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丹
内容摘要：文学中的身体包含多层次的文化内涵，能从微观角度探究出作者深层次的思想。身体的文学化，不仅隐秘传达了文学的话语内涵，也促进了身体研究进一步走进大众的视野，成为独立的象征体系。《寒夜》通过对“疾病”“创伤”“死亡”三个维度的书写，反映出了小人物生存的边缘化、女性“出走”的矛盾化、国统区统治的不合理化等问题，达到了隐射和批判的目的，强化了《寒夜》的现实性和真实性。
关键词：《寒夜》 疾病 创伤 死亡 隐喻
“身体”不能仅仅理解成生理或者心理意义上的身体，因为“它是一个文化、权利和自然交杂的产品。”[1]101《寒夜》中的身体书写主要集中于“疾病”“创伤”“死亡”等方面，折射出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实行了严格的文化审查制，作家的创作空间和自由被限制了。面对文化管制，“身体”便可成为“失声”语境下发声的武器。只有正确理解“身体”是如何成为文本意义的增殖，是如何传达时代的话语，被赋予了何种文化想象，才能对小说的思想内蕴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疾病的病态呈现
在文学史上，疾病是常见的意象主体并且被赋予了多种功能，“隐喻和写实，分别代表了疾病的修辞和叙事功能”[2]5。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指出因科学技术的落后而造成了疾病的神秘化，使疾病处于一个相对悬空的状态。同时，疾病的文学化、政治化，使得疾病的隐喻意义变得更加多样，并产生了与之相应的变体。
1.肺结核：浪漫隐喻的消解
对于疾病的书写可有两种情形：“一是作家所面对的现实存在性的生存与生命的困境，即书写疾病，表现疾病与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情形则是写作者本身就是显在或潜在的带病者，因自身的疾病与生命的压抑，而激发出一种创作能力”[3]。疾病是巴金小说重要的叙事对象，尤其是对肺结核的叙事，这是因为巴金本人就是肺结核患者。
苏珊·桑塔格认为癌症和结核病是被隐喻修饰物所复杂化的疾病。[4]换言之，肺结核不是纯粹的疾病，被赋予了多种隐喻。在西方人眼中，它具有浪漫和自我升格的意味，“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4]56在汪文宣身上，这种意味被解构了。一方面病态美的失解。肺结核因面色潮红的病理学症状，而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病态美。但汪的疾病表现是“多么瘦！多么黄！倒更是像鸡爪了！”[5]395病态的黄色成为了身体的主色调，肺结核的病态美被丑化了。“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咙上擦揉，动作仍然迟缓而且手指僵硬。”[5]467这样骇人的场面和肺结核的罗曼蒂克没有任何勾连之处。另一方面，自我人格的湮没。肺结核被认为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病，艺术家往往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或者说对事物充满好奇的，但汪身上的气质完全相反，死气沉沉、没有活力。看似是疾病让他颓废，实则是他自我的消沉和湮没。
结核病和癌症是互为对照的疾病，是“丑”与“美”的对照。肺结核的浪漫在汪身上被解构了，但是汪从患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的惶恐、挣扎到最后的放弃的心路历程，可以看成是四十年代“大后方”社会、制度的患病，肺结核的浪漫隐喻被解构了，但社会隐喻仍值得深思。
2.心理危机：时代病的显现
《寒夜》注重人物情感的流露与宣泄，心理描写成为了主要手段。大量的梦境描写、内心独白、环境烘托等构成了小说的艺术张力。“人物的心理活动是人物与环境经过撞击而生发出来的各种想象活动的有机组合”[6]，巴金先生的心理描写透视出了社会万象、表现出了人物的创伤和苦难。
梦境。梦境本质是人物内心欲望的一种显现，是人物内心活动的不自主的延伸。“梦境肯定来自于我们已客观地或主观地体会过的事情中。”[7]6汪经常做一些不愉快的梦。或梦见婆媳争吵，或梦见树生抛弃他去了兰州，或梦见唐柏青可怕的面容等等。“这些梦境不单是汪文宣对过去生活境遇的特殊形式的回忆，而且是他对未来境况的形象化预侧。”[8]夢中的一切在现实生活中或实际存在，或梦魇成真。“在心脏病和肺部疾病中，经常出现焦灼的梦。”[6]22汪自患病后，甚至害怕睡觉，因为“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6]305。在第十八章中，汪将梦境当作了现实，以为树生去了兰州，醒来看见树生在床前，颤抖地问道：“你不会丢了我走开罢？”[6]358其实汪常做梦实则也是过度审视自我、过度贬低自我的表现。
内心独白。《寒夜》中有多处内心独白形式，比如说书信、内心对话等。内心独白将汪的懦弱与敏感、树生的善与欲望刻画得栩栩如生。小说开头汪和自己的对话，将他“老好人”的性格告知了读者。汪有埋怨和怒气，但仅限于埋藏在内心。汪讥讽周主任刻薄，却只是在心里暗骂，并且“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6]235。对两个女人的争吵有着不满，但选择在心理埋怨“这是怎样的一个家”。树生既有着自己的道德操守，又不甘心在这个黑洞般的家庭蚕食青春。她想要反抗，却一直彷徨与犹豫。她曾想过相夫教子，但现实的一切，让她无法忍受。总有声音在告诉她“滚啊”“飞啊”，看似是外在的因素将她推了出去，实则是内心欲望的显现。
《寒夜》能够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不仅仅是它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同时也是因为心理描写的高度成功。巴金先生的现实主义心理描写不似前期具有浪漫质素，后期的笔锋直指人物内心处，将人物内心的善与恶、嫉愤与懦弱都一展无余，使人物更具矛盾化，文章也更具张力化。
二.创伤的隐喻书写
创伤是二十世纪兴起的学术热点，逐渐成为精神学、心理学乃至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文学层面上，创伤主要是指精神创伤和心理创伤，以及文化创伤。《寒夜》中，描写了众多圆形人物。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创伤，或者是本人受过创伤而成为了加害者，他们的性格变得多元、扭曲甚至是病态。
1.历史性创伤：封建文化的迫害
“历史性创伤是指特殊的、常常是人为的历史性事件”[9]。《寒夜》中历史性创伤主要是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巴金常常站在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角度书写和关怀女性，这与他“爱”的信仰有关，因而巴金没有批判汪母和树生，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给读者。
婆媳矛盾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她们之间的纠葛不是简单的婆媳矛盾，更是新式文化和旧有观念碰撞的表征。汪母是封建旧文化的牺牲者，是男权文化下妇道妇德的典范。同时，她是典型的母职代表，“母职便是父权社会中父权执行指令的工具，是历史文化中压迫女性，默许男权的根源”。[10]70她瞧不起和贬低儿媳，是因为她没有传统女性的“安分守己”。汪母其实是想摧毁儿媳的尊严来捍卫自己和父权的庄严地位，对树生产生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创伤。树生看似是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但她的反叛是带有动摇性的。她受到了传统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她会反省和自责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像汪母一样投身家庭。“曾树生的形象彷佛说明女人一旦摆脱了对男人的依附，就既不像人妻，也不像人母了”[10]75，树生抛弃了丈夫和儿子，最后留个世人的是寒夜中的一个背影。
汪母对树生的苛刻本质上是封建旧文化对女性的束缚，曾树生的反抗本质上是女性意识的觉醒。曾树生不顾世人的眼光，也要坚决地做花瓶，何尝不是她摆脱束缚人性锁链的方式。巴金不只是简单的描写婆媳矛盾，更是将矛头指向封建旧文化以及一切压抑人性的束缚，对传统的男权文化、妇道妇德进行了解构。
2.结构性创伤：边缘人物的困境
“结构性创伤是指超越历史的失落”[9]。不能完全融入群体便是一种结构性创伤。受到结构性创伤的人物在《寒夜》中比比皆是。他们永远是活在他人“凝视”下的小人物，没有话语权，主体意识完全消融了，成为了“他者”。
根据帕克边缘性的人格表现特征，“由于边缘人不可能归属于两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边缘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再加上边缘人需要经常出入两种不同的文化，所以经常陷入自我分裂，显示出焦虑不安、空虚和寂寞的心理症状”[11]。汪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置身于两个时代之间，又分明不属于其中一个时代的分裂感，让他产生了焦虑、不安。汪像极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受过高等教育却被不被社会所容纳，心怀大志却没有施展的空间。汪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同事和上司不重视他，妻子不在乎他。他承受着多重的挤压，将他原本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无，最终成为时代的陪葬者。唐柏青的一生可谓是短暂且悲惨，出场便是不幸的。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最终却成了城市的流浪汉、漂泊者，且死相惨烈。
汪文宣和唐柏青作为中华民国的同龄人，他们都是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受到新旧文化的冲击，又处于黑暗的统治和不合理的制度下，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对自己产生怀疑。他们具有愤世嫉俗和自卑颓唐的二重性，无法宽恕自己的无所作为，也无法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归属感，最终沦为时代的边缘人。
三.死亡的理性反思
社会性小说一般都会有死亡，死亡仿佛成为了小说叙事的一种动力，成为了作者控诉社会或者某种不合理现象的武器或者象征某种东西的不复存在。《寒夜》中，出现了众多死相。他们的死亡都有隐射意味和指涉功能。如果只是简单地描写生理死亡，稍缺少张力和深度，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死亡会更有指控力度，更具有一种彻底性。
1.对病态社会的控诉
巴金先生不仅是简单地描写死亡，而是立足死亡本身又超越死亡，思索死亡背后耐人寻味的意义。“当我们走进文学的世界，透过铅字所散发出来的压抑的、颓废的、接近死亡的气息总是更能打动我们的心，因为这类文学触及了人类最感到恐惧的话题。”[12]这也是作家们描写死亡的原因之一。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死亡是作家们所忌讳的。“到了现代，中国文人对待死亡不再那么唯美，有更多作家去‘面对淋漓的鲜血。”[13]巴金先生直面死亡，杜大心为革命牺牲、鸣凤为“人”投河等等。死亡是悲剧的一种高级形式，“死亡对于生者来说是一面镜子，只要我们认真审视死亡，就一定能折射出人类生存中的问题”[14]，汪文宣、钟老的死亡就是照射国统区的镜子。汪死于肺结核，这只是作者赋予死亡的一个借口。若汪不是患有疾病，最后也会在时代的洪流中死去，这与当时的社會环境、国统区黑暗的统治分不开的。政府的压榨、逃难的恐慌、经济的失衡，使人民遭遇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创伤。汪的不幸和时代无法割裂，如果汪和树生能够拥有稳定的收入，也许这个家就不会有那么多裂痕，汪也不会这么早死去，汪的悲剧只是社会悲剧的缩影。钟老死于霍乱，其实是批判当时国统区对霍乱管理的不得当。当时霍乱流行，由于统治者的疏忽，太多人遭受了折磨，而钟老只是其中一个。就像巴金前期的《家》，作者并不是写一个家庭的不幸，而是通过一个家庭写出整个社会的悲剧，以小见大，将个人、家庭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寒夜》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虚构，而是作者亲身经历、看见的真实，正如巴金所说：“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15]448。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死亡指控了封建旧文化、旧制度，批判了国民性，余华《活着》中死亡的重复颇有特色。因此真正的作家应该是直面死亡，而不是逃避死亡，削弱悲剧的蕴意。
2.对生存价值的思考
作为写人的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的生存价值进行探讨，特别是在混乱的时代，人注重寻找自我的价值。巴金先生对生命价值的探讨不止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在从孱弱的身体、虚无的灵魂等图景中挖掘灵魂深处的内容，将人物和人性置于可见之处，从而对人的生存价值进行思考。
汪代表的是迷茫的一代知识分子，找不到内驱力和自我价值，“更是深刻反映了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他们现实社会身份的难以确定性”[16]。汪身边都是接受过教育的人，但没人是幸福的。他们没有生存空间，最终屈服于世俗。汪所受的新式教育，是鼓励他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在孱弱身躯和现实的摧残下，最终失去了自我的灵魂和个性，从而自我价值流失了。“汪文宣失败所揭示的，是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期待要求与个体的生存条件之间不可逾越的矛盾和隔阂”[17]106。《寒夜》中没有人是拥有完整的灵魂的，虽然树生最后逃离了家庭这个实体空间，但她始终没有逃出对男人依附的精神空间，始终是男人的附属品。汪母是男权的附属品，没有自我。汪母似乎想通过扭曲变态的爱来找寻自我的价值，但“她需要的是世俗的伦理名分”[18]，并不是真实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
《寒夜》寫的虽是平凡人物，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却依托家庭这个小窗口透视出了四十年代社会的风云变化以及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这些小人物具有深刻的内涵，他们称不上是人，只是一具具失去了灵魂的肉体，在世俗中苦苦地挣扎，却依旧难逃失败的命运，或是冰冷地死亡，或是孤独地活着。
巴金通过人物的疾病、创伤、死亡对旧制度、国统区的不合理统治、旧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正如巴金所说，“我的目的无非就是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是什么样。”[7]231而人物所受到的所有不公和伤害，都通过身体的各个切入点得到了反映，身体作为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载体作用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社会的黑暗、小人物的挣扎、战争的恐惧、经济的萧条等均得以展现，达到了控诉和批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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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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