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宜轩
摘要：历史悠久的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劳动智慧的结晶，至今焕发着勃勃生机。从古代一项贯穿南北的水利工程， 到如今作为传承运河文化的文化标识，大运河实现了从注重实用功能的历史价值，到侧重文旅功能的社会价值的转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地理、景观、文化的综合体，是运河文化精神的文化符号。在此意义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规划，是由宏观、中观及微观三方共同参与的。从宏观视角看，需要明晰生产目标，有策略地选择相应的资源；
从中观视角看，需要发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引导作用，以及地域文化价值；
从微观视角看，注重参与方的不同目标和规约，尤其关注他们的需求对公园的文化景观生产和地区整体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
景观生产；
文化符号
大运河上承先秦的古老邗沟，绵缗至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它流经2700多千米流域，穿越八省市，贯通五大水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合着华夏大地的南与北。虽流经不同地域，但却带来了具有整体性特色的运河文化。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指出，建设以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的国家文化主题公园；
明确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2021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加强主题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以此，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大运河文化的物质载体，通过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传播运河“流动的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本文在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物质载体的基础上，对大运河由古至今社会功能的转化作出解析，并以多维视角探讨其文化符号的建构逻辑。
一、历史存续中运河的功能转化
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发展均有重大的意义。“水”乃万物之源， “运”呈天地之道，大运河以水链接南北，实现物资运转。起初大运河可谓是借自然之利与人工开凿而成的水利工程，是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形成。因此，大运河的水道承担着主要核心功能，实现漕运、灌溉、运载、联通等具备实用性的社会功能。元人贡奎作《济州》写道：“旧济知何处，新城久作州。危桥通去驿，高堰裹行舟。市杂荆吴客， 河分兖泗流。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以此可知，大运河及其周边地域的工商业与贸易发展繁盛，运河的管理机构以及为官民客商提供便利的场所也应运而生，这也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助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此时，大运河主要负载着关联国家与民族生存大业的关键使命。
大运河流经区域广阔，涉及地域诸多，伴随着船只往来，各个地域间的文化随运河传播，并与沿途地域原有文化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沿途的民俗、建筑风格、食物风味等地方传统文化，均在运河的助力下于流经两岸得以融合。譬如，山东济宁的古建筑风格颇具江南风格，竹竿巷就被人称之为“江北小苏州”。又如，清乾隆年间，于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沿河进京，在吸纳北方地域的戏曲文化后，发展形成如今的京剧等。清末，大运河漕运功能逐渐废弃，其实用功能发生转变，由一种物质实体转化为“文化”的河，由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发展至今，其虽仍保有运输功能，但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被保护与开发，以文化景观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实现新的时代需求，发挥文化旅游功能。
“大场域必有大结构，大结构必生大功能，大功能必成大命运”[1]。在国家重视文化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建设以运河文化为精神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类国家文化公园成为民族、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公园”形态的物质载体，它不仅可以合理地融糅运河沿岸及其辐射地域的文化，同时能满足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提升载体内涵的文化建设需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能有效凸显运河文化价值，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使国人认知与共享运河文化资源，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民族自豪感。因此，根据地域文化特色的不同，以及生产主体的差别，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符号建构，可从以下视角展开研究。
二、宏观视角：文化价值引导下的文化景观生产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景观构建，首先依赖于它的规划设计，文化景观的生产以及符号化的表达，大都以当地社会需求以及地域文化底蕴为根基。所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景观生产， 需要明确生产目标以及资源选择。如何保护与传承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开发和利用运河流经及辐射地域的多元文旅资源等，成为在文化景观生产初期的规划阶段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明确文化符号生产理念，选取合理的地域文化旅游资源，并对其进行可持续化生产，是发挥不同地域的文旅资源、体现大运河文化价值及精神引领的第一环节。
（一）选取大运河文化的主体资源
相对于城市文化产业所产生的文化符号与文化价值的直接教化功能而言，大运河文化因涵盖范围广泛，因此其本身并不具备较强的生产价值引导作用。但若将大运河拆分为不同流段进行符号化生产，并针对不同的地域文化资源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使其文化资源附着于某种客体时，便会产生某种教化功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其他类型的公园不同，其文化内涵包含多个地域的文化元素、历史意蕴，却又统一于运河文化之中。因此，在进行公园文化资源选取时，应针对性地选取健康优质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作為生产对象，并着重对文化主体所展现的核心运河文化特征进行考证， 从而促使大运河沿线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公园中所表达的特定历史翕然相合，形成物质形态的文化景观，构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产生文化价值引导。
其一，大运河文化的定位是各流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资源选取的重要标准之一。地域的文化定位将文化资源划分为不同层级，需要选择知名度较高、符合大运河精神的文化资源，并借助不同的文化景观生产方式，使其形成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IP。
其二，大运河文化资源包含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进行文化景观生产时，应当注重合理开发与利用文化资源。并且，当文化景观作为文化资源的展示载体时，应更注意其生产阶段的核心精神文化展现（例如公园景观建设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美学精神、精神内涵等），以保证文化资源开发的多元平衡。
其三，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创造与再创造也是园区开发与文化符号建构中极为重要的方面。對资源进行文化景观生产时，不可因生产需要摒弃原有文化形式，应首先对运河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其次才是开发与创造。有些其他类型的公园在围绕文化遗产进行建设的过程中，一味注重建筑的翻新，忽视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对遗产本身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作为国家文化象征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进行文化景观生产时， 应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重视精神层面传承的同时，促使文化遗产资源为物质形态的文化景观提供有形有神、有声有韵的灵魂，并创造新的价值。譬如，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包含世界文化遗产区7个、遗产点22个，以及13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强调：“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基础在于保护。”因此，其流段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首先便是对遗产进行保护。
（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符号开发主体的目标导向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构文化符号的核心要素是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构建与意境表达则来自于前期开发主体的决断。开发者也许是个人、集体， 也许是文化旅游企业，也可能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他们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艺术修养等都会融入资源开发与创造的过程，决定着规划、资源选择、生产、精神凝练等环节的目标导向，同时也决定着景观生产、开发模式和最终呈现的符号特征以及价值走向。只有开发主体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才可充分激发文化资源的价值，生产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景观，形成包含大运河文化特征的文化符号。
三、中观视角：以文旅资源为核心的符号化景观生产定位
在文化价值引导的生产过程中，如何发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对所在地域核心文化的有效引导， 是公园实际建设中应当考虑的具体问题。
（一）大运河沿岸地域核心文化特质的攘袂引领
地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思想方针引领下，可以有限度、分层次地开发和利用其核心文化特质，这其中便包含大运河文化及其国家文化公园的开发与建设。地域核心文化特质与文化遗产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支柱， 高品质的地域文化景观和文化IP也是公园的动态宣传热点，可以此吸引更多到访者。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需要在突出自身文化主题的同时，主动将地方文化特色统入文化景观建设、游娱项目、服务方式等层面，与地域的运河历史特质保持协调一致。同样，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在面对濒临消失的本土特色文化时，更应主动承担起文化大使的责任。公园的文化景观在展示运河文化表象的同时，更加多元地融合本土文化精神，这一方面可以让当地居民和旅游者更易接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其成为城市名片。随着时代发展，新的文化元素不断出现，公众的需求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载体，虽以展现民族精神、代表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为主要目的，但同时也具备向旅游者提供文化体验的社会公益属性。因此，文化公园建设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公众精神需求变化，及时汲取新的文化元素，在保留文化主体的核心特性外，不断扩充园区的文化内涵，更新项目内容和表现形式，给当代民众带来新的惊喜。
文化旅游业拥有强大的带动性和辐射性，若以优质的地域核心文化特质引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开发与生产，不仅对园区单方面建设有帮助，对其衍生的产品或产业也可能形成带动作用。另外， 以地域核心文化特质为导向，以公园为载体开发的文创产品，也可以体现产业间的结构优化。
（二）“以文彰旅，以旅兴文”的文化景观生产初衷
2018年，文化与旅游部提出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宜融则融，能融尽融；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工作思路。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是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协同共进。文化需求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动因，文化资源是旅游发展的核心资源。
因此，文化景观生产之初便需要合理平衡文化与旅游之间的比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属于复合型文旅模式，需要以大运河文化内涵作为引导，创造出文化价值，绝不能一味地追求娱乐功能。大运河的文化内涵则要借助文化景观这一物质载体去创造和实现其价值。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景观生产，在规划建设阶段就应以文旅融合为初衷，以文旅深度融合为目的，以此促使公园在发展的中后期，呈现出大运河文化内涵与当代旅游载体深度融合、共生共进的发展趋势。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 成为提升经济效益，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动力。
四、微观视角：文化机制引导下符号化景观生产的主体制约
保护和传承文化资源，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符号化文化景观生产的关键。具体而言，包括构建角度的目标选取、文化对象选择和管理方法约束等方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过程并非一方而为之，它是自上而下，由内至外的。从文化主体的选取，到文化景观的生产、创造和宣传，再到其形成可供消费的产业或产品形态都是受管理者协调调度的。这一文化生产流程可以最大限度形成文化价值，促进价值引导。换而言之，若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文旅产业模式进行开发，其整个发展链条便是由生产者（开发者）、消费者（在地居民和旅游者等）以及管理者共同协调完成的，各方的目标和规约都对公园符号化文化景观生产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所影响。
（一）生产者的守望
生产者的守望，主要指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文化旅游需求。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景观的生产者属于整个开发链条的上游，同时也是文旅产品、产业、服务的创造者，在整个消费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与文化价值引导的形成有着紧密联系。在公园整体定位成熟的前提下，生产者要站在大众角度，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目标明确的文化景观作为文化价值引导载体，以形成有效的文化自觉。
公园文化景观的生产者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根本目标，这其中不仅包括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还包含着人民的个人文化需求。因此，便需要对生产者作出相应制约：第一，创造大众喜闻乐道、雅俗共赏的文化景观、文旅产品和管理服务，符合各个欣赏层面的需求。第二，合理引导大众，对消费者的需求可参考但切不可盲从。换言之，消费者的需求多样，优劣并存，若一味盲从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不进行主题的筛选，恐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生产者需要进行缜密思考， 创造消费者愿意体验的，适合大众娱乐的景观、产品和服务，形成良性的文化价值引导，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三，前期应当做好调研工作，避免供需不平衡，以及主题同质化严重等现象。依托政府部门，从宏观政策和服务上给予支持和帮助， 不仅需要建设与规划具有公共文化服务性质的文化景观区域，还应规划具有盈利性质的项目。有效融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旅游运营企业的实际生产效益，鼓励园区文旅产品的多元发展，以及面向更多的受众群体。
（二）旅游者的凝视
旅游者的凝视，主要指避免“投射倾向”的文旅消费结构。
民众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审美体验的最终使用者，他们的需求影响着公园文化资源选取以及文化景观生产的导向。但旅游者常常会因“投射倾向”的影响，对公园整体开发与景观生产起相反作用。这是因为“人们通常经由符号来建构凝视，因而出游必然要收集符号”[3]。就像Culler所说“全世界的游客，个个像名不见经传的语意学家，四散各地，分头寻找各式各样的符号，非要见识法式作风、典型的意大利举止、代表性的东方景致、标准的美式高速公路、传统的英式酒吧”[4]。正因如此，旅游者对文化主题总会产生“投射效应”①， 即将自我所认同和发现的文化符号对应至园区的文化景观当中。如若盲从于消费者的视角，而没有生产者的自觉性，必然会导致大批量同质化主题园区的出现。因此，旅游者与文化旅游产业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引导。
从旅游者的层面来看，文化旅游者同样需要具备良好的文化自觉，在进行文化旅游消费时可以作出自我主体文化选择。这不仅是对生产者的认同， 而且是在娱乐中获取文化知识和审美体验的过程， 由此生发感染周边潜在旅游者的行为。因此旅游者需要尽量客观地对待地域文化特征，具备良好的文化自觉，才能进行文化价值引导。
五、结语
总体而言，从宏观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符号化景观生产导向，到中观的景观生产定位，以及落实至生产各方的生产责任，公园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其文化景观生产的各个层面都需要市场的各方参与者协调开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符号建设离不开各类文化景观生产，因此各方参与者均应承担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实现社会与经济双效统一。
在这条运河中，融合、开创、传播了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它们是“运河及其辐射城市的群域性文化”“民族融合的产物”，是“流动的活态文化”。它的形成，也充分体现了自然美与人工美的融糅。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使民众拥有了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属性，且具备休闲、娱乐、参观、学习的公共园林空间，以实现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以及生态功能的聚合，同时也完成大运河从地理空间、景观空间直至文化空间的勾连，在从过去至未來的发展中呈现出凝聚性记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景观符号建构，不仅仅是从生产主体到客体的物质性景观建设，更是以民族立场为核心的文化标识精神聚合。
大运河包含的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丰富文化形态，传承的是中华儿女的奋斗精神与文化品格。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符号建构，总体而言，应以运河文化属性为核心，整合地域文化特征，构建各流段突出的文化表征及文化内涵，从整体上彰显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韩子勇.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路与价值——专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N].中国艺术报，2022―02―01（005）.
[2] 彭兆荣.从“走运”到“转运”[J].美术观察，2021（10）：11―13.
[3]（英）约翰?厄里，（丹麦）乔纳斯?拉森.游客的凝视（第三版） [M].黄婉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6.
[4] Culler J.Semiotics of Tourism[J].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1981：127.
猜你喜欢文化符号大运河让法治之光闪耀在大运河畔公民与法治(2022年6期)2022-07-26秀美大运河 千年韵古今华人时刊(2022年21期)2022-02-15大运河，行走山东金桥(2021年6期)2021-07-23大运河：最后的绝唱文苑(2020年12期)2020-04-13以中国服饰文化为设计元素的生活创意品研究戏剧之家(2016年23期)2016-12-20论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民俗美北方文学·下旬(2016年9期)2016-12-20文化学视野下象形武术的“动态”文化符号武术研究(2016年11期)2016-12-16涂鸦艺术在服饰设计中的运用文艺生活·下旬刊(2016年11期)2016-12-12放歌大运河民族音乐(2016年4期)2016-12-06《冰雪奇缘》：重塑经典与动画的文化本性戏剧之家(2016年22期)2016-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