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清
鱼传尺素、鸿雁传书，家书是亲人们沟通感情、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邓小平性格内向深沉，言谈直率简练，没有写过太多家书，但穿过岁月的蒙尘，阅读他留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家书，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浓浓的家国情怀。
一
目前所知邓小平最早的家书是他19岁时写给父母，坚决要求退婚的信件。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验之后，邓小平感到“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他认为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引导和帮助下，他投身革命斗争，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3年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在这一年，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熏陶的邓小平致信父母，要求解除幼年定下的“娃娃亲”。除了要求退婚，邓小平还在家书中表示，自己已经投身革命事业，不能回家了。這种言论，在旧中国封建思想浓厚的背景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用邓小平弟弟邓垦回忆的话来说，邓小平一是要求解除“娃娃亲”，二是告诉家人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这几封家书，对于希望邓小平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家人冲击很大，而对于19岁的邓小平而言，这些文字的背后，真实地吐露出他对革命的满腔赤诚和对信仰的无比坚定。
二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相伴58年，却鲜少用书信交流情感。早在1939年8月，邓小平与卓琳结为革命伴侣的第四天，邓小平就因为战事匆匆赶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卓琳则留在后方的八路军总部。在夫妻离别的日子里，新婚的卓琳渴望多了解丈夫一些，便向邓小平抱怨道：你是不是要经常给我写信？邓小平不解风情地问：我写什么？卓琳“开导”地说：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邓小平开玩笑地说：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再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寄一份。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卓琳只好放弃了索要家书的“奢望”。
虽然邓小平未给卓琳写过浪漫的家书，但在1976年6月给卓琳写下的一张便条，其中饱含的深情与惦念不比长长的家书少。
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7日下午，邓小平、卓琳二人被转移至东交民巷17号，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其后，卓琳因角膜溃疡住进301医院，二人不得已分开，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夫妇唯一一次分开。住院期间，卓琳十分牵挂邓小平的安危，她给邓小平写下便条，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现在住的地方。6月10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转报毛泽东、党中央，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的要求。次日，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得到这个好消息的邓小平立即给还在医院的卓琳写了一张便条：“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风雨飘摇的境遇沉浮中，爱与家的温暖最能给予人力量与信心。这封不过几十字的“家书”，是邓小平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纸短情长，不言自明的是这对相伴相依的夫妻，对彼此最深刻的了解与最默契的关爱。
三
1969年，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很少写家书的老人为生活和子女问题给中央写了十来封信。在政治生涯低谷时期，党组织是邓小平最可信赖的亲人，遇到生活中的难题，他提笔向亲人倾诉。“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对邓小平说有事情找汪东兴，所以邓小平的这些信都是写给汪东兴的，由汪东兴转给毛泽东。
在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大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大读书的邓朴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虐待，选择跳楼以示抗议，因救治不力，形成高位截瘫，留下终身残疾。到江西后，邓小平十分牵挂留在北京的儿子治病问题，不断给中央写信求助。
1970年10月17日，因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来南昌同父母一起生活，考虑到医疗条件，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恳切希望儿子能留在301医院继续治疗。虽然在邓小平的要求下，送邓朴方去江西一事暂时作罢，但不久后，邓朴方还是从301医院被遣送至北京市社会救济院，且身边无人照料。得到消息的邓小平心急如焚，于1971年2月3日致信汪东兴，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从此，邓小平和卓琳在工厂劳动之余，全心全意地承担起照看邓朴方的责任。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作为父亲的邓小平，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振作起来，时常推着儿子去晒太阳，与儿子一起聊天，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拿给儿子看，帮助邓朴方鼓起生活的勇气。邓小平还鼓励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邓小平于1972年4月22日给汪东兴写信，再一次谈起邓朴方的治疗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6月27日，周恩来批示：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随后，中央同意邓朴方回北京住院治疗，至此，邓小平夫妇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在远离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为孩子治病、上学、工作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拿起笔，一封一封地给中央写信，这固然是一个父亲对子女、对家庭的牵挂与爱护，同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中央保持一线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些信中，他反复表达了对革命工作的忠诚与坚定，多次提出“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就再没有写过家书。人们常说，邓小平的文章是说出来的，不是用笔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遇事总是先在头脑中缜密构思、深入思考，然后一气呵成、出口成章。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几乎不用修饰就是一篇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语言流畅的经典好文章。从这个角度说，1993年1月3日，89岁的邓小平同孙辈们的一次聊天可以视作他晚年的一封重要“家书”。
晚年的邓小平很喜欢和儿孙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在这次聊天中，邓小平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到心中无愧，他对聚在一起的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望着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他的思绪回到了7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他总结勤工俭学的经验就是“锻炼”二字：“在法国一待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
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考验，把对小家的眷念凝结成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以责任和担当托举起大写的人生。
（摘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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