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荣
黄文弼先生一生四次到新疆考察：第一次考察是在1928年4月，他在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单独率领一支考古队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
第二次考察是在1933年，再次考察了土垠遗址，在罗布泊北岸发现了大片古渠遗址和屯垦遗址；
第三次是在1943年，进入新疆天山北麓，主要涉及木垒、迪化（今乌鲁木齐）、乌苏、伊宁、博乐、塔城、布尔津和承化（今阿勒泰），没有涉及吐鲁番；
第四次是在1957年，用了一年多时间调查了26个县市的127处古代遗迹，但并未考察吐鲁番。因此，著有《吐鲁番考古记》（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考古学特刊第三号出版）的黄先生到访吐鲁番仅在他的前两次新疆考察中。
黄文弼先生两次考察吐鲁番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纷纷派遣探险队、考察队前往中国西北地区，搜集各类情报和历史遗物，致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无一例外遭到大批国外探险家的盗掘，众多壁画、文书等文物流失海外。
在吐鲁番的考察线路
这些国外探险家为什么都青睐吐鲁番呢？
吐鲁番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在《史记》中，当时称其为“姑师”或者“车师”。汉晋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中央政府在此设置戊己校尉（称高昌）。南北朝至隋唐初年（4—7世纪），中央政府的郡县制在此施行，后又经历了“阚、张、马和麴”氏高昌，仍然沿用。唐代（7—8世纪），唐王朝在此设立西州和高昌县。宋元时期（9—13世纪），高昌回鹘政权统治吐鲁番。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道教、佛教、摩尼教、祆教都在此留下了大量宗教文物和遗迹。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而在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当数吐鲁番。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记》中明确指出：一是吐鲁番盆地是当时新疆八城中最富庶的乐土；
二是自汉武时期张骞凿通西域以后，吐鲁番地区就成为东西人群来往、商贾贸易的交通枢纽；
三是干旱的气候环境极易保存遗迹。因此，吐鲁番盆地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地點，也是研究亚洲历史的资料宝库。
黄文弼先生的第一次吐鲁番考察是在1928年冬天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过程中，因为要在吐鲁番盆地过冬，停留了20多天，没有开展发掘工作。于是他又于1930年2月16日回到吐鲁番，直接去了雅尔湖，工作完以后，又去了鲁克沁和鄯善等地，后来去了罗布泊，又回到吐鲁番。哈密到吐鲁番有两条路，即他说的南路和小南路。其中，南路也是玄奘法师从伊吾涉南碛（沙漠戈壁）至高昌的路。黄先生与袁复礼和刘衍淮此次选择了从小南路往西北走，即从哈密往西北方向，经过柳树泉、三道岭、瞭墩、一碗泉入山，在车轱辘泉转至七角井，再转西南行，过东、西盐池，直至土墩子，后来又转到七克台，去辟展，到吐峪沟、胜金口，最终到达吐鲁番。这条考察线路基本是循着火焰山南北而行。吐鲁番盆地的绿洲也是依靠穿透每个山口的水源灌溉，分布在山体南北两侧。
吐鲁番考察成果
两次考察中，黄文弼先生主要考察了高昌故城、胜金口、柏孜克里克和葡萄沟及以西古迹，以及雅尔湖古城（又叫崖城，当时本地人称雅尔和图）、雅尔湖古坟、吐鲁番南部古遗址、哈拉和卓古坟院（哈拉和卓和阿斯塔那墓地）。归纳起来，考察了古城、古墓群和晋唐佛教遗址。黄先生在考察后撰写了大量考察报告和研究文章，最为著名的当数“三记”和“两集”。“三记”指《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两集”指《高昌砖集》《高昌陶集》，这些著作文章主要对墓志铭、碑刻、陶器、高昌郡县制和城址进行了研究。
考察团在交河故城发现了若干纸片和木简，以及城西墓葬（现在所说的沟西墓地），获得800多件陶器和100多方墓志。《高昌陶集》上篇包括发掘报告、发掘墓葬的情形和日程安排，还附了古墓葬遗物表；
下篇则包括交河沟北和沟西、沟南两部分，叙述了遗物的花纹色彩，说明其功用，并进行了研究。黄先生确定这些墓葬为北魏至唐时期。
黄文弼先生依据交河故城周围墓地出土陶器的特征，将交河故城附近的墓葬分为“沟北期”和“沟西期”。沟西和沟南遗物特征相似，沟北墓地出土陶片与城中彩陶特征一致。基于有明确纪年的墓志铭，确立了判断陶器年代的标型器。从型式、色彩与花纹、陶器制作方法等入手，厘清了“沟北期”的陶器时代早于“沟西期”。在陶器制作上，“沟北期”采用的是“转钧法”，而“沟西期”的陶器采用的是接合法。此外，黄先生还对晋唐时期的兽足盘进行了考察，参考古镜纹饰，龙、虎、朱雀、玄武形象为中原所有，而猿和狮子形象则来自印度、希腊，兽足盘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范例。
黄文弼先生在墓志铭、碑刻等出土文献研究方面成果卓著。沟西墓葬以家族为单位，聚茔而葬，“皆为一族一姓之人”，一个茔院多者几十个墓葬，少者一两个。几乎每一个茔院中都有墓志，有的茔院中每一座墓葬都有一方或者多方墓志。他根据出土墓志确定了沟西家族茔院主要有麹、史、氾、赵、画、田、孟、曹、苏、卫、袁、唐、马、刘、王、任、张、索等19个姓氏。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此发现了康氏等家族。这些家族姓氏的发现，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发现的墓志文书共同展现了晋至唐时期，来自河西走廊等地的家族对新疆地区的开发，同时将内地丧葬制度传到了吐鲁番地区。通过画氏茔院中画承与其夫人张氏墓表中“原砖追书”的现象，黄先生确定了麴氏纪年中永平与章和年号的先后关系。
黄先生对甘肃武威发现的与吐鲁番相关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进行了复原并校对，为吐鲁番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他还根据高昌墓志中的记载，整理出麴氏高昌的纪年和国王世系，按照墓砖透露的官职升迁轨迹，探讨高昌的官制。根据这些墓志和墓表，黄文弼考订了高昌的年号和官制问题，纠正了罗振玉等人对麴氏高昌世系年号认识的错误。
黄文弼先生又在《高昌疆域郡城考》中研讨了高昌的疆域和郡城，分析了高昌郡时期的五大城，即高昌城、田地城、交河城、蒲昌城和天山城，再加上白艻（lè）城、横截、高宁、新兴、临川、柳婆、洿（wū）林、宁由、笃进、白刃、南平、安昌、安乐城等十三城，与《隋书》十八城切合。黄先生考证白艻城为白棘城，其他各城位置尚不确定。这些研究为后来学者研究吐鲁番盆地古代交通线路和城市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国灿教授曾率领团队对高昌时期的城址进行了一一考证，并考订其具体的地理位置。
黄文弼先生作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贡献卓著。特别是对吐鲁番考古的贡献尤为突出，《高昌》《高昌陶集》《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的问世，成为研究吐鲁番的第一手史料。如今，这些著作又重新出版，足见黄文弼先生的学术造诣对现在及将来考古学的贡献。
（作者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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