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谦
摘要：住房和人口是相辅相成的民生问题，关系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在当前“三孩”政策背景下，探究如何调控房产市场来提升公众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基于有序logit模型从房价和家庭收入水平两方面来分析如何调控房产市场促进生育意愿，同时按地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房价、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生育意愿越低，对东部和东北地区尤为明显。
关键词：房价;家庭收入水平;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22）06-0031-09 收稿日期：2022-05-05
1 引言
生育问题是关系一个国家长期发展和稳定的重要问题，人口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人口规模、结构与质量决定了城市上升潜力与经济增长的高度。20世纪70年代，为了控制过快增长的人口趋势，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全面实施。此后，由于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人口压力也由之前的增长式转变为结构式，低生育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为了维持人口红利并提高生育率，2016年我国调整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产生一定成效，2016年和2017年两年时间新生儿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是2018年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20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仅为1200万。同时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国家确定的1.5警戒线，低生育率仍然是我国目前生育问题的主要特征，这也印证了生育率并没有因为“二孩”政策的实施而大幅度提高。针对当前的低出生率，我国2021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决定》，做出了生育三孩政策的重大决策，开启我国人口发展的新阶段。
生育意愿作为人们对是否生育的看法和态度，是反映育龄人群的预期生育行为，预测社会生育水平及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除了国家颁布的生育政策会影响生育意愿外，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不断升级、育儿成本增加、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普遍提高，国民的生育意愿和观念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生育行为不仅是居民家庭的一部分，也是考虑“成本、收益”的社会经济决策，涉及到住房、收入、教育及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生育行为或者说生育意愿归根到底需要聚焦到生育成本上，有学者研究发现生育成本过高是育龄人群不打算再要孩子的主要原因。房价、收入水平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被高度关注从而成为研究热点，房价可以作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变量。对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学术界主要是对其持保守态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目前适育女性规模不断减少，且婚育年龄推迟;另一方面是由于住房、教育等负担的加重。
与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的趋势相反，近年来我国房产市场不断升温，房价呈现飞速上涨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我国商品房均价仅为2112元/平方米，但是2020年则达到了9860元/平方米，上涨近5倍（见图1）。目前，在房产财富逐渐成为家庭财富主体、住房消费成本持续上升的社会大背景下，住房作为人们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物质条件，对居民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房住不炒”的政策目标，为新形势下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住房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當前除了低生育率的现实外，人口老龄化也在不断加剧，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年轻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还意味着养老等各方面的成本将大幅度增加。由于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期，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力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抵消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全面实施“三孩”政策的形势下，研究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从而制定具有长远意义的政策释放高房价压抑的生育意愿，对推进新时代人口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国外研究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的文献较多。针对房地产市场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多从衡量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特征——房价入手进行分析，一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上进行分析，房价上涨造成个人买房压力增加，间接会导致各种生活和社会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个人生育意愿的下降;另一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认为经济发展对生育行为具有负面影响。在国内，由于近些年来我国新生婴儿出生率呈现低迷趋势，我国学者结合社会现实对生育率的变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从房地产市场入手分析经济视角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话题，那么房价的上涨或下跌是如何影响个人的生育行为和意愿的呢？我国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房产不仅仅带有消费品属性，而且还带有投资品属性，对未来预期房价持上涨心态可能会造成无房家庭在房价过高的情况下坚持买房、透支买房，造成像之前专家所说掏空家庭6个钱包的现象发生，导致的后果就是房价高企和低生育率并存的局面。
针对学者对房价变化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认为房价的高低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关系，两者反方向变动，即房价上涨会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生活成本，生活成本会反作用于生育成本，当居民家庭认为房价属于生育所必需的前置成本时，房价过高会对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其二是认为房价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主要是针对部分有房家庭群体而言的，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挤出效应可能会提高有房家庭的生育意愿。其中针对是否拥有房屋所有权下的家庭来说其在面对房价上涨情况下的生育意愿具有异质性，房价上涨，拥有房屋所有权的群体生育率一般会上升，无房或者没有房屋所有权的群体生育意愿一般会降低。
综上，现有的关于房地产市场与生育意愿的研究都聚焦于房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表明房价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房价对生育意愿的效应主要是抑制效应和收入效应，抑制效应是指房价上涨抑制了居民对其他消费品的消费，考虑到成本等问题可能会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收入效应是指房价上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居民心理账户会觉得未来家庭财富增加，可能会刺激居民生育意愿的提高。但是目前关于房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于分析房价对宏观生育率的影响，鲜有研究针对不同收入群体来进行生育意愿的划分研究。
在“三孩”政策颁布实施背景下，分析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中房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一方面可以总结“二孩”政策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为“三孩”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更加实际和可供操作的经验。基于此，研究将使用2018年CFPS微观层面上的家庭调查数据，主要分析研究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中的房价对家庭微观个体层面生育意愿的影响，同时结合不同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分析，从房屋产权和数量角度全面分析房价上涨的收入效应对生育意愿抉择的影响，以期为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提升居民家庭的生育意愿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该调查覆盖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跟踪收集了个体、家庭、社区3个层次的数据。本研究主要使用2018年的数据，同时基于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1）由于住房状况的信息存在于家庭问卷中，因此利用2018年家庭样本编码（fid18）将同年CFPS个人问卷与家庭问卷进行合并处理。（2）鉴于城镇、农村地区的住房在众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别，故本文删除农村地区样本，仅关注城镇居民的住房状况。（3）为了研究的可靠性，考虑到生育年龄的限制，主要选取男性22～55岁、女性20～45岁的样本，剔除无效样本。最终，本研究共获得4114个有效样本。
3.2 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住房价格、收入研究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同时，考虑到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也会受到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采用构建多元有序Logit模型来进行研究，多元有序Logit模型是概率模型，其原理主要是将因变量转化为某一事例经过某事件的概率，模型结果更具可操作性和代表性。概率模型拟合的结果可能会超过1或者小于0，但多元有序logit模型关注的是响应概率，会严格介于0与1之间。而且同Probit模型相对比，Logit模型对于概率的转换和分析更加简单，因此研究使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并使用Stata15.0对模型进行求解分析。构建的模型如下：
在式中，Pj = P （y = j）， j = 1，2，3 … m，表示居民选择不同生育意愿的概率;tk （k = 1，2，3 … n）为核心解释变量;xk （k = 1，2，3 … n）为控制变量;βk、αk是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方程的误差项。
3.3 變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聚焦“三孩”背景下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主要选取住房均价这一因素来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生育意愿，即居民愿意生育子女的数量。在CFPS调查研究中，明确有您愿意生育几个孩子的问题。根据居民在问卷上所填的数量，本研究在对其进行分析时，主要将其划分为3类进行研究，分别为“1个及以下”“2个”“3个及以上”（见表1）。
表1根据我国中西部的划分，给出了我国分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的统计情况。整体来看，居民生育意愿主要以2个孩子居多，大概占样本总量的59%;居民生育意愿为1个及以下孩子和3个及以上孩子的分别占样本总量的28%和13%。按地区划分来看，居民生育意愿为2个孩子的也占多数，其中西部地区的占比为63%，中部地区占比为66%，东部地区的占比为为57%，东北地区占比为44%。总的来说，各地区居民对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要用3个指标进行衡量。一是商品住宅均价，该数据源于《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18）》中各省份2018年商品住宅均价，进行一定的处理后使用。二是家庭收入水平，根据问卷中对研究对象收入的调查情况主要将其分为两类：低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按照国际标准，中等收入的标准约为2.5万元，按照此标准，高于此标准定位为中高收入人群，低于此标准定位为低收入人群。三是居民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拥有1套或更少赋值为1，2套赋值为2，3套及以上赋值为3 （见表2）。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居民的教育经历、政治面貌、家庭人口规模、医疗保险、工作性质、民族、家庭教育成本、住房面积和是否贷款买房。居民的教育经历通过接受的最高教育程度来衡量，“没有上过学”赋值为1，“小学及初中水平”赋值为12，“高中及大专、中专水平”赋值为13，“大学本科及硕士以上”赋值为14。政治面貌采用二分变量表示，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赋值为1，其他面貌赋值为0。家庭人口规模主要是由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来衡量。医疗保险状况主要通过是否购买家庭基础医疗保险来衡量，购买保险赋值为1，未购买保险赋值为0。工作性质主要是通过单位性质来衡量，工作性质为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单位赋值为1，民办、私企、个人私营和外商赋值为15，其他工作性质则赋值为17。家庭教育成本主要由小孩教育支出、辅导班培训支出等来衡量。住房面积由家庭现住房面积来衡量。是否贷款买房也是二分变量，贷款买房赋值为1，未贷款买房赋值为0。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是作多元有序Logit分析的前提基础，本研究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3）。
从表3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可知，家庭的生育意愿在1%的水平上与住房均价和家庭收入水平都有明显的负相关，而与房产数量没有明显关系。这意味着房价越高地区的居民实际上有较低的生育意愿。此外，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低，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影响结果的多重共线性（见表4）。
4.2 实证分析结果
表4显示的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表示的是房价、家庭收入水平以及拥有的房产数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得到的结果。模型4为三者结合分析得到的最终回归结果。模型5则是用o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
在模型1中，住房价格的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住房价格对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即住房价格水平越高，居民的生育意愿越低。这与现有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一方面，房价越高，处于育龄期、对住房有强烈需求的人的住房消费压力越大，生活成本越高;另一方面，住房消费越高，生活成本越高，和生活成本较低地区相比，生育意愿越低。在模型2中，家庭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在10%的水平上呈负相关，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这可能是由于中高收入群体缺乏生育动机，“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不强。低收入群体在生育行为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受传统的“继承”观念的影响。模型3显示，房产数量对生育意愿没有明显影响。
模型4是将核心解释变量同时代入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与模型1～3的结果高度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在模型4中，受教育经历的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明显为负，说明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这与现有研究的结果相同。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多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思想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小，大多数居民的生育意愿较低导致该地区整体的生育意愿较低，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整体上有更多的多元化价值观，因此对其他居民的生育决定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政治面貌的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党员会增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党员的政治意识更强，对国家政策的反应更强烈。医疗保险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有医疗保险的人生育意愿较低，可能是因为医疗保险的推广使人们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弱化。工作性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负相关，表明体制内的劳动者比体制外的劳动者更不可能有孩子。这表明，体制外的劳动者受到的约束较少，有更多的工作自由。模型5是运用oProbit模型进一步对多元有序Logit模型进行验证，与多元有序Logit模型得到的结果相似，说明多元有序Logit模型得到的结果具有可靠性。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取了将样本按照地区划分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划分为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进行计算（见表5）。
从表5较好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按地区进行划分后，房价会降低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的生育意愿，且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下呈现负向显著关系;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居民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从而对居民的生育意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整体生育意愿依然呈现负相关关系，对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呈现负相关关系，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房产数量对居民的生育意愿依然不显著。
5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基于CFPS2018数据探讨“三孩”背景下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来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主要从房价和家庭收入水平两方面进行研究，基于有序Logit模型具体进行研究，实证结果研究发现：第一，居民普遍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意愿较低。第二，房价、家庭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具体表现为：房价越高，居民的生育意愿越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的生育意愿越低。第三，按地区划分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房价和家庭收入水平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为了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推动“三孩”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结合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政府积极调控，控制房价过快增长。对于大多数育龄群众来说，房价的快速上涨势必会增加他们再生育的压力。育龄人群不仅要抚养孩子，还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合理控制房价过快上涨，一方面可以使育龄群众合理规划住房消费以及育儿、赡养老人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他们的住房消费压力。
第二，严格贯彻实施房地产税。目前，房地产税初步实施，成效还不明显，可以根据房产多少以及家庭收入情况，划定房产税不同等级，进一步巩固“房住不炒”的战略定位，努力使人人有其居，减轻对生育的后顾之忧。
第三，结合实际给予优惠政策。各地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给予生育多个孩子的家庭一定补贴和优惠政策支持，同时为购房困难者提供优惠，实现居民住有所居，居有所安，以促进整体生育率的提高。
第四，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商品房销售价格普遍过高，可以促进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规范租赁机制，一方面可以缓解育龄人群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育龄人群对于生育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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