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是中国乡土小说生发的源头，亦是作家生长的精神原乡。作家之于乡土的眷恋感与归属感，最直接的表现即是这一群体对文学村庄的精神皈依。以鲁迅、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乡土作家，以柳青、路遥、贾平凹、阿来、迟子建、李佩甫、孙惠芬为代表的当代乡土作家，皆生长于乡村或有过乡村生活经验，并在其作品中形塑出独特的村庄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乡村从“乡土中国”渐次向“城镇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不管是发达的地区的‘城中村，还是内陆的‘空心村，他们都失去了乡村的灵魂和财宝”。柳冬妩：《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读书》2005年第2期。一众乡土小说文本中所塑造的文学村庄形象也与之相呼应，村庄已经从“地之子”的精神图腾渐次蜕化为身份的负累。如何建构精神层面的诗意栖居之地，显然是新世纪乡土小说找寻“乡村建设之寻路”并实现“中国乡土小说变调”雷鸣：《乡村建设之寻路与中国乡土小说之变调——以长篇小说〈湖光山色〉〈金谷银山〉为例》，《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的重要命题。
作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重要构成，以《金谷银山》《麦河》（关仁山）、《大地之上》（王方晨）、《野望》（付秀莹）、《繁花似锦》（张艳荣）、《战国红》（老藤）、《琵琶围》（温燕霞）、《经山海》（赵德发）等为代表的扶贫题材小说在记录乡村振兴这一“新时代山乡巨变”历史进程的同时，也通过对乡村空间与风景的重构、现代农业产业模式的摹绘、“卡里斯玛”式人物形象的抟塑，实现了文学村庄形象的重构与再造。基于此，扶贫题材小说的创作显然也为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思路的丰富与叙事模式的多元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
自中国乡土小说肇始，其显然兼具了两个维度的功用，即“最能寻觅到揭示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描写点，亦最能张扬‘五四的‘个性解放之精神”。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而文学村庄就成了广大作家寄寓社会理想、实践文学构思的神奇魔方。但与此同时，乡土小说的被命名实质上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两种文明相互冲突所延展的结果。基于此，广大作家对于传统文学村庄的书写满载了踟蹰于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中间地带的怀旧感。当这种怀旧情绪在作家的创作中发酵、弥散，则意味着传统乡土小说中村庄形象的建构将会陷入同质化的窠臼。贾平凹将这种情绪归结为希望“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贾平凹：《秦腔》，第47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阿来在《空山》的后记中也坦言：“一直想替一个村庄写一部历史。”阿来：《一部村落史与几句題外话》，《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3期。这种看似合理的叙述路径，却导致了乡土小说中的村庄形象逐渐成了乡土小说作家所面临的“信息茧房”效应的模式化产物。此类村庄形象在与传统农业相关联的同时，在现代空间的建构与风景画的描绘维度逐渐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扶贫题材乡土小说对于文学新乡村的重构，则从上述两个层面切入。
首先，作家对文学新乡村的重构在村庄空间建构的维度得以确立。扶贫题材乡土小说中村庄的空间布局，包蕴着作家对于乡村的整体观照与思考。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作家将乡村空间的重构设定在楚王庄房屋布局重构和道路的重修中。在小说中，楚王庄村民的旧房空间布局处于无序状态且房龄较长，在暖暖带领村民以楚王庄的“湖光山色”为亮点，开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她以村口码头、赏心苑、楚地居为中轴，对村民的房屋进行改建。村民的民居得到了有序规划，有效的空间管理也为村中的商业街建设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在商业与农业的有效结合之下，楚王庄的规模也逐渐从村扩展为镇，甚至有扩展为新兴城市的可能性。尽管楚王庄的“复活”存在着作家的理想质素的助力，但是小说中传统村庄的空间布局从无序到有序、从旧到新、从小到大的重构过程，实质上也隐喻了作家对于旧村新变的可能性探索，而这一尝试与巴尔扎克的经典之作《乡村医生》的叙事初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以楚王庄为代表的传统村庄的旧貌新变是基于对传统村庄的原址重构，此类作品所寄寓的是作家对于传统旧村的怀乡思归情愫，那么王方晨的《大地之上》中的香庄村村民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帮扶下，从旧村搬入新社区，实际上彰显了作家对于农业新村建构的迫切心情。在小说中，为了达到农作物生态种植并集中经营的目的，香庄村的村民集体搬入现代化社区居住。作者在叙述搬迁的过程时，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香庄村的村民始终对全村集体搬迁持肯定的态度，而肖江虹的《悬棺》中燕子峡的村民在面对易地搬迁时的否定态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互文参照。当负责搬迁的工作人员劝说燕子峡的村民搬离自然条件恶劣的村庄时，以来辛苦为代表的村民始终拒绝这一改善生活条件的政策。来辛苦们僵卧孤村的心理依附显然是安土重迁的传统乡土文化，其与现代经济质素存在一种矛盾的纠缠状态。香庄村的村民支持搬迁的理由，可归结为现代经济因素对农民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传统乡土文化对农民的规约作用。要言之，作家以村民对于搬迁新村的态度揭示了传统村庄的时代新变的必要性。
其次，文学新村的重构与乡村风景的复归有着紧密的关联。风景画作为乡土小说的审美质素，即“三画四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学村庄呈示地方色彩的重要质素，作家在重建文学村庄的构想中，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单纯的风景书写只能触及村庄的外观，而为了趋近村庄的文化内核，显然需要作家将自然风景书写与人文风景书写实现有机的融合。付秀莹的《野望》对于芳村的建构无疑是对这一创作理念的践行。《野望》以农历的二十四个节气作为二十四章的标题，这绝非作者标新立异之举，实质上是以空间浓缩乡村风景，参照四季轮转，重现村庄生机。在每一个以节气命名的章节中，作者都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不同时间点芳村的地域风景，与之相伴生的则是每个节气所附加的民俗文化活动，进而以此将芳村的村民紧密地黏合在乡土文化共同体中，润泽芳村重新获得了向上生长的蓬勃生命力，也赋予了文本以强大的叙事张力。事实上，附着于芳村的风景建构并非一蹴而就，作为“芳村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其新村风景的生成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陌上》中，虽然芳村的运转仍然处于有序的状态，但是村庄内部的环境污染问题、土地抛荒问题、乡村伦理解构问题，显然给芳村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的协调造成了多重悖论。及至《他乡》问世，作者选择将芳村作为与城市相比对的空间，即城市隐喻“他乡”而芳村暗示“故乡”。因此，作为寄寓作者怀旧思绪的本体，芳村的风景画被赋予了暖色调。而在《野望》中，当芳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获得经济复苏、环境保护、社群伦理关系修复后，其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的和谐复归成为必然的结果。
二
新世纪以降，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面临着多重困境。尤其值得学界关注的是作家的文学创作与乡村现实之间的脱节所造成的“异步性”问题，进而导致一众作家的创作失去了在地性，部分作家的创作甚至是对社会新闻事件的重构。这一问题渐次导致了乡土小说文本中所创建的文学乡村与现实乡村之间所形成的错位现象，甚至形成了乡土小说创作的“三大病症”。雷鸣：《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三大病症》，《文艺评论》2010年第6期。具言之，当乡土小说作家的文字无法建构在最直观的乡土生活经验之上，乡土小说的创作将会脱离其平稳运行的轨道，更遑论在文学史中留下经典的印迹。由于回乡次数有限，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曾坦言：“现在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贾平凹：《秦腔》，第47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是故，作家习惯性地将乡土终结论诉诸创作中，学界则习惯于周期性地将乡土小说终结论进行探讨，这无疑是乡土小说中传统村庄形象逐步式微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农业收入有限—农民被迫进城—老幼留守乡村—村庄走向消亡”这一创作模式也逐渐被乡土小说作家所默认。如果分析这一创作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学村庄走向式微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传统农业产业模式难以为继，村庄失去了向下扎根的物质基础。而这显然又与作家创作经验的匮乏构成了因果关系，形成了一个难以突围的“西绪弗斯困境”。相较而言，扶贫题材乡土小说的创作是建构在广大作家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参与，甚至和非虚构乡土作品具备了相接近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基于此，扶贫题材小说对于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给予了多维度关注与聚焦，在对乡村产业发展提出多种因地制宜的探讨方案的同时，也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了细节性书写，进而为文学新村的重构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扶贫题材小说中农业新村的农业产业具有了因地制宜的特征。在《后上塘书》（孙惠芬）中，刘杰夫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承包村民的土地，将不同土质、不同位置的土地进行分类管理，种植了水果、蔬菜、中草药。同时，他还将种植业和乡村旅游相结合，从而获得复合经济效益。在《乡村第一书记》（忽培元）中，牛湾村盛产柿子，由于柿子销售价格低，村民不愿意再承包柿子园。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村民将柿子园集中管理，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以及无公害肥料种植，产出的柿子获得了客商的青睐，价格也逐步提高。在《经山海》（赵德发）中，鳃岛是一个渔村，村民改变了传统捕捞作业方式，转向海洋牧场的饲养模式，并以“深海一号”这一高科技深海养殖器械助力海洋牧场增产增收。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相较于传统乡土小说将村庄的振兴单向度寄希望于复活农业产业，扶贫题材小说在建构新型农业的同时，也在重构农民对于村庄的心理认同感。在《繁花似锦》（张艳荣）中，得胜村的村民离开村庄进城打工的原因，不仅仅是从事传统农业的收入低于进城打工的收入，也源自他们对农民身份的拒斥，以及对农耕文化的抗拒。基于此，作家在作品中有意识地设置了乡村丰收节的生产动员环节。村主任范潇典鼓励村民：“咱的品牌是啥？大米、高粱、玉米和一切农副产品。咱有粮食呀，咱有土地呀。咱有土地是多么令人自豪和骄傲的事啊！我们的幸福在希望的田野上！”张艳荣：《繁花似锦》，第30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
其次，作家对扶贫题材小说中农业新村的农业生产书写进行了细节化复现。在《金谷银山》（关仁山）中，作者对于白羊峪村的现代化农业生产销售模式进行了细节性叙述。在范少山的引领下，该村村民放弃了传统的散户经营模式，实现了土地的集中经营。为了满足不同农作物对于土质和肥料的要求，村民求助于农业大学的教授，对本村的土壤进行检测，从而按需施肥。为了满足顾客对于绿色食品的需求，村民采用生态种植方式并用生物防治的方式预防病虫害。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村民培育出了耐储存的苹果新品种。紧随其后，范少山将农产品的宣传和销售与新媒体相结合，创办了白羊峪公众号，并从网络平台销售本村农产品。
关仁山对于白羊峪村的农业现代化叙事，显然是基于作者对于传统农业产业复兴的理想化认知以及期待，相形之下，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则意图以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使文学新村重煥生机。在小说中，暖暖以楚王庄的楚文化发祥地以及楚长城作为乡村旅游的特色进行宣传，换言之，源自土地的附属品所产出的经济价值已经被现代服务行业超越，这无疑隐喻着作者对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关系的思考。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传统农业所能够含纳的经济体量显然无法承载村庄之树的生存与向上生长所需的养料。故此，作家为乡村产业转型所提供的思路，不仅为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能的叙事模式创意，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烛照乡村现实细节的表现。
三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乡土小说尤甚。在当代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中，以梁生宝（《创业史》）、孙少安（《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卡里斯玛”式人物形象始终是文学村庄的灵魂。换言之，乡土小说中村庄的生命力与“卡里斯玛”式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多重关联性，反之亦然。即是说，乡土小说中村庄叙事需要以典型人物贯穿始终，唯有如此才能为村庄的关系网络凝聚提供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乡土小说在塑造“去乡村化”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第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时代语境下的村庄群像时，往往会有坚守孤村的村干部形象，例如，《最后的村庄》中的老乔、《秦腔》中的夏天义、《花村》中的张大河。以肖江虹的《喊魂》为例，小说的标题可谓一语双关，既是对主人公蚂蚁进城后经历不公待遇而失智遭遇的暗示，同时也是对缺失典型人物引领而失去发展前景的传统村庄现状的无奈喟叹。针对这一现象，丁帆认为：“抓住时代的机遇，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重树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出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格的人物谱系，是每一个现实主义创作者应该遵循的小说创作的真理。”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及至扶贫题材乡土小说聚焦于这一现象，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在扶贫题材乡土小说中，作家所塑造的“第一书记”群体形象，及时补充了乡村典型人物缺失的空白，也是对传统村庄灵魂的找寻与复归。但是扶贫题材小说在塑造“第一书记”形象时，并没有对这一群体进行刻意拔高，而是着重突出他们与文学新村的多维关联性，从而为文学新村的重构注入时代的质素。当“卡里斯玛”式人物复归后，也意味着文学村庄的复魅。
首先，扶贫题材小说中“第一书记”群体的成长经历与专业背景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差异性的专业背景往往可以为文学村庄的建构提供多样性的助力。作为北京某著名高校文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刘书雷（陈毅达《海边春秋》）被领导派往蓝港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的协调统筹特长以及写作专长，对岚岛旅游港的建设与宣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作为前任的遗留问题，蓝港村的前任驻村干部因故未能与村民就搬迁条件达成一致，导致蓝港村的搬迁计划被反复推迟，进而导致岚岛旅游港建设计划被延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书雷转变思路，变蓝港村的摩尼教文化遗址整体搬迁为就地开发性保护。在此基础上，他深入蓝港村开展学术调研，其调研计划最终被批准，进而实现了蓝港村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双重目标。作为得胜村走出的“农三代”，范博成（张艳荣《繁花似锦》）通过刻苦学习考取大学。在读期间，他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其爷爷老拐、父亲范潇典也向他传授了大量有关水稻种植的农业知识。故此，他对家乡的农产品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所以他才会发出“走到天边，无论吃什么地方的米饭，都不如咱家乡的大米饭好吃”张艳荣：《繁花似锦》，第252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的感慨。因此，当他回到得胜村担任“第一书记”后，他的目标即是将盘锦大米这一优质农产品推向市场。在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中，主人公范少山虽无“第一书记”之名，但是他以专业技能带领白羊峪村村民实现脱贫致富，显然具备了“第一书记”之实。在北京工作期间，范少山学习了农产品的销售技能，这一技能在白羊峪村农产品的销售环节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他在工作中所交往的农业科研人员，则为白羊峪村新型农产品的开发以及土壤的检测提供了帮助。基于此，白羊峪村实现了从空心村向新村的转型。
其次，扶贫题材小说中的“第一书记”群体往往与其工作的村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不仅为“第一书记”群体完成扶贫工作提供了现实保障，也为文学村庄的重构提供了可能性。毋庸諱言，“扶贫其实就是通过思想启蒙和现代科技的推广对农民的思想和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改造，从而使其树立科学意识，并由此自觉地走向现代化”，张连义：《简析扶贫叙事的启蒙意识》，《阴山学刊》2013年第10期。进而实现传统村庄从旧到新的转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是“第一书记”群体和群众之间关系的建构。在小说《琵琶围》（温燕霞）中，“第一书记”何劲华与琵琶围村有着多重关联。首先，在担任琵琶围村“第一书记”之前，何劲华就曾在牛角村担任同一职务，并执行过相同任务，这无疑为他在琵琶围村工作的展开实现了经验的累加；
其次，琵琶围村是何劲华外婆的老家，他本人也曾在琵琶围村生活过，因此他对于琵琶围村的现实情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的帮扶计划制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上述两重助力的作用下，何劲华不仅为琵琶围村的农业发展找到了合适的路径，同时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在《繁花似锦》中，“第一书记”范博成对于得胜村的深厚情感来自祖孙三代的事业传承。范博成的爷爷老拐作为村里的老支书，曾经历过农业合作化运动，范博成的父亲范潇典作为继任者曾经历过包产到户。在爷爷和父亲为村民服务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范博成，尽管已经通过求学的方式进入省城并获得了在外企工作的机会，但是他的根在得胜村，在父亲卸任多年以后，他放弃了外企的高收入和城市的舒适生活条件，最终回到得胜村担任“第一书记”，以所学所能回报自己的故乡，为得胜村的发展注入了有温度的情愫。在《海边春秋》中，“第一书记”刘书雷的领导李然曾经在蓝港村工作过，因此将振兴蓝港村的重任寄托在接替自己工作的刘书雷肩上。要言之，扶贫题材小说在塑造“第一书记”形象的过程中，并没有将他们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同质化倾向的“高大全”式人物进行抟塑。因为，文学新村的建设与发展“不仅需要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更需要约伯式平凡英雄”余凡：《“农村新人”的变迁及其精神处境问题》，《长江文艺》2021年第1期。的参与。故此，作为村庄建设的灵魂，“第一书记”群体在被赋予“卡里斯玛”式特质的同时，显然也兼具了在地性的质朴情愫。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为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乡土小说对于转型阶段中国乡村社会宏观经验的把脉与微观细节的打捞，显然包蕴了其他文学题材所难以企及的优势。而新世纪扶贫题材乡土小说通过对乡村空间的重构与风景画的复活，现代农业产业模式的多样性与运行模式的在地性摹绘，“卡里斯玛”式人物形象的重塑，进而实现了对文学村庄形象的复魅与重构。这显然在提醒读者与研究者“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
①
的可能性，同时也再一次展现出乡土小说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其外延的可塑性与内质的多样性。但与此同时，扶贫题材乡土小说普遍存在的前后情节难以自治所造成的叙事逻辑缺环现象也不容忽视。以关仁山的《麦河》为例，小说中在城市打拼多年并获得了立足城市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后，曹双羊显然不存在同时代进城者群体所遭遇的“身份认同”
②“精神漂泊”
③“文化眩惑”
④等诸多问题。但是，曹双羊在城市的别墅中却因为毫无原因的焦虑感而失眠，只有将自己的枕芯中放入老家鹦鹉村的黑土才能安然入眠，因此他坚定了回村开展土地流转、发展新型农业的决心。如果仅就曹双羊头枕黑土治疗失眠这一情节作为阐释对象，则其论述尚具备合理性。然而，如果将曹双羊因离开家乡土地失眠，作为后续作品中曹双羊放弃自己在城市奋斗多年所获得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的动因，显然是违背现实逻辑的，而此类问题在扶贫题材乡土小说中亦非个案。综上，新世纪扶贫题材乡土小说作为中国乡村社会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从渐弱到振兴时代进程的记录，其对于村庄形象的文学化重构的终极旨归，显然是通过对“一个村庄的书写，记录当代中国沧桑巨变的深刻履痕，为一个时代珍藏鲜活而真实的国家记忆”。
⑤但其是否可以实现乡土小说由旧到新的质变，仍有继续深入研究与长期观察的必要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东北解放区乡土文学研究”（2022M721328）、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解放区乡土小说审美建构研究”（2022C10163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鹏，吉林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
（责任编辑 杨丹丹）
① 舒晋瑜：《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
②③④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第34、50、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⑤ 付秀莹：《“芳村”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长篇小说选刊》2022年第5期。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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