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国明, 张慧敏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数据,中国成人的平均国民收入约为88870元,其中位于前10%成人的平均收入约为370210元,而位于中位数以下成人的平均收入仅为25520元,前者大概是后者的14倍(Chancel et al,2022)。可以看出,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问题不仅是当前发展阶段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工资不平等对中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贡献率已经超过30%(Khan et al,1998),特别的,由于技能因素引发的工资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Xing et al,2012)。研究发现,2000年中国高技能劳动工资平均比低技能劳动工资多33%,到2009年这一差距扩大到47%(Bai et al,2020)。技能工资不平等问题正在逐渐引起学界、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球化被认为是工资不平等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主要源于全球化收益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虽然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可以提高世界总体福利水平,但仍有部分人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陈斌开,2021;赵春明 等,202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增长大幅度下滑,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以“碎片化”生产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遭受重挫,全球价值链格局被迫发生调整与重构,而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内价值链贸易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内价值链强调国内资源的配置整合,即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由国内企业主导,充分整合国内供应、生产和销售各环节而形成的地域生产分工体系(刘志彪 等,2008;孔微巍 等,2022)。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差异明显,为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和比较优势的发挥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培育和发展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对于加快推动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上,国内价值链使得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通过上游参与或者下游参与区际分工网络向各地区转移和扩散(Isaksson et al,2016),有利于地区间的技术差距缩小,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刘志彪 等,2008;邵朝对 等,2019)。由于技术变革是影响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之间工资差距(后文简称为技能工资差距或技能溢价)的重要原因,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内价值链嵌入与技能工资差距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其能否成为缩小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内在动力?
与本文研究视角最为接近的文献是关于国际分工与技能工资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如经典的S-S定理认为,贸易开放会扩大发达国家内部技能工资差距,缩小发展中国家内部技能工资差距,原因是发达国家高技能工人相对充裕,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性产品,使得技术工人相对非技术工人的劳动报酬提高,而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基于离岸外包理论的分析认为,外包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能溢价都得到了提高(Goldberg et al,2007),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进行外包的产品对于自身而言可能是低技能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能是高技能密集型的(要素密集度逆转),因此外包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都明显提高,内部工资差距扩大(Feenstra et al,1996)。上述文献主要基于传统贸易核算方法测算生产分工程度,提出对技能劳动相对需求的变化是改变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但相关结论并无共识。
近年来,随着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Gonzalez et al,2015;盛斌 等,2021),本文则突破现有价值链与技能收入不平等的全球视角,就我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经验检验。本文利用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30个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地区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并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个体数据进行匹配,对上述关系进行考察。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国内价值链嵌入缩小了技能工资差距,通过促使技术更偏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引致对低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增加和工资水平上升以降低技能溢价。
相较过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不同于现有文献基于价值链全球研究视角的分析,本文基于中国省区市研究视角,采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考察国内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居民技能工资差距的真实情况。第二,在影响机制上,本文讨论了偏向性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两条可能渠道,增强了对价值链嵌入缩小技能工资差距的内在逻辑的理解。第三,从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视角扩展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的地区,其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亦越大,但国内价值链嵌入削弱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技能工资差距扩大效应。
(一)偏向性技术进步机制
理论上,国内价值链可以通过上游参与或者下游参与区际分工网络使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各地区转移和扩散(Isaksson et al,2016),有利于落后地区引进前沿技术,进而有利于高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发展,促进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然而,受国内市场分割和外循环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的低端化整合更可能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进而促进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因为当前我国国内价值链下游嵌入主要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而上游嵌入主要偏向中低技术产品生产,同时由于上游要素市场可能存在行业垄断和区域分割(刘瑞明 等,2011),使得知识、技术等资源较难在上游链条外扩散与流通,整体上可能使得国内价值链分工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另外,当前我国整体国内价值链分工程度仍然较低,尤其是东部地区主要嵌入外向循环的全球价值链中,导致国内价值链嵌入的技术溢出效应无法充分释放并达到有效吸收转化门槛,使得落后地区难以通过价值链的“学习效应”实现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除此之外,“中心-外围”理论也认为,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会使得原本对称的两个区域演化为工业核心区和农业边缘区,这种极化效应的存在也可能对地区技术进步方向和劳动力技能偏向产生差异化影响。
技术进步具有非中性特征,生产函数中投入要素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某些特定要素发挥的作用更大时将会提高这部分群体的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工资不平等。具体地,如果技术进步具有高技能偏向性,则技术与高技能劳动者的互补性要大于技术与低技能劳动者的互补性,高技能劳动者在学习与利用新技术上具有更强的优势,因而能够快速提高其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进而提升技能溢价(Acemoglu,2002);而如果技术进步具有低技能偏向性,则恰恰相反。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国内价值链嵌入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发展,促进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缩小了技能工资差距。
(二)产业结构升级机制
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同时存在着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一方面,嵌入国内价值链分工网络带来的地区间资源流通会使落后地区获得要素流动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为产业升级提供可能。在流入侧,参与区际分工可以从国内其他地区购买优质的中间投入品,使得生产技术和知识随着商品的交换得以转移扩散,而价值链嵌入地可以通过“链中学”来提升本地的生产技术与专业化生产经验,同时本土企业还可能获得价值链网络中国内关联企业的培训指导、组织管理经验等,这些都为本地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能性。在流出侧,参与区际分工则需要克服区际贸易壁垒,不仅要求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还要求企业能够生产满足高质量、多样化以及符合行业标准的产品,同时嵌入价值链的企业还面临着来自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这将会迫使企业改进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流程及技术,从而带动地区的产业升级。赵蓉等(2021)发现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有利于本土产业升级,而价值链分工地位不利于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国内价值链嵌入还可能会对地区产业升级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如果国内价值链嵌入导致“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这会造成落后地区的产业体系僵化,不利于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其次,如果区域间的价值链贸易是通过简单的资源转移方式进行且互补性较弱,则可能会出现同质化竞争,这将不利于地区间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最后,当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时,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可能导致高技术行业升级对低技术行业升级“挤出”大于“互补”,将会对本地相应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赵放 等,2014)。袁凯华等(2020)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内价值链主要是全球价值链的延伸,仍旧是加工组装模式的延续,整体偏好初级产品整合、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难以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
产业结构升级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对技能工资差距产生正向影响(李宏兵 等,2022)。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说2a和2b:
假说2a:国内价值链嵌入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技能工资差距。
假说2b:国内价值链嵌入会抑制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缩小技能工资差距。
(一)计量模型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内价值链嵌入是否会影响中国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借鉴Sheng等(2019)的研究策略,利用中国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结合各省区市数据来估计国内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wageijt=c0+(α0+α1nvcjt+βXjt)×collegeijt+γZijt+δjt+εijt
(1)
式(1)中,下标i表示劳动者,j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wage是实际工资收入,nvc是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变量,college是技能虚拟变量。
本文通过在明瑟工资决定方程中引入技能虚拟变量与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交互项nvc×college来捕捉国内价值链嵌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本文重点关注其系数值α1,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国内价值链嵌入会带来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的缩小。
Xjt是一系列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同样以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形式引入模型,用以控制其他地区层面可能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因素,包括实际使用外资情况(fdi)、物质资本(capital)以及研发投入强度(rd)。Zijt是一系列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用以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工资收入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年龄的平方(agesq)、婚姻状况(marriage)、工作经验(experience)、企业所有制(soe)以及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δjt是地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随时间可变的地区特征。εijt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劳动者实际工资收入的对数值(lnwage),工资收入主要包括一般性工资收入和其他劳动收入,本文使用以2002年为基期的各省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1)地区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nvc),定义为地区制造业的增加值作为中间投入流入到国内其他地区占地区制造业总流出的比重与地区制造业总流出中使用的来自国内其他地区中间投入占该地区制造业总流出的比重之和,即各地区制造业国内价值链上游嵌入程度与下游嵌入程度之和(盛斌 等,2020)。本文使用2002年、2007年、2010年及2012年中国30个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借鉴盛斌等(2020)的方法对省区流出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并借助世界投入产出表对进口中间品中回流的国内增加值与纯进口中间品进行区分,以更精确地分解地区流出的增加值。根据增加值的来源,最终将地区流出的总增加值分解为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吸收的本地区增加值、国外成分、流出后又返回本地区被吸收的本地区增加值、通过进口回流的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项,共计63项①。那么地区价值链嵌入程度可表示为:
nvcjt=nupjt+ndownjt
(2)
式(2)中,nvcjt表示t年地区j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nupjt表示t年地区j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上游嵌入程度,反映了t年地区j制造业作为上游供应者参与国内价值链的程度,刻画了价值链的分工职能。ndownjt表示t年地区j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下游嵌入程度,反映了t年地区j制造业作为下游生产者参与国内价值链的程度,刻画了价值链的分工获益。具体地,某地区制造业国内价值链上游嵌入度(nup)和下游嵌入度(ndown)的具体计算公式为②:
(3)
(4)
(2)技能虚拟变量(college),如果劳动者为高技能劳动者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参照卢晶亮(2017)的做法,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视为高技能劳动者。样本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2年的33%上升到2009年的44%,继而持续上升到2013年的46%,说明该时期内城镇高技能劳动者的供给增长较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自1999年起启动的“大学扩招”政策对人力资本带来的扩张性影响。
3.控制变量
(1)地区变量。参考卢晶亮(2017)、Sheng等(2019)相关研究,本文控制了地区层面其他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因素,主要包括:实际使用外资情况(fdi),使用地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除以地区的GDP来测算;物质资本(capital),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地区物质资本存量除以地区的GDP来测算;研发投入强度(rd),使用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
(2)个人特征变量。基于Sheng等(2019)等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影响工资收入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虚拟变量(gender),若为男性取值为1,若为女性取值为0;劳动者年龄(age)极其平方项,采用受访者的实际年龄来衡量;婚姻状况虚拟变量(marriage),若为结婚状态,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工作经验(experience),使用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来度量;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soe),若劳动者任职于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根据劳动者所从事的行业进行分类,并作为行业固定效应予以控制③。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涉及四类:(1)2002年、2007年、2010年及2012年中国30个省区市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④,用于测度各地区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其中,200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与区际经济联系》,2007年、2010年和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编制的《中国2007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国2010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中国2012年31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⑤。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照杨汝岱(2015)的处理方法并结合就近原则,在测度2002—2004年、2005—2007年、2008—2010年以及2011—2013年四个时期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时分别使用了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2)2016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用于补充国内价值链嵌入指标测度所需的通过中间产品进口返回的本国增加值信息。(3)国家统计局2002—2013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UHS)数据,用以测度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技能水平以及个人特征控制变量。(4)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CEIC数据库,用以测度地区层面相关控制变量以及渠道变量。
利用UHS数据,本文将样本范围限定在18—60岁、年工资收入不低于所在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50%的非农从业人员。同时,本文剔除了自我雇佣劳动者、变量存在缺失以及存在异常观测值的样本,最终获得的2002—2013年合并数据拥有个体有效观测值409472个。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1报告了基于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中所有的回归均控制个人特征变量、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年份固定效应。在第(1)列中,仅加入地区国内价值链嵌入度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初步表明地区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升将会缩小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第(2)、(3)和(4)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依次加入其他地区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交互项的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但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根据第(4)列的回归结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每增加1单位标准差,技能工资差距就缩小3.8个百分点。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上述结果说明,国内价值链嵌入的确会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尤其会通过强化劳动技能的分工差异,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对技能工资差距产生缩小作用。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受国内市场需求的影响现阶段国内价值链嵌入呈现中低技术为表征的低端化趋势,同时国内专业化分工不足,造成对低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进而缩小了技能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受制于外向型需求的影响,中国制造的低值困境可能延伸到国内价值链,更容易诱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产生技术变革,提升低技能劳动的工资水平,进而降低技能溢价。
对于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与技能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技能工资差距有正向影响。研发投入与技能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意味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会扩大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地区资本存量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个人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似,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收入越高。男性比女性工资收入高,性别收入差距明显。年龄与工资收入水平呈倒U形曲线特征,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者收入会先增加后减少。工作经验越多,工资收入越高。国有企业员工工资收入比非国有企业员工高。已婚者工资收入高于未婚者。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从核心解释变量的不同测度和样本选择问题两方面进行基准回归结果的再检验。
1.核心解释变量的不同测度
本文重新界定技能划分标准,将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视为高技能劳动者,其余视为低技能劳动者来设定技能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第(1)列。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嵌入度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仍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
2.样本选择问题
第一,考虑到异常观测值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剔除每年上下1%分位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第(2)列。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嵌入度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第二,由于本文所使用的UHS数据在2002—2009年期间调查了安徽、北京、重庆等16个省(直辖市),而2010—2013年期间仅调查了辽宁、上海、四川和广东4个省(直辖市),为了保持前后样本的一致性,统一选取2002—2013年间的辽宁、上海、四川和广东4个省(直辖市)的观测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第(3)列。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嵌入度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仍为负,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第三,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2002—2013年的数据回归,鉴于中国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不连续性,这里仅使用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截面数据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第(4)列,发现国内价值链嵌入度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且系数大小并没有显著改变。
表2的回归结果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并不因变量测度方法以及样本选择问题而发生改变,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对技能工资差距具有缩小作用。
(三)内生性分析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各省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nvc×college)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省份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与技能工资差距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嵌入国内价值链会缩小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而技能工资差距的改变又会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内部结构,改变企业内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地区的国内价值链嵌入水平。其次,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也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一些未观测到的因素可能会同时对国内价值链嵌入水平和技能工资差距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来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合适的工具变量既要满足相关性要求,又要保证外生性条件,本文借鉴盛斌等(2020)的思路构造省级官员(省长和省委书记)异地交流次数作为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工具变量。就相关性而言,省委书记和省长作为党政一把手,对其所在省份的对外经济政策具有较强影响力,其流动有助于省区间沟通交流,为地区间分工协作、贸易往来创造有利条件,且省份官员异地交流越频繁,越有利于降低国内贸易壁垒和分工成本,因而,地方官员交流很可能对本地参与国内价值链产生积极影响。就外生性而言,地方官员的任免主要由中央决定,其自身不太可能事先得知何时交流以及交流去向,官员异地交流往往具有突发性与不确定性。因而,地方官员交流较好地外生于本地劳动力市场特征,对本地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较难产生直接影响。具体地,本文将某地区在当年之前发生过省长或省委书记从另一地区调任到该地区,或从该地区调任到另一地区的累计次数视作该地区当年官员异地交流次数⑥。
表3报告了相应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第(1)列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发现地方官员异地交流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地方官员异地交流与本地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第(2)列为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发现地区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系数绝对值相比基准回归有所上升。另外,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排除了识别不足的问题;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原假设。说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国内价值链嵌入通过作用于地区偏向性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两条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产生影响,为此,本文接下来对可能的作用渠道进行检验。
(一)偏向性技术进步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该机制,本文将劳动者所从事的行业划分为技能密集型行业与非技能密集型行业进行分组回归⑦,模型设定如下:
lnwageijt=η0+η1nvcjt+ρXjt+γZijt+φj+κt+εijt
(5)
其中,φj和κ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其他设定与前文相一致,回归结果见表4。表4 第(1)、(2)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nvc的系数在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组别不显著,在低技能密集型行业组别中显著为正。侧面表明国内价值链嵌入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部门,通过促进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引致对低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和工资水平上升进而对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产生缩小作用,验证了假说1。
表4 影响机制1:偏向性技术进步
(二)产业结构升级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该机制,本文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提升是否会抑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步,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否会导致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的扩大?据此分别设定模型(6)和(7)。
upgradejt=λ0+λ1nvcjt+λ2Vjt+φj+κt+εjt
(6)
lnwageijt=c2+(μ0+μ1upgradejt+βXjt)×collegeijt+γZijt+δjt+εijt
(7)
其中,Vjt是一系列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产业升级的地区特征,包括:(1)人口密度(pop),使用地区单位面积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数来衡量。(2)经济发展水平(eco),使用地区实际人均GDP来表示。(3)研发投入强度(rd),使用地区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4)产业结构(struc),使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5)实际使用外资(fdi),使用地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6)对外开放水平(trade),使用地区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7)国有经济的比重(soe),使用地区国有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upgradejt为各省份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借鉴徐敏等(2015)的做法,根据各省份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加权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标⑧:
(8)
式(8)中,xi为地区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upgrade值越大,表示地区经济发展越依赖于第三产业。其余设定与前文相一致,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影响机制2:产业结构升级
由表5可知,核心解释变量nvc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各省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上升会抑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即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升很难促进产业向服务业转型。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与技能虚拟变量交互项upgrade×college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强化了劳动力技能结构分化,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使得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扩大。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这些回归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嵌入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从而缩小了技能工资差距,进而验证了竞争性假说2b。
前文虽然对国内价值链嵌入与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但忽略了双循环背景下区际分工和国际分工并行不悖发展的事实。刘瑶(2016)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引致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那么,地区同时嵌入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对技能工资差距是否存在交互影响,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否缓解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技能工资差距上升?因此,本部分将进一步构建各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标,从国内价值链嵌入和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互动视角考察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问题。为此,将基准模型扩展为:
lnwageijt=c0+(α0+α1nvcjt+α4gvcjt+α5nvcjt×gvcjt+βXjt)×collegeijt+
γZijt+δjt+εijt
(9)
式(9)中,nvcjt×gvcjt表示地区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交互项。如果交互项nvcjt×gvcjt×collegeijt的估计系数α5<0,则说明地区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扩大效应。
表6报告了基于计量模型(9)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仅加入各省份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技能虚拟变量的三重交互项以及它们的二重交互项,发现二重交互项gvc×college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扩越大。三重交互项nvc×gvc×college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在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扩大效应越弱。第(2)—(4)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依次加入其他省份控制变量,发现三重交互项nvc×gvc×college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国内价值链嵌入的确缓解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技能工资差距扩大效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通过中间品效应、竞争效应以及大市场效应等引发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甚至产业升级来提升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进而导致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的上升。但遗憾的是地区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获得的高质量、多种类、工艺复杂的中间投入品并没有很好地与国内价值链网络共享,甚至可能对国内中间投入产生替代效应,使得国内价值链嵌入低端化,而这将会削弱全球价值链嵌入引致的技能工资差距扩大效应。
表6 双重价值链嵌入与技能工资差距的估计结果
突破现有价值链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全球视角,本文使用2002年、2007年、2010年及2012年中国30个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在地区流出的增加值分解框架基础上测算了各省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并与2002—2013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匹配,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了中国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内在关联机制。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各省份嵌入国内价值链对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在引入省区市官员异地交流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这一负向作用仍然存在;第二,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内价值链嵌入促使技术更偏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引致对低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和工资水平上升;第三,纳入全球价值链后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的地区,其劳动者技能工资差距亦越大,但国内价值链嵌入削弱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技能工资差距扩大效应。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虽然现阶段国内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技能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这是建立在低端嵌入的基础上的。政府应该深化市场改革,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完善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地区间产业关联和分工拓展。同时可以根据《中国制造2025》要求,引导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依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快形成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具有分工梯度的国内价值链网络,尤其东部地区要加快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向内陆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东部反哺内陆地区的良性互动。在实践中可以依托“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贯穿南北、承东启西的轴带式发展模式,充分盘活国内市场,也可以借助“环渤海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实现由局部到全国的市场整合。第二,在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注重国际分工与区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良性对接,尤其东部地区在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要担当好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对接的桥梁,积极延伸东部沿海出口的国内价值链链条,带动更多的中间投入输送至内陆地区,进而实现区域中间投入充分共享。
①考虑到篇幅问题,正文中未展示具体分解过程,留存备索。
②我们还绘制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样本期间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平均嵌入程度以及各制造业行业在样本期间内的国内价值链平均嵌入程度。因篇幅所限,未予展示,备索。
③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行业分类在不同年份有所调整,为了前后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将行业分类进行统一。
④其中,2002年中国30个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是竞争型表,本文根据沈利生(2009)的方法将其拆分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⑤因数据原因,2002年、2007年、2010年不包含西藏,因此测算样本也不含西藏,共计30个省区市。
⑥官员任命和调动的资料来自人民网、新华网以及Chinese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等渠道,作者手动整理出地方官员异地交流次数。
⑦具体将制造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党政、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归为技能密集型行业,其他行业归为非技能密集型行业。
⑧需要说明的是,依据此方法构造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产业间结构升级。
⑨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以及国内价值链嵌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分析,但由于篇幅所限,结果不再列示,备索。
⑩根据本文对地区流出增加值的分解结果,将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定义为地区制造业的增加值作为中间投入流入到国外占地区制造业总流出的比重与地区制造业总流出中使用的来自国外中间投入占该地区制造业总流出的比重之和。由于篇幅有限,未展示具体计算过程,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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