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慧欢 傅琼
关键词：乡村精英；
基层文化治理；
乡村振兴
乡村精英是与农村建设发展联系紧密的一个概念。仝志辉认为，“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可以称为精英。”[1]那何所谓乡村精英呢？贺雪峰解释说：“所谓村庄精英，即在农村社会中影响比较大的人物。”[2]简单来说，乡村精英主要指农村本土中有知识、有才能、有德行、有本领的一批农村人才，他们往往视野比较开阔，在农村社会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较大。考察农村基层文化治理与乡村振兴，就不能不考察对农村建设影响比较大的乡村精英的作用。本文在充分认识乡村精英内涵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乡村精英在基层文化治理方面的价值，和其参与基层文化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以期更好地提出解决措施，带动农村文化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一、乡村精英的基层文化治理责任
“乡村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生活、生产空间，也是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乡村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3]在当今社会大背景下，农村社会逐渐突破了传统的生活状态，出现了乡村公共文化衰败、社会认同危机等问题[4]，农村地区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等都发生了极大改变，给农村基层文化的治理带来了挑战。基层文化在教化民众、维持稳定等方面的作用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5]除此之外，受社会分配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分层现象日益明显，出现了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农民。其中乡村精英作为农村中“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6]，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充分利用自身条件积累了大量的优势社会资源，成为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基层文化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
（一） 传承者：继承弘扬优秀文化
乡村作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根脉，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自身独特的价值内涵，钱穆曾说，中国广大的乡村是中国文化的诞生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中随处可见乡村文化的痕迹，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标志[7]。继承和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求乡村农民主体自觉参与。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乡村精英“从以传统乡绅为代表的一元化精英逐渐转变为拥有不同优势资源的多元化精英”[8]。但同时，古代传统乡贤身上所具备的崇德向善、诚信友爱、学品优良等优秀品质也在乡村精英身上得到了一定传承。自古以来，乡贤都有参与政治生活的传统，延续到现代农村社会，就逐步转变为要求作为乡贤角色的乡村精英担起重责，充分凝聚乡村团结力，调动乡村发展活力，积极投入乡村振兴。除此之外，乡村精英作为乡村中占据优势资源的主体，往往也是乡村文化保护和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对于乡村习俗传承、村风民风弘扬、村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村民思想观念形成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9]。乡村精英作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传承者，在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因素融合，推动传统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的同时，也加快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进程，完善了基层文化治理。
（二） 创新者：创新发展文化体制
乡村精英作为农村社会中优势群体的代表，往往知识水平相对较高，思想更为开放，容易接受外部先进思想和技术的熏陶，创新意识更为强烈，同时也能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基层文化治理当中。一方面，乡村精英作为农村中有意识地率先迈入现代化的一个群体，在探索基层文化治理过程中能够积极创新发展文化体制，寻求新的文化发展思路。另一方面，由于鄉村精英在不同的领域都相对杰出，所以在农村发展中一般总是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在决策等方面占据重要话语权。既具有创新意识又在农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乡村精英，在基层文化治理过程发挥着自身的双重优势，往往充当着基层文化治理方面创新者的角色。
（三） 融通者：融会贯通文化资源
乡村精英还是基层文化治理方面的融通者。对内，主要充当国家政策的宣传员与推进执行人，成为国家政策与农村民众的连接者，把“国家文化”和“农村文化”联系起来，促进农村资源的整合，维持农村社会生活的稳定，推动乡村基层文化的建设。对外，主要起到与外部世界联系沟通的作用，吸收外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并与本土农村文化建设结合，引导农村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相适应。从基层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乡村精英不仅作为优质群体而存在，同时能够融会贯通各种文化资源，并通过自己的力量号召并且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精神面貌的重新构建。乡村精英在基层文化治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乡村传播和促进农村精神文化重塑的核心群体。
二、乡村精英参与基层文化治理的困境
（一） 话语权不均：导致乡村精英主导基层文化治理在基层文化治理
过程中，话语权的争夺使得农村社会中各方主体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在乡村振兴的实际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乡村精英占据话语权主导地位的局面，“民意的低效表达与非精英群众可能被边缘化”[10]。普通民众的意愿和话语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使得对村民影响更大的分层标准由体制规定的“干部—群众”身份区别转变为“精英—普通村民”区别[11]。话语权的减低和丧失使普通民众参与基层文化治理的积极性减弱，缺乏为基层文化治理建言献策的热情。缺少了普通民众的参与，农村社会逐渐形成“乡村精英”一方独大的局面，这反而不利于基层文化的治理。在基层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各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应该是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协商的结果。乡村精英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作用显著，但是仅仅依靠单一群体的力量显然不够，容易造成决策失误或主体力量不足的情况，所以也需要调动普通民众，共同投入基层文化治理。
（二） 乡村精英特质：影响基层文化治理的持续推进
在基层文化治理过程中，乡村精英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基层文化治理政策的制定、治理实践的开展还是普通民众的动员，乡村精英都凭借其政治、经济或者道德品性等方面优势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除了带给基层文化治理积极作用以外，其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首先，乡村精英群体缺乏自身稳定性和持久性。作为受乡村党组织管理的一类群体，党组织的充分支持是其参与基层文化治理活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党组织和乡政府稳定发展时，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乡村精英在基层文化治理方面的主体作用，然而当党组织涣散无力、基层文化治理条件不足时，也容易导致乡村精英群体发展潜力弱化，从而造成基层文化治理系统中断的可能。其次，乡村精英的培养容易出现断层。乡村精英往往是农村社会中占据一定优势社会资源的主体，而这种优势很多时候都呈现出不可延续性。可能经济优势其后代可以得到一定的继承，但是政治、技术、道德品行等特殊因素却很难通过各种培训或者学习来进行复制和继承。从此可知，如若乡村精英离开或者逝世，则容易影响基层文化治理的进程和效果。
（三） 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乡村精英主体的大量流失
“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逐渐深入村庄日常生活结构，扭曲了农民文化实践的家庭伦理动力和村庄社会脉络……变迁中的乡村文化逐渐陷入主体性危机。”[12]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方面，农村社会实现了向现代化的逐步跨进；
另一方面，农村原本传统封闭的社会形态受到了极大冲击，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乡村的发展和治理面临着主体困境。乡村精英作为乡村中的优秀分子，是基层文化治理的中坚力量，对乡村基层文化的建设和传统文化的保护都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然而，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与城市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很多农民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大量选择进城务工。这其中不乏体制内成员，尤其是各类乡村精英，人才的流失导致乡村振兴主体出现内生困境，基层文化治理活动无法得到有效组织和开展，影响了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
三、乡村精英助力基层文化治理的路径
基层文化治理有效性关键在于农村完善的文化制约制度的建立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其中的关键在于，重新构建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促进以德治、法治等内涵为基础的具有农民自觉参与的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而在如今城镇化、市场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社会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乡村振兴主体力量不足。在存量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仅研究精英参与的乡村发展路径，恐怕只能形成有文化治理方案却无人实施的情况，所以，对乡村精英的引入和培养研究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对特定乡村精英参与基层文化治理的研究、强调构建不同精英之间的协同关系等来促进基层文化治理的研究也越显重要。除此之外，取消农业税等政策的实施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也导致了在基层政府与村民的“收税”关系消失后，“乡镇村治”治理模式的弱化[13]。在这样的发展困境下，研究乡村精英助力基层文化治理的路径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为政治精英（村干部）、经济精英（乡村私营企业家） 和社会精英（宗族领袖） 等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14]，他们极具创造和创新活力，在农村社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在普通村民群体当中有较大号召力。充分发挥他们在基层文化治理方面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推进基层文化治理取得巨大成效。
（一） 继承：批判继承传统乡贤文化，构建乡贤管理机制
“乡贤是本乡本土培育的具有权威、声望、学识、财富、信息、技术等所长的杰出人物。”[15]先秦以来，众多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父老”“乡老”“乡贤”“乡绅”等名称，这多指在社会中有一定威望并起到一定作用的乡贤群体，可视为中国最早的乡村精英[16]。乡贤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农业社会和农村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是农村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桥梁。乡贤群体在联系国家和农民，在国家政策和乡村治理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能够更快获得国家相关讯息并为本土农村建设和发展提供服务，在农村社会管理、国家文化和农村文化沟通、公共事物处理、基层文化建設等方面发挥作用，承担了乡村建设的关键角色。
概括来说，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乡贤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依靠本土农村发展起来并留在本土农村的，他们与农村社会联系紧密，对乡村基础和发展情况都比较熟悉，所以往往能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在农村中不断发挥影响力和号召力，带动当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另一种是离开了乡土农村，选择在更广阔的外部环境中发展的优秀人物。他们受故土情结的影响，仍时常与自己的乡土保持着密切联系，懂得利用自身优势来影响并带动本土农村社会的发展。还有一种是考取官职被调到农村的乡贤，他们虽不属于任职所在地的本土精英，但受古代社会强调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思想的影响，也为任职所在地的农村做出了很大贡献。总言之，不管是哪一类乡贤，他们身上拥有的一些优秀品质，他们对农村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关注，和经过时代沉淀所形成的乡贤文化一起，对当地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断的激励作用。这为我们正确处理当代乡村精英的培养问题提供了有效借鉴和启示。
古代乡贤作为农村社会中既具有主要建设者身份又比较了解乡土情况的人，他们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往往能够认识到农村社会的优势和不足，能够站在农村发展的最本质利益上去思考农村治理路径。但同时，古代乡贤是地位相对较高的一类群体，除了要认识到他们在乡村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应该认识到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沽名钓誉、利用自己的优势谋取私利、做出有损于本土农村名誉的事情等。
（二） 培养：培育发展现代乡村精英，健全全面参与机制
基层文化的治理，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这些都离不开主体的参与。乡村精英作为农村社会中具备优势条件的群体，对基层文化治理而言，注重对他们的培育和吸纳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发挥和调动其在基层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应对乡村精英进行识别和培育。
“在乡村语境中对乡村精英的识别应该重应用、重实践。”[17]在农村社会中，应面向本土进行识别，对有一定发展潜力和能力水平的农村精英给予相应的帮助，提升其水平和能力。例如，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村干部而言，他们虽然对本土情况比较了解，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但是部分人员文化水平偏低，在基层文化治理方面的知识储备有限，创新能力不足。对此类的乡村政治精英，应对其进行水平甄别并及时进行文化知识培育。除此之外，对大学生回乡发展情况也应当进行一定的识别。大学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相对来说属于占知识或者技术优势的乡村精英，对其进行甄别并加强社会实践培训，有利于其知识技能优势的发挥，同时又尽量规避了其社会实践不足的弊端，从而促进基层文化治理的高效进行。
除了要对精英进行甄别培育，促进乡村精英的外部引入也尤其重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很多乡村精英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平台，选择进入城市。对于这类群体，可以在离乡时与其进行沟通，明确他们的需求，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培育支持，建立并巩固其与本土乡村的联系，鼓励并促使他们在城市得到了一定的收获后，仍能够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为基层文化治理贡献力量。
（三） 保障：制定完善的乡村精英政策，创设稳固发展机制
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精英占据了重要位置，但这也容易造成“精英俘获”的情形。面对这种情况，制定并完善相应的乡村精英管理和保障政策，创设基层文化治理稳固发展机制成为一种必要途径。在农村社会中，很多时候各类精英容易发生身份重合，比如一些技术精英往往会成为经济精英，继而掌握社会优势，也更容易成为政治精英。这种身份的重合使得农村社会资源总是掌握在特定的少数人手上，容易对农村中其他群体造成挤压，使普通民众缺少发展机会。在此背景下，只有建立良性的精英管理机制，对不同类型的精英进行分权制衡，为普通民众的发展创设更多机会，才能进一步完善乡村精英的良性培养和发展，才能为基层文化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主体动力。除了制定分权制衡的管理政策之外，完善的保障政策也尤其重要。政府应制定政策，保障乡村精英有效参与基层文化治理，即应将乡村中各类分散的精英汇聚起来，进行统一的安排管理和规划，发挥其优势，使不同类型的乡村精英有序地参与乡村发展的各个领域和过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更高一级政府也应当进行及时的评估和监督，从而及时调整政策，实现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过程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四） 协作：构建协作交流沟通平台，建立高效互动机制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特点，所以，各地的乡村建设经验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不同地域参与基层文化治理的乡村精英也各有优势。加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精英的协作交流和经验沟通，有利于乡村治理方法的互相借鉴，能够提高效率、少走“弯路”，为乡村精英的基层文化治理助力。同时，农村本土精英和外流精英也各有优势。本土精英熟悉乡村情况，外流精英与外界交流较多、眼界开阔，加强他们的协作互动，把外流精英的技术和资金优势与本土精英的经验优势结合起来，能够加快推动乡村的治理与发展。
为构建协作交流沟通平台、促进乡村精英之间信息的互动，发展民间社会组织是一个重要途径。重视民间社会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各类精英借助这一平台实现经验方法的有效沟通，而且还能够激发乡村精英自觉主动参与乡村振兴与基层文化治理的意愿。通过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引导有不同优势的乡村精英实现高效互动，从而更好地投入乡村治理和建设。
（五） 自觉：发挥乡土情结作用，培养文化自觉意识
乡村精英是与农村社会紧密相连的一类群体，通常受农村传统思想影响较深。一方面，受传统“小农思想”“小富即安”等思想的影响，部分乡村精英创新意识不强，离开乡村本土的意愿较弱；
另一方面，这种思想又反而培育了乡村精英对乡村本土的依恋，深化了其本身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这种恋乡情结是一种内生的对乡村的情感依赖，为乡村精英投入农村建设，尤其是进行家乡基层文化建设和治理奠定了情感意愿基础。故而，在引领乡村精英对基层文化进行治理时，应当重视对乡村精英乡土情怀的持续培养，使乡村精英愿意留在农村并主动投入乡村振兴。如，可以不断对乡村精英进行乡土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灌输，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在社会大環境中激发乡村精英对乡土的热爱之情，使其主动认识到本土乡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乡村的繁荣与个人的发展紧密相关，从而积极参与到乡村的基层文化治理当中。
作者简介：赖慧欢（1997-），女，江西赣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傅琼（1972-），女，江西樟树人，通信作者，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乡村文化。
（责任编辑 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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