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德
（烟台大学 民族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伏羲是古史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在不断迁徙和交往交流交融中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在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影响持久、具有独特意义且被人们普遍认同的象征系统。伏羲这一文化符号既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叙事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深入探讨伏羲这一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对于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作用。
提起人类起源和世界来源的创世神话，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伏羲女娲的创世传说。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神话故事都说明伏羲是多民族的共同祖先。
伏羲又作伏牺、伏希、伏戏、虙戏、包羲、疱羲、皇羲、包牺、宓牺、炮牺等。作为传说人物，伏羲在文献中出现较晚，甲骨文和金文均无记载，到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才有相关记录，后来历代文献丰富了相关内容。李冗《独异志》载：“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个，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妻，而烟悉合；
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娶妇执扇，象其事也。”[2]（79）这一记载说明，伏羲和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了人类，由此也可以认为，伏羲和女娲是各民族的祖先。《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3]（314）《路史·国名纪》载：“伏羲后生巴人。”[4]（1540）说明巴国为伏羲之后，汉水和长江上游一带的民众是伏羲的部分后裔。
1942 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的王家祖山楚墓发现的楚帛书，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创世神话的古文献。这件珍贵文物出土后数易其主，于20 世纪40 年代流入美国，起初寄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现藏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是该馆的“镇库之宝”。由于年代久远，帛书已变为深褐色，字迹不清，极难辨识，且文辞古奥难通。1966 年，大都会博物馆用红外线技术拍摄了帛书照片，“使原件上的文字及图画基本上显现了出来”[5]。楚帛书为四方形，中间有两组文字，一组八行，一组十三行，两组文字上下互倒，四边还有文字与绘图。专家学者根据楚帛书的结构图式，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篇，中间八行称甲篇，中间十三行称乙篇，四边的文字与绘图称丙篇。楚帛书的甲篇，讲述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
曰故（古）大熊包戏（伏羲），出自囗（震），居于睢囗。厥口俣俣，囗囗囗女，梦梦墨墨，亡章弼弼。囗每（晦）水囗，风雨是於。乃取（娶）囗囗子之子，曰女囗（娲），是生子四。囗是襄而戋，是各（格）参化法步（度）。为禹为契，以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腾）传（转），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薰（熏、阳）气百（魄、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泷、汩、益、厉。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白大橪，四曰囗墨干。
千有百岁，日月夋生，九州丕塝（平），山陵备血夫（侐），四神乃作，至于覆（天盖），天旁动，扦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囗思敩（保），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血夫（侐），则毋敢蔑天灵，帝夋乃为日月之行。
共攻（工）囗步十日四时，囗神则闰，四囗毋思，百神风雨，辰祎乱作，乃囗日月，以传相囗思，又霄又朝，又昼又夕。[6]
目前，商承祚、李零、杨宽、陈梦家、饶宗颐、李学勤、董楚平、刘玉堂、张开焱等一批专家学者对楚帛书做了识读和研究①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 年第9 期；
李零：《楚帛书与“式图”》，《江汉考古》1991 年第1 期；
杨宽：《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
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9—248页；
饶宗颐：《楚帛书天象再议》，《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
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辑刊》1982年；
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5 期；
刘玉堂、吴成国：《楚帛书女娲形象钩沉——兼谈女娲与庸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 年第6期；
张开焱：《楚帛书四神时空属性再探——兼论中国上古神话空间优势型时空观》，《文学遗产》2021 年第3 期；
张开焱：《中国上古神系的层累性特征——以楚帛书创世神话神系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为我们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方便。而且，饶宗颐、董楚平、张开焱等将楚帛书甲篇译为现代汉语，方便了更多读者对楚帛书的理解。他们的译文都很精彩，此处引用董楚平所译：
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由禹与契来管理大地，制定历法，使星辰升落有序，山陵畅通，并使山陵与江海之间阴阳通气。当时未有日月，由四神轮流代表四时。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橪，老四叫墨干。
一千数百年以后，帝夋生出日月。从此九州太平，山陵安靖。四神还造了天盖使它旋转，并用五色木的精华加固天盖。炎帝派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极。人们都敬事九天，求得太平，不敢蔑视天神。帝夋于是制定日月的运转规则。
后来共工氏制定十干、闰月，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一日夜分为霄、朝、昼、夕。[6]
楚帛书甲篇所讲的创世神话，顺序非常清晰，首先是在混沌时代伏羲娶了女娲，生下四个儿子，也就是四时之神，四神开天辟地，使日月分明、四季有序，然后是四子（四神）创造大地，最后造天，用五木精华加固天盖，使天地得以安宁。在这一创世顺序中，伏羲先天地而存在，宇宙的正常运转靠的是伏羲子孙的力量。依据伏羲及其四子开天辟地、化育万物这一创世顺序，人们自然会将伏羲和女娲视为华夏文明的始祖和中华民族的始祖。
人们对伏羲的尊崇及建庙立碑纪念，主要基于伏羲人根之祖和人文之祖的地位。作为人根之祖，伏羲不仅繁衍人类，而且“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7]（51）。顺治十七年（1660 年）《重修伏羲庙碑记》就突出了其人根之祖的地位：“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仁者生之始，伏羲氏始生人、始养人，故称人祖者，为仁之祖也。”[8]（467）作为人文之祖，伏羲画八卦而通神明、结网罟而兴渔猎、养牺牲而充庖厨、造书契而兴文籍、设官职而治九州、观天文而作历法、制乐器而兴礼乐等，开启了人类的文明。嘉靖三年（1524 年）《重建伏羲庙记》突出了伏羲人文之祖的地位：“神设其教，皇建其极，物章其彩，民跻其行，而人文于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9]（1374）既然伏羲是人根之祖和人文之祖，自然是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龙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象征，全世界华人都自称龙的后人。《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10]（1539）由此可以看出太昊伏羲氏与龙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龙纪”“成就了太昊伏羲氏的始祖地位”[11]；
“中华民族自称是龙的传人，太昊伏羲氏则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11]。
关于伏羲与女娲的关系，文献中有兄妹①《风俗通义》云：“女娲，伏希之妹。”参见（明）董斯张：《广博物志》，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193页。《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参见（宋）郑樵编撰：《通志》卷一《三皇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页。和夫妇②《帝王世纪》云：“伏羲之后女娲氏。”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附释音礼记注疏卷第一》，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659页。的不同说法，但都是一家人。按照文献记载，女娲的功绩也非常突出。《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壏焱而不灭，水浩漾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鹜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12]（234～235）应劭《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13]（601）女娲在创世和造人方面的贡献丰富了伏羲作为多民族始祖的形象。
既然伏羲是多民族的共同祖先，那么争论伏羲族属是苗蛮、羌戎还是华夏，既无必要，也难以弄清。关于伏羲氏族的族属问题，学界有苗蛮部落、华夏族的前身③参见高世华：《伏羲文化研究综述与考古学研究评析》，《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和西戎④参见刘尧汉：《彝族文化对国内外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学的影响》，《彝族文化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刘尧汉：《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论——联结中国各族的龙虎文化纽带渊源于远古女娲、伏羲的合体葫芦》，《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易谋远：《“伏羲的族别为西戎”说质疑——和刘尧汉先生商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等不同意见。伏羲属于传说中的人物，是一个原始氏族或部族的代表，而且其所处时代历史非常久远，我们现在很难确定其具体族属。再者，相传伏羲生于成纪，后沿渭水迁至关中、东进河南，立都于陈，活动于淮河流域。其后伏羲部族及其后裔部分东进，加入华夏联盟；
部分南迁，进入江汉流域和西南地区，与当地族群融合，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由此看来，伏羲部族及其后裔与西戎、东夷、苗蛮、百越等系统都有关联。所以，弄清伏羲的具体族属既有难度，也没有必要，更不宜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只需明确伏羲是多民族共同的祖先和中华民族的始祖、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即可。
在中国神话故事谱系中，许多民族的神话故事都与伏羲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洪水神话故事不仅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中流传，在我国东西南北各地区各民族中都存在，如东北的朝鲜族、鄂伦春族，新疆的哈萨克族，青海的土族，湖南、湖北的土家族，海南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以及西南地区许多民族都有洪水神话故事①参见章立明：《兄妹婚型洪水神话的误读与再解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中国的洪水神话往往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统计，在中华民族诸多神话中，有33 例兄妹成婚神话，其中有28 例是以洪水神话的外壳出现的，比例高达84.8%②参见章立明：《兄妹婚型洪水神话的误读与再解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也有学者统计，在我国西南和中南地区流传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有100 多篇，如苗族、瑶族、侗族、傈僳族、彝族、布依族、白族、傣族、纳西族、羌族、基诺族、水族、景颇族、怒族、哈尼族、拉祜族、仡佬族、德昂族、布朗族、独龙族[14]，除此之外，壮族、毛南族、黎族、佤族和高山族等民族也有比较完整的洪水兄妹婚配故事[15]。在上述洪水神话中，许多都与伏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如在壮族的《布伯》、仫佬族的《伏羲兄妹的传说》及瑶族的《伏羲兄妹的故事》中，洪水后，伏羲兄妹从葫芦里走出来结婚生子，“繁衍了各民族的祖先”[15]。在广西大瑶山的茶山瑶、坳瑶、花蓝瑶群众中，广泛流传着“伏羲兄妹造瑶人”的神话故事，他们自称伏羲女娲的子孙后代，世代流传着伏羲兄妹救雷王、雷王感谢伏羲兄妹、雷王引洪水淹没大地、伏羲兄妹躲进葫芦里避难、伏羲兄妹成婚及伏羲兄妹造瑶族的神话故事。按照大瑶山瑶族伏羲兄妹神话，伏羲兄妹是大瑶山瑶族的“始祖”[16]。
苗族的祖先与伏羲女娲也有密切关系。在西南地区流传的45 个洪水故事中，苗族有20 个，瑶族15 个，彝族5 个，壮族、侗族和傈僳族各1 个，大部分兄妹名号与伏羲或女娲发音相同。有学者认为，“先秦文献记载的伏羲与女娲，源自苗族的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17]，也有学者认为，“苗、瑶等族洪水故事，正是伏羲、女娲传说在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反映”[18]。现代人类学家通过考察发现，苗族传说祖先是兄妹成婚，男的是bu-i，女的是ku-eh，音近伏羲、女娲，bu-i也接近布依。上古汉语无轻唇音，伏的读音近bu，所以伏羲又写成包牺、伏戏、虙戏[19]。
总之，许多民族的兄妹成婚、创造人类、繁衍子孙的洪水神话故事都与伏羲女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上古时期的许多民族与伏羲女娲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正因为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共同繁衍了人类，因此，他们是中华民族付诸文字记载最早和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始祖。”[17]
伏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包括伏羲出生和活动范围的文化，又包括其他地区与伏羲相关的文化。相传伏羲氏生于今之甘肃天水，长于河北新乐，卒于河南淮阳，主要活动于豫东南、鲁南和皖北等地，但伏羲的文化遗迹分布在全国各地。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是伏羲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目前在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江苏省、四川省、湖北省、云南省和北京市都发现了伏羲女娲交尾图，如敦煌莫高窟285 号洞窟壁画中的伏羲女娲交尾画像，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帛画上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山东嘉祥鼎武斑祠石刻画像伏羲女娲交尾图，四川郫县、四川崇庆和四川宝子山出土的东汉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砖，四川广汉古蜀国时期的伏羲女娲交尾玉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发现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据统计，有关伏羲女娲交尾的画像共有118处，其中四川省24处，山东省16处，河南省11处，江苏省8 处[20]。另据学者统计，“目前，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和巴旦木古墓出土的较为完整的人首蛇尾图像有73幅，刊布图版的有54幅”[21]。伏羲文化遗迹的广泛分布既反映了伏羲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也说明了伏羲崇拜的广泛性。
伏羲至高无上的地位、巨大的历史贡献及广泛持久的影响力，使伏羲崇拜成为一种文化，分布各地的伏羲庙就是典型例证。由于伏羲文化形成于其出生及生活的地域，因此伏羲庙起初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和甘肃、陕西等西北地区，这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伏羲庙，如甘肃省天水市的伏羲庙，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邹城郭里镇的伏羲庙，河南淮阳的伏羲庙，河北新乐的伏羲台，山西吉县和洪洞县的伏羲庙、平定县的人祖庙等。
随着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伏羲文化逐步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展。如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有3处伏羲庙，据同治《徐州府志》卷14《祠祀考》所载，沛县有两处伏羲庙。据相关地方志记载，安徽省肥东县和阜阳界首市都建有伏羲庙。据万历《承天府志》、嘉靖《沔阳志》等记载，至迟在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 年）湖北省天门市就建有伏羲庙。湖南省平江县幕阜山建有伏羲陵，郴州市建有伏羲女娲庙，邵阳市也建有伏羲庙。据民国《始兴县志》记载，广东省始兴县建有伏羲庙。据民国《陆川县志》记载，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建有4处伏羲庙，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山县也建有伏羲庙。四川也有伏羲庙的记载，按照嘉庆《四川通志·舆地志》的说法，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威远县令李南晖在城西南建有伏羲庙；
另据南宋罗泌《路史·后记》卷一《太昊纪》和道光《保宁府志序》记载，阆中市也建有伏羲殿。台湾台北市建有中华文化始祖太昊伏羲圣帝八卦祖师纪念庙，宜兰县也建有伏羲庙[22]（357～374）。此外，在云南西双版纳建有伏羲和女娲的庙宇[23]。南方多地出现伏羲庙，既展现了伏羲文化影响的广泛性，又进一步凸显了伏羲这一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
无论是作为人被纳入帝王世系，如《庄子》把伏羲作为传说中的远古帝王记述，《易传》排列出以伏羲为首的帝王世系，即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是作为神被确立为神圣地位，伏羲都是多民族共同祭拜的对象，受到历代祭祀，而且在历代王朝祭祀系统中处于首要地位，大多享有太牢之礼，成为众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对伏羲的祭祀始于秦朝，两汉时期沿用此制。《史记·封禅书》有“秦时上帝祠”[24]（1378）和“有白、青、黄、赤帝之祠”[24]（1378）的记载，《汉书·郊祀志下》有“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25]（1268）的记载，青帝即太昊。按照《世经》中“太昊帝。《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25]（1011～1012）的说法，太昊即伏羲，西汉古文经学家刘歆将太皞与伏羲合二为一。西晋在洛阳设五帝祠，祭祀伏羲。东晋及南朝均在京师设五帝神位，以太昊伏羲为首。北周和北齐分别在长安和洛阳，以五方上帝从祀圜丘。天宝六年（747年）正月，唐玄宗在“京城置三皇、五帝庙，以时享祭”[26]（221）。唐玄宗颁布敕令：“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轩辕，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龙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27]（430）唐朝虽把伏羲列入先代帝王进行祭祀，但仅限于京师，其余各地不得祭祀，而且祭用少牢。唐朝之后，对伏羲的祭祀以陵祀（陵寝之祀）为主，庙祀（京城之祀）为辅。宋朝对祭祀伏羲也非常重视，宋太祖即位的第四年即乾德元年（963 年）就下令“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各置守陵五户”[28]（2558），并将祭祀规格由少牢升为太牢①《礼记·王制第五》载：“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29页。。政和三年（1113年），北宋政府明确规定：“仲春、仲秋享历代帝王：女娲氏于晋州，无配；
帝太昊氏于陈州，以金提句芒配”[29]（941）。金朝虽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对以伏羲为首的前代帝王的祭祀高度重视，规定“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牺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30]（818）。元朝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在祭祀伏羲方面比前代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元成宗于元贞元年（1295 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皞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31]（1902）。元成宗“立三皇庙于府州县。春秋通祀”[32]（1294）的决策，在全国掀起了大建、重修伏羲庙的热潮，不仅将伏羲祭祀推向了巅峰，而且将伏羲崇拜传播到民间。明初沿袭元制，“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洪武元年（1368年）令以太牢祀”[32]（1294）。但仅过三年，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就下令废止三皇庙，只许在河南陈州的伏羲寝陵进行祭祀。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在祭祀的时间、祭品、承祭官、祭祀仪式及祭文等方面，继承和完善了明朝祭祀伏羲的相关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祭祀伏羲的礼仪制度”[33]，“形成了集庙祀、陵祀、殿祀等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祭祀格局”[33]。
通过对历代相关伏羲祭祀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一是伏羲祭祀是一种传统，历代沿袭不断，其中既有继承，又有调整和完善；
二是自秦迄清，对伏羲的祭拜虽在重视程度、祭祀规格和祭祀地点等方面有所变化，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规范；
三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更加重视伏羲祭拜工作，形成了历史上祭拜伏羲的几个高峰。在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时期，多地出现了伏羲庙宇，如在今河南淇县的汲郡朝歌“有朝歌城、崔方城、大方山、淇水、白沟水、天井沟、苑城、新城、伏羲祠”[34]（2458），在今河北省新乐市的中山郡新市“有蔺相如冢、羲台城、新市城”[34]（2462），在今山东微山县高平郡的高平“有洸水、千秋城、胡陆城、齐城、高平山、承雀山、伏羲庙”[34]（2520）。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将陈州祭祀伏羲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诏令在府州县均建三皇庙，全国范围祭祀伏羲。满族建立的清朝继续在京师祭祀伏羲，且在阜成门内所建的历代帝王庙中将伏羲列于首位帝王，祀以太牢。
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与伏羲具有很强关联性的多民族神话故事，也无论是分布多地的伏羲文化遗迹，还是多民族对伏羲的祭祀，都表明伏羲是华夏文明的始祖和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各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
伏羲之所以会成为各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既与伏羲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有关，又与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这一各民族社会发展总趋势有关，也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民众对伏羲祭拜有关，还与伏羲文化极强的传播力和没有负面影响的伏羲完美形象有关，更与伏羲造福各族人民、各民族都受惠于伏羲有关。这里，重点谈一下各民族都受惠于伏羲、对伏羲怀有感恩之心和崇敬之情。
按照文献记载和神话故事，伏羲具有无所不能的神通力，在很多方面造福各族人民。这里略述其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画八卦”开启了华夏民众的智慧，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形态。伏羲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尤以“画八卦”最为后世所称道，《易·系辞下》对此做了简要概括：“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5]（621～623）。伏羲所画八卦是中国人的特殊智慧，开启了华夏文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纬》说：“伏牺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读而出其神”[36]（3）。
二是引领民众由野蛮走向文明。《白虎通·号篇》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韦。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7]（50～51）伏羲使社会、家庭等方面有章可循，处于有序状态。《法言·问道》云：“鸿荒之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37]（118）《论衡·齐世》云：“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欺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38]（381～382）由此可以看出，伏羲解决的是民众的愚昧无知、野蛮落后问题，带给人们的是聪慧和文明进步。
三是创制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文化充分交流及完整传承的有效工具。《宋史·文苑三》载：“昔伏羲画八卦而文字之端见矣，苍颉模鸟迹而文字之形立矣。”[28]（13048）伏羲创制文字方便了文化交流和传承，使人类进入有历史记录的文明社会。“夫八卦既画，万象既分，则文字为之大辂，载籍为之六辔，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28]（13046）
四是制订婚姻规则。《世本·作篇》载：“伏牺制以俪皮嫁娶之礼。”[39]（107）《白虎通·号篇》称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7]（51）。伏羲“制嫁娶”使族内群婚制转向族外群婚制、“对偶婚”及一夫一妻制，提升了人类繁衍的质量和道德文明水平。
五是传授渔业、牧业和狩猎技术。在渔业方面，《周易·系辞下》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罟，以田以渔”[35]（624）。在畜牧业方面，伏羲的突出贡献是驯服牛马，《路史·后纪一》载伏羲“豢养牺牲，服牛乘马，草鞮皮蒙，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而下服度”[4]（344）。根据“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40]（548）的状况，伏羲向民众传授捕猎技术，《尸子·君治》载：“宓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41]（43）。
六是创造计数方法。《管子·轻重戊篇》说：“虑戏作造六计，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42]（1507）《汉书·律历志上》载：“自伏戏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25]（955～956）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是算术最原始的基础，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基石。
七是创制音乐。音乐是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魏书·乐志五》载：“伏羲弦琴，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娲之簧，随感而作，其用稍广。”[34]（2825）《宋史·乐志四》载：“伏羲作琴有五弦，神农氏为琴七弦，琴书以九弦象九星。”[28]（3010）伏羲创作音乐，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
此外，文献中还记载伏羲“尝味百药，而制九针”[43]（3194），“初置元日”[44]（67），“立周天历度”[4]（348），“聚天下之铜”[4]（347）“以为棘币”[4]（347），以及“立浑仪，测北极高下，量日影短长，定南北东西，观星间广狭”[28]（13501）等发明创造。总之，伏羲的贡献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个方面。后世对伏羲的崇敬主要基于其对华夏文明的贡献。《礼含文嘉》称：“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
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13]（3）明太祖朱元璋在祭拜伏羲的祝文中，特别强调伏羲对开启华夏文明的功劳：“惟太昊伏羲氏画八卦以明天道。……继天立极，开物成务，大有功于生民后世者也”[45]（1602～1603）。作为伏羲立都之地的河南淮阳，尊崇伏羲、祭拜伏羲突出了伏羲对华夏文明的影响：“念人道之所由来，思纪纲之所由正，于上古群圣之中独于伏羲而祖之，而祀之，固其宜也”[46]（1044）。
综上所述，上古时期的许多发明创造都与伏羲有关。正是由于伏羲在各个方面的发明创造，使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中华文明得以极大提升。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因受益于伏羲的发明创造，所以人们都认可伏羲、感恩伏羲、崇敬伏羲、颂扬伏羲、纪念伏羲，把伏羲视为一种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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