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文
历史语境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启动要件追溯
杨玉文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深入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必须要对历史语境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启动要件进行追溯。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发展模式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探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启动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启动的思想基础，它引领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启动提供了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为中国式现代化启动提供了动力源泉。从历史前提、思想基础、政治保障、动力源泉四方面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启动要件，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显著区别于西方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拉美地区的依附型发展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
启动要件；
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
人民群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从学理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是近年来学界密切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学界大都从比较研究视野探讨了这一问题，但鲜有学者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其他现代化的内在根源，对历史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这一基础问题缺乏必要论证。在笔者看来，要准确地把握中国何以没有走上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原生型现代化、以拉美国家为典型的依附型发展道路的深层原因，首先要回到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情境当中去，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思想文化、政治状况进行探讨。为此，笔者拟从历史前提、思想基础、政治保障和动力源泉四个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动要件进行追溯，这对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显著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有着重要理论价值。
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动要件进行追溯，必然要考察中国在现代化启动前所处的历史背景。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系统运行稳定，难以走上一条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走向崩溃，以及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为代表的旧式现代化探索实践的失败，消除多重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呼唤一种既不同于封建主义，又显著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化。
第一，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系统运行稳定，难以孕育出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其一，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十分稳定。西欧国家人口稀疏、气候严寒，农业发展的条件相对受限，因此较早地形成了农牧结合、农商结合的生产模式。滨临大海的自然条件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海洋，为突破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更多机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拥有牢固的以小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地主兼营商业，商人兼为地主。同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又从属于地主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难以冲击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2]。其二，中国的封建文化禁锢着内部成员的思想，使其难以突破传统思维定式。西欧国家通过商业贸易和海外发展积淀了外放、追求自由的文化底蕴，为宗教权威的衰亡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与稳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系，使其内部成员思想保守、封闭，具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挑战传统文化的权威的行为被视为离经叛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观念、“重农轻商”的身份评价标准，则进一步巩固了封建礼教传统。其三，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①的转变，体制外异己力量和异己中心难以形成[3]。西欧封建社会所采取的是“刚性体制”，整个社会阶层流动性差，那些出身卑贱的底层民众很难通过打破这种体制达到阶级跃升的目的。他们逃离封建权力中心，形成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市民）和异己中心（城市），构成封建社会解体的外部力量。中国封建社会从东汉末年至唐朝前期所采取的是典型的刚性体制，身份按血缘关系代代相袭，社会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唐朝经五代十国到北宋初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的过渡期，教育条件的改善和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寒门子弟实现阶级跃升成为可能。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采取的是弹性体制，通过读书、从军和经商三种主要渠道，人们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颠覆封建社会的体制外异己力量和异己中心难以形成。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区别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欧国家一样，走上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
第二，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外部冲击下逐步走向崩溃，由此提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扩张使封闭的民族历史或分散的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35。资本在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在它所占据的全部领域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5]，即“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4]36。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冲击，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西方国家日益加深对中国的经济剥削、政治钳制、文化渗透和军事占领，使中国被设定在“支配-从属”世界格局中，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促使中国提出了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开启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从经济上看，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无法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中国的发展要求其实现工业文明转向；
从政治上看，在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中国封建君主制政体的腐败和堕落暴露无遗，这就要求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建立近代民主政体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从文化上看，西方思想文化和基督教文明日益渗透，强烈冲击了在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建构的价值体系，中国需要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
从军事上看，西方列强通过占领中国部分沿海城市，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这凸显出中国军事装备和制度的落后，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强国强军的现代化转型。
第三，旧式现代化探索和实践失败，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呼唤一种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为了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境地，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旧式现代化探索中，中国仁人志士的苦苦求索、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仅未实现国家富强，反而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旧式现代化实践的失败说明，中国既无法在没有改变封建制度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也不能在没有彻底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走上现代化之路。一方面，现代化本身就蕴含着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否定，在封建主义制度框架内所进行的任何改良举措都不可能真正地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现代化要求彻底突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
另一方面，“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6]，在丧失主权的情况下是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因此，想要成功开启现代化，首先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国家重建。五四运动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拉开了反帝反封建的序幕。当时的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却饱受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带来的一切灾难，历史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中国摆脱特权等级逻辑和资本逻辑[7]。如果要走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则必须服从资本逻辑，成为早发型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转型。在这种境遇下，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开启一种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化。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反对封建主义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反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陈独秀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强调，中国只有摒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采取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在《论阶段与方法》中，李大钊也同样反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张实现民主共和制。由此可见，面对旧式现代化失败的事实，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主动探索一种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路。
伟大实践呼唤伟大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动需要先进理论作为思想指引。经过不断探索，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即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启动的思想基础。
第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存在内在局限性，而外来西方文化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说明二者均不能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启动的思想条件。
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虽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但仅靠它的力量还不足以成功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则只能起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效用。虽然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能够对人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重视修身养性的崇德精神和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等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凝心聚力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支撑，但对旧社会的突破要求一种能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批判性思想力量的出现，非如此不能成功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唐宋以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潮开始形成，并对社会造成深刻影响。儒家学说中关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绝对服从关系的思想，是维护君权、父权和夫权，从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精神力量。封建社会强大的纲常伦理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压制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抬头。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难以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启动的思想条件。由于封建主义无法成为抵御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中国仁人志士不得已“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9]。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西方文化并不能真正帮助中国摆脱被殖民、被剥削的危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事业也无从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一种批判反思的态度。比如瞿秋白将西方文化看作一种“危害的病状”，即“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10]。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长信中也表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11]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与素来强调集体主义的中华传统文化相对立。同时，它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服务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这种政权所维护的是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与中华传统文化“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相背离。在此意义上，西方文化难以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能引领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的重要思想材料，但二者必须相互融合，才能真正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启动的思想基础。
其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既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现代理性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又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现代视角下进行重新阐释。马克思不仅描绘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典图式，而且还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后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依靠政权支配资本主义时代留下的文明成果，变革传统所有制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也指出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一切积极成果应用到公社中来，使其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经济，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充分认识到，中国也可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作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要想在资本所开创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中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现代化赛道上实现弯道超车。
其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才能在中国扎根生长，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12]经过“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5。具备历史继承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历史条件”，是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要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烙印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从而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就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3]按照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内容上实现“中国化”，用“中国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或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任务面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互动中实现了双向选择，相互改造、彼此交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延续自身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进而具备强大的物质力量。二者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孕育出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启动和快速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
政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能否拥有强有力的政党对于现代化的启动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寻和科学理论指引共同催发下的逻辑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被动状态，标志着旧式现代化的结束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前途命运，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顺利启动的根本政治保障。
近代中国以地主阶级为领导主体的洋务运动、以资产阶级为领导主体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是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被动式反应，只能被看作是中国的旧式现代化探索。旧式现代化领导主体所具备的阶级局限性和革命不彻底性，致使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无法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国家富强的政治理想也无从谈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要求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作为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担负起中国式现代化领导主体的重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体现出人民性、先进性等特征。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体现在其打破狭隘阶级局限，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取向，能够最大化地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力量，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纵观人类文明史，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主张国家支配社会的“国家中心主义”，还是倡导社会自主自治的“社会中心主义”，其底层政治逻辑都是国家与社会二者分离，甚至是对立。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基于统合性的国家与追求自主性的社会不能组成良性互动的共同体，从而严重阻碍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遵循“政党主导”逻辑，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和中坚力量，通过人心政治，实现政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整合，为现代化进程输入强劲动力。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立场，一方面使致力于国家富强的仁人志士紧紧团结在自己身边，为现代化发展不断注入有生力量，形成庞大的组织体系；
另一方面通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识，使组织内部步调一致，行动高效，能够最大限度地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确保政党目标的顺利实现。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用科学理论武装自身，具备理论自觉性和实践主动性，在遵循现代化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制定现代化战略性目标和阶段性方案。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先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再改变所有制关系，最后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般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述完资本主义现代化经典图式后，又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般规律。马克思指出：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4]52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般规律性的揭示，是建立在批判性分析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总结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英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发展，进而推动资产阶级通过1640年至1688年的革命夺取政权，使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获得合法性地位，进而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英国工业革命便是最好的例证）。由此可见，“先夺取国家政权，再解决所有制关系问题，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图式同时符合经典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轨迹，是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充分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中国共产党既掌握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问题，合理制定现代化阶段性战略，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设计、调整现代化具体策略，这充分体现出理论自觉性和实践主动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现代化一般规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提出现代化两步走的阶段性战略，即首先完成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历史任务，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接着利用政权的力量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要求不断调整现代化战略策略，充分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品格。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在品格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使得现代化发展呈动态演化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调互补，使“经济领域不再是受政治权力宰制的政治社会，而是有着自主活动范围、受价值规律支配的日益自主的空间”[14]，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这种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共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充分释放了现代化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的活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重要地位，以实现人民群众实际利益为出发点，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动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过程中阐述了他们的群众史观。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鲍威尔等人将“英雄”等同于“精神”、群众等同于“粗糙的物质”。他们认为，具有自我意识、批判思维的哲学家，就是历史的积极因素和真正创造者，而人民群众则是“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典型的英雄史观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思想和精神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5]286。人类一些历史活动的失败，根源于“革命的原则”脱离群众的实际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他们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5] 287
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指的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它构成社会历史的基础。因此，真正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的劳动所创造的，而不是像历史编纂学所显示的那样，由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所创造。其二，推翻现存社会的革命活动要取得胜利，其原则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
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基本原理，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牢牢把握革命的利益原则，广泛凝聚人心，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动不断注入有生力量。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想推翻旧政权，必须组织工人运动。他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借助宣传演讲、表演话剧等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帮助工人阶级看清自身被剥削、压迫的现实处境，并鼓励他们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斗争。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始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兵组织起来。这两点是该纲领中最本质和最核心的内容。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并对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早在孕育时期，就已经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群众史观的思想内核，不仅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初步形成了将人民群众实际利益作为革命指导原则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党与群众利益相关、命运与共、相互促进的生动格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群众史观思想的指引下，根据当时中国具体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取得了最广泛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历史任务，使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启动。
毛泽东强调，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党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旧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影响农民的现实利益的问题则是土地问题。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土地国有到耕地农有，从没收土地到减租减息，从减租减息再到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不断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民族独立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通过“人心政治”建立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依靠群众的力量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历史重任。
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来源，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指导，从一开始就准确抓住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一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始终关切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作风，使党的施政目标和社会主张获得广泛认同，党由此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凝聚社会各阶层向心力，形成推动现代化启动和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合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遵循的资本逻辑，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化过程中以资本为主体所造成的物的逻辑支配人的逻辑的问题。
综上所述，对现代化启动要件进行追溯，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问题。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传统发展模式的冲击使中国被动开始现代化探索之路，而旧式现代化探索的失败开启了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式现代化道路的探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启动的历史前提。在对这一历史前提考察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体系、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与西欧国家存在根本差异，决定中国封建社会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一条原生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一经引入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启动的内在思想根源。反观拉美地区在遭受资本主义文明冲击时，没有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最终在资本逻辑的掌控下，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盘剥、政治上的操纵和文化上的渗透，走上了一条依附式发展之路。在上述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的共同催发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彻底改变现代化事业的被动状态。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始终以实现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广泛凝聚人心，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动注入了强劲、可靠动力。正是以这四个要件为基础，中国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而且还成功开启了一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①“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概念来源于厉以宁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刚性体制”指的是一种僵硬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封建统治者按照固定的统治方式管理社会成员。“弹性体制”指的是一种灵活的体制，封建统治者在不违背其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对体制进行调整。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94．
[3]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2021(6)：30-48．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2．
[7] 陈培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基本问题——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思考[J]．浙江社会科学，2021(6)：14-21．
[8] 习近平．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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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14] 刘建军，陈周旺，汪仕凯．政治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72．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
Retrospecting the starting el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YANG Yuwen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To have an insight into the possibil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of necessity to trace the starting element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Faced with the impact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on China"s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an to explore the road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which is the historical premise for the star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fin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promoting the launc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leads the target dire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leading for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viding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star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won the heartfelt support of the people and provided a source of driving force for the launc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Grasping the starting element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historical premise, ideological basis, political guarantee and power source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to deeply understand why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primordial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nd Latin American dependent development mode.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arting elements;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sses of the people
10.13331/j.cnki.jhau(ss).2023.03.001
D61
A
1009–2013(2023)03–0001–07
2023－03－0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A022）
杨玉文（1996—），女，湖北天门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责任编辑：曾凡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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