没有，既不能科学阐述工人贫困的由来，也不能说明其解决之径，是一种真正的教条主义。对此，恩格斯认为，不能陷入这种教条中，必须紧紧抓住工人精神贫困的原因这条线索，深入发掘工人精神贫困的根源。经由这种理解，恩格斯在哲学观念上批判了埃德加·鲍威尔的“教条主义”，进一步说明了正确的哲学理论只能来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正确理解。这不仅关乎立场、观念上的正确性，而且关系到社会未来的变革。
质言之，恩格斯从本体论、方法论和哲学观念上对“体现了认识的宁静的埃德加尔先生”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在批判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错误的观念划清了界限，既彰显了恩格斯的理论批判品质，又放射出灿烂的真理光芒和强大的实践伟力。
较之于埃德加·鲍威尔围绕工人联合会问题而展开的论述，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提出并集中阐发了他对工人精神贫困问题的看法，在审慎观察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建立从现象到本质的思考方式，以此为依据来处理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
恩格斯对工人生存状态及精神生活给予了持续关注。从思想史发展的线索来看，1844年8月底，他和马克思在巴黎进行了历史性会面，在达成一致意见后的10天内就把自己执笔的部分写完了。在此之前，他于1842年12月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发表在《莱茵报》第359号上，于1843—1844年完成了《英国状况》系列文章，“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描摹了工人精神生活状态的真实图景。这使得恩格斯在分析社会问题时显得格外得心应手。在《神圣家族》中，他延续了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来的写作风格和致思路向，运用现象观察与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埃德加·鲍威尔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持续关注工人的实际生活情况，以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为切入点，把对工人精神贫困的理解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予以把握，有力论证了工人创造一切的观点。质言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者弗洛拉·特莉斯坦思考的基础上，把理论的标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现实的、感性的角度出发，以现实问题为依据展开事实分析，从中归纳总结规律，把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深处，实现了对工人精神贫困的考察、研究与推进。
第一，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工人精神贫困的私有制根源。资本及建立在其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充满了各种矛盾，是各种冲突因素的集合体。在弗洛拉·特莉斯坦看来，创办法国工人联合会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利，使工人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具体举措是：加入联合会的成员每人每年缴纳2法郎的会费，使工人更好地联合起来。显然，作者已经看到了工人一无所有的景象，即创造了一切的工人最终却一无所有。但是，她却没有进一步意识到工人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源，而是强调“在现代世界秩序中，工人的劳动仅仅用来满足个人的需要，是单独进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7]376。基于此，她强调工人要联合起来，劳动要组织起来。殊不知，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工人不得不依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由此观之，弗洛拉·特莉斯坦没有看到这背后的私有制根源。同样，埃德加·鲍威尔也没有看到私有制的症结所在。恩格斯实现了对二者的超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强调工人精神贫困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是私有制裹挟了工人，使得工人遭受私有制这个异己对象的统治，陷入精神世界的贫乏，导致造就了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工人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恩格斯强烈反对“批判的批判”创造了一切，甚至以精神创造为例，说明了在现实的工人的劳动实践面前批判是站不住脚的，因而也会感到羞愧。
第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劳动已经沦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不再兼具生存、发展、享受的多重功能，这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观点不谋而合，显露出工人文化异化的端倪。恩格斯不仅洞悉了私有制的根源，而且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其现实表现。埃德加·鲍威尔认为工人什么也没有创造的一个原因在于工人劳动目的的单一和劳动部门的分散，这一观点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劳动层面的表现，有其合理之处。在私有制造就的现代社会中，工人成为抽象的人，劳动成了工人唯一现实的活动，不再兼具生存、发展、享受的多重功能，而是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和存在的依据，一旦停止劳动，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便不复存在。雇佣劳动为别人生产了财富，却为自己生产了贫困。马克思写于1844年的《巴黎手稿》有着与其高度相似的判断：“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12]157。工人成了机器，被迫进行不自愿的劳动，不再能够进行自由创造，在劳动中感到的是“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最终，“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12]120。从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与马克思几乎同时触及了文化异化的问题，看到了私有制带给工人精神的摧残和迫害。在此基础上，二人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进而把理论拓展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进入唯物史观变革的前夜。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合作，更是观点上的合作，同时也是思想的交融和相得益彰。
第三，恩格斯切中肯綮地点明了私有财产和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作用，重视将劳动组织起来，打破部门的隔阂，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摆脱精神贫困状态。恩格斯深刻认识到，私有制是自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现实变革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密不可分。但是，他对弗洛拉·特莉斯坦和埃德加·鲍威尔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举措十分不满意，既不赞同前者提出的打破劳动组织形式的单一，建立工人联合会，也不赞同后者指认的建立“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而是深刻分析劳动产品单一、劳动部门对立的原因，突出私有财产和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作用。在恩格斯看来，在资本逻辑的强有力统摄下，分工越来越细，工人被严格区分在固定的生产部门，从而造成了工人劳动的抽象化、孤立化。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的需要、能力和个性则只能在狭隘的物化形式中发展。恩格斯始终坚持是工人创造了一切，特别强调人的情感、价值和尊严，重视人的才能的充分发挥，主张“扬弃私有财产、消灭劳动分工”[14]，以此来摆脱精神贫困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深刻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神圣家族》中渗透的批判精神进一步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成为他对社会革命必然性论证的依据，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理论基础之上，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变革不合理现实的路径——“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5]。
第四，恩格斯进一步思考了作为阶级的工人的命运及其伟大历史作用。“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以及在英国的见闻，他得出结论：工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同程度地被剥夺，处于异化的状态，工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都处于极度可悲的境地。这种观察和思考使恩格斯洞悉到工人已经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他们所受的苦难是普遍的，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描摹了工人生活的具体场景，留意他们的精神生活状态，揭示了工人阶级所受灾难的根源，旨在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探索工人阶级解放之径。危机是革命的前奏。当工人阶级对他们所处的非人境地表达强烈不满后，工人运动就应运而生了，在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过程中，工人阶级锻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恩格斯的这种思考从曼彻斯特时期一直延续，经由《神圣家族》对埃德加·鲍威尔错误观点的批判发酵、升华，加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
《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迈出了通向唯物史观的重要一步，是两位伟大思想先贤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值得关注的是，恩格斯对工人精神贫困的理解是《神圣家族》文化思想的具体表征。深入文本就会发现，他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和现实活动的研究鞭辟入里，对工人精神贫困的揭露入木三分，在批判思辨哲学时显得得心应手。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逐步强化了他的“新哲学”观点，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与超越。不仅如此，他还从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丰富了现实人道主义的思想内涵，所有这些都使得他对资本主义及其矛盾有了更为清晰的把握。今天，重新辨析恩格斯这部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观点，不仅有助于揭示其对工人精神贫困的整体性、系统性思考，而且有助于彰显其强烈的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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