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均生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430079)
国际报告文学自19世纪初萌芽至今,有近200年的历史。其作品丰富多彩,经典作品迭出,成为现实社会发展的记录,是资本主义萌生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形象化的历史,有些作品成为艺术化的历史文献。《震撼世界的十天》被美国20所大学学者评为20世纪“百年百部优秀作品”之一,并在墨西哥拍成电影。《西行漫记》八十多年畅销不衰,以世界20种文字出版发行,印数达上千万册,甚至不同阶级、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也承认其为不朽佳作,是史诗级的作品。20世纪初,伟大的俄国作家高尔基指出:“报告文学无疑将成为最精彩的、无愧于我们这个举世无双时代的文献记录。”1944年,法国作家萨特也说:“报告文学是文学的形式之一,并且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罗曼·梅勒说:“(现实主义)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这种状况给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于是,美国文学在20世纪出现了由虚构向纪实的大转移。德国文学家也认为:“纪实文学是力图突破传统文学框框地激进尝试,它要求比虚构文学更加接近现实,因此也就更真实。”之后。于是,报告文学进一步在全世界各国蓬勃兴起,20世纪至今,国际报告文学形成了一股文学洪流。近年德国还设立了“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这些都表明了,国际报告文学是一种全球性的重要的时代文体,国际报告文学得到了各国作家和学者的共同认可。
“五四”以来,中国继承国际报告文学的优秀传统,“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革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中国报告文学家的笔下,写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以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进步作家写出了轰动世界的如《西行漫记》等许多报告文学。这些作品让“中国故事”在全世界流传,甚至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
但是对“国际报告文学的起源”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国际报告文学经典作品从哪里开始,就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了。
“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成立4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国际报告文学的研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最近该学会拟发起编选《国际报告文学经典作品选》,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川口浩就指出:“报告文学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美国新闻界泰斗、“普利策新闻奖”创始人李普曼说:“报告文学始于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而我国有当代报告学家认为,基希是报告学的“创造”者。面对众说纷纭,我们只有从历史大视野中,来梳理国际报告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才能导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政治、法律、哲学、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文学形式也不能例外。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见《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中国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那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在欧洲摆脱中世纪封建桎梏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产生的灿烂文化艺术。循此而论,新兴的报告文学正是全球经济发展,工业化社会到来的产物。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使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广大工人的苦难、痛苦、挣扎、反抗,引起了社会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和一些记者、作家的关注。他们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或体验,迫不及待地写出了目击或实地调查的记录报告、见闻记、新闻通讯等形式。这些社会活动家和作家的写作范式和文体,在20世纪20、30年代才被命名为“Reportage”(被译作“报告文学”)。任何事物都是先产生,以后才被命名的,所以说,早在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捷克籍作家基希之前,欧美的报告文学已经是林林总总了。我们将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恩格斯是最早将目光投向19世纪工人阶级的作家。早在1839年,18岁的青年恩格斯就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见《马恩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报道了当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艰难悲惨的生活状况。他写道:“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工厂的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或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工厂主竟以工资的一半来雇佣童工,工厂主和教堂合伙压榨欺骗工人,说什么工厂主高贵,工人们贫困,都是“上帝的安排”,让穷人认命而无需反抗。这篇通讯一发表,刊登它的《德意志电讯报》立即被抢购一空,《雅典圣殿》杂志称赞恩格斯的通讯“用寥寥几笔生动地勾画出克鲁马赫尔的特点”。当然保守的资产阶级卫道士也对恩格斯进行了人身攻击。恩格斯立即予以反击,表明了青年恩格斯追求真理的鲜明倾向,也显示了通讯报告甫一出现就显示出来的阶级倾向和战斗力量。1842年恩格斯奉父命到英国伦敦经商管理工厂,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并不坐在办公室享用咖啡,他推掉了上流社会红葡萄酒的应酬,却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深入工人贫民窟做实地调查,写出几十万字的长篇巨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完全用采访、目击事实的写作方法,综合当时报刊的实录,极为详尽、生动、深刻地描画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无比悲惨的生活。这本书于1845年出版,列宁称赞说,这是“一部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实录”。他接着评价说:“这部著作是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部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写得这样鲜明逼真。”(《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部书风行当时欧美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上,恩格斯是最早而且最系统、最全面地报道工人阶级生活现实情况的记实作家,是书写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第一人。他以实地调查为根本,原生态地描写广大工人生活,成为报告文学的范例。后来的纪实报告文学家即使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著作,也或多或少的受到恩格斯开创的写作风格的影响。所以后来基希给报告文学初步下的定义是:“报告文学是调查研究的文学。”
为了深入了解工人生活,后来的欧美作家如杰克·伦敦(1876—1916)化装成水手写出了《深渊中的人们》(1903年)。美国记者约翰·里德(1887—1920)跟着布尔什维克红军进入冬宫,以目击现实写出了《震撼世界的十天》(1917年)。基希(1885—1948)是用德语写作的捷克籍记者,他是自觉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告文学家。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洲,他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自觉深入贫民窟,甚至下到煤矿、水银矿场采访调查,以丰富的材料、数据和实证写出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写《秘密的中国》时,曾深入上海医院调查妇女和童工的病例(1932年)。中国左翼作家夏衍装扮成缫丝工人进入工厂,写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告文学《包身工》(1936)。
一直延续到后工业化时代,德国作家瓦尔拉夫化妆成土耳其劳工,写出了《我们需要你——作为德国企业的工人》(1966),《十三则不受欢迎的调查报告》(1969)。这些报告文学都是19世纪到20世纪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的悲摧生活。恩格斯引领的记实写作思潮和报告文学产生的脉络不是非常清晰可见吗?所以我们说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兴的文学样式。在研究报告文学的产生和起源时,人们怎么能够忽视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恩格斯的实践的和深刻影响呢?因此,把报告文学的产生仅归功于恩格斯等不少经典作家以后出现的基希,说是他的个人“创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19世纪报告文学的洪流中,有一座巍峨的灯塔,堪称近两百年国际报告文学的顶峰作品,那就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颇有个人特色的一篇。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阶级宣布起义,同资产阶级做殊死的斗争。马克思鉴于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起初对起义并不完全赞同 ,但起义爆发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姿态,热情支持起义斗争,密切关注着起义的每一个成败细节。公社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最后一批战士被刽子手梯也尔残暴镇压下去。马克思悲愤填膺,奋笔直书,仅仅两天时间,于5月30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做了才华横溢的报告。这个报告以“国际委员会宣言”的形式公布于世,这就是我们读到的《法兰西内战》。作者以大量第一手资料、报纸报道,以及公社起义者的口头汇报、公社文献为依据,极其生动地描述了公社起义的全过程,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和对公社血腥的镇压;阐明了公社的历史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的经验教训。这个报告既是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是革命理论的深刻总结,又是宏大叙事的灿烂华章。马克思本人就是记者,(他主办过《新莱茵报》),是理论家,也是战士和革命导师,他怀着对公社英雄的热烈敬佩,以他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采用叙事、描写、说明、政论、批判、歌颂等多种文学手法写出了一曲悲壮感人、震人心魄的伟大史诗。《法兰西内战》全书倾浸着气势磅礴的感情色彩,以及雄辩、辛辣与悲壮相结合的政论风格。如果说恩格斯开创了全视角和细节描绘相结合的叙述体报告文学,那么马克思就奠定了政体和诗体相结合的报告文学范式。由于马、恩二人在1948年在德国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并为报纸写了400多篇文章,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报人。马克思既具有革命家的胸怀,又有新闻记者的敏锐,特别是马克思有无与伦比的语言才华(报告文学作家徐迟说过 ,他“文崇马克思,诗拜毛主席”)。因此,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吸取了马克思的语言风格。马克思的这部报告文学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即使在时效性上也是极快的,是一部政论和诗体相结合的经典报告文学作品。(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不再赘述)。1981年,我在北京一次报告文学研讨会上就提出,《法兰西内战》是政论体报告文学的观点。南京记者强剑衷立即刊发在南京《新华日报通讯》上。著名文学评论家林非先生说:“经此视角所做出论述,就十分自然地将这部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置于报告文学史的重要地位”。所以即将编辑的《国际报告文学经典作品选》是必须以突出的地位将《法兰西内战》收入的。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法兰西内战》是国际报告文学中光华四射的篇章。除了《法兰西内战》之外,还有公社女战士路易丝·米歇尔写的《公社》和《回忆录》。1883年,米歇尔这样一位传奇伟大的女性,积极参加了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起义,她身穿军装,几天几夜不眠不休觉救护伤员。有一次她在市政厅门口遇到了一群妓女,向她哭诉有人不让她们去服侍公社的伤员。米歇尔叹道:难道这群旧社会的不幸者,没有把生命贡献给美好未来的光荣的权利吗?于是她带着这些妇女上了战场,后来除了其中一人随她入狱外, 其他妇女全部在敌人的大屠杀中牺牲了。在公社的最后日子,米歇尔又带着50人去支援公社战斗,最后坚守在蒙马特尔高地,直到堡垒只剩下三个战士她们才撤退。起义失败后,米歇尔被投入监狱,她毫不屈服,被判终身流放。在狱中,她写了《公社》和《回忆录》,这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巴黎公社生动的纪实文学,也是具有史诗价值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马克思曾称赞说:“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前列,她们和古典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另一部作品是公社战士、社会活动家、新闻记者利沙加勒写的《1871年公社史》(1876年出版),是作者以亲身经历并参考了大量文献写出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作者有幸结识过马克思,马克思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为这本书的出版尽心尽力。正是他积极向出版商克拉克推荐,终于促成此书出版,这也是正规的报告文学巨作。由于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作品至今没有得到文学史的认可。
欧洲大陆是世界工业化的发源地。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起,当然也是诞生工人阶级的摇篮。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在欧美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是欧美工人的境遇是相同的,工人们生活在贫困、饥饿、疾病之中,反对封建末期统治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起伏不断。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家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独裁专制,于是他们也走出“象牙之塔”,投入社会巨变的洪流,深入或者说“打入”下层社会。有的探访贫民窟或者监狱,去揭露这个社会的阴暗龌龊,去发现工人群众和反抗统治集团的革命者的生活状况。这里可举出几位典型代表,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马克·吐温,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等人。
杰克·伦敦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本人当过童工、赶过“淘金热”、甚至患过坏血病。惨痛的被剥削经历使他非常痛恨资本主义。1902年他26岁,已经是知名作家了。他本来应邀到西非采访,路过伦敦时,他决心留下来,看一看这个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为了深入调查英国工人的真实情况,他换上旧衣裳,打扮成在伦敦流浪的美国水手。在贫民窟租一间破屋,每天到贫民收容所同穷苦工人为伍,收集英国工人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掌握到一些真实数据。三个月后他离开伦敦回到美国,立刻动手写出报告文学集《深渊中的人们》。这个书名本身已经显示了杰克·伦敦的愤怒和对工人的同情。他用血的事实控诉资本主义制度:工人的妻女为两三个便士和一块发霉的面包出卖肉体,儿童像苍蝇一样死去。伦敦失业的大军高喊“我们要面包”的口号排成队列游行。(《深渊中的人们·序》)杰克·伦敦对报告文学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的笔下不再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人们,而是开始觉醒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而进行斗争的自觉群体。
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一生走过曲折的道路。他12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当过印刷厂学徒、排字工,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水手,后来在弗吉尼亚当过新闻记者,19世纪60、70年代写过不少通讯和短篇小说。《密西西比河上》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发表于1883年,早于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是一本自传并兼记实的文学作品,所以说它是美国报告文学的滥觞。本书上半部写自己学习驾驶汽船的学徒生活,下半部写自己20年后重游密西西比河,航行二千哩的见闻。由于是非虚构的纪实,作为美国早期报告文学是毫无疑问的。本书叙述了作者的亲身经历、目击实况,以真实而生动的记述,以辛辣、讽刺的笔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欺诈、仇杀、虐奴、赌博、抢劫等种种社会恶习,暴露资本主义毒菌如何在美国蔓延。作为大河的儿子,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也深情描绘了密西西比河的迷人景色,以及劳动者的聪明、诚实、友爱互助的高贵品质。特别是记述了美国最早的劳工组织活动,显示了美国工人的初步觉醒。作为早期报告文学,作品的新闻性、纪实性、文学性相互融合,是国际报告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差不多与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生活在同时代的俄国伟大现实主义文学家安东·契诃夫也涉足报告文学的创作。欧洲进行工业化时期,沙皇俄国还停留在农奴制时代,沙皇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契诃夫一直站在底层人民一边,许多小说反映了俄国农村或城市底层人民以及下层公务员的生活。到19世纪80年代末,他处在思想危机中,决心走出“关在四堵墙”里面的生活,更深入地接触社会,决定外出旅行。他首选的目的地竟然是远在西伯利亚的库页岛。寒冷的库页岛是沙俄时代关押政治犯、刑事重犯的流放地,契诃夫在库页岛采访三个月,走访了监狱、矿井、移民屯,查阅了大量资料,还收集到重刑犯戴镣铐的照片等等。经过四年时间,写出了《萨哈林岛旅行记》。库页岛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是沙俄的苦役犯流放地,这里囚禁着成千上万的政治犯或刑事犯。沙皇对他们的惩罚不仅是“流放”,而且还有严酷的折磨。这里的犯人生活在虎狼般的狱吏高压下,在重镣、皮鞭等刑具的折磨下,从事各种苦力劳动,简直是人间炼狱。契诃夫这位文学大师用冷静客观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了库页岛恶劣的生活环境,刻画了囚徒们严肃悲壮的氛围,对苦役犯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的罪恶。这是一本切切实实由目击和调查写成的报告文学,是语言大师契诃夫的重要著作。由于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友谊,契诃夫对政治犯和苦役们的同情,对高尔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本书于1894年出版,可以说敲响了沙皇统治的丧钟。13年后,俄国爆发了结束沙皇统治的伟大的“十月革命”,这是跬步所积,这些记实的文学作品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基地上,出现了“报告文学”这一强大的文学潮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国际报告文学的领航者,他们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法兰西内战》是报告文学的早期经典作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古典报告文学”。
由此,我们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工人阶级的苦难,是报告文学萌生的大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会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突破。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推翻沙皇独裁政权,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府,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的政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于1917年8月去俄国,正好赶上十月革命。里德在彼得格勒同各阶层、各党派的领袖和群众接触,后来和水兵一起冲进冬宫,目睹了十月革命全过程。他对这些事件做了大量的笔记,收集了十月革命时期的各种报告、报刊和宣言文本,回到美国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震撼世界的十天》这部报告文学巨著,于1919年出版。这本书是最早全方位、全景式描绘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不仅受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推崇,美国报业大亨李普曼也激动地说,“报告文学始于里德。”
能够目击并经历十月革命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是里德的机遇和幸运,还有他作为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嗅觉。1916年传来俄国革命的消息,使他感觉到俄国即将发生巨大变革,于是1917年8月,他同妻子露伊斯动身前往俄国。他在充分采访社会各阶层之后,恰逢列宁从斯莫尔尼发出起义的号召。他亲耳听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并目击了红军水兵在彼得格勒进行巷战,并随军进入冬宫。临时政府被推翻,他又见证了列宁在圆柱大厅宣读《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红军平息克伦斯基叛乱、莫斯科红场举行烈士葬礼,直到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政府他都参与其中。约翰·里德全程经历了这一人类历史大变革,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令人羡慕的。
里德不仅是才华出众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像欧洲资产阶级把共产主义作为“幽灵”一样,资本主义世界也把世界革命当作“怪兽”,极尽诽谤造谣之能事。他们诬陷红军水兵进入冬宫强奸了女电话接线生。里德以目击见证人的身份写道:水兵们进入电讯室,看到这些漂亮的女接线生,发出尖叫,吓得不知所措地自动退出了电讯室,女接线生们毫发无损。里德的目击报道发出后,攻击红色革命的不实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十天》是一部文献式的报告文学,布局宏大严谨、剪裁得当,叙事精彩动人、引人入胜。早在1934年,美国新闻泰斗李普曼就称赞说:“你的文章是多么精彩……,你具有匠心慧眼,你的表达能力是无懈可击的。”1935年塞尔维亚报告文学研究者T.巴克说《十天》是“古典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
无怪列宁说:“我以极大的兴趣和不懈的注意力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不仅肯定了这部书的政治意义,还特别称赞他对十月革命“做了真实地、异常生动地描述。”在20世纪末,美国20所大学评选“世纪百年优秀图书”,《震撼世界的十天》名列其中,经过历史的检验,《十天》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
在此之前,高尔基于1905年写了特写《一月九日》,控诉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905年1月9日血腥屠杀工人徒手和平请愿事件。沙皇为此要逮捕和处死高尔基。鲁迅看了这本书,特意为这个短篇写了《小引》,极为热情地称赞高尔基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说他的作品是“有很大意义的”,他很敏感地说:特写是“无祖国的文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报告文学”。他推崇这种新体裁说,这才是“脱离了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的”先进范本。鲁迅虽然没有提出“报告文学”之名,却明确指出它是与劳工大众相结合的新式文学范本。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月28日,斯大林以激昂的语言、崇敬的态度,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演说《列宁》。与此同时,高尔基写出了人物特写《列宁》(苏联把报告文学称为“特写”)。他以文学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列宁光辉的斗争生活,亲切可爱的领袖形象,和幽默活泼、甚至带些天真的性格。这一篇幅不长的报告文学内涵十分丰富,人物形象异常丰满,细节颇为感人,语言极其生动,开创了以单个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形式,是国际报告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至今对我们写人物报告文学仍有借鉴的价值。
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头羊,高尔基深知,迅速反映现实,鼓舞人民战斗的报告文学的重要社会作用。1928年,他亲手创办了苏联第一份报告文学杂志《我们的成就》。在他的带领组织下,苏联的报告文学迅速发展。他还通过报刊发起并编辑了《世界第一日》报告文学集,反映全世界劳工大众的日常生活。在高尔基的倡导下,苏联各地作家投入了工厂史、村史、国内战争史、名人传记、纪实文学写作。报告文学成为推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助力和推手,一直延续到苏联集体农庄建设和第二次卫国战争,涌现了法捷耶夫、波列伏依、奥维特洛夫斯基、奥维奇金等一大批著名的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家。
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吸引了众多的欧美社会活动家、文学作家和新闻记者的目光。这一时期有一位逆行者,却把目光投向了亚洲东方的中国,他就是用德语写作的捷克籍记者埃尔贡·基希。他是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新闻记者。1905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先是在欧洲,1921年在德国,1926年到非洲,1928年到美国,1930年到苏联,1932年到中国,可称走遍欧亚非大陆。他在欧洲被希特勒逮捕,他的书被当作“禁书”焚毁,这更激发了他反法西斯的热情,并以此为基调写出了大批报告文学。他的作品短小精悍,新闻性和文学性都极强,尤其是把电影“蒙太奇”手法率先用在报告文学上。他明确宣称自己是“怒吼的新闻记者”,是“坚定的报告文学者”。1935年他在巴黎“保卫文化大会”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著名演说。
他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作品就是《秘密的中国》报告文学集。由于“八·一三”抗战,中文版纸型毁于战火,未能出版。周立波保存了珍贵的一本校样,一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才正式出版发行。《秘密的中国》比《西行漫记》早几年写成,他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上海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和压榨,以及中国工人正在觉醒。报告文学评论家T.巴克说:“在他的关于亚洲和中国的书中,可以听见战斗咆哮的声音”。《秘密的中国》原有23篇作品,现在中文版只保留了22篇,都是精短而又辛辣的报告文学作品。书中既有生动的叙述,也有严肃的调查,既有作者的评析,又有独特的想象,还运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把报告文学的写作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既符合他所宣称的报告文学“是调查研究的文学”,确保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又以艺术的手法再现生活的实景。他的作品对中国抗战时期一代作家有深刻的影响,周立波、冯牧等在战场的行军包里就背着《秘密的中国》的纸型本,以便从中学习。
19世纪到20世纪,在报告文学崛起的大浪潮中,中国作家没有缺席。一些对社会大变局深为敏感的、追求社会正义、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率先投入报告文学的写作中,典型代表人物就是瞿秋白和周恩来。
瞿秋白1920年被上海《晨报》招聘为特派记者,1月25日到达莫斯科。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考察两年,写了大量通讯报告,在《晨报》发表后结集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他在书中称赞“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产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作者在《饿乡纪程》结尾以石破天惊、龙吟虎啸之笔书写了“十月革命”带来的“世界之裂变”,并预言“十月革命”之赤焰也必然燎原于全球。本书最大的亮点是瞿秋白于1921年6月赶上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发言。瞿秋白是第一个将列宁的形象介绍给中国的报告文学家。他以热情而炽烈的语言,描画了坚定抗击国内外逆流的领袖和舵手——列宁意气风发的英姿雄采。
周恩来在天津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到1924年,他以天津《益世报》记者的身份前往欧洲考察,报道欧洲的工人运动,同时和旅法勤工俭学生密切接触,在法国住了三年多,写下了30多万字的《旅游通信》,先后在天津《益世报》刊发,如《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等。他以严肃认真的调查、实事求是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锐利深邃的政治目光,报道了作者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文笔流畅,风格豪放,既有生动的现场目击纪实,又有闪烁真知灼见的评论分析。周恩来的旅游通讯和瞿秋白的访俄报告,可以说是开中国无产阶级报告文学之先河。
另一位就是胡愈之先生。胡愈之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1928年流亡法国,入巴黎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从巴黎乘国际列车经波兰进入苏联边境,他看到了雄赳赳的苏联红军士兵,称他们是“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前线守卫者”,然后乘车前往莫斯科。他本来只有过境护照,曾申请希望在莫斯科停留一周,没有得到允许。进入到莫斯科后,经莫斯科“世界语学会”朋友的帮助,把他带到克格勃设在车站的办公室询问,并与市政府联络,竟然允许他在莫斯科“停留一周”。喜出望外的胡愈之便用他当编辑的笔,记下了自己在莫斯科的见闻。短短七天,他写了41篇通讯,从苏维埃到幼儿园,从列宁墓到工人住宅,从中央电信局到纺织厂,从生产竞赛到劳动娱乐,从克里姆林宫到国家银行……看似他偶然得到“停留七天”的签证,其实是作者仰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意安排,以便向国人报告苏联新气象。仅“获得七天签证”只不过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借口而已。这本41篇的通讯集,由于作者文笔优美,叙事简洁扼要,兼有自然景物的衬托,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确实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之滥觞。通讯对十月革命的赞扬时时流露于笔端,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奴隶打破了锁链以后,奴隶便是大勇者。不然对于苏联产业超过亚美利加(即美利坚)的速率便无法解释了。”
巴黎公社革命的兴起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人类的曙光。伴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世界人民的觉醒,这一个大的历史环境营造了报告文学初步蓬勃发展的社会条件,出现了一批经典报告文学作品,这是国际报告文学的初潮时期。
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大变局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发动对欧亚的侵略战争,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是一个简略的说法,其本质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首先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制造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由此中国人民开始了14年的艰苦抗日战争。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350万德军向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联人民开始了5年的卫国战争。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发动侵略战争,其目的就是妄图称霸世界,奴役各国人民,因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就应该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中国人民经历与日寇14年的血战之后,1942年底日军发动偷袭珍珠港事件,美军才参加到反法西斯战争行列。所以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承受了德、意、日法西斯军队的疯狂进攻,同时也进行了殊死反抗。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牵制了大量日本侵华日军,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近百万余人,国民党正面战场消灭日军也达50万人,国共抗战共歼灭日军150万余人。中国军民惨遭屠杀和抗日牺牲达3500万人。在欧洲主战场苏联,牺牲军民2700万人。特别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可歌可泣事件万万千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身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作家纷纷换上戎装,有的参军奔赴前线,有的奔赴延安踊跃参加敌后抗日救亡斗争。有些人本来就是新闻记者,而有的诗人、小说家也纷纷拿起笔来写作及时反映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
最早打出抗战报告文学旗帜是1932年4月1日由阿英编选、南强书局出版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1932年进攻闸北,发动了“一二·八上海事变,共产党人阿英(杨杏邨)很快收集报纸报道上海军民抗日英雄事迹,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汇编成册,序言中明确地说;“所谓 Reportage(报告文学)是近代工业化社会产物,要有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感情,”以及“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汇编分“几番大战”“火线以内”“战区印象”等六辑,最快最生动地报道了上海军民的抗敌事迹。1938年杨俊豪在《怎样写报告文学》中指出:“在中国,自从1931年以来,报告文学已经因了客观的需要而奠定了基础。”(北新书局驻粤办事处出版)自此,拉开了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报告文学的序幕。
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成了抗战中心,广大爱国青年和文艺家纷纷奔赴延安红区,卞之琳、丁玲、肖乾、阿英、何其芳、刘白羽、丘东平、杨朔、沙汀、穆青、魏巍、曾克、雷加、周而复、周立波、欧阳山、黄钢、冯牧等在延安写出了大量报告文学。红区的报告文学如井喷般发展,记录了陕北、晋察冀敌后军民抗战的故事。毛泽东曾对丁玲、欧阳山写的《田宝霖》、黄钢写的《我看见了八路军》直接予以表彰。
中国作家所写的抗战报告文学及时报道了震撼中国大地的抗日斗争,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英勇抗日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中涌现出来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作品中既有战斗特写,又有社会风情图画,表现了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世界,以及八路军和老百姓亲如家人的深厚情谊。沙汀的《记贺龙》、白朗的《一面光辉的旗帜——赵一曼》、沈重的《盘陀山五壮士》、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周而复的《白求恩》等都是报告文学名篇。正如刘白羽后来所说:“那森林间、旷野上、硝烟中、风霜下的每一个战斗者比米开朗琪罗的雕塑美,比拉斐尔的画美。”
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仅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血与火的记录,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光辉篇章,也是国际报告文学中的宝贵财富。由于战争环境,这些作品大都是精短的乐章。其中沙汀的《记贺龙》是一个中篇作品,写出了一位平凡而伟大,朴实而辉煌,叱咤风云而又满怀柔情的具有家国情怀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形象。这些优秀报告文学均收入《中国报告文学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结集出版),以及笔者和杨如鹏主编的《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中(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笔者在《烽火硝烟谱写出宏伟历史画卷——论延安时期的抗战报告抗战文学》中另有详细评述(见《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国统区的作家、记者,除阿英主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赞扬了十九路军血战闸北的作品集外,女战地记者谢冰莹(1926年曾参加过北伐),1937年再着戎装,组建“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担任团长,随国民党军队转战大江南北,目击台儿庄大捷。她置生死于度外,在行军中医护伤员,途经武汉遭日军轰炸,晕倒在地,仍随军赴前线,因病滞留武汉同仁医院,在病榻应天马书局之约,将战区所见所闻,集为《新从军日记》,1938年由李宗仁题词,在武汉天马书局出版,竟没有一文稿费。这是一本战地记者以日记形式所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与战士、难民同甘苦,记录了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惨烈和难民所受的摧残。作品真实生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报告文学作品。此外,还有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杨朔的《潼关之夜》,李蕤写1942年河南在艰苦抗战中遭遇大旱的场景。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跋涉千里,报道国统区和红区军民的英勇抗战。1935年,他从成都出发,途经原始森林,爬过雪山,走了一段红军经过的路程,从陕北到青海,报道了刘志丹领导的反对捐税斗争;1936年他化装成一名商人,从绥远入今内蒙古到宁夏,穿越大戈壁,又回到绥远采访了指挥著名的百灵庙大战的指挥官孙兰峰,赞扬了晋绥军抗日的英勇斗争。西安事变后,他没请示《大公报》总部,通过傅作义在西安见到了周恩来,在听到周恩来介绍共产党抗日主张后,请求到延安采访,经周恩来安排,1937年2月6日前往延安。令他意外的是,一进入延安就见到了墙头上悬挂着“欢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访问延安”的大标语。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张闻天和文化人丁玲等延安知名人士。回到上海,他的报告文学连续在《大公报》发表,虽然蒋介石勃然大怒,也无可奈何。范长江的报道编集为《塞上行》,1937年几乎与斯诺的《西行漫记》同时在上海出版。范长江成为中国记者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和陕北红区中国人。胡愈之后来说:“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震撼全国的杰作。”
1944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陕北参观访问43天。赵超构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赵超构以忠于事实的严谨态度,深入边区各行业、厂矿、机关、农村、学校,对中共的干部政策、土地政策、民族政治、群众工作、文艺动态做了全方位的报道,特别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切朴素、一心为民的风范做了生动的描写。1944年10月,他的访问记《延安一月》首次在重庆出版。打开了国统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扇窗口,令人耳目一新。周恩来后来称赞说,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西行漫记》。
抗战期间,国统区记者描写火线的还有柔石的《战地一日》、白苇的《火线上》、戴叔周的《前线通讯》。描写资本家剥削和战乱造成人民痛苦的名篇有夏衍的《包身工》、肖乾的《流民图》、《宿平山麓之哀鸣》、李乔的《锡是如何炼成的》等等。
从1931年抗战初期到1945年国国共合作全面抗战。计有“一二·八”上海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长沙大会战、临沂战役、保卫大武汉、百团大战等等,都是中国人民抗战的英雄史诗。尤其是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14年的敌后游击战争,更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斗争高亢的英雄战歌。由于当时中共领导的延安,有大批进步文化人聚集到敌后前线,写出了大批量优秀的报告文学;而国统区,亲赴前线的记者比较少,也由于国民党军整体一溃千里,所留下的作品不如红区的报告文学壮观。当然,描写正面战场几个大战役的作品,包括国际支援的陈纳德飞虎队开辟驼峰航线的战斗事迹,都应该做进一步的发掘,以反映中国人民14年英勇抗战的历史全貌。
从国际报告文学的角度看,外国作家所写的中国人民抗战报国文学也是璀璨夺目,成为报告文学史上亮丽的风景线。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三S”(斯特朗、斯诺、斯沫特莱)。埃德加·斯诺(1905—1972)。受宋庆龄、鲁迅的影响,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1936年秘密访问陕北保安,会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采访了红区军民,写下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从1928年到1936年,斯诺已经在中国待了八年。他目睹了外蒙古饿死25万人的大饥荒,他看到的河南的大洪水,致使无数人无家可归,他也看到了外国人在悬挂着“中国人不得入内”牌子的租界花天酒地。他经历了日军进攻上海,闸北难民蜂拥逃离,更看到了国民党贪污腐败,热衷内战,“攘外必先安内”的腐败国策。他问道: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起来反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得不到回答。恰巧宋庆龄收到陕北中共的信函,希望派一位公正客观的外国记者到红区访问。斯诺在“一二·九”运动中接触了共产党青年,随后又认识了宋庆龄、鲁迅。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和马海德在我地下工作者刘鼎的护送下,到达陕北保安。党中央安排当时主管外事的毛泽东接待斯诺,二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起初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史,谈了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继而,斯诺坚持要毛泽东谈谈“个人”。毛泽东在被追问下自述了他本人的自传。斯诺又亲自采访了红军战士和红区老百姓。采访后带着几十个胶卷和十几本笔记回到上海,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斯诺得到妻子海伦·斯诺的很大帮助。1937年《红星》首先在英国戈伦茨出版公司出版 ,头一个月就发行十万册,让西方世界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一心抗日、官兵一致、政府廉洁、妇女解放,一派朝气蓬勃景象。尤其是书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一章,是毛泽东亲自口述的传记。西方人士由此破除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看到了中国的曙光。西方理论界、新闻界人士一直称赞斯诺是“发现毛的哥伦布”,《密勒氏评论报》《纽约时报》《太阳报》《新共和》《星期六晚报》纷纷发表评论,称赞这部书是“本世纪由记者完成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功绩”。上海地下党将斯诺友人王福时的译本定名为《西行漫记》,以掩盖国民党特务的耳目,由胡愈之以复社名义出版。新书一出版,处在迷惘中的中国热血青年纷纷传阅,他们对陕北的“红星”心向往之。一年内有两万青年秘密前往延安参加抗日斗争。这样,一本由美国年轻记者斯诺以“新新闻主义”手法和中国古典小说的章法结构相结合所写的报告文学震惊世界,成为当代的史诗性的报告文学作品。
《西行漫记》风行全球80多年。不仅当时的青年争相传阅,几十年后连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时,还在机舱中阅读这本书,随行的美国记者人手一本。到目前为止,20种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全世界销量达千万册;在中国仅1978年重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内销售300万册。发行青少年版的《西行漫记》之后又销售140万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官方统计,“文革”后的总销量为600万册。世界上,一本书传播如此广泛、如此久远,实属罕见。英国《大百科全书》主编丁纳·杰·阿德说:越是最广泛传播的作品,越是伟大的作品。为什么《西行漫记》如此畅销呢?有人概括说:“文笔活泼、故事性强”是主要原因。我认为这个评价是远远不够的,它的艺术魅力至今还未被掲示和认知。笔者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天才的记者和报告文学家,他善于将西方的“新新闻主义手法”和中国古典文学技巧相结合。比如:在艺术表现上,他不仅善于以极简手法刻画人物形象,绘声绘形地描画战斗的场面,还善于运用对比手法、电影蒙太奇艺术手法,以及把个人感受和精辟的分析、议论相结合。在结构方面,则采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章回小说手法,以递进和连环式将人物故事串联起来。这种融通中西文学艺术技巧的高超写作艺术,使他赢得近百年中外读者的喜爱,因而成为20世纪报告文学不朽的经典著作。美国麻省大学新闻系平克姆教授说:《红星照耀中国》对美国国际报道在心理上和专业上的影响,就是“在质量上有了飞跃”;索尔兹伯里也说:《红星》“改变了美国报告文学的写作标准”。(在北京大学《西行漫记》发表5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另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她比斯诺来中国要早些,并且同红军有较多的联系,先后写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报道作品。1937年,她一再恳请采访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经过持续一年之久的采访,她写出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到1949年才正式出版)。正如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对于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人更高贵、更崇高的描绘对象了。史沫特莱用自己的笔把中共传奇人物、红军最高统帅朱德的朴素而亲切、平凡而伟大的光辉形象立体地描绘出来。在世界军事统帅中,似乎没有一个军事统帅被写成“农民老大爷”的样子。和斯诺不同,斯诺描写了延安众多的领导和精英人物,也写了普通战士和红区印象。史沫特莱则是通过朱德个人的经历,同时展现红军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一部经典的个人传记式的报告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史沫特莱运用“双重焦点”的写法,一方面用史笔叙述革命历史事件,另一方面聚焦于中心传主的生平、家世、个人性格和风采等。她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开拓了报告文学的一种范式,塑造了朱德将军的壮丽而又亲切的青铜般地塑像。正如为本书专线撰写序言的作者所说:在描写30、40年代中国革命作品中,《伟大的道路》在这一类书上名列前茅。
“三S”中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早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就来到中国。和宋庆龄有密切交往,在汉口采访过宋庆龄,采访过省港大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写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她在根据地访问过朱德、贺龙、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在汉口采访了周恩来,写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讴歌中国人民的抗战。最著名的是1946年8月6日她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的“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通过斯特朗的报道传遍全世界,流传至今,成为历史名言。
与此同时,一些英美记者也创作了中国抗战报告文学。时任美联社记者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诺夫妇的朋友贝特兰的《华北前线》,英国班威廉·克莱尔的《新西行漫记》,美国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都是有名的报告文学,尤其是贝尔登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震撼世界》,颇受中外人士重视。
在抗日战争中,有些美军将领也到过红区,接触到中共高层人士、战士和平民。他们将自己的见闻和个人在华经历写成通讯报告,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如埃文斯·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史迪威的《中缅印战区史》都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应该一提的还有日本女作家长谷川照子(中文名绿川英子),旅居中国四年,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早在上海“八·一三”事件中就写了《中国怒吼》《爱与憎》,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并用世界语写了不少反侵略的通讯和宣言,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显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14年,受尽了苦难。除了中国作家、记者出于民族大义所写的报告文学外,记录这段历史的还有一些外国友人的目击证言。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记录,除了拉贝的《拉贝日记》,还有20世纪末发现的一本美国女性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的《魏特琳日记》,尚鲜为人知。魏特琳是一位美国教师,1912年志愿到中国办教育。1937年,他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负责人。当年12月13日军攻入南京,大肆屠杀抢劫。魏特琳出于人道主义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冒着危险,将学校改为收容所,收进了近万名南京妇女、儿童,免遭日军屠杀蹂躏。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她写下了近60万字的日记,记录了日军犯下的暴行。这是一部客观真实的记录,可以说是“日记体报告文学”,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在她的笔下,清楚的记下了日军12月13日攻入南京后,对南京平民和脱下军装的士兵疯狂屠杀。12月15日她写道:“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地抢劫,摧毁学校,杀害市民,强奸妇女。”12月16日写道“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12月17日,南京逃出的妇女向她哭诉:日本兵跑进他们村子,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怀孕的女子被持刀破肚。这种血淋淋的记录是亲历的历史真实,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战后,日本有良心的作家以赎罪的心反思历史,用他们的笔揭露鞭挞日军惨无人道的罪行。作家森诚村一写下了《食人魔窟》(又名《食人的恶魔》一、二部),揭露了日本关东军细菌战部队的野蛮罪行,1981年在日共机关报《赤旗报》连载。作者经过大量第一手调查。写出了两部纪实报告。日军731部队用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的俘虏做细菌战“活体实验”,细菌种类有鼠疫、赤痢、霍乱、伤寒、结核、麻风、梅毒十多种,先后有3000人在细菌实验室折磨中死去。而且受害人在麻醉还没醒来时,就塞进焚化炉烧掉,其中有年轻的妇女和一到四岁的小孩,真是惨绝人寰,所以作者称之为“食人恶魔”。
这本书出版后,立刻在日本引起轰动,先后出版190万册,读者达百万人,继后受到中、英、美、法、朝鲜、加拿大、瑞典、南斯拉夫各国宣传机关和读者的关注,一致认为日军所犯下的罪行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相比,全世界为之震惊。《食人魔窟》作者说:“这使我感到这部纪实作品确实非同小可。”由于作者团队严谨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证言、照片、图片、遗物以及731部队军官的供词记录,可谓是铁证如山,推动了日本国民战后的反思。作者理直气壮地说:“如果有人把这部纪实报告当作虚构的作品,那就是对证人名誉的诋毁。如果诽谤者还有一点良心的话,我希望他们拿出足以抗衡本纪实任何一部分的资料。”显示了报告文学者的担当、信心和勇气。据最终统计,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1933年到1945年间,在中国残害军民涉及20个省,造成27万人死亡。这部报告文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的立证,使罪恶无可逃遁。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认为日本生物战研究情报对美国的生物战研究项目具有巨大价值,从而庇护了这些生物战犯免予法律制裁,并将其转移到朝鲜战场,杀害朝鲜人民。美国包揽了731部队全部生物战的实验结果和资料,最近揭发出德里特克堡实验室和美国操控下的上百个海外生物实验室,正在进行炭疽、霍乱、布鲁氏菌病、鼠疫、新冠等一连串病株实验,这正是日本731部队的延伸。所以作者曾打算写第三部《恶魔的地平线》,续写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恶魔的继续。
日本战败后,一些经过“中国战犯管理所”教育后幡然悔悟的日本军人,经中国政府宽大处理释放回国后, 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他们自我暴露侵略战争的罪行,于1956年该组织出版了一本《侵略》(原名《三光》),陈述自己在侵略战争中的罪恶事实 ,随后又出版了被释放的战犯岛村三郎的《中国归来的战犯》。这些战犯在苏联劳改五年后移交给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他们拒不认罪,抗拒改造,在管教人员耐心细致的教育后绝大多数态度有了根本转变。书中真实地叙述了他们在押期间,从拒不认罪到心悦诚服的转变过程。文中写道:“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是死有余辜的。”自己从一名京都大学的学生,逐步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魔鬼。这本深刻忏悔过去的纪实报告是对日本人后代的生动教材。现在以安倍晋三、岸田文雄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势力,不仅拒不承认侵略战争罪行,还在兴风作浪,掀起反华浪潮。日本国民应该多读一些日本人自己写的反战报告文学,以史为鉴,促使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在欧洲。1939年,中国人民已经进行了8年(1931—1939)的艰苦抗日斗争。欧洲另一个法西斯国家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于1939年9月突然发动闪电战,一举占领波兰。虽然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开辟了“反法西斯第二战场”,但法国是宣而不战,对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而在国内镇压共产党人。1939年5月,德法两军会战比利时,法军大败,德军长驱直入,随后英、法30万联军再次溃败,不到一年,德军全面占领巴黎。所以欧洲战场初期,并没有大的战役可言。在这一时期,欧洲作家也没有像亚洲那样,大批作家奔赴一线战场报道战争实况。诗人艾吕雅写了反战诗歌《和德国人约会》《活得问心无愧》,反映了抵抗运动。莫泊桑写了短篇小说《羊脂球》,揭露了法国上流社会对德国战领者的卑躬屈膝、出卖下层老百姓(羊脂球)的卑劣行径。共产党人作家阿拉贡创作了长篇小说《共产党人》,反映1939年到1940年6月之间,法共怎样遭受政府迫害。被审讯的共产党员对审判者说:“你们没有去打希特勒,你们只打共产党人,打了工人。”法国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游击战卓有成效,但是没有出现写实的报告文学作品。战后,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1905—1980)拿起笔,如实写下了在法国巴黎普通民众在德军占领下的矛盾心态。这篇纪实报告采用了全新的写法,就是以辛辣的笔把事实的描述变成议论,在议论的语句中包含着对满目疮痍、死寂一样的祖国的伤痛之感。文中反复出现“巴黎死了”“我们还活着”的字句,显得十足的无奈。作者直言:“我们败的太快,300万同胞(指法军被俘虏)在德国受尽磨难,法国出生率大为降低,还有什么战役的毁灭超过这一切?”维希政府作为伪政权,却要老百姓“面对现实”;而盖世太保经常半夜到清晨五点之间出动抓人。萨特以哀叹的语言说:我试图写出巴黎人是怎样体验沦陷生活的;国土被一分为二;巴黎不再是法国的首都了。作者讽刺同盟国英国对法国被占领的痛苦熟视无睹。作者和莫泊桑一样,善用反语,鞭挞讥讽上流社会和布尔乔亚们的卑劣。作者说:“全国都在与敌人合作,游击队员是我们的骄傲。”萨特像鲁迅一样,对尚未觉悟的法国人“怒其不争”,对抵抗法西斯的法国游击队员感到骄傲。这篇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力透纸背,其历史文献价值远胜过一些单薄爱国主义的道德说教。
在难以寻觅的欧洲抗战报告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一位15岁法国少女安妮在逃避德国纳粹迫害中书写的日记。这份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起写到1944年8月1日止,记下了两年多的苦难日子。安妮是一个15岁的犹太少女,原来住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当时德国的纳粹疯狂抓捕犹太人,安妮避难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他们一家和另外四名犹太人藏匿在他父亲办公室的密室中。安妮的日记一直写到1944年8月1日被害时止。他一家人因遭“检举”被捕,除父亲逃脱外,家人均被希特勒党卫军杀害,尸骨难寻。战后朋友将安妮的日记交托其父奥拓出版。日记1947年初版,1952年英译本出版。由于稀见有关法西斯罪行的文字记载,欧洲人痛定思痛,急于收集纳粹的罪证,寻找被杀害的600万犹太人的信息踪迹,于是《安妮日记》成为不可多得的苦难的实证。到20世纪末,这本书已发行2000万册。安妮在苦难中的厄运和成长经历,成了欧洲人回忆苦难的范本。这位15岁少女的日记被提高到了反省自己、反省欧洲的层面。小小的安妮当时已经认识到:在德国武装时期,欧洲的国家为了自保“都在睡觉”,这种鸵鸟政策,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来,安妮一家的避难地被作为博物馆,年均参观人数达60万人次。1955年安妮逝世50周年,阿姆斯特丹、纽约、伦敦还举行了纪念活动和展览。由此可见,在欧洲,反法西斯的纪实作品的稀缺和珍贵。
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和伤痛,特别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法西斯不仅用劳役和饥饿折磨犹太人,更为卑劣的是用武器和毒气杀害了110万犹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种族灭绝罪行。关在集中营中手无寸铁的人是无法反抗的,也无法记载敌人的暴行。所以,这一必须让人类牢记的史实,只能在战后通过采访、回忆、收集、整理才能成为文艺作品,欧洲战后出现寻找反法西斯斗争作品的热潮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作品有纪实的,也有虚构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辛德勒名单》。作者是一位亲自经历辛德勒救助而活下来的犹太人波德克。因为辛德勒拯救了1200名波兰犹太人(是波兰活下来的犹太人的1/4),因而感恩辛德勒。此人一直想把辛德勒的事迹公诸于世。从1950年到1980年历经30年,他遇到了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他愿意写这本书。1982年托马斯的《辛德勒方舟》(现为《辛德勒名单》)出版 ,立刻获得布克文学奖。波德克继续努力,又经过11年的锲而不舍,1993年电影《辛德勒名单》终于问世,辛德勒的事迹传遍世界,电影当年获奥斯卡奖,书和电影都成为西方反法西斯主义的经典作品。《辛德勒方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反法西斯重要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另一部作品是《最后一站:奥斯维辛》,1941年,德国纳粹在波兰建立奥斯维辛集中营,先后关押了130多万犹太人和其他受逼迫者。纳粹用饥饿、疾病、劳役,毒杀残害了百万人,奥斯维辛成为人间炼狱。作者埃迪·戴文德以第三人称手法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16个月的非人经历。繁重的劳动、极少的食物、死亡的威胁让人在痛苦、恐怖中度过,但囚犯之间也闪耀着互助、扶持、爱恋的人性光辉。作者客观公正的记录,为我们研究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欧洲反法西斯作品以反思和痛苦的回忆为主,鲜见有战斗性的作品,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苏联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从1931年算起,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1941年,苏联开始卫国战争,也苦战了5年。法西斯侵略者开始侵略欧洲时,英、法政府起初实行绥靖政策静坐观望,军队屡战屡败。美国一直到1942年珍珠港事变才被迫参战。此后欧美盟军在诺曼底胜利登陆,最后是中、苏、美、英四大国共同结盟,于1945年8月1日,德、意、日法西斯相继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是历史的主宰者”,一切帝国主义分子都应当明白这一真理,无论暂时多么强大,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头破血流,落得彻底失败的下场。和西欧其他国家不一样,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们的报告文学和其他文学样式都有不少优秀的作品问世。1942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向苏联发动进攻。经过艰难的初期抗战,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从前线到敌后均展开了英勇的反侵略战争,大批作家、记者涌上前线,以笔为枪,记录下了苏联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促生了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谱写战斗中许多英雄人物;回顾了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艰难而又不屈的英雄故事。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特写)十分抢眼。在卫国战争中最突出的记者是波列伏依(1908—1981)。他1941到1945年,作为《真理报》的记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莫斯科战役,又随苏军攻克柏林,写了近百万字的战地笔记,汇总出版题为《随军采访四年》,他还写了《我们是苏维埃人》等战地通讯。最著名的是报告文学《真正的人》,写一位腿部截肢的飞行员,经过刻苦锻炼,重上蓝天的故事,十分感人。作家艾伦堡也写过许多战地通讯。然而,更多写苏联反法西斯战争重大战役和军事将领的纪实文学出现在战后,在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纪实性文学创作达到高潮。1982到1983年,这些带有小说色彩的纪实文学出版了20多部,如阿达莫维奇和格拉宁的《围困纪事》,写列宁格勒军民被围困900天,历经艰苦而坚决不屈服的事迹。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轰动全国。这位女记者采访了200多个城市村庄,听取了500多人的回忆作品。艺术性、真实性很强,改编成电影也在中国上映过,非常受欢迎。反法西斯战争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卡尔波夫的《统帅》,作者以真实的事实、文献资料为依据,通过蒙太奇拼接加上作者的抒情,画面生动,情节感人。他以编年史的形式描绘了红军将领彼得洛夫的功勋和曲折,再现了这位将军的雄才大略和忍辱负重,再现了敖德萨保卫战、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克里米亚歼灭战的壮丽情景,作品中振奋人心的画面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和史诗价值。1986年《统帅》获得苏联国家文学奖,不过这属于“纪实文学”,还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同类作品还有西蒙洛夫的《生者和死者》。这些作品都是高尔基开创的报告文学在苏联的延伸和发展。
20世纪,在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亚洲的主战场,苏联是欧洲的主战场,两国人民各付出了几千万国民牺牲的代价,进行了现代史上最艰难的几十次战役,消灭了日、德法西斯军队的绝大部分兵力。欧洲战场的开辟先是英、法军队的溃败,后有戴高乐游击队的坚持。而美国也是在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参战。但是,在“欧洲中心”的思维定式支配下,他们往往漠视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贡献。每当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他们只庆祝盟军的所谓“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胜利,而罔顾其他,这是历史的错位,应该予以纠正。
通过中国和苏联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历史,看到人民的英勇无畏,看到正义战胜邪恶的辉煌。所以世界反法西斯报告文学是有价值的历史,是生动鲜活的教材,是人类后世应予秉持进而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反人类战争的旗帜和号手。
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应运而生的国际报告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涌现大批有正义感、有历史担当的报告文学家、纪实文学家,这是历史的必然,因而自然也是国际报告文学的一个堪称辉煌的历史时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使各国人民跨越意识形态,短暂地团结在一起。但二战后,由于资本主义贪婪扩张的本性挑起世界冷战。全球分为两极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论,世界分为三极,更准确地说,提高和彰显了新兴国家的地位。随着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提出 并挑起颜色革命,当今世界又裂变成多极世界。美国因为二战从未波及本土,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科技精英,大力发展科技和军事产业,以美钞作为流通货币形成了世界美元霸权,逐渐形成为金融垄断、超级霸权主义国家。7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280次大的武装冲突,有210次是美帝国主义挑起的。它无端侵略别国,制造政治骚乱和颜色革命,造成全球几百万平民伤亡,几千万人流离失所。同时,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劳资矛盾更趋尖锐化,本国劳动人民富则愈富,贫则愈贫。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劳工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更为残酷的剥削。帝国资本主义反人类的倒行逆施不仅不会使他强大,他的日暮途穷正在一天天显现出来。在这近百年的世界大动荡、大改组的多变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报告文学家依然站在劳工方面,写出了不少著名的反资本主义剥削、反对外来侵略的报告文学作品。国际报告文学处于后工业化时代,呈现出多元态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阶段,引起公众热切关注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
1.欧洲在德国兴起了工人文学
二战后,西德的工业经过十多年的重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工人的剥削加重,劳动力需求增加,劳资矛盾日益严重。联邦德国1961年成立了“六一社”,1970年成立了“写作社”,形成有组织、有纲领的新型工人文学运动,反映劳动群众的诉求。最突出的代表作家就是工人出身的君特·瓦尔拉夫,他主张以“非文学的简单的语言,靠亲身的经历,真实的描写工人的劳动、家庭生活。”“写作社”为此编辑了第一部报告文学集《起重机倒了——来自劳工界的报告》,收入17篇报告文学作品,于1970年出版。报告文学家瓦尔拉夫深入工厂企业,在传送带做劳工,参加工人的活动,依据亲身体验,写出《我们需要你》《十三字则不受欢迎的调查报告》,揭露资本家一味追求利润,残酷剥削工人的事实。瓦尔拉夫和另外一位作家恩格尔曼又合写了《你们在上,我们在下》,进一步揭露了西德的劳资矛盾。瓦尔拉夫为了持续写作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的报告文学,他戴上黑眼珠的隐形眼镜,把头发、胡子染黑,化装成土耳其外籍劳工。他在工具包里装着录音机或摄像头,一边干着苦力,一边记录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场景。1985年出版了报告文学《在底层》,工会欢呼,市长震惊,一下子创下西德战后的畅销书记录,四个月销售180万册。
与此同时,作家拉·斯勒德尔夫和沃·尼斯曼合写的《摩加迪沙行动》,写德国警察局的反武装劫持行动,挽救了飞机上82名乘客。作者追踪采访事实,人物大多用真名实姓,故事生动,情节紧张动人,扣人心弦,是最早的反恐报告文学。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善于采访世界知名人物,她写的《风云人物访问记》,以独特的采访风格和写作手法闻名于世,因而被赞扬为新闻界的“铿锵玫瑰”。她也是欧洲战后著名的报告文学家。
2.美国报告文学顺势崛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朝鲜战争脱身后又发动侵越战争,美国人民处于极大的不安之中。由于美国立国很晚,19世纪没有什么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由马克·吐温开创的写实报告文学延续下来,人们比较关注现实生活。战后美国经济膨胀,社会矛盾加剧,混乱现象丛生,纪实性作品大行其道。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皮尔金顿所说:“目前在美国,传统文学、政论作品、各种纪实的非虚构小说都在成功地与长篇小说相匹敌。事实的可信性,引起读者更大的信赖。”另一位教授多琳·福勒说:“在美国,许多人目前并不看长篇小说。因为他们不相信它,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些虚构的东西和明知道不真实的东西?”英国评论家戴维·洛奇说:“我们的现实是多么非凡、可怕和荒谬,以致它的习以为常的现实主义再现手法不再是完全合适的了。……艺术在通过个别表达一般的时候,已无力与生活作同等方式的竞赛。”(见《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同时,美国民众对旧的新闻模式也感到厌倦。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纪实性的“新新闻主义”在文学界和新闻界应运而生。美国公认的带头羊就是卡波特·杜鲁门。他根据1959年11月15日在堪萨斯州霍尔科姆小镇发生的一桩凶杀案,通过对罪犯、受害人及邻居的采访和官方记录,写了一部风格独特的纪实文学《冷血》。这种将新闻事件精细化,并加入作者评论的写法,大开美国读者的眼界,一时受到媒体热捧。美国评论家协会称《冷血》为“20世纪最伟大的图书”。《纽约时报》说:“它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好的纪实作品”。并入选兰登书屋“百年百佳经典文学”。评论界人士将其称为“New·jornalism”(译为“新新闻主义”。而作者则称之为“Non-fiction·novel”译为“非虚构小说)。《简明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词典》对“非虚构小说”的定义为“以小说、戏剧性的技巧来叙述真人真事。美国作家卡波特·杜鲁门自称早在1966年首创这一流派。”颇有权威的《美国新闻史》(埃德温·默克尔等著)也不好给它下定义,只表示“一般说来,它是指运用记者自己的感受和访问手法,从人物内心获得对某一事件的观点,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资料,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手法。它是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绘方面。”这一概括和《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词典》中的词条也不完全对口。然而,在媒体的吹捧和迎合60年代读者的口味方面,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的非虚构小说形成了一个写作潮流。这类作品十分畅销,一时间出版量是虚构小说的三倍。这类作品有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描写西部地区的犯罪故事;约翰·艾荣的《戈尔普的世界》,揭露美国现实的社会问题;奎特尼的《黑社会势力的恶性循环:市场黑手党》;拉辛·拉蒙的《校园惊闻》,揭露教育腐败和大学师生的龌龊生活。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调查采访了数百人,甚至有大量的录音资料,但作者是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人物也不完全用真名实姓。这类作品到底应该归入传统的虚构小说还是报告文学?在美国也莫衷一是。我觉得这种既有纪实也有虚构文学作品,应该就是“纪实性小说”。它不是马克·吐温、约翰·里德、埃德加·斯诺所写的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美国流行自有它的道理,可以留给后来的学者去定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诺曼·梅勒是“新新闻主义”作品多产的作家。由于他本人的反战倾向,对于1961年美国扶植越南南方傀儡吴廷艳政权镇压人民反抗,1965年又将越战升级,狂轰滥炸越南人民共和国,梅勒公开发表反对越战的言论,并以记者和作家的身份参加1967年美国25万群众反对五角大楼的“华盛顿大游行”。之后,他写下了新新闻主义作品《夜晚的军队》。《夜晚的军队》虽然创造了“新新闻主义”写法,但他本人反复声明:他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写的”“非常注重事实”,所以是“非虚构”的。他调侃自己说:“如果这是一部小说,梅勒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就会同一个女人在一起,但这是历史。”这部作品于1969年获得“普利策非虚构小说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梅勒的这一重要作品,代表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不仅有真实的现场实感,还具有现实性和人民性,应该纳入“美式报告文学”范畴。
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霸权地位,决定了他在全球到处惹事,妄图左右世界的命运,这也是造成了美国自身社会动荡,突发事件常常发生。进入新世纪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不仅造成政治动荡,更引发美国人极大的不安全感。作家的风向又从“社会”转向了“个人”,在所谓“非虚构”的旗号下,各种自传和回忆录充斥文坛。“9·11”当天,美联社发了一张照片:一个男子从高高的世贸中心大楼跳下, 背景是被撞大楼顶部熊熊燃烧的大火。这一张图像成为美国人内心转折的标志物,人人都在拷问“他是谁?”从“他是谁”联想到自己“我是谁?”让美国人心中蔓延着一种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高度焦虑感。于是,个人传记、回忆录又流行起来。从2004年到2008年,回忆录出版量增加了400%。有职业作家琼·迪翁的《奇想之年》;谢莉尔·斯特雷德的《涉足荒野》;葛瑞格·摩顿森根据自己的经历,写自己在巴基斯坦死里逃生的《三杯茶》;也有写个人奋斗追梦达到职业高位的励志性回忆录,如引起轰动的杰克·威尔逊的《赢》。这些作品极大地引起读者广泛的共情和认同感。这种自述体的纪实也可以归入报告文学。但是商业社会市场的需求刺激了虚假纪实回忆录的写作。有些作者把虚构的生活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出版,虽然也含有个人和国家反思的意愿,但是为了以故事曲折和戏剧色彩吸引读者,不惜添油加醋,乃至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正如美国评论家利·吉尔摩所说:市场对回忆录的需求迫使作者为了销售,把小说标为“回忆录”,让人们相信这就是“非虚构”。这种把纪实文学扭曲变态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随意引进所谓“非虚构”的写作手法有可能破坏我国报告文学的生命——严格的真实性,从而使得报告文学误入歧途。(参见《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曾艳钰《生命力与生命政治:“9·11”后美国回忆录文学》)
3.纪实性报告文学风行
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代,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工业污染、黑道横行等社会乱象,为正直勇敢的报告文学家提供了大量素材,引发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在世界风行。英国作家格林写了揭露社会黑暗势力的《我控诉》,瑞典作家彼尔·魏斯特贝里揭露南非种族歧视的《在黑名单上》,日本作家山崎朋子描写妇女苦难的《山打根八号妓院》,吉左和子控诉污染公害的《复合污染》,等等。
和资本主义世界不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战胜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经过了73年的奋斗,从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步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文学作品一直追随着共和国的步伐,一代一代的报告文学家们记录着人类的这一伟大变革,反映了中国人民创造的无数奇迹。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共识就是:报告文学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是能更迅速、更鼓舞人心、更激发人民斗志的文学形式;它为全国人民注入正能量,促进国家繁荣发展,提高人民素质,引领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大量的优秀的报告文学,在国家设立的“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报告文学都有亮眼的成绩。国内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和“报告文学学会”,团结了国内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持续20多年,开设“报告文学研究“专栏,国内出版了几十部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著作。这无疑都促进了国内报告文学的蓬勃发展。
中国报告文学的作品丰富多彩,不仅是“国之重器”,而且引起国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73年以来,报告文学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国际报告文学领域都是独占鳌头。笔者在《新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见《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中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2012年,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从2012年到2022年,是极不平凡的十年,虽然后两年有疫情冲击,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稳中有进,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进入小康时代,科技创新不断向尖端冲击,国防建设向强军目标阔步迈进。
这十年,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枝繁叶茂 ,内容十分丰富。中国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感应的神经,时代发展进步的见证和记录者,紧跟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产生了大批量报告文学作品。作家和记者深入工农兵群众,奔赴大工程、大事件、大变革的现场,充分反映了这不平凡的十年,新中国又以震惊世界的面貌出现在东方。据估计,每年发表报告文学千余篇,出版长篇报告文学近百部。仅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申报报告文学的作品就有338(篇部)之多。报告文学的内容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变革领域,有重大事件的报告文学,如建党百年报告文学、抗击新冠肺炎的报告文学,有“外交为民”的国家撤侨行动的报告文学;有重大工程的报告文学,如跨海大桥建设、天眼工程建设的报告文学,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报告文学;有重大科技报告文学,如航天工程、“北斗”工程、探月工程、深潜工程、南极探险等报告文学;有生态报告文学,如赛罕坝造林、毛乌素治沙、减少碳排放的报告文学;有科技精英报告文学,如写袁隆平、黄大年、南仁东、刘云坦、辛育龄、钟南山、张定宇,张文礼等获重大科技贡献人物报告文学;有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如徐剑写火箭军发展壮大的《大国重器》,有量子、电磁研发,东风D系列、航母、潜艇、无人机研发报告文学;有民生问题报告文学,如生二胎、养老、上学难、看病难、农民工生存状态报告文学。这些报告文学繁花似锦,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新时代报告文学大潮中,新生代和后新生代的报告文学家合力群舞,以如椽大笔,书写大时代、大变革、大发展、大进步,奏响中华民族复兴的交响乐。这些报文学作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为灵魂,与时代同步为筋骨,以激情书写为血肉,以正能量为标杆,对报告文学写作进行了有益的创新探索。报告文学家们努力践行习总书记的指示“要书写英雄的史诗,书写人民的史诗,为人民立传”。这一时期涌现出立于时代潮头的报告文学家,如何建明、徐剑、黄传会、李鸣生、李春雷、王宏甲、赵瑜、蒋巍、丁晓平、党益民,哲夫、邢军纪,徐锦庚、张雅文、陈启文、郑旺盛、许晨、任林举、纪红建、李迪、长江、曾平标、欧阳黔森、钟法权等。这些报告文学家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政治热情,深入生活,以蹲点、代职、调研等方式,以激情如火的笔触描绘中国当代史上最火红、最光华的十年。他们或者沉入历史文献档案,寻访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回溯建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岁月,书写血与火的建党、建军、革命斗争中的历史或英雄人物。
这十年,近600部长篇报告文学和几千篇报告文学中,最亮眼的是建党百年、扶贫攻坚和全民抗疫的报告文学。
建党题材报告文学有新锐作家丁晓平的《红船启航》(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徐剑的《破晓——1921》、何建民的《革命者》、海江和凌翼的《孕育》、徐锦庚的《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等。这些作品或从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或以党的创始地(红楼)、或围绕党创始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来写。通过采访、调研、挖掘新的资料,阐发新的感受 卓有新意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背景、核心人物、相关事件,将这一开天辟地的伟业以风姿多彩的画卷展现出来,成为立体的、鲜活的历史教材和党史教材。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媒体评论不多的一部作品,就是金一南的《苦难辉煌》。这是一部集党史、军史、战史为一体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历时15年,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档案,仅有关长征的笔记就有百多万字。该书于2009年出版,到2016年已发行两百万册,成为广大青年学习党史、军史的好教材。作者有意识地回答“党旗为什么这样红”的时代之问。作品以生动的故事、曲折跌宕的情节,声情并茂地描绘书写了长征的千难万险,作品就像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最大的亮点就是鲜明、生动、深刻地展现了一个真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苦难选择了毛泽东,时代选择了毛泽东,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全书60万字,堪称一部新时代的红色经典报告文学巨著。
第二个亮点是扶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中国共产党高举“以人民为中心”的旗帜,迈进了这一新的征程。到2020年底,全国有1亿人口实现脱贫,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实现了中国先民2500年前在《诗经》中提出的“小康”愿望,这也是全球“减贫”版图上一大亮点。扶贫攻坚报告文学是国家主题,许多报告文学家深入生活,深入扶贫攻坚第一线,采访、驻点,亲身体验,写出了一大批情感炙热的作品,形成第二个报告文学“中国潮”。如李迪写了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湖南湘西18洞村变化的《18洞村的18个故事》;何建明的《诗在远方——闽宁模式脱贫纪事》;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书写了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提出的“闽宁对口帮扶”的典型 ,讴歌了相对发达地区帮扶边远地区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飞跃;徐剑的《金青稞》是作者用一步一个脚印量出来的,作者21次进藏,行程1万公里,写出了西域高原同胞在奔小康的路上的积极实践;藏族作家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讴歌了西藏人民脱贫攻坚,实现新农村发展的沧桑巨变的辉煌历程;王宏甲的《塘约道路》《走向乡村振兴》,作者走进“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区实地考察,写出了毕节县人民扶贫攻坚和振兴乡村的报告文学。在扶贫攻坚的大战役中,党中央下派270万党员干部,有的担任当地的“第一书记”,领导扶贫工作;有的扎根数年,有的牺牲在扶贫岗位上。他们把青春和汗水泼洒在农村、山区、边疆的土地上。
第三个亮点是全民抗疫报告文学。2020年,武汉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在党中央指挥下,海陆空三军和各地医务精英四万两千人像铁军一样支援武汉。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时间派出李朝全、李春雷、纪红建、曾散等组成作家小分队深入抗疫前线,他们写出的报告文学立刻在全国报刊发表,彰显了白衣天使和武汉人民并肩抗疫的动人事迹。其中李春雷写的《铁人张定宇》非常感人。张定宇是最先接受“新冠”病人的金银潭医院院长,自己身患重病“渐冻症”,他隐瞒病情,亲自指挥,亲自治疗病人,尊重生命,舍己为人,既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又展示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尚情怀,体现了当代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光辉,张定宇后来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同时,写其他抗疫楷模钟南山、张文礼、陈薇、李兰娟等,以及写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社区工作者、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志愿者的报告文学接踵连翩,百花齐放,从不同角度,奏响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心战疫的英雄凯歌,成为自抗美援朝以来,人民英雄群像在报告文学中的大展示,是社会主义中国史册中最美的篇章之一。这类报告文学中还有纪红建的《大战疫》、熊育群的《第76天》、张玮的《爱的川流不息》等作品。这些作品描写的抗疫英雄,被誉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或“最能爱的人”,是中华民族道德价值观的最新体现。
抗击新冠疫情是人类和病毒之间的世纪之战,其传播面之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一个国家治理制度是严峻的考验。美国是科技发达的强国,具有强大的医疗资源,但是“新冠”流行以来,美国三点八亿人口就有近一亿人感染,死亡一百多万人(美同CDC2023年3月发布数据),成为世界疫情死亡大国。中国人口众多 相对医疗资源不足,医疗科研相对滞后 ,老龄人口众多,但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人民团结一心,成功的“动态清零”措施,以人民生命至上的理念,成为世界上抗疫最为成功的国家(而不是国家之一)。后人怎样了解这段历史,怎样评价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靠枯燥的统计数字,我们中国报告文学家的作品也将成为最真实、最鲜活的历史记录。
这十年,中国新时代的报告文学,内容深刻丰富,形式创新多样,优秀之作难以尽数。拙文所述,仅及个人所见,难免遗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纪实文学”的国家,如果说《尚书》《春秋》主要是记史和记事,到了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把记史和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鲁迅是第一个将《史记》的文学性提到最高度的人,他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将司马迁的《史记》和屈原的《离骚》并列,可见其在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地位。《史记》是中国古代纪实文学的瑰宝,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基因之源,但《史记》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报告文学”。后来鲁迅把高尔基的报告文学《一月九日》称为“脱离书斋” “开始与大众相见”的“先进的范本”。茅盾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倡导者之一,在他的努力下报告文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的重要文体之一。国内有学者曾说报告文学是“亚流文学”,甚至看作所谓“非驴非马”“文学怪胎”,这些谬论是站不住脚的。
国际报告文学有近200年的历史。它是工业化社会来临,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作家、记者记录时代大动荡、大变革、大进步的新型文学样式。和虚构文学不同,它是历史和现实的见证者,又具有当代人审美的文学价值,因此它被认为是“鲜活的历史教材”。我在武汉1979年举办的“报告文学研讨会”上曾说:“报告文学是独立的文学样式,是当代艺术化的历史文献”。
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提出编选《国际报告文学经典作品选》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18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于资本主义本质体现出来的贪婪与罪恶,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巨人早就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是,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20世纪末“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理论家和辩护士、美国学者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将永远结束在资本主义制度。然而随后的世界大变革、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探索、实践和崛起,新中国无论在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今的抗疫搏斗中,都显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蓬勃生命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国际报告文学在记录近代社会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社会主义运动从兴起到新时代的历史进程,对人们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方面,比起其他文学形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200年报告文学的真实记录,历史会被资本主义辩护士做怎样的歪曲和篡改。因此,国际文化界日益认识到这种“跨国界写作”的报告文学文体在全世界思想、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巨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率先发现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社会作用。列宁和约翰·里德、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的友谊是人所共知的佳话;习近平主席2022年两次提到斯诺夫妇的著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近年,德国第一个设立了“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 有中、俄、印、美、欧洲的七篇报告文学作品获奖;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有研究中国报告文学的专业,出版了中国红军“长征”专辑;日本成立了“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会”,刊发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论文,举办了十几届日本“报告文学评奖”活动;美国堪萨斯大学新闻学院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程等等。由此可见,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方兴未艾,“国际报告文学研究学科”必将成为未来的新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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