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文化传播的媒介语境迭代，地域之间人口流动加剧，以蚁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白领等为代表的我国城市新移民群体，业已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亟需投射人文关注的人口集群。本文以博物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为交叉研究视野，从实践视角切入分析研究生态博物馆作为坚守、保护、展现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在构建城市新移民群体文化认同中所呈现出的理论模型及其现实路径。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文化认同，新移民群体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teration of the media contex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opulation flow between regions has intensified， and the new immigrant groups in China"s cities， represented by ant cla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white-collar workers， have become population clusters that need concern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aking museology，sociology，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a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practical path presented by ecological museums as cultural spaces that adhere， protect and display collective memory， when they constru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urban immigrant groups.
Keywords：
ecological museum，cultural identity， new immigrant groups
在当今新媒体、新形势下，文化传播的媒介语境愈加倾向于交错复杂、多向参与、体验解读的互为过程，新的传播格局是媒介传播的中心化被去中心化所取代。本文在对城市新移民群体迁徙、代际构成与社会心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阐述生态博物馆文化要素与传播优势，剖析生态博物馆在“接收与回应”双向上的互动模型可能，探讨生态博物馆对于城市新移民群体文化认同构建的积极意义，并分析研究生态博物馆对于新移民群体的文化输出、提升文化认同的实现路径与模型建构。
而我们在寻找实现路径与论证模型建构的时候，其有效性共同指向了文化认同的群体属性、价值核心以及基本依据。一方面，从梁启超最早提出的“中华民族”［1］概念到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2］概念，再到如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属性已经从血缘属性、地缘属性、业缘属性发展到价值观属性的共识营造层面，越发多元且丰富；
另一方面，英国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20世纪提出的“共同文化”观（Common Culture），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
威廉斯强调，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现象，更应该被视为一种建立在人性尊重的前提下、具有普遍性和深远影响力的、能够促进当代发展的力量。共同文化的基础是源自于共享社会经验的积淀，可以认为是一种教育和参与式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克服当代危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共同体是需要共同的认知或者是共同的经验来维系关系。对于个体而言，世界是其自身经历及认知的意义的总和，共同文化可以助力所有个体自我实现。在这里，每一位个人都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充满价值观念的世界，这种价值观念来源于他们在这里的经验、理解、思考。“好的共同体与鲜活的文化不仅会营造空间，而且也会积极鼓励所有个体推进公众所普遍需要的意识发展。”［3］
在2006年云南民族博物馆举办的“亚洲博物馆馆长和人类学家论坛”上，有专家指出，“文化认同内含着价值的选择和社会意识的认可，在民族共同体中表现为对自己传统的遵从和群体的归属感，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内在机制”。［4］因为这种认同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在风俗习惯、语言、宗教、道德规范等方面，既体现了一种综合认同，也体现了一种归属感，其基本依据是“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5］
概括而言，对于提升新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生态博物馆因地域不同、面向不同、旨归不同等情况，构建并呈现出三类模型及其路径：基于他乡“文化融入”与“归属期待”的市民身份模型构建、基于原乡“恋地情结”与“情感链接”的文化游民模型构建，以及基于第二故乡“自我肯定”与“价值导引”的阐释社群模型构建等。
一、基于他乡“文化融入”与“归属期待”的市民身份模型构建
如果拉长时间轴，较之于以往，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新移民群体正在经历着至少三重历史性的转变：一是农民工群体流动区域的半径减少，离家门口距离减小——这对于通过地区生态博物馆以唤醒身份认同的实现路径而言，无疑提供了减少时空隔阂的地理便利条件；
二是该群体总量已呈现增速下降趋势，甚至總量下降现象，预示着农民工的资源供给已从无限转为有限——这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对其文化传播力而言，亦提出了新要求；
三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和代际成长，农民工群体逐步跨越农耕文明和后现代文明鸿沟，变得“有知识、有技能、懂经营、会技术”，［6］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空间上的流动更加意味着文化上的移民，以及自觉向新市民身份转变的渴求。
2008年，以安徽阜阳农民工真人、真事为创作原型的以农民工为题材的纪实电影《农民工》，被国家电影局列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优秀国产新片、重点献礼影片”。这部由陈军导演执导的电影，从小处切入聚焦改革开放初期阜阳农民工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以小见大地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参与者，农民工群体在观影后纷纷表示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这也使其收获了“最受群众喜爱的故事片奖”。［7］这部体察生存的电影所受到的热捧与肯定，也显示出农民工群体通过观影在市民群体归属感上，所获得的主人翁身份的喜悦与满足。这种喜悦与满足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身份认同与价值取向上“更渴望精神文化的满足与表达”。［8］并且学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自亮相历史舞台以来，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生活方式的‘代际革命”，［9］而且是一场“不可逆转的‘去乡入城现代性变迁”。［10］
2010年，党中央在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时，强调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让该群体和谐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这预示着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开始从学术界蔓延到政界”。［11］作为跨越城乡的双向流动群体，所谓“半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为“就业非正规化、发展能力弱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名声妖魔化、社会认同内卷化”。［12］“与传统以‘剥权为特征的城镇化路径不同”，［13］新生代农民工真正地融入社会、完成城市化应当是一个全面“赋权”的过程，“由城乡‘双重边缘人向嵌入城或乡社会关系之中的固定群体转化”，［14］成为城市主人翁，是体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方面。
相较而言，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关注社会热点问题”，［15］并对参与社会事务保持高度积极性。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生态博物馆步入蓬勃发展期。1975年，法国博物馆学家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在法国勃艮第省建立“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Ecomusée de la Communauté le Creusot-Mont-ceau-Les-Mines，Ecomuseum of the Community Le Creusot-Montceau）。其中，克勒索曾是钢铁制造工业区，蒙特梭是煤矿开采工业区，该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源于“克勒索蒙特索煤矿社区”为全面保护当地社区文化传统开展的“人类和工业博物馆”项目。它“旨在为当地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激发他们对未来发展与生活的信心”，［16］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生态博物馆。又如加拿大魁北克涌现出的全社会之家生态博物馆（the Maison du Fier-Monde），旨在保护工人住宅区文化并提高共同认知，以彰显其推动社会进程的价值所在。
可以说，西方生态博物馆“是对后工业阶段的社会、文化、生态等危机的一种文化上的反叛运动，它既充满‘向前看的热情和憧憬，又有‘向后看的怀旧主义的忧伤和逃避”。［17］不同于此的是，我国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更多是建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诸如贵州、广西、内蒙古等，虽然也致力于保护当地自然或文化遗产并提高居民认同感，但这里的居民是“本文化的所有者”，而不是新移民群体农民工的“非本文化的人群”，［18］实质带有文化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指向。21世纪，我国东部发达地区逐步开始苏东海先生所称的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建设，从而在理论发展上，与国际学界“乔治·亨利·里维埃拉（Georges Henri Riviere）之‘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以及雨果·戴瓦兰之‘面向未来的社区博物馆”［19］的“代际”理论形成呼应。
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发布首个关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文件《关于促进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的通知》（文物博发〔2011〕15号），其中，在第五条“以人为本，加强生态（社区）博物馆教育服务工作”和第七条“加强协作，建立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的长效机制”内容中，分别提到引导当地居民自觉投身和参与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多种方式调动社区居民支持和参与的积极性。随即又把“对中东部地区开展生态、社区博物馆的调研”提上日程。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窘境，却恰恰是我们的城市失去了这样一种作为市民家园的身份”，［20］新生代农民工要顺利融入城市，须充分发挥文化的特殊优势，不仅仅因为文化的力量在于润物细无声，浸润式的城市文化熏陶可以使农民工们自觉选择文化融入的“市民化”［21］路径，而且可以“在精神层面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2］
在今后生態博物馆的类型实践中，首先，我们应当在内涵建设和内容填充上主动黏合流动的他者，“变‘自我定位为‘观众定位”，［23］挖掘这部分观众的文化特质并永葆其生机；
其次，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24］上，凸显其从文化差异到文化适应的递进层次与核心问题，促进其文化融入与归属期待下的市民身份认同；
进而，以新视角、新路径切入，重构出物与人、当地居民与外来群体、人与遗产的新型关系。
二、基于原乡“恋地情结”与“情感链接”的文化游民模型构建
人文地理学之父、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曾经从“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出发，撰写《恋地情结》一书，深知文化影响力的他指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包含了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一个人与某地产生情感链接的必然条件为“是家乡，是记忆中的场所，是谋生方式的所在。”［25］
这三个空间的不同与城市群体中的身份息息相关，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群体，内在视角抑或是外在视角——这其实与审美的体验方式如出一辙，“保持距离感的静观”或是“全身心的感官投入”。而它们，对应的哲学理论基础及前提分别是“无利害性”及“主客界限的消融”。［26］G·库伦在《城市景观艺术》中也曾用生活岸线（The Line of Life）来阐述市民生活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城市能够成为市民的“生活岸线”［27］——使市民将生活的城市被视为我们的城市而非别人的城市，是城市魅力在宜居与乐居上的彰显。
移民究其精神根本，实质是一种致力改变现实的理想追求。在城市发展进程的突飞猛进中，我们的追求让我们与城市之间“失去了原本的和谐之感——城市丧失了市民的家园感”。［28］似乎，一种“游离”感在城市居民中油然而生，对于市民而言，城市仅仅是谋生的趋利之所，而非情感的维系家园，本地居民如此，移居到此的新移民群体亦然。城市的建设需要一种可以作为文化容器的构成要件，在其中注入居住和生存在此的人们的思想与情感，这样才会建立起情感认同主导的文化认同。
以黄山市为例，一方面，作为安徽省辖地级市，黄山市的青壮年人口外流严重，黄山市跨地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有32万多人，人口总数占比达58%；
另一方面，作为杭州都市圈成员城市、徽商故里以及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黄山市在“塑形铸魂”文化生态进程中，通过文化景观式的情感栖居地，把这些新一代移民的“乡愁”留住，以唤起他们对于原乡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黄山市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建在享有“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之称的屯溪老街，它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首批五个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29］
该馆以屯溪老街发展沿革为主体，以徽商活动、原住民生活为背景，“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围绕“徽韵老街、贾道流芳”的主题风貌展开。高水平的陈列展览及其相关文化活动还原了徽州传统习俗，将原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有机融合，做到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双重维护。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nnies）在1887年提出，认为社区是“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30］吕建昌先生曾在其学术专著《博物馆与当代社会》中提到，年轻一代和老年人分别对社区报之以实用主义和较强依赖的不同态度。从筹备建馆开始的“社会捐献和借展”一批凸显地域特色及其地区历史文物的方式，调动了社区居民共同设想与修建的参与，亲和力十足。如此“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活标本”［31］的生态博物馆，不仅推动文化旅游发展，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文化教育功能，增加本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进在外打工群体的爱乡之情。从而，有效避免了传统博物馆与受众之间情感沟通过程中的障碍，消除“游离”感。
与其同理的是，俄国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認为，“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32］该生态博物馆站在当代文化视野的高度，立足于富有特色的老街地域文化，呈现出从赓续传统到展望未来的文化过程，而不是简单将生活的滋养沃土和现实的存在共生割裂开，体现了生态博物馆关注人自身发展与社会、城市、自然关系的旨归，从而更能获得情感共鸣与精神慰藉。
三、基于第二故乡“自我肯定”与“价值导引”的阐释社群模型构建
史蒂芬·威尔（Stephen Weil）指出，作为一项具有多项社会功能的机构，博物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社区中个体参观者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33］。实际上，这里的“自我肯定”是观众“个体建立于自身知识结构体系、宗教背景、社会阶层背景、家族史甚至种族史等对世界产生认识的经验框架之下，针对展览产生的自我联想。”［34］它首先依赖于观众个体迥然相异的个体经验，经验不同，所发掘出来的理解和意味自然不同。这正如从艺术接受主体的角度而言的“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放眼海外，作为瑞典第三大移民城市，马尔默（Malmo）市的移民人口占总人口三分之一。马尔默市博物馆（Malmo Museer）曾经在2000年以“致力于社会和平与和睦的博物馆”（Museums for Peace and Harmony in Society）为主题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举办以当地居民个人物品为主体展品的“交流——开启记忆的钥匙”展览。可以说，该展回应了多元化的观众需求和不同群体间互鉴彼此的价值所在，见微知著地彰显博物馆作为“文化价值导向”的非营利机构，应兼顾守土有责与耕耘有方，成为“公民素质和未来文化建设的资源与实践者”。［35］
再看国内，香港经历了“殖民统治、移民大潮、经济腾飞”，36］属非典型的中国城市代表，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但是，研究香港地区博物馆，有助于我们通过个案看到阐释社群的意识反馈，从而提供模型构建上的参考。
以1998年开馆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香港故事”为例。以“反映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定位，提高香港人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识”［37］为主题，这场地方通史展览汇集了超过4000件精美的展品，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其呈现出来，从而将千年来的文化发展与历史变迁完美地连接起来。该展从政治、经济、族群文化、都市文化等方面着手，引起各代人对香港同一段历史的认识及讨论，从而激发本土意识的觉醒与本土身份的认同。在这个系统中，“香港故事”以本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型、内容最全面的地方通史展览的姿态，建立一个对香港人身份认同形成的纲领性叙述。它没有简单地“呈现（represent）”或“阐释（interpret）”这段历史，而是“有选择地对历史的不同侧面进行强调或弱化，放弃了以往依时间顺序、用文物叙述历史的方式，强化了香港与岭南同源的文化传统，‘重构（reconstruct）了一个适应建立本土身份需求的历史。”［38］在观者眼中，这种由文物构成的、富有真实感的场景不仅具有强烈的阐释性，而且激活了“包含道德关系、社会关系、生存方式和荣誉感、自尊心的集体记忆”。［39］
其意义首先在于，务实求真的博物馆与地区公众之间的层面，他们以建立良好互动关系为载体，为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出了有益尝试；
其次，在博物馆内涵建设的层面，形成了聚焦重点热点、提升整体效能的系统；
再次，在身份认同的“自我肯定”层面，不同个体或群体以接收各家博物馆的展览信息为基础，并通过回应自身社群的阐释，意识反馈或是自我认知等均得以深化、细化与实化，调校了社会前进的轨道，文化的教化作用显著。而这三层意义，亦可为没有围墙的生态博物馆模型构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策略化参考。
四、结语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再生产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既定的时空内各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40］这个文化再生产理论实际为我们分析研究生态博物馆对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文化传播力，提供了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底层逻辑。
“记忆、身份等等都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41］之于当今时代的新趋势，文化领域不仅需要继续以历史和比较的视野，坚守、保护、展现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而且关注点应聚焦于文化的本土根系生长与多元共识营造。生态博物馆作为共识营造的再生产场域，面对他乡、原乡、第二故乡的不同文化地域以及主位、客位的不同角色诉求，应在硬件建设、内涵发展上黏合流动的他者，在社会美育、文化传播上构建文化的认同，在社会意识、价值选择上更新宏观的叙事范式，在实现路径、模型建构上实践出具体而微的融入可能。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博物馆资源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构筑中的激发与利用》（项目编号：2019YBSH086）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芳，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研究类会员。
注释：
［1］ 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費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 陈磊：《“共同文化”观的形成及其意义》，《历史教学》，2016年第3期，第64—68页。
［4］ 赵世林、田婧：《民族文化遗产的主位保护与客位保护》，《2006中国·昆明：亚洲博物馆馆长和人类学家论坛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17—218页。
［5］ 同上。
［6］ 徐勇、张慧慧：《规划性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走向与对策》，《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2期，第59页。
［7］ 曾毅：《<农民工>获最受喜爱故事片奖》，光明网，https：//www.gmw.cn/01gmrb/2010-08/30/content_1232257.html
［8］ 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2011年第3期，第23页。
［9］ 王欧：《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8—69页。
［10］ 同上。
［11］ 杨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必要性及路径探索》，《黑河学刊》，2016年第3期，第179页。
［12］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7页。
［13］ 邓玮：《话语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3期，第109页。
［14］ 徐勇、张慧慧：《规划性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走向与对策》，《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2期，第58页。
［15］ 吕建昌：《博物馆与当代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16］ 耿超等：《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
［17］ 甘代军：《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悖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69页。
［18］安来顺：《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的理论和实践价值》，《2006中国·昆明：亚洲博物馆馆长和人类学家论坛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19］ 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第88页。
［20］ 陈李波：《城市美学四题》，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21］ 李玲：《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市民化路径选择研究——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年第3期，第210页，提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指出“想要融入城市，想要摆脱祖祖辈辈务农的命运，想要在城市中获得尊严和认同感”的心理。
［22］ 于群：《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7期，第43页。
［23］ 王世杰：《“阵地活动”是博物馆教育的新资源》，载于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24］ 张蕾、王燕：《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类型分析——以杭州市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4期，第24页。
［25］ Yi-Fu Tuan.Topophilia：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M］.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Englewood Cliffs，1974：93.
［26］ 陈李波：《城市美学四题》，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27］ G·库伦：《城市景观艺术》，译者：刘杰等，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28］ 陈李波：《城市美学四题》，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29］ 其他四个为：浙江省安吉生态博物馆、福建省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广西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贵州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
［30］ 吕建昌、严啸：《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姊妹馆——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辨析》，《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第112页。
［31］ 韩光云、李京子：《民俗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载于《2006中国·昆明：亚洲博物馆馆长和人类学家论坛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
［32］ 尹成君：《从城市的文化走向文化的城市——人文视野下城市审美文化的建构》，载于《艺术与城市：空间与想象》，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51—54页。
［33］ Stephen Weil.The Museum and the Public， Sheila Watson（ed.）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 Routledge， 2007：41-42.
［34］ 李晓欣：《香港地区博物馆与社区身份认同研究：以“香港故事”为个案》，《美术馆》，2008年第2期，第100—101页。
［35］ 曹兵武：《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36］ 同上。
［37］ 同［35］。
［38］李晓欣：《香港地区博物馆与社区身份认同研究：以“香港故事”为个案》，《美术馆》，2008年第2期，第117页。
［39］ 李晓欣：《香港地区博物馆与社区身份认同研究：以“香港故事”为个案》，《美术馆》，2008年第2期，第111页。
［40］ 宋小飞：《对传统的回望与消费》，载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下册）》，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381页。
［41］ 曹兵武：《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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