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斌，杨志国，2
(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上海 200002)
2020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施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拉开帷幕。良好的信息披露质量是缓解信息不对称、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石。会计信息是企业信息披露的核心内容，而财务报告是企业会计信息的载体，财务重述是对前期会计差错的修正并对以往财务报告的重新表述，是衡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重点关注领域。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原因可能是技术层面的错误或疏漏，也可能是管理层为了提升股价的会计信息操纵行为。财务重述会造成企业资本成本提高[1]、股价崩盘风险[2]、损害公司声誉[3]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有关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公司财务特征[4]、内部治理特征[5]以及管理层自利行为[6]等，从企业外部影响因素来看，资本市场融资需求压力一直是引发财务重述的重要原因[7]，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其长期处于市场弱势地位，且治理结构及抗风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面临着融资难且贵的“金融排斥”现象[8]，始终存在资金“麦克米伦缺口”[9]。因此，从财务重述视角探讨如何改善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对于缓解融资约束、完善内部治理至关重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而传统金融的供给不足问题阻碍了微观经济实体发展[10]，数字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特征[11]，为缓解“普惠金融悖论”找到了可行方案[12]。数字金融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迅猛发展的技术“契机”上应运而生，因具有低成本、广覆盖、高速度特征，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小微企业[13]。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8]、扩宽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10]来发挥资源支持效应[14]，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10]、促进企业创新[15]、加速企业现金持有调整速度[16]等；
数字金融也能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透明度[17]来发挥信息支持效应[18]，减少内部治理问题[19]等。
基于此，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主要贡献如下：第一，从财务重述视角丰富了数字金融的中小企业微观治理研究，为数字金融对微观企业财务会计的影响研究找到了新切入点。第二，从数字金融角度丰富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推动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决策有用性。第三，从企业特征及外部环境特征等多维角度来分析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差异，丰富了数字金融治理作用的经验证据。
根据“二八定律”及“长尾理论”，传统金融市场倾向于服务能带来更多效益的高端客户，而互联网及数字金融则给予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长尾端”充分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对财务重述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科技通过“赋能”传统金融机构来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20]，数字金融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优化企业运营管理、降低经营风险和违约风险等方面[14]，企业主观财务重述动机减少。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加速了传统会计工作深度变革，企业会计系统内在缺陷减少，会计数据的精准性提高，减少了由于会计差错导致的财务重述行为。第三，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信息透明度提高并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数字金融的信息效应使得投资者能够实现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18]，通过降低管理层决策的直觉依赖性并提高外部审计质量来减少非理性行为[21]，沟通平台的建立也使得企业信息更加透明，缩小了会计信息舞弊空间，从而直接减少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减少中小企业财务重述的发生。
外部融资压力是引发财务重述行为的重要原因。首先，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了中小企业融资便利性，减少了引发财务重述的外部融资不利因素。其次，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数字金融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扩宽了融资渠道并简化融资方式，线上融资降低了人工和物理成本[12]；
数字化特征与互联网的连接也降低了交易方的信息搜寻与加工处理成本[22]。另外，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而数字金融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将企业信息进行结构化调整，有助于金融机构充分了解企业经营与财务状况，也有助于企业向金融机构提供充足的信用证明，增加贷款可得性[17]。数字金融发展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并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缓解传统金融市场中因信贷歧视造成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来减少财务重述的发生。
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保障，内部控制问题是影响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绊脚石”，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第一，数字金融发挥着风险控制作用，帮助企业克服运营和管理中的棘手问题[14]，减少内部控制过程中的瓶颈和障碍。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加速了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通过对海量信息数据的深度挖掘来改善内部控制制度的订立、修订、执行、监督与反馈过程[21]。从企业内部控制五要素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整合内部控制信息，促进了内部控制过程信息化[23]，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并提高了沟通效率；
大数据技术也提高了企业风险评估的准确度，并有效降低了风险评估及控制活动成本，企业内部监督过程也更加精准高效，有力保障内部控制运行。第三，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网络数字平台建设，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流程的透明度。已有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信息质量成正比[24]。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中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减少财务重述的发生。
高管薪酬激励设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促进高管薪酬激励。第一，金融科技发展促进企业成长，主要表现为业态重塑及存量提质方面[25]。数字金融发展加快了传统企业经营模式变革，提升高管技能素质是引领企业高效利用数字金融资源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的发展具有技能偏向性，提高了技能溢价[26]。第二，根据“效率工资理论”，生产力与报酬呈正比，企业高管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适应数字金融变革，薪酬激励也会增加。第三，数字金融发展给微观经济实体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影响，数字化变革提高了差异化竞争能力[21]并促进企业价值提升[17]，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价值及业绩息息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合理的薪酬激励能够在两权分离的经营环境中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减少管理层由于薪酬自利而引发的错报现象[27]，除绝对薪酬激励外，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也能促使管理层尽职履行受托责任并减少错报的发生[28]。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中小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来减少财务重述的发生。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数字金融的重点惠及对象为广大中小企业，中小板和创业板区别于主板，一般是专门为中小企业及具有创新性的科技成长型企业提供筹资途径的交易板块。本文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本文样本区间为2011至2020年，样本量为10673个，并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2)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公司样本；
(3)剔除ST上市公司；
(4)对所有连续变量按照 1%与 99%分位进行缩尾处理。财务重述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是否发生财务重述(RES)及财务重述类型(RES_TYPE)。参考何慧华等(2021)的研究，使用以下两种方式度量[29]。(1)企业当年财报在以后年份是否被重述(RES)。若企业当年财报在之后年份发生财务重述则为1，否则为0。(2)财务重述类型(RES_TYPE)。魏志华等(2009)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原因分为技术问题、会计问题、敏感问题、应法律法规或交易所要求重述、监管部门惩罚或敦促导致的重述(会计舞弊、重大会计差错、会计丑闻等重大问题)、其他或未知共六类[30]。同时借鉴潘克勤(2012)对恶意财务补丁的分类方法[31]，若企业当年财报在以后年份被重述原因属于会计问题、敏感问题、应法律法规或交易所要求(包括重大会计差错、会计舞弊及会计丑闻)，往往代表企业当年财报存在重大问题，则财务重述类型(RES_TYPE)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数字金融(DIFI_CITY)。数字金融指数从覆盖广度(BREADTH)、使用深度(DEPTH)及数字化程度(DIGI)来全面反映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涵盖省、地级以上城市、县三个层面[11]。本文将市级层面数字金融指数与公司注册地所在市进行匹配。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分别从企业经营及特征、内部治理、地区层面三个角度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并控制年份和行业。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置
为验证数字金融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Logit回归并构建以下模型(1)：
RESi，t/RES_TYPEi，t=α0+α1DIFI_CITYi，t+∑αjControlsi，t+λ∑YEAR+ϒ∑IND+εi，t
(1)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发生财务重述(RES)及财务重述类型(RES_TYPE)；
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所在地市级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DIFI_CITY)；
Controls为表1中的控制变量；
ε为随机误差项。
(一)
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期间内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平均值为0.196，表明有19.6%的样本企业当年财报被重述，财务重述类型的平均值为0.090，说明9%的样本企业当年财报存在重大问题的重述行为。企业所在地级市层面数字金融指数的标准差为0.682，表明不同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3是数字金融与财务重述的回归结果，前两列仅控制了年份和行业，数字金融与账务重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依次加入公司经营及特征、内部治理及地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第(3)—(8)列所示，数字金融与账务重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减少企业财务重述及属于重大问题的财务重述，验证了假设1。
表3 数字金融与财务重述的回归结果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为了尽量减少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及测量误差问题，参考谢绚丽等(2018)的研究[32]，采用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内生性检验。(2)替换解释变量。采用省级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进行回归；
将数字金融指数滞后一期回归；
将市级层面数字金融指数取对数后回归。(3)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企业当年财报在以后年份被重述的次数来衡量财务重述严重性。(4)更换回归样本。直辖市拥有更丰富的金融资源，其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存在独特优势，将总样本中删除直辖市的数据后重新回归。同时，由于2015年存在金融冲击事件，删除2015年的数据后回归。(5)替换为更严格的固定效应。使用行业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并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6)增加控制变量。外部监督水平和市场化差异也可能影响财务重述，加入是否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及市场化水平变量后回归。上述检验结果均与前文一致(限于篇幅未列示，作者备索)，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本文从融资约束、内部控制质量及高管薪酬激励三个维度来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机制。在中介变量的选取上，借鉴唐松等(2020)的研究方法[10]，采用KZ指数衡量融资约束程度，KZ指数越大代表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使用迪博数据库中内部控制指数并进行标准化(IC)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
货币薪酬是高管激励最为常见的形式，借鉴杨志强等(2014)的研究方法[33]，分别使用前三名高管薪酬(SALARY-T)、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SALARY-G)来多方位衡量高管薪酬，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Mi，t=α0+α1DIFI_CITYi，t+∑αjControlsi，t+λ∑YEAR+ϒ∑IND+εi，t
(2)
RESi，t/RES_TYPEi，t=α0+α1DIFI_CITYi，t+α2Mi，t++∑αjControlsi，t+λ∑YEAR+ϒ∑IND+εi，t
(3)
其中，M为上述中介变量；
Controls为表1中的控制变量。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呈现在表4、表5中。表4中第(1)—(3)列是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4中第(2)、(3)列加入了融资约束变量，融资约束对账务重述的影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字金融与账务重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数字金融的回归系数较表3主效应中均有所下降。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中均不包含0，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融资约束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表4中第(4)—(6)列是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数字金融与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5)、(6)列加入内部控制质量后，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数字金融与财务重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主效应的系数相比有所下降。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95%的置信区间中均不包含0，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金融抑制财务重述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4 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的机制分析
表5 高管薪酬激励的机制分析
高管薪酬激励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第(1)、(4)列中，数字金融与账务重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增加前三名高管薪酬并增加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第(2)、(3)、(5)、(6)列是分别加入前三名高管薪酬和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变量的回归结果，二者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数字金融与账务重述的回归系数也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小于主效应的系数。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均在95%的置信区间中不包含0，说明高管薪酬激励在数字金融与财务重述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综上，融资约束、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激励是数字金融抑制财务重述的影响机制，验证了假设2、3、4。
(一)数字金融具体特征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BREADTH)和使用深度特征(DEPTH)反映了金融服务的层次性和多元化，刻画了数字金融的普惠之意[11]，数字化程度(DIGI)则衡量了数字金融服务的便利度。表6报告了数字金融具体特征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回归结果，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指标与财务重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数字化程度指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现阶段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主要依靠其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该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金融发展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的原因和方式，为数字金融促进微观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表6 数字金融具体特征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二)企业特征差异分析
1.产权性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发展中的资源不平等问题，国有企业在传统金融市场中的融资能力较强[10]，所以数字金融在非国有企业中发挥的增量治理作用更明显。本文将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表7中第(1)—(4)列所示，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表7 企业特征异质性
2.企业数字化水平异质性。数字化发展给企业带来技术支持，有助于改善财务状况并缓解信息不对称，企业在年报披露中展示其数字化转型强度来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34]，所以数字化水平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金融支持。在数字化水平低的企业中，数字金融发挥的增量作用明显。吴非等(2021)构建数字化转型特征词频指标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34]，本文借鉴此方法并按均值进行高低分组。表7中第(5)—(8)列所示，在数字化水平低的企业分组中，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显著，在数字化水平高的企业中，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不显著。
(三)外部监督水平差异分析
1.审计监督水平异质性。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所以在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大，数字金融发挥的治理效应更加明显。参考何慧华等(2021)对审计质量的衡量[29]，使用上市公司是否聘请排名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测度。回归结果如表8中第(1)—(4)列所示，在由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数字金融与财务重述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数字金融仅对属于重大问题的财务重述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仍然可以说明数字金融在审计监督水平较低的企业中发挥着更明显的治理作用。
表8 外部监督水平异质性
2.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异质性。根据有效监督假说，机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通过“用手投票”方式有效参与公司治理[35]，所以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数字金融发挥的增量作用较小。本文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按中位数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中第(5)—(8)列所示，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使用Bootstrap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当被解释变量为财务重述及属于重大问题的财务重述时，数字金融变量的经验p值均为0.000，在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说明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分组中更明显。
(四)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1.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意味着融资环境不够完善且存在较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10]，企业由于融资约束而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中，数字金融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将“地区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按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表9中第(1)—(4)列所示，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分组中，数字金融与财务重述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分组中，数字金融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数字金融发展有效弥补了地区金融资源不足，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能够发挥更明显的治理作用。
表9 地区发展水平异质性
2.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异质性。新《证券法》中强调对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创新，由于地区间法律及监管水平不同，投资者保护水平也存在差异，财务重述会损害投资者利益，所以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地区中，数字金融发挥的治理效应越明显。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分指数来测度投资者保护水平并按均值分组。表9中第(5)—(8)列所示，在投资者保护程度低的分组中，数字金融与财务重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分组中不显著，说明数字金融可以作为创新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外部力量。
本文理论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账务重述的影响，并使用2011至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发展可以减少企业财务重述行为；
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促进高管薪酬激励来减少财务重述；
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减少企业财务重述的重要原因，而数字化程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不明显。区分企业特征、外部监督水平及地区发展程度来看，数字金融的外部治理作用存在增量差异，发挥着“补偿机制”并体现了普惠特征。
本文研究结论对数字金融促进我国微观中小经济实体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意义：(1)从企业层面来看，中小企业要借助数字金融契机来为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完善企业互联网技术平台建设并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让数字金融更好地发挥融资功效并完善企业内部治理，促进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助力中小企业获得更多声誉资源和投资者信任。(2)从监管机构层面来看，数字金融在发挥长尾优势并突破传统金融业发展瓶颈的同时，也存在着技术层面风险。监管部门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减少新型金融机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并给予适当政策支持，完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和措施，让数字金融在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中更好地发挥外部治理作用。(3)从金融机构层面来看，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要紧跟数字金融变革步伐，将金融资源有效赋能中小企业融资，提高金融服务精准度的同时也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将数字金融“降成本”“补短板”的功效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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