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恒栋 马正应
摘要：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初，陆续发表了包括《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贵族的和平民的》等理论性文章，寓于其中的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倡导作家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普通人生命中的各種问题，表现世间最广大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以平民的精神作为小说的底色。除此之外，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样的文学才可以称之为人的文学。这些理论文章中的诸多观点不只对当时新文学的思想建设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也始终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
关键词：《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贵族
众所周知，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的核心在于文学现代化的问题，其中文学现代化的问题又主要包括文学语言的现代化以及文学内容的现代化。文学革命伊始，胡适等人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由此解决了新文学应该用什么来写的问题。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分别在《文学改良诌议》《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文学”改良八事以及“三大主义”，但是其文学主张对当时的作家来说，仍然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关于新文学应该写什么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18年周作人《人的文学》发表，在文章中他首先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在此基础上对新文学的发展做出规定，由此才初步解决了新文学应该写什么这一问题。至此之后，周作人陆续发表包括《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贵族的和平民的》等一系列理论文章，进一步发展了“人的文学”，从而奠定了其现代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的地位，其提出的人道主义、人的文学等主张亦成为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的重要思想内容。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张菊香、赵京华、黄开发、张铁荣、程光炜、孙郁与黄乔生等人对周作人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其文学思想中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亦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自主构建，并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极大指导意义。“学界一般把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文学革命前期和二三十年代三个时期”，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其五四文学革命前期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组成的文学思想。
一、人的文学
1918年末，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首篇关于新文学该如何写的文章《人的文学》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由此开启了其五四新文学思想的理论建设之路。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是非人的文学。”这里他所说的人是“灵肉合一”的人，有着自然的、合理的生理欲求的人。他主张“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把人从非人的生活中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后来他进一步表示，同以往悲天悯人扶助弱小式的传统的人道主义不同，自己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把自己看作人类中之一员，“讲人道，爱人类”。而像这样“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主张的提出最初为五四新文学中“为人生而文艺”的“问题小说”和“人生派写实”小说，乃至之后为革命文学小说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满怀激情地论述道：中国文学的关键问题在于发现“人”，应该用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去建设“人的文学”，排斥和反对非人的文学。在“五四”思想大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周作人高调宣扬人性论，倡导个性解放，体现了时代弄潮儿的胆识与风采。这正如学者倪墨炎所指出的，周作人此时拿起了看来似乎并不很新鲜的思想武器，却演出了“历史的新场面”。但是，仅有“人的文学”之口号，显然未免空泛。这就使周作人必须循着“人”的主题，继续进行纵深式思考和探寻，从而放大眼界，把底层民众，亦即“平民”这一概念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
将“平民”这一概念纳入其理论构建之后，周作人又进一步指出人的文学又分为正反两面，分别包括“人的生活”和“非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是指灵肉合一的生活，非人的生活是指一切兽性的或强作神性的生活。“人的文学”应该提倡人的生活，反对非人的生活。他进一步剖析：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为“人的文学”的标准，和作品所写的内容并无直接关系，一部文学作品中例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虽然写了非人的生活，却不属于非人的文学，关于人的文学的判断标准是看作者如何去写，取决于作者写作的态度。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的文学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持有的是认真严肃的态度，而非人的文学的作者持有的则是游戏放纵的态度。这些在周作人对郁达夫写作的支持上便可见一斑，郁达夫的《沉沦》在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作品中对人物情欲的描写遭到了当时众多文人的口诛笔伐，但是周作人从人的文学这一观点出发，认为郁达夫在《沉沦》中虽多有关于情欲方面的描写，却在写作中始终坚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属于人的文学之一类，由此支持了郁达夫等人的创作，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疆域，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人的文学”这一重要文学思想。
除了文学创作外，周作人还把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也与他关于“人的文学”的理论紧密联系起来。他说：“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同鲁迅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翻译介绍世界文学，他从人道主义和大同主义的高度来阐明翻译介绍工作的意义，其理论水平是同时代的人难以企及的。
二、平民的和贵族的文学
在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他依然秉持先前观点，认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分，不在于作者的阶级地位、读者或是文字形式上，二者的区别在于作者所持人生观的不同。在他看来，平民精神指的是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所说的“求生意志”。这种精神要求普通的、有限的、平庸的存在，完全是形而下的，完全是入世的。但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创作出的平民文学，大多数只关注此时此刻的现实生活，没有超越现实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人容易变得随遇而安，缺乏应有的反抗精神。而贵族精神，指的则是德国另一位哲学家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这种精神，要求人们要不断地谋求发展和超越，因而受此精神指导的文学便有一种超越的追求，而不仅仅拘泥于表现功名妻妾的团圆思想，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更多具有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性质，使人的精神得到超越和进步。虽然没有判别两种精神的优劣，但周作人认为在文学发达的时期，文学中不可缺少地要包含一些贵族精神，借此达到一种平民的贵族化状态。
（一）平民文学
继《人的文学》发表之后，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发在1919年1月的《每周评论》上，早在1918年，周作人就在北京大学做过一个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发表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平民文学”一词。可是当时周作人对平民文学的理解还并不深刻，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还十分模糊，以至于前期他将“平民文学”与“假字草子”“浮世草子”“宝录物”等类的通俗小说归为一类，并称这些作品多是形貌雷同，粗制滥造，没有独到之处。随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渐次推进，周作人立足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在《人的文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了对平民文学的思考。时代嬗变的信息深深反映在平民文学的内涵之中，“五四”初期文学家们大多把“平民”的概念与“人”联系在一起，“人”在此时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无明显的阶级区分。刘纳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并没有发现“人”，而只是发现了阿谀、夸张和虚伪的“国民性”。相比较之下，稍后的“五四”时期，文学家们拓展了对“家族”“国家”的理解，高举起“人”的旗帜。周作人置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新村运动等思潮影响，更加关注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可以说他就是带着这些“人”的思想来接受平民主义的，并把它纳入自己“人的文学”理论内涵之中，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对平民文学做了时代性的阐释。按照周作人的理解，文学中的“人”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和平民的区分。从传统社会等级划分来看，有所谓上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别，但就人的本质而言，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时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贵族文学多用古文写成，平民文学所用的语言多为白话，故而人们认为古文大多是贵族文学，而与之相对的白话大多属于平民文学的范畴。周作人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白话文体虽然适宜于写作“为人生”的文学，但也可以写作“纯艺术派”的文学。古文对字词的使用非常考究，白话文同样能够写作出贵族的文学。因而他指出：平民文学之所以和贵族文学有所区别，并非在于作者所属的阶级属性或作品形式，而在于是否具有“普遍”和“真挚”两种文学精神。普遍指的是以普通的文字来记录下芸芸众生的思想，记录下真实发生的普遍性故事。同时，他认为既然是文学作品，自然应当有艺术的美，“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真挚指的是诚实地记录下所见所闻之事，作者在写作时持有认真严肃的态度。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周作人当时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坦率真切，直接反映现实、反映思想，这一思想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平民文学”的推崇，实则凸显出周作人对文学创作所怀抱着的一种理想，即他希望能够更多地创造出充实、率真、热烈，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
（二）贵族的文学
周作人于1922年发表了《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人的精神进一步划分为贵族的精神和平民的精神，他认为这两种精神都是人的精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精神层面。周作人又从人的求生意志与求胜意志出发，进一步解释了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的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
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了。”周作人认为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是相互补充的，前者入世，后者出世，“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在文学艺术上的最高表现为平民的贵族化，即凡人的超人化。“周作人没有断然否定文学与阶级的关系，但他把文学当作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看”，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包涵了阶级性但又超越阶级性的人类活动，贵族与平民只是它的内容区分而非性质界说。他认为“文学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表面上看周作人的观点似乎存在着前后矛盾的地方，但实质都是以人道主义为主导精神，在提出平民文学后，又对这一文学产生了新的思考，并进一步提出了平民文学中要有些贵族色彩，而这里所指的贵族色彩又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雕琢辞章，而指的是与求生意志相互补充的求胜意志，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文学在未来才是有前途的。我们可以看到，1922年他所写的《贵族的和平民的》一文仍然是对《人的文学》的继续发展，而且有意识地打破了文学上的阶级界限，将“人的文学”放在一个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
三、结语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出的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在历史的变迁中已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底色。特别是在一度救亡压倒了启蒙的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后期，以及当代文学经历了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改革文学的发展等一系列诸多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之后，改革开放乃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五四启蒙精神重新复苏，人们又重新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资源，周作人的文学思想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文学思想起着唤醒“五四”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开发.周作人的文学观与功利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3）.
[2]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5卷6号.
[3]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4]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本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5]陈欣.五四时期周作人平民文学理念探索[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5（4）。
作者：许恒栋，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专业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马正应，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博士，韩国岭南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研究。
编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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