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清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清代理学的发展过程形似马鞍形,清初康熙和晚清咸同时期是马鞍形的两个高峰,中间则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冷落时期[1]。道咸同时期,各地理学士人纷纷通过宣扬理学来挽救时弊,大家云集于京师,组建成不同理学群体,其中以唐鉴为首,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形成的理学群体颇具代表性(后文简称为“唐鉴群体”),其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 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唐鉴群体”的出现,带动理学复兴,并为同治中兴作出重要贡献。截至目前,学界更多是锁定“唐鉴群体”中的某位成员进行专门分析,有部分学者关注道咸时期士人在京的交游,但尚未从总体层面考察该群体传播理学思想的过程。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唐鉴群体”的形成、日记互批、编刊书籍,梳理该群体复兴理学的过程,进而从中探析其重振理学对同治中兴的影响。
唐鉴(1778—1861 年),字敬楷,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官至太常寺卿,仕归后主讲于金陵书院,谥号“确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于宋宗程朱,于明宗薛胡,于清宗陆张,排斥心宗最力,以为害道”[2],为晚清著名理学家,在清代中晚期汉学盛行的社会中独树一帜。道光二十年(1840 年),唐鉴再官京师,“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皆从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3],形成一个以唐氏为首,倡导理学的群体。
倭仁(1804—1871 年),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大臣,谥号“文端”。倭仁早年治学从王学入手,吴廷栋说:“艮峰先生之学以诚为本……人知其由王学入手。”[4]倭仁问学于唐鉴,唐鉴指导倭仁“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5]215,加之与其他唐氏师门频繁交往,逐渐由王学到专宗程朱理学。方宗诚说:“(公)先与河内李文清公、内乡王子涵观察切劘心性之学,俱由阳明、夏峰之言以入,后与吴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时侍郎方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讲习,始专宗程朱之学,久而弥精,老而愈笃,名益尊,位益贵,而下学为己之功益勤恳而不已。”[6]由此可见倭仁治学的转变受吴廷栋的影响甚深,同时,也与同师门的曾国藩、窦垿、吴廷栋、何桂珍交往密切,共同追求正学。
曾国藩(1811—1872 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创立湘军,封一等毅勇侯,是中国近代文学家、理学家、政治家,谥号“文正”,后世称为“曾文正”。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以同乡后学的身份拜见唐鉴并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氏劝诫曾氏读书以《朱子全书》为宗,治学要义理、考核和文章兼具,用力于义理之学,则诗文词等不难理解;对于修身,要戒欺,整齐严肃[7]92。此些劝诫为曾国藩的治学和从政道路奠定了基础。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曾氏给胞弟写信时说:“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儒夫亦有立志。”[8]30-31自此,开启曾氏进入唐氏师门,与同门一起交流学习,直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唐鉴离京。
何桂珍(1817—1855 年),字丹畦,别号丹奚谷,云南师宗人,官至安徽宁池太广道,曾任咸丰在潜邸时的老师。道光二十年(1840 年),经倭仁和曾国藩的介绍,何桂珍追随唐鉴讲学。唐鉴教导何桂珍治学专宗《朱子全书》,倭仁提醒何桂珍治学以“好问”“好察”最紧要。何桂珍将程朱理学内圣外王的特点与清王朝的社会状况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曾国藩一样走救道守时、经世治国之路。何桂珍在安徽任上时,多次率团练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因孤军奋战和同僚陷害,不幸被捻军首领李兆受杀害。九年后,得曾国藩上疏伸冤,幸得厚葬。
窦垿(1804—1864 年),字于坫,号兰泉,云南罗平人,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与倭仁同年,是何桂珍的姐夫。《倭文端公遗书·日记》记载了唐鉴对窦垿的教导:“看敬楷先生答兰泉书谓:‘慎独是戒欺,致曲是求慊,殊不解穷疑,于理未融。为儿说时贤数事,以扩其识,以壮其胆,生死利害关不破,而能有为者,鲜矣。为人写寿言不愿贡谀,录格言一则赠之, 亦有图省事意, 名心亦不免’”。[5]429窦垿谨遵唐鉴教导,坚持日课,并积累学问,以讨论儒学为主,著《铢寸录》八卷。
吴廷栋(1793—1873 年),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官至刑部侍郎,与倭仁交往密切,二人对清代复兴程朱理学具有不容小觑的贡献[9]。
涂宗瀛在《何文贞公遗书》跋语中说:“方道、咸间,先生所与讲学于京邸,而最相契合者,时则有若唐确慎公鉴、倭文端公仁,曾文正公国藩,吴拙修先生廷栋,窦兰泉先生垿,砥砺切磋,昕夕靡间。迨后倭、曾二公,相业勋望彪炳寰区,尚已;若确慎公,拙修先生,虽未能大展所学,然均获考终,保令名以殁;至兰泉侍御亦不过所志未伸,抑郁以死;独先生以精忠卓行,深受主知,艰阻备尝,惨遭凶害,功既未成,名复被蔑,史传所谓历人间未有之苦,碑记所谓近古以来未有行善获祸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后之馀责。噫! 诚可悲已”。[10]这段话具体地概括“唐鉴群体”核心成员的生平及成就。
京师作为四方辐辏之地,为士人思想碰撞、转化、实践和传播提供了多方面的舞台。道咸同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统治者力求挽救时弊,程朱理学乘时代趋势,再次兴起,“唐鉴群体”即为时代的弄潮儿,通过系列活动宣扬理学、倡导正学,发挥理学作用,使理学成为挽救危机的文化利器,再现中兴之象。
彭勃在《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11]中以李棠阶、曾国藩和倭仁日记为例,揭示道咸同时期日记互批复兴的整体图景,但未全面讨论以唐鉴为中心的理学群体的日记中传阅和互批。理学家常通过写修身日记进行反省,达到克己修身,互相交流的目的。修身日记与理学并行于清代,前者曾受到汉学兴盛的影响而式微,直到道光时期,河南同乡李棠阶的责善会形成才重新被提倡,并伴随“唐鉴群体”的形成及其系列学术活动的出现而更加活跃,并对理学中兴产生重要影响。
“唐鉴群体”倡导写修身日记。比如倭仁,他在问学唐鉴之前,已于道光十四年(1834 年)加入李棠阶组织的责善会,进行日记修身活动,其修身日记被李棠阶称赞“严密”“笃实”。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唐鉴向曾国藩称赞倭仁写修身日记的态度为“用功最笃实”,一言一行或者“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7]92。倭仁的修身日记在“唐鉴群体”中起到榜样作用,理学士人纷纷效仿,例如曾国藩即仿效倭氏,记录自身的学思所感:“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叶付回也”。[8]35-36此外,曾国藩还曾在写给诸弟的家书中详细介绍与展示了倭仁的日课内容和形式,并提及自己将以楷书写日课的目标;其中镜海先生还审阅曾国藩的日记本,可见唐鉴对日课的重视。
“唐鉴群体”成员之间经常互批日记。比如倭仁曾经批阅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的日记,并说道:“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艮峰。”[7]132而曾国藩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收到倭氏批阅后说道:“接到艮峰前辈见示日课册,并为我批此册,读之悚然汗下,教我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安得此药石之言! 细阅先生日课,无时不有戒惧意思,迥不似我疏散,漫不警畏也。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7]133
倭仁撰写的日记被当时士大夫视作“范本”,广泛流传、抄录和评阅。例如吴廷栋、涂宗瀛、武酌堂、方鲁生、郭嵩焘、翁同龢等都曾阅读或抄录倭仁日记,在彭勃的《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中例举不少证据可供参考[11]。由此可见倭仁的影响力,而这间接成为复兴理学的重要助力。《倭文端公遗书》所收之倭仁日记载有:惠善(4),窦垿(1),吴廷栋(85),何子永(48),游百川(5),洪琴溪(3),郭雪斋(1),徐启谟(1),涂宗瀛(9)等9 位时人的评语。这些评论者是当时专宗理学的文人才士,反映倭仁日记流传的群体主要是理学士人。倭仁日记在文人圈子中的流通和评阅留痕,体现了道咸同时期京师文人对理学的接受和再次兴起的效应。倭仁日记的评语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赞扬类,如“何子永曰:于前一条下即接此条,可知工夫中亦有得意流溢之弊,真省察之要”,[5]373“吴竹如曰:论甚平允”[5]386;二是商议类,如“吴竹如曰:此理须真能信得及,方能自拔,世之藉口为亲以致丧身辱亲者有矣,噫”[5]363;三是共勉类,如“何子永曰:慎修为此语时,并不知居敬穷理是格物致知,而蘧欲诚意,正阳儒阴释之学。竹如先生所谓提撕个儱侗影象,与自家这下工夫,未有干涉者也。然自辛亥至今,所谓居敬穷理之功,果无一刻不下很力耶。作辍悠忽又七年矣,愧恨何及,然往不可救,来其可追,即今日誓不为小人之闲居,而甘心耐苦,则亦在我而已,毋使后之视今又若今之视昔也,勉之。”[5]323此些评语的内容丰富,语气温和,多为中篇论述。而通过广泛传阅、批注甚至刊刻倭仁日记,也不断带动、强化理学复兴。
此外,“唐鉴群体”还经常通过书信讨论各式理学命题。如倭仁《倭文端公遗书》中收录倭仁答窦垿的书信两封;与吴廷栋往来的书信两封;与涂宗瀛交流的书信四封;与曾国藩往来的书信一封等。再如《拙修集》《拙修集续编》收录了多封吴廷栋分别与倭仁、涂宗瀛、曾国藩、方宗诚、刘椒云、方鲁生、徐镜希、沈舜卿、陈寿卿、何子永、窦兰泉、苏菊村、洪琴溪往来的书信。众位多为理学士人,其书信所述之内容多是知行观、理气论等理学问题。
同时,理学群体常同读一本书,进行切磋交流,不断进行理学修行,夯实理学的道统地位,借此传播理学。例如“唐鉴群体”中的倭仁、吴廷栋、窦垿等人即曾共读刘直斋《冷语》,并进行交流学习。刘源渌(1618 -1700 年),字昆石,号直斋,安丘人,清初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朱熹的“居敬穷理”为宗旨,致力于朱子理学,在理学上颇有成就,“博积群书,上下千载,知统承道绪者独朱子得其要归,尽取朱子书读之,以《近思录》为入道……四十年中,读书所得,纂成《记疑》二十四卷,《冷语》五卷,附《近思续录》以行”[12]。刘直斋的《记疑》《冷语》《近思续录》均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足见当朝对其理学成就的肯定。道咸同时期,理学逐步复兴,理学士人通过阅读《冷语》进行交流,提高对理学的领悟能力,如吴廷栋即在读书过程中提出疑问:“《冷语》二卷,乃安邱刘直斋先生晚年日记也,其学确守朱子中和之说,而惓惓于心性理气之辨,生平致功不外敬义二字,大端已正矣。至今读其书,犹可想其日新不已之功,自壮至老如一日也,惟间有立言未莹,易以启后人之惑者,尝与吾友窦兰泉垿共讲所疑,辄效汪双池先生《读困知记》之例,私为记出,附注于本条之后,以俟当世有道之订正云。道光己酉记”。[13]此段记疑可见吴廷栋充分肯定刘直斋勤奋攻修朱子之学,恪守敬义宗旨的精神;并记录与窦垿共读《冷语》切磋交流的过程。在倭仁的日记中也可看到其读《冷语》的记载:“竹如以刘直斋先生《冷语》见示,因言我辈习染既深,非实用。居敬穷理之功不足以日新其德,岁月悠悠,终久仍是,故我嗟何及矣。”[5]320吴廷栋和倭仁讨论两人旧观念太深,自己居敬穷理也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所以要看《冷语》,可见吴廷栋对《冷语》的赞美。在吴廷栋的推荐下,倭仁也看《冷语》,并记载学习感受:“直斋云:《中庸》之戒惧,即《大学》之正心,《中庸》之慎独,即《大学》之诚意。愚意慎独即诚意是也,戒惧即正心,恐未安,欲正心先诚意,可云欲戒惧先慎独乎? 《大学》正心就发处说,《中庸》戒惧就存处说,言各有当,无事牵合也。”[5]440-441倭仁根据刘直斋的话对《大学》《中庸》的戒惧慎独、正心诚意的关系进行梳理,吴廷栋对倭仁的日记进行生发商讨,认为不必较量戒惧慎独与正心诚意的关系,吴廷栋根据朱子补出的“敬以直之,其义精矣”[5]441提出以敬为主,省察为辅方能达到戒惧慎独、正心诚意的目的。窦垿记载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与吴竹如同读刘直斋先生《冷语》,各有批注,寄蔗泉兄刊行,庶泉兄署江苏华亭县事。”[14]窦垿与吴廷栋也在交流共读《冷语》的学习心得,最后由窦垿的哥哥窦蔗泉将其形成“批注本”予以刊行。而诸如倭仁、吴廷栋、窦垿这类理学士人之间的交流切磋无疑深化了对理学的理解与传播。
“唐鉴群体”为了传播正学,不仅通过讲学、写日记和批日记的方式进行交流,还通过编著和刊刻理学书籍的方式达到重振理学地位的目的,扭转社会轻视理学的风气而振兴理学。
“唐鉴群体”编纂理学学术史,倡明正学,形成以程朱理学为主的道统传承体系。唐鉴著述丰富,有《朱子年谱考异》《学案小识》《省身日课》《读礼小事记》等,其中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国朝学案小识》最能反映其学术思想,该书的问世是“道咸同时期程朱理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全书共十五卷,分为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学学案,内容重在推崇程朱理学。倭仁称此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5]238-239。曾国藩评价唐鉴此书,说“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15]。曾国藩等人的评价虽有誉美之词,但其中不乏中肯的评价,可看出理学家捍卫和拥护理学正统地位的决心。唐鉴在编写《国朝学案小识》的同时,嘱咐何桂珍编写《续理学正宗》。《理学正宗》是清初理学家窦克勤所辑,窦克勤为宋代周、程、张、朱和元代许衡、明代薛瑄作传,认为他们是正宗的理学家。而何桂珍为明代的胡居仁、罗钦顺、清初的陆陇其、张履祥作传,称四人为周程张朱的继承者。《理学正宗》和《续理学正宗》构成了宋至清持续不断的道统史,与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相翼而行”,组成完整的正学体系。
“唐鉴群体”校刊理学书籍,捍卫正学地位,传播理学思想。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和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通过修史来表彰程朱道统,倭仁、吴廷栋等人通过修订校刊方东树《汉学尚兑》、刘廷诏《理学宗传辨正》等理学书籍驳斥异己以此捍卫理学的正统地位。方宗诚在校订《汉学商兑》代叙中说:“永城刘虞卿先生著《理学宗传辨正》一书以明辨陆王心学之非,桐城方植之先生著《汉学商兑》一书以明辨近世宗主汉学之失,二书贯串群言,折衷至是,”[16]这两本书均有利于倡导正学。以下具体分析《理学宗传辨正》的校刊过程,揭示理学群体的校刊意图。
《理学宗传辨正》是河南永城刘廷诏所著,约成书于道咸时期。刘廷诏,字虞卿,河南永城人。刘廷诏治学恪遵程朱之学,极力驳斥陆王之学,推崇平湖陆陇其和桐乡张履祥的学问。《理学宗传辨正》是刘廷诏为批驳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为写,其驳斥《理学宗传》是“异学乱正学,而宗失其宗,传失其传,裂道术二之也”[17]。《理学宗传辨正》共十六卷,前五卷为正传,分别列周、二程、张、朱五人;卷六至卷十五为列传,分列汉董仲舒至明代吕坤数十人;卷十六为附录,分列宋陆九渊、明王守仁及其弟子十余人,即陆王心学诸儒传。刘廷诏辨驳后写成的理学宗传,把陆王学派排斥于理学道统,推崇程朱学派为正学,该书建立起了一个醇正的理学正宗体系。倭仁认为此书“统绪分明,厘然不紊,可谓取向端而取舍审矣”[18],并着力此书的校订刊行。倭仁嘱咐吴廷栋校订刊行,“倭艮峰先生极赏之,属为校订,先生因参按语二十余条,而以罗罗山《阳明学辨》附焉”[19]。吴廷栋根据倭仁的嘱托,和涂宗瀛商定刊行并请倭仁写序:“《宗传辨正》意欲付刊,昨晤涂朗轩偶与谈及,伊欣然以此自任,谓南方办此较易,可集诸友之力,其成此举,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但此书须先生出数语叙明得此书原末,并知系永城刘先生所辑,而刘先生已佚其名,因心重其书而欲广其传之意云云,揭于卷首,至增入按语,尤望斟酌,将未当者签出,以便改订,其全书稿本即望封好寄下,以便缮清校对。”[20]倭仁曾致书涂宗瀛询问刊行情况:“《宗传辨正》想已开雕,足下力任,斯举有益后学非浅,程朱陆王学本殊途,后人必欲强为牵合,殊不可解。”[5]650并询问涂宗瀛关于把陈清澜《学蔀通辨》和罗山《王学辨》一起附刊于《理学宗传辨正》后的意见。终于,同治十年(1871 年),在倭仁、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努力下,附刊《学蔀通辨》和《王学辨》的《理学宗传辨正》刊行问世。
理学家涂宗瀛以刊刻理学书籍为主,为理学的传播贡献了力量。涂宗瀛,号朗轩,安徽六安人,官至湖广总督。涂宗瀛早年问学于倭仁,宗程朱理学,作为传统理学士大夫,致力于宣扬理学。涂宗瀛对宣扬理学最大的贡献是晚年辞官回乡后以求我斋、六安斋等为堂号刻印书籍,刻印图书达三百多种,主要刊刻的是前朝著名理学家书籍,如同治十年(1871 年)江宁求我斋及同治十六年(1877 年)六安斋刊宋程颢、程颐撰、朱熹辑《河南程氏全书》又名《二程全书》6 种66 卷。其中包括:《河南程氏遗书》25 卷,《附录》1 卷,《河南程氏外书》12 卷,《河南程氏文集》12 卷,《遗文》1卷,《附录》1 卷;程颐撰《周易程氏传》4 卷、《河南程氏经说》8 卷、《河南程氏粹言》2 卷。同治十二年(1873 年)六安涂氏求我斋刊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 卷,《续集》11 卷,《别集》10 卷。光绪六年(1880 年)六安涂氏求我斋刊许衡撰《许文正公遗书》12 卷,《首》1 卷,《末》2 卷;胡居仁撰《文敬胡先生集》3 卷,《胡敬斋先生居业录》12 卷。还刊刻当朝理学家书籍或遗著,如同治十年(1871年)刊刻吴廷栋撰《拙修集》,刊刘廷诏撰《理学宗传辨正》16 卷。光绪六年(1880 年),刊刻倭仁撰《倭文端公遗书》8 卷,《首》2 卷,《末》1 卷,《续》4卷。光绪十年(1884 年)六安求我斋刊何桂珍撰《何文贞公遗书》5 种,其中:《补辑朱子大学讲义》2 卷,《训蒙千字文》1 卷,《何文贞公遗集》2 卷,《首》1 卷,《附录》1 卷,《大学衍义附编》4 卷,《续理学正宗》4 卷。涂氏刻书还有《书目答问补正·子部》卷三。涂宗瀛刻书,从文献保存的角度看,保存了当朝理学家的作品;从传播的角度看,为理学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让理学深入人心,达到“以广其传,意在昌明正学,以端趋向而挽浇漓”[21]的目的。
同治中兴具有王朝复兴和自强新政的双重含义。理学修身派和理学经世派虽然都为了复兴王朝往日荣耀,但两者分别从文化意识和政治军事入手,以内外合力复兴王朝[22]。本文意在通过阐述“唐鉴群体”通过统治者受命唐鉴讲学京师组建群体,以日记互批促进交流,深化对理学的理解和思考,形成具有统一思想指导的群体;借编纂理学学术史、校订和刊刻理学书籍,深化对理学的理解,扩大理学的传播范围和理学的影响力,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理学复兴思潮,改变朝廷和社会对理学的观念,重振理学地位,使理学成为挽救时弊的思想文化利器,在理学思想的指导下经世济国,为王朝再兴提供契机。
“自乾嘉以后,汉学盛行,洛闽一派坠绪几乎欲绝,先生(倭仁)起来维之,同时馆阁中如镜海唐先生鉴、丹畦何先生桂珍、兰泉窦先生垿、李文清公棠阶、曾文正公国藩,以先生为师友,相与辅翼斯道,一时人才蔚起,正学昌明,遂成国朝中兴翊赞之功,何其盛也!”[23]以唐鉴为首的理学群体,在同治时期促成了理学的再度兴盛。“中兴的真正缔造人是高级文武官吏。”[24]在唐鉴的讲学倡导下,倭仁、曾国藩等人成为倡导理学的中坚力量,倭仁、吴廷栋等立于内,曾国藩、何桂珍、方宗诚等立于外,形成合力共同开创同治中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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