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鹏，胡弼成
新时代家庭德育的现实困境与变革理路
欧阳鹏1，胡弼成2
（1.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2. 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变革家庭德育，需要重视科技跃升与物质积淀、地缘与人口结构变迁、生活方式与社交模式转型、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加深以及特殊家庭现象日益习见等因素。现阶段家庭德育中诸如家庭智慧与安全感缺位、德育者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欠缺、父亲德育角色缺位、犯罪预防与“德育爱”背反等困境比较突出。基于此，强化家长实质性德育参与，凝聚家校共育合力，培养和提升家长的德育胜任力，统摄各方面德育影响，优化多育并举，形成以能力发展与使命自觉为基础的家庭德育内生动力，是家庭德育质量提升的内在诉求；
重构社会环境与家庭的“符号互动”及“结构功能”关系，变革社会之“道”以引领个体之“德”，强化“互联网+”信息社会之家庭责任担当，完善社会工作嵌入融入，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配置，打造社区家庭“共建共治共享”协同育德机制等措施，是家庭德育外围生态变革的关键理路。
家庭德育；
德育变革；
父亲角色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方向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政策，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及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1]等指向密切关联。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研究家庭德育变革与新时代的教育改革、社会治理范式转变、主流意识形态发展是高度一致的——它有助于教育者和治理者从教育和治理的本根本源处寻找规律、构建策略进而解决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学校教育后发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以家庭德育为主要内容。上溯数千年，家庭德育随家庭的出现而产生，并伴随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发展、家庭形态及内容的演进而不断嬗变。
（一）科技跃升与物质积淀成为家庭德育供给侧的新驱动与新掣肘
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带来的科技跃升和物质积淀，让人们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等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家庭德育也正亦步亦趋于科技物质因素的推陈出新之中。“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新形态、“数字中国”的政策新蓝图、“5G应用”的技术新动力、“线上消费”的需求新变革、“互联网+”的联动新引擎、“云计算平台”的服务新生态、“物联网环境”的协同新模式、“智能化设备”的监控新手段，“融媒体传播”的交互新渠道，为家庭德育的发展营造了新气象、激活了新机遇、释放了新活力。然而，科技突飞猛进带来的不一定是解放，也可能是对“自我”的奴役和异化。如，智能手机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手不离机”“机不可失”是许多人与手机关系亲密的“最好证明”。研究表明，手机使用不当不仅会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的损害，影响睡眠质量，削弱阅读能力，导致学习成绩退步，增加网络欺凌和网络诈骗的机会，还会引发手机成瘾、多动症等疾病。[2]手机对于家庭德育的种种掣肘更是显而易见。另外，现代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常与父母“纵容溺爱”、孩子“恣意任性”的行为息息相关。
（二）地缘与人口结构变迁中，家庭德育生态需重建“地利”与“人和”
人类活动大都需要顺应天时、迎合地利、营造人和，家庭德育亦是如此。就家庭德育的过程与性质而言，天时蕴藏于地利、人和之中，依地缘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探讨家庭德育尤为重要。新时期地缘结构的主要变化，包括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居住空间结构、邻里分布结构、功能区域结构演变等内容。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引致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外，“儿童教育本身，也已成为塑造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一种新动力。”[3]新时代人口结构的主要变化，表现在性别、年龄、阶层、学历、职业等方面。这些变迁显著影响着家庭德育的生态。如，居住空间的结构会影响到社区、邻里的交往方式，进而关涉社会或社区对家庭德育的参与。研究发现：“社区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与那些共享居住空间的人们之间交往经历的产物”[4]。家庭所处的阶层圈层、父母学历职业、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等对家庭德育的影响不言而喻。如“学生通常受家庭阶层地位影响而受教育机会不足或受教育质量不高”[5]、“父母学历高的学生教育质量较好”[6]等。
（三）生活方式与社交模式转型中，家庭德育新因素的“入场”与传统因素的“退场”
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学习、娱乐、运动、交往方式等反映出个体或群体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性格。生活方式与社交模式之本身便蕴藏着德育的内容及功能，更不用说它从外围推动或掣肘家庭德育质量的提升。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文化，坚持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集体使命，是中国人生活方式转型的价值指向。合理膳食、健康饮水、规律作息、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持恒阅读、热爱旅行、重视心理建设、巧用互联网技术来开展人际交往和活用公民媒体以传递个人影响等，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和坚持的生活方式或社交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技水平的提高为此创造了条件，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些方式是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或作为直接的家庭德育内容，或作为间接的家庭德育影响，为新时代家庭德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四）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趋势下，家庭德育内容与方式日趋多元
社会分化及阶层固化现象日益显现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由社会分工引致的生产资料分配失衡、由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是重要的两个原因。社会分化主要表现在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和教育分化等方面。阶层固化，则是指不同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资源占有比例明显不对等”之分层现象的日益严重化、牢固化。社会流动举步维艰、阶层壁垒难以破除、代际遗传显著加强等因素势必导致家庭德育内容与方式的日趋多元。事实上，尽管日益普及和广泛运用的网络信息技术的确拉近了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距离，但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差异，却是越来越难以消弭。由不同阶层家庭间的差别，如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家长学历职业差别，所导致的教育或生活质量差距，可能判若云泥。进而，不同阶层、圈层的家庭德育供给状况，也不可等量齐观。
（五）特殊家庭成为日益习见的家庭德育供给场域
特殊家庭主要是指单亲（离异、丧偶）、重组、留守、流动、贫困、残疾人（父母或儿童）家庭、“一人家庭”等。由于结构不完整或功能不完全等原因，特殊家庭亲子关系的建构及发展往往受到多重掣肘，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低于正常家庭，尤其是在情绪控制、人际关系和学习适应等方面问题突出。[7]近年来，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制度改革、思想观念变迁等缘故，特殊家庭现象日趋习见。譬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下的“离乡务工潮”、社会转型与观念变迁下的“离婚率上升”造成的特殊家庭数量增加。显然，含有某方面缺陷的特殊家庭，其德育供给质量往往低于正常家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特殊家庭的“特殊性”各不相同，其引致德育质量低的原因可能大相径庭。如，单亲家庭归因的德育缺陷与贫困家庭归因的德育缺陷可能全然不同。就单亲家庭而言，父母任何一方的德育缺位，对于孩子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父母由于性别的差异，提供的德育内容是迥然不同的。无论来自哪一方的德育缺失都会造成整体的缺失，即便单亲一方不遗余力地想将它补全也无济于事。但是，贫困家庭的德育问题归因往往与此不同。贫困家庭通常因为经济基础薄弱而导致德育经费投入不够、德育环境差、德育资源缺乏、德育设施或技术应用缺位、德育理念存在误区、德育方式欠科学、德育者时间投入不足等。
以上所述之新形势或新变化，其归因更多地指向外界，其作用的方式相对间接。家庭德育本身，或者说家庭的内部，亦存在诸多的现实困境。
（一）智慧与生命安全感缺位，导致家庭本真属性与本原精神的失落
家庭是生命创生、萌芽与成长的土壤，家庭德育则犹如阳光、雨露和肥料。有的“家庭之壤”是膏腴、是沃土，“德育气候”是“春风细雨，润物无声”，于是便造就了整全的、健康的生命，迎来和成全了生命中的“春华秋实”。这其实是家庭及家庭德育的应然和理想状态，是其存在的意义之本、之基、之源。然而，在现实中，有的“家庭之壤”是瘠田和薄地，“德育气候”常常“暗无天日”或“天寒地冻”。显然，生长于斯，生命很可能是病态的、残缺的、畸形的或被异化的。即使有些个体生命，很“幸运”地并未出现严重“症候”，可他终会缺失“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底蕴上的英华之气。质言之，生命的成长，不仅需要精心呵护、关怀备至——安全感的给予，还应讲求培育之道、引导之方——智慧的倾注。但在许多家庭中，这一本真本原精神是缺位的。譬如，缺少对孩子禀赋、习性、兴趣、理想、人格的尊重与培育，无视家庭德育规律及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德育方法不具科学性和适切性。
（二）家庭德育者思想道德修养与知识结构“短板”，制约其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
育德的过程是深化道德认知、陶冶道德情感、锤炼道德意志以及规范道德行为的过程。在古代，君子以振民育德；
在当代家庭中，父母是儿童道德的启蒙人、引路人，亦是育德者。化人，即逐渐感染人、熏陶人、感化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教以效化，民以风化”“成风化人”即为此理。学者们提出以“人、文、乐、情”化人等理念，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化人”的意涵与方略。然而，“唯正己可以化人，唯尽己可以服人”，无论是育德，还是化人，无论是以“道”育德化人，还是以“器”成德化人，皆对家庭德育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与知识结构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当前，许多家长的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存在“短板”，诸如思想觉悟与道德品质问题，知识文化水平与思维逻辑结构问题，日常生活实践与言行举止中的道德风范问题，父母对德育之内涵和重要性的认知问题以及父母对于这种认知的一致性问题等。[8]
（三）父亲家庭投入与角色参与的心余力绌，使其成为家庭德育中的“局外人”
父亲的家庭投入，在子女的道德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表明，“父亲的角色参与（作为父亲的‘敬业度、可及性和责任感’）有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有益于孩子幸福感的获得，有利于夫妻关系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母亲的角色参与）”。[9]儿童的思想品德、心理结构、智力水平、性格特征、决断力、冒险力、创造力、安全感、自立、自信等发展，都与父亲的家庭投入、角色参与有着必然的关联。当前，父亲角色缺位在许多家庭中是常见现象。单亲家庭中父亲角色缺位自不用说，完整家庭中父亲角色投入不足的情况也日益增多。在很多情况下，并非父亲们不愿意投入，也并非他们缺乏角色投入的意识，而是因为他们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让他们想多陪伴孩子，也分身乏术。当然，父亲沦为家庭德育中的“局外人”，并非全是因其德育参与时长或精力不够，亦可能是因其参与的实效性不足、思想道德修养与知识结构缺陷、德育方法与评价方式不正确，等。换言之，该类型的父亲确有“徒有其表”的“足够德育投入与充分角色参与”，但其产生的有效力量却微乎其微或与应然方向背反。这意味着他沦为“影子爸爸”、沦为家庭德育中的“局外人”。
（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家庭德育爱的“背反”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家庭德育爱的“背反”是新时代部分中国家庭的痛点。与未成年人犯罪有关的家庭因素主要有三个：家庭环境、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
[10]提高家长的基本素质、提升家庭成员沟通能力、改进家庭教育方式、建立良好家庭关系，有助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11]事实上，无论方式内容如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现在家庭德育之中，总会表征为恪守、磨砺、服从等情感“桎梏”与行为“律控”。因为它是通过德育来引导，借助伦理来规范，依靠秩序来约束，它是依托德之“规训”来避免走向法之“惩罚”，故而经常会带来“压抑”或“阵痛”之体验。然而，基于主体人的教育思想（如“儿童中心论”“经验中心论”“道德教育论”）指导下的家庭德育爱的倾注与培养方式，则与此不同。它更多地偏向于尊重、自由、独立的涵养之道，意味着天性的表达与个性的“放飞”，表现出更多的弹性、柔性、宽容性与个适性。
不能辩证地、妥善地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家庭德育间的关系，使其走向“二律背反”困境在当代许多家庭中甚为常见。
欲尽早走出困境，切实提升家庭德育质量，应从以下方面着力，激发以能力发展和使命自觉为基础的家庭德育内生动力。
（一）家长参与和“三向互通”的质量需要提升，各方交互合力更需凝聚
深化家长参与和“三向互通”（西方学界称为“代际闭合”，由社会学家Coleman提出，是指“父母在家庭内部与子女的交流以及在家庭外部与教师和其他家长的联系”[12]），主要表现在“增加参与时长，提升参与质量，凝聚交互合力”上。本文所论之家长参与，是指家长对孩子道德发展过程的参与。家长参与的方式较多：直接方式如言传身教、家校联动；
间接方式如家庭文化构建、家庭规范设计、家长期望寄托。“三向互通”是指家长与教师、与其他家长，形成紧密关联的人际交往“立交桥”，以凝聚合力、互通有无、共同育德。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家长参与和“三向互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与更多的契机，但问题尚存。就家长参与而言，许多家庭存在参与时长不足、参与实效性不够的问题。家长通常由于种种原因而部分甚至全程缺失孩子道德发展所必需的德育参与；
亦基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如能力问题、方法问题、态度问题、形式主义）引致德育参与的针对性、实效性不足。深化家长参与，先要找准德育者家庭德育参与时长不够或参与实质性不足的真实原因，再分析原因、提出构建策略。作为主导者的家长应该尽可能转变传统观念、形成对家长参与之重要性的正确认知、并竭尽全力确保自身在家庭德育中的深度参与。就“三向互通”而言，不同学生家长之间、家长与教师之间，或是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沟通、深度合作、信息交互和经验共享；
或是在有限的交流与融通过程中，总是以智育为“主题”，从不以德育为中心。变革这种现状，就要从实质上，深化家长参与和“三向互通”，以提升参与时长、参与质量、交互合力等为目的，剖析问题之根源，探寻优化的良策。学校应在“三向互通”中发挥主导性、引领性作用，积极为家校沟通、家长之间的沟通营造契机和构建可行路径，家长应当与时俱进，强化主动沟通的内生意愿。
（二）亲职教育与父母成长需要强化，德育权责需要明晰
亲职教育是对父母实施的教育，它通过改变或创新父母的教育观念，使父母获得抚养、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能，以切实高效地履行教育职责。加强亲职教育，有助于明确父母的家庭德育义务、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以及阻断“困境阶层”的代际传递。亲职教育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或具备以下功能：确立父母的教育角色与权责，提升父母的思想觉悟与道德品质，匡正父母对于德育之内涵及重要性的认知，增强父母的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帮助创建和谐亲子关系与优质家庭文化，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社会教育的有效互通。当前，就家庭教育的现状、儿童道德发展的普遍情势、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时代需求而言，强化亲职教育是必要的。从政策许可、条件保障、家长意愿来论，强化亲职教育是可行的。强化亲职教育，需要从人本化、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等方位着力。
（三）家庭制度与观念、父母角色投入需要改革与优化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方式与分工模式，家庭德育为母亲分内之事，父亲角色投入与否，无关孩子道德健康发展的“宏旨”，这显然是大谬不然的。事实上，父亲角色与母亲角色，对于青少年道德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分伯仲的，其区别体现在影响方式的不同上。影响方式的差异，正凸显了父亲角色特殊意蕴的无可替代性。父亲角色为何“投入力度不足、投入方式不对、投入实效不佳”，答案是多元的：或因观念不正引致职责自觉缺失，或因国家制度所限、社会环境所逼、生活条件所迫、市场情势所趋……由此，优化父亲角色供给，除了引领父亲本身观念的创新与转换外，还须通过改善“包含家庭德育制度、家政资源配置制度在内的教育制度设计；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等，为父亲角色的投入和参与开方便之门，创有利条件，让渡时间空间。优化父亲角色投入，不仅要从角色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方面切入，还要将其他相关因素一并纳入考量范畴，如强化父亲角色与母亲角色的有效融合互通。研究表明，父亲参与对儿童消极适应问题缓解的干预，具有独立于母亲教育参与的独特贡献；
在母亲教育参与水平较高时，父亲教育参与对儿童社会适应的促进作用最大。[13]
（四）家长之间的、家庭与家庭之外的德育影响博弈问题需要得到妥善处理
新时代的家庭德育，应注重家庭成员之间德育影响的有效互动和互相促进。[14]统摄家庭德育影响，是为了凝聚家庭德育合力，让源头不同的德育力量，相与为一、有的放矢地推动家庭德育“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当前家庭德育影响“不一致”的现象异常严重。据调查，有53%的家长表示他们在家庭德育中“不一致”。具体而言，存在父亲和母亲不一致，父母和祖辈不一致，祖辈之间也有不一致等情况。[15]本研究所论“不一致”的德育影响，既源自家庭内部的不同家长，亦起于学校、社会等外部因素。德育影响不一致的原因：其一，不同德育者的思想观念、人格特征、知识水平、化人能力之差别，可能不啻天渊；
其二，来自社会的德育影响，与家长老师的育德期望可能大相径庭。德育影响不一致，表现在德育理念、态度、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德育影响不一致的后果是：影响力相互抵消，让孩子无所适从，甚至出现多重人格；
削弱孩子的主动性、创造力以及自律自控能力等。因此，妥善处理家长之间、家庭与家庭之外德育影响博弈的问题，当从“不一致”的原因与内容方面入手，增进沟通，调适矛盾，深化认知，屏蔽负能，进而同心、同向、同力推动家庭的发展与变革。
（五）“多位一体”家庭教育格局的形成，需要家庭德智体美劳五育互促共融
在家庭教育中重视儿童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素质综合发展，虽是旧话重提，却并非陈腔滥调。家庭教育的各个方面综合发展，抑或互促共融，就其重要性而论，三令五申本属应然；
就其意蕴与方法而言，深入变革当是必然。敦促儿童的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在许多家庭中，常是泛泛地停留在口号上、形式上，是没有驱动力、没有方法论、更没有具体成人目标的“空中楼阁”——似乎其实施的条件和时机总不成熟。推动家庭德育的变革与发展，是对家庭德育重要性甚至“最重要性”的强调，并非对家庭中其他方面教育的轻视或忽视。毋庸置疑，其他教育亦至关重要，无论是就其本体功能而言，还是就其对德育的作用而论。家庭德育系统，并不是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系统，除了上文指出的“时刻都要与外部环境发生资源能量的交互”外，还需要通过与其他方面教育系统的紧密合作，来形成良性互动的、有序运转的“多位一体”家庭教育格局。合作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更不能着力于表层或浅层的隔靴搔痒，而应是各家庭教育子系统，在目标、内容、方法、时间和空间上，互补地、有计划地、有清单地深度交互与融通。
家庭德育外围的道德生态、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社区文化是新形势与新变化的重要载体，亦与当前家庭德育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
（一）重构社会环境与家庭的“符号互动”及“结构功能”关系
符号是家庭与社会互动的中介。“从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对比来看，其他动物的符号象征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根本不存在；
而这种能力正是人类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本质所在——凭借这种能力，人们可用符号象征客观事物、思想，和事实上他们经历的任何事物，并进行交流。”[16]同理，人们需要借助种种符号，将社会存在转化为家庭德育的内容。“符号”是家庭与社会之间信息的传递载体、分类标签和沟通媒介。符号的创生、输出、运用及接收，对家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功能关系影响巨大。“结构功能”与“符号互动”息息相关。社会是“身体”，家庭是“细胞”，社会环境就是“细胞”生存的“体液”。“细胞”与“体液”的交互机制、功能结构，是“细胞”健康存活的依托，也是上述“符号互动”方式的基础。重构社会环境与家庭德育的“符号互动”“结构功能”关系，杜绝由符号引起的事实遮蔽、由信号表意不明导致的技术困境，规避家庭德育对社会存在的理解偏差，是处理“外围生态再造”问题时振裘持领之事。
（二）变革社会之“道”，以引领个体之“德”
“道法自然”，以社会之“道”引领个体之“德”，旨在让社会的运行机理，更符合自然法则、更顺应社会发展规律；
亦是要让家庭德育外围的社会环境及生态更能“滋养”个体道德的发展。社会风尚、秩序、伦理、心理、思潮等，是构成社会“环境”“生态”的主要内容。由此，推动社会立“道”，应着力敦促全民“为时代立言立信立命，用明德引领社会风尚”；
涤荡黑恶势力，打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治安秩序；
重视网络信息时代的伦理审视督察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扎实推进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正确认识社会思潮的构成要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社会共识。
（三）强化“互联网+”信息社会之家庭责任担当
新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由“线下生活”与“线上生活”构成。线上交流、购物、履职、办事、教学等，已日趋成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及学习方式。然而，这对于家庭德育而言，是瑕瑜互见的。网络空间中有可以促进人身心健康发展的信息，但也存在一些虚假信息，甚至是性质恶劣的反动信息、暴力信息、色情信息，等。儿童的心智尚未成熟，有些信息可能对他们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负面影响。对于家长而言，若他们不具备敏锐的辨识力和判断力，则不仅自身会受这些糟粕文化的影响，还会将一些有害的价值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之中，或是言传身教、或是潜移默化，对孩子的道德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反向力。因此，国家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当正视这些问题，以妥善发展德育技术为导向，以健全网络空间政策制度为办法，深度治理网络教育生态，强化“互联网+”信息社会的家庭责任担当。
（四）完善社会工作嵌入，破解社会分化中的家庭德育失衡困局，助力特殊家庭德育供给
社会工作是“秉持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帮助困境人群度过和化解生活难关，进而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职业工作。换言之，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职业化的助人活动，其特征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科学有效的服务。它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心，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17]从而使助人活动精准、切实、高效。处于中低阶层的家庭，若能在德育供给方面，借力于日趋完善的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德育资源不足、德育质量不高、德育重视不够引致的窘境。特殊家庭诉诸社会工作的多重办法、多元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其因结构不完整或功能不完全造成的德育断裂之伤、温暖缺失之痛。因此，完善社会工作援助服务机制就尤显重要。嵌入与融入的深度、实践与普及的广度、推行与发展的力度、过程与结果的效度等，都是社会工作援助服务机制所需要完善的内容。
（五）优化资源配置，切实保障家庭德育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质与量
若将家庭比作社会机体的细胞，社区则如同社会机体的组织。社区为家庭供给最直接的“见与闻”。家庭与社区中其他家庭、人、事、物发生的交往，都可能对家庭德育产生显著影响。譬如，当父母与子女同行于社区之中，路遇邻里，父母是否态度友善、是否敬老爱幼，都将作为道德种子，深植于孩子的心田。就整个社区而言，保障家庭德育相关基础设施完备建设和公共产品充足配备，就显得尤为重要。有条件的社区，设备会尽可能齐全，但如何有效整合、充分利用这些设施或产品，以使家庭德育的效能最大化，常存疑难。无“实力”的社区，则面临相关设施资源奇缺的主要矛盾。资源优化配置，总体上可从“设施”“产品”的软件和硬件方面着力。软件方面，从父母的德育重视程度、德育内容方式等切入。如：提高家庭德育指导与服务的质量；
[18]开展“家庭德育依靠社区”活动，对年轻父母进行相关培训；
在社区空间加大德育宣传力度，普及、彰显家庭德育文化等。硬件方面，通过物质文化建设来提升德育质量。如：在社区中构建以德育为主题的“亲子乐园”，对良好的道德行为进行激励嘉奖等。
（六）确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打造社区家庭协同育德机制
共建共治共享，源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治理理念。[19]于此，它蕴含着社区道德生态环境由集体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共同享有之义，是社区邻里协同参与家庭德育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创新。显然，社区参与家庭德育，并非社区直接充当德育者角色，对受德育者行言传身教；
而是社区从其“本职”出发，营造天朗气清的外围道德环境，规避社区消极影响、增强社区正向效能、优化社区硬件资源配置、提升社区文化软实力，进而推动家庭德育质量内涵式发展。这是社区对家庭德育的积极有效的参与途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协同参与机制，旨在整合社区力量，凝聚社区共识，优化社区作为，让社区和家庭一道认知德育，重视德育，完善德育。“共建共治共享”，基础是“共”，它强调合作、互通；
共建、共治、共享，是社区“协同参与”家庭德育的方法目的，它们彼此之间具有因果和时序的关联，又相对独立，“共时”存在。
（七）重构空间与再造认同并济，有效把握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的“地利”与“人和”
重构空间，指的是居住空间结构、邻里分布结构、功能区域结构等发生演变。随空间重构“纷至沓来”的，是人口结构变化、生活方式变革、社区文化创新、互动交往方式转换等。空间重构，对家庭德育而言，孕育着新的契机，也埋藏着新的隐患。契机自不必冗论，隐患却需要检视。譬如，时常有人感慨，当前人们的居住方式、交往方式，大不如从前那般亲近、温暖，“似有似无”又“可有可无”地“寒暄”，总是相形见绌于记忆中的“亲密无间”（“冷漠”仿佛成为空间重构后的新常态），这于家庭德育的弊害是显而易见的。只有重构空间与再造认同并济，我们才能充分把握城市化进程中新的“地利”与“人和”。“认同”的内容有社区身份认同、社区文化认同、社区规则认同、合作方式认同等；
“再造”的路径包括加大社区文化创建宣传力度，共同制定规则并敦促自觉遵守，积极举办诸如业主会议类活动，促进沟通理解，深化邻里交往以增进相互感情等。
（八）完善社区文化和舆论，预防及矫治未成年人“无德”及犯罪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积极健康的社区文化，有助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及矫治，更有益于他们“明明德”。社区是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是对其进行思想培育、行为引导的关键场域。社区物质文化涵括建筑、服饰、饮食、交通、绿化带、文娱体育设施、安全管理设施等内容；
社区精神文化则包括精神面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取向、心理状态、行为准则、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方面。社区文化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是直接的、反复的和持久的，因此，其影响之深刻性自不必赘言。社区的一草一木、一巷一弄，社区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轨迹转变的“拐点”。值得一提的是，社区舆论对家庭德育的影响，相比其他方面，或许更为显著：相比于父母在网上、文献或电视中接触到的观点，社区舆论往往因其更真切、更贴近生活、更频繁再现而显现出对家庭德育更直接、更深刻、更持久的作用。负面舆论所制造的“狭隘谎言或妄念”，则随时可能把家长和儿童带入一个被异化的道德空虚的失落世界。因此，狠抓社区文化环境创建，健全社区舆情引导机制，是未成年人“育德”及犯罪预防矫治的关键举措：坚持党的领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妥善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切实参与到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的建设中来；
广泛发动社区群众，增加及拓宽群众切实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之路径；
强化社区文化与环境的德性“增益”功能及其德育适切性；
科学规范社区舆论风向，健全社区舆情引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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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c Dilemma and Reform of Family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UYANG Peng1, HU Bi-cheng2
( 1. Institute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2.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
The reform of family moral education is intertwined in the factors of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aterial accumulation, the geographical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styl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mode, the deepening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lass consolid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special family phenomena.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Chinese family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embarrassed in the dilemma of the absence of family wisdom and sense of security, the lack of parents’ competence in moral educ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rime preven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love, and the scarce of father’s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rgued that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full coordination of the community are the actual needs for fostering the family moral education quality while enhancing the parents’ moral education competence and mission consciousness ar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advancing the family moral education quality. It also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coordinate the soci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s and functions, streamlin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o direct the moral education,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in the Internet+ society, consolidat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optimize the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goods, to explore a workable approach towards the ecological atmosphere for family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ordinated mechanism of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for a shared obj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family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reform; father’s role
G459
A
1008-0627（2023）03-0052-09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化赋能家庭德育促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22YBQ013）
欧阳鹏（1991-），男，湖南湘潭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家庭德育、教育基本理论。E-mail: ouyangpeng2011@163.com
（责任编辑 赵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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