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阳煜
当今国际格局多极化愈发显现的时代，大国间的零和博弈，正转变为不同文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新態势。从文明竞争的视角来看，在对主要国际机制影响力减弱、全球事务参与度下降的背景下，美国文明的向内收缩乃至相对衰落，成为了多文明竞合时代，必须正视和研究的课题。
现阶段，国内社会政治问题频出、国际表现反复无常的美国，无论是基于主观上的意愿还是客观能力，都很难原封不动地维持所谓美国领导世界的状况。这与欧洲经过二战之后失去世界领导地位，颇有几分相像。那么，距离“二战后的欧洲”，美国到底还有多远？就此，南风窗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首席研究员薛力。薛力的研究领域包括文明竞争、国际战略及世界治理等。
“新的罗马”实践扩张外交
南风窗：就当今国际格局而言，西方文明主导世界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多极化发展并没有成为美国的主导者所遵循或认可的常识。回顾历史，你认为主要有哪些因素，形塑了美国政府与精英热衷于制造文明间冲突、信奉单极化主义的观念？
薛力：美国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具有十分强烈的救世主情结。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这些错误观念，和基督教的一神论价值观有重大关系。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强烈的二元对立思维上，即围绕着“上帝崇拜”，把世界上的人类分为“上帝的选民”与“异教徒”两类，“上帝的选民”要通过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来使得他们的价值观被大众熟悉，来推广他们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来满足救世主情结。这是过去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事情，当然也被美国人所继承。
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工业革命等历史性事件，基督教文明从欧洲的地区性文明得以向全世界扩展，在世界范围内开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先河，却也给后来世界其他地区的动乱埋下了伏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纷纷成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其中就包括了不少曾经的西方殖民地地区，而西方学界对于那些多个族群的国家，则是基于“民族主义造就民族”的理念展开实践。
在西方主要民族主义理论家看来，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逐日进行的全民公决”，不同文化族群因此成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所以，联合国的英文叫United Nations，而非United States或United Countries。
这样在全球生搬硬套创造新兴民族国家的潮流，结果就是在世界不同地区埋下了纷争的隐患。可以说，滥觞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虽然演化为“二战”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但只是一个时间不长的历史现象，民族国家并非国家存在的标准模式。更重要的是，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欧洲，这无疑是对曾经自诩“文明、发达”的欧洲最大的嘲讽，并使其失去了主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
因此，在二战后，美国得以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并通过扶持成立欧共体和北约等集团化组织，来与苏联主导的华约形成对抗局面—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基督教文明两大亚文明（东正教和新教—天主教）之间的竞争，双方尝试了除热战之外的所有对抗形式。
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胜利而告终。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认为，自己是“新的罗马”，应该在全球布道“美丽国的福音”，导致其扩张性外交行为不断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实力与国际声望。
主客观上正告别世界领导国
南风窗：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美国成为了发动或参与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而在最近30年里，全球鲜见主要文明之间的全面战争，更为常见的是地区间的代理人战争形式。在你看来，现当代国际格局下，美国有过什么样错误、过时的价值观，导致它现在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滥觞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虽然演化为“二战”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但只是一个时间不长的历史现象，民族国家并非国家存在的标准模式。
薛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导致了文明、富裕的欧洲，没有了领导世界的能力；
原来富有、强盛的欧洲国家变成了债务国，美国成为了它们的债权国。欧洲人领导世界的正当性没有了，变成了美国人主导、联合欧洲与吸收其他国家，试图领导全世界。
要知道，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手要按在《圣经》上，而不是宪法文本上—美国文明本质上，是新教主导、受天主教明显影响的文明，相比法、德等传统欧洲国家，美国政治的宗教色彩要浓厚得多，它自诩罗马，要以“山巅之城”来拯救世界。
尽管美国的工业产值1894年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但直到“二战”之后，它才具备主客观条件，来替代欧洲大国，联合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成为世界的领导国，而美国外交一直都在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来回变动。
历史上，美国的孤立主义源于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美国人坚信自己在新大陆（the New World）构建了有别于旧大陆（the Old World）的“美丽新世界”，美国不应该插手旧大陆的政治纷争，也不允许欧洲插手美国事务。门罗主义则发展为不许欧洲插手西半球事务。这体现了美国立国者的建国理念，要把美国从区区北美13个州的狭小地域，扩展为涵盖整个美洲的国家。所以，他们给自己的国家起的名字实际是美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的孤立主义源远流长，就连“一战”的胜利也没有让美国人放弃这种外交倾向。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使得大部分美国人意识到，孤立主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本土安全，美国必须参战并主导世界秩序的构建。而同时，在“二战”中，欧洲地区大量教育与科技人才流向美国，使得后者取代了欧洲，成为世界的教育中心，与科技水平最高的地区。美国人统治世界的方式和欧洲人不一样，不搞殖民地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世界性制度的体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公海航行自由”“民族自决”等为主要内容的威尔逊主义，极大程度上取代了欧洲人主导的欧洲式外交理念；
而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则成为美国在全球收割人心的一大利器，并通过一大批美国精英的外交实践，提高了美国对世界的制度化影响力。
因此，“二战”后的美国创建起了主要基于国际制度的国际新秩序，并将其延续至今。这在政治上体现为联合国等主要机构，金融领域有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则有关贸总协定及其升级版世界贸易组织。同时，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在最高峰时超过5000个，在当今仍有800多个，美国得以用较小的成本来控制全球的战略要冲，为其维持国际秩序提供暴力保证。
软硬实力兼备的美国，一时成为世界领导国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美国一手打造的主要基于基督教价值观与利益的战后国际体系，有其内在的缺陷—它首先需要一个对手和敌人，没有对手不行。其次，根据“特里芬难题”，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逆差与美元币值稳定不可能长久地共存。一个国家长期贸易逆差，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对外商品依存度上升等一系列后果。随着西欧国家与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复兴，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进口石油的猛增又扩大了美国经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因此，美元贬值是必然选择。尼克松选择在1971年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法国等国家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以减少外储贬值的风险，只是充当了触发点而已。此后直到里根上台，美国经济始终不太景气。所以才有里根经济学、克林顿主义的经济信条等出现，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但美国经济去实业化的整体趋势很难改变。技术革新与新产业的出现，是美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客观而言，美国在国际竞争上某些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其他国家依旧难以匹敌。比如，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占据全球获奖人数的70%左右，说明它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十分突出。但与此同时，美国的相对衰落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经济往全球布局的过程中，产业外移、过度依赖服务业的局限性逐渐暴露了出来，导致美国国内的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愈发严重。
更值得注意的例证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本质是华尔街精英对不良资产美化包装、拿去市场交易导致的恶果，却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风暴，殃及世界其他国家，意味着美国从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稳定器，沦为了“麻烦制造者”、不稳定的根源。
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在最高峰时超过5000个，在当今仍有800多个，美国得以用较小的成本来控制全球的战略要冲，为其维持国际秩序提供暴力保证。
从奥巴马主义到特朗普主义，再到如今拜登搞的盟伴外交，延续了减少国际干预、构建排他性的盟伴国家“俱乐部”以打压新兴国家等做法，都说明了美国在全球层面实行战略收缩的速度明显加快。可以看出，美国失去了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自信，没有为全球国际治理提供新公共产品的意愿，也不愿意在必要时为国际事务承担兜底的责任，而是要求甚至迫使其他国家尽可能多地分担责任。这已经不是一个世界领导国应有的做法。
多文明竞合是长周期
南风窗：国力相对衰落的美国，在对外战略上发生了明显的政策内倾现象。从文明竞争的视角来看，你认为，这会如何影响全球的国际秩序调整？
薛力：美国干预世界的能力、意愿下降，已经不是世界的领导者，更像是被动的协调者和觅食者角色。美国不对国际事务承担兜底责任，不去领导世界，那么谁能取代呢？
虽然美国作为领导国发挥的作用正在消退，但其价值观、货币的全球影响力依旧存在。孤立主义回潮后，现在美国最为关注的，是为自己与小团体谋利益—首先是本国利益优先，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内圈，然后再考虑盟国的利益，最外围是紧密伙伴国—也就是搞圈层外交。
比如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就开始施行战略收缩了，减少对国际组织的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军事介入，并把军事安全的重点往亚洲转移，同时推行“再工业化”以重振制造业。而在特朗普时代，他更加强调美国本土与美国人的利益至上，主张减少国际安全义务，要求盟友与紧密伙伴国更多地承担安全责任和提供资金支持。为此，他对盟友与紧密伙伴国不断施压，不惜退出一些国际机制，还放弃了一些国际承诺。对他来说，气候领域的《巴黎协定》可以退出，北约似乎也不用在乎，必要的时候甚至可能连联合国都可以退出。
这样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盟友、伙伴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美国不再被认为是可靠的盟友。拜登上台后，相比于打压他国，更加注重提升美国的自身实力，并主动修复、缓和与盟友、伙伴国的关系，加强与后两者的协调，但是在“为己谋利、减少负担”上，和他的前任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如果美国继续热衷于圈层外交，还是按照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同自身的相似程度，来构建各种排他性机制，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不在反思中调整自己的外交方略，不主动改变自己以适应包容与合作的时代潮流，那么它的实力与潜能将被继续消耗，成为21世纪的“二战后欧洲”，将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命运。
同时，印度在崛起，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也在崛起，各主要文明下面的次级文明也在发展，如阿拉伯文明、孟加拉文明，还有旁遮普文明等。全球多个板块在互相竞争，形成不同文明间多极合作、竞争的态势。多文明间竞合将是一个长周期趋势，在不发生核大战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持续到本世纪末。
南风窗：你在过去有一个比喻，称美国正在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积极推手，变成热衷于构建小院高墙的“红脖子泥瓦工”。我们该如何评价美国固有外交方略在多文明竞合时代的局限性？
薛力：这在安全领域，体现为美国以小多边为主构建的安全同盟，像“奥库斯”（AUKUS，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样的安全机制，还会继续出现；
“印太再平衡”正在演化成为“印太欧再平衡”，意图拉拢越来越多的力量来打压新兴大国—但这不会演变为新版的冷战。中国的经济和世界是融合在一起的，中国公民每年正常的出境游人数超过1.5亿，对外经贸、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GDP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75%，这是曾经的苏联和日本在经济实力顶峰的时候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现在美国最为关注的，是为自己与小团体谋利益—首先是本国利益优先，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内圈，然后再考虑盟国的利益，最外围是紧密伙伴国—也就是搞圈层外交。
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许多国家不愿意选边站，而是在政治、安全上靠美国，同时在经济上靠中国。不认可美国领导权的国家不断增多，这对于美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把中國当作战略竞争对手，试图把中国限制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这些对付手段难以在长期内奏效。
在多文明竞合时代，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整体实力在下降，而其他文明的实力与影响力在上升，包容、合作是主流，排他、冲突则是支流。强化冲突与对抗、拉帮结派，是基督教一神论价值观内在缺陷的回响。如果美国按照固有路径继续固执地走下去，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沉醉于文明冲突，把支流当主流，围绕不同的议题制造麻烦，这头打压伊朗，那头打压朝鲜，继续充当世界许多紧张局势的根源，那么变成上述“二战后的欧洲”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届时它可能将衰落成为世界的一极，仅在某些方面继续保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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