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顶
摘要：从中国散文演变史来看，现代散文之于古代散文，既有文脉贯通、继往开来的一面，又有革故鼎新、脱胎换骨的一面，总体上是创新大于传承，变革胜于守成，全面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和质变。本文从散文观念革新、现代杂文创立、记叙散文新生和抒情散文独立四个方面，梳理和论证五四散文革新的成就和意义。
关键词：五四散文；
观念革新；
文体创新；
历史意义
中国散文源远流长，与世推移，经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的发展变化，至唐宋时代抵达鼎盛峰巅之后，虽有晚明小品的短暂创新和局部进展，却在总体上一直固守文以载道的观念，强化古文义法的成规，师承唐宋古文而拓展不足，逐步走向老成、衰退之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王纲解纽、旧学式微、西学东渐和新潮涌动，开始出现改良革新的发展势头。梁启超等人在清末发起“文界革命”，以“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1的新文体，突破古文义法的束缚，改革文言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引领报章散文走向平易畅达、自由解放之路。但像当时改良维新运动无法推翻晚清王朝那样，报章新文体也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古文根基，扭转桐城古文主宰文坛的局面，只是给古文松了绑，吹进一股清新气息，起到文体改良、新旧过渡的渐变作用。只有到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乘着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的东风，中国散文从内容到形式才发生空前未有、焕然一新的质变，创立现代散文的新观念、新体制和新格局，开始走上文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现代散文创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和内外部条件合力促成的，根本上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毕竟没有摧毁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未能完成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民国政府被北洋军阀把持多年，封建阴魂不散，内忧外患加剧，更激起许多爱国志士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情。他们反思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发现在封建主义统治根深蒂固的中国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没有深刻广泛的思想革命的有力配合，沒有唤醒广大国民的自觉参与，是不可能取得根本胜利的。“立国”先要“立人”，“立人”就要进行思想启蒙，促使国人觉醒，这成为当时先觉者的一种普遍认识和自觉行动。他们自觉把历史的必然要求付诸实践，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旗帜，向封建主义发起全面进攻，掀起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史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伦理革命”打先锋，很快扩展到“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各个方面。他们充分认识到文学是思想启蒙、唤醒国民的一种最有效、最能深入人心的特殊形式，坚信“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从而发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首先从语言更新、文体解放入手，进而深入到艺术内容和审美意识的全面革新，创立了以现代汉语表达现代思想感情的各种新型文学形式，白话散文便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种文类。
一、散文观念的革新
五四散文革新是自觉自为的，有着理论建设的引导和支持。散文革新的先行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以《新青年》杂志社同人为主要代表。胡适、陈独秀在首倡文学改革的论文中，批判古文家所坚守的“文以载道”观念和近世文坛所流行的拟古主义文风。他们延续晚清发轫的“言文合一”运动，进一步提倡白话美文，不仅从历史进化论和语言功用论角度坚信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还从文学本体论和价值论层面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和利器。胡适强调“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是“文学的性质”决定了现代文学必须采用现代人的“活言语”，才能真切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2。朱希祖确认“作白话文，照他的口气写出来，句句是真话，确肖其为人”，“文章譬如美人：白话的文是不妆点的真美人，自然秀美；
文言文是妆点的假美人，全无生气”3，从审美角度肯定白话文真切、自然、朴素、鲜活之美。他们从理论上确立了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只有用现代语言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白话文学是文学正宗、白话美文优胜于文言美文等新观念。
五四散文家自觉践行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主张，不仅用白话进行启蒙宣传，还用白话从事散文创作，先用白话写杂感评论，继而创作记叙抒情散文。他们在提炼白话口语的同时，又吸收融化文言和外来语的有益成分，历经“文白融化”“欧化”“口语化”语体的多向探索和多方交融，日益显示出白话散文平易通俗、流利畅达、逼真传神、亲切自然等美质和特长，也有人把白话散文写得漂亮、缜密、简洁、隽永，不让于古典美文。如鲁迅《朝花夕拾》、周作人《雨天的书》、冰心《寄小读者》、朱自清《背影》等。这就以创作实绩“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4，“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5，完成晚清白话文运动未竟的历史使命，实现以白话取代文言的语体变革和艺术转型，确立白话美文的正宗地位和发展方向。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1中进一步论述散文变革的核心问题。他“取法于西文”来界定文学的范围，认为“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这里所说的“杂文”，是该文征引的英文“Essay”（通译为随笔或小品文）的译名。他将西方文学分类中Fiction（小说）和Essay归并为一类，统称“文学的散文”，采用的是现代广义的文学散文概念，虽说过于宽泛，但已经不同于古人所说的散文，因为他是在现代意义的文学范围内来确定散文的内涵和外延，把散文视为与诗歌戏曲并列的一种文学形式，并将一切应用文章、专门著述明确排除在文学散文之外，划出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界线，率先将文学散文从一般的散体文章中独立出来了。他提出“散文之当改良”的第一项就是“破除迷信”，首先要“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吾辈做事”和“作文”“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吾辈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万不宜以至灵活之一物，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将文体解放和个性解放联系起来立论，已触及散文体性“自由”与“自我”互动相生的关键问题。
周作人不仅以《人的文学》《思想革命》《个性的文学》等名论推进文学革命的开展，而且在《美文》2中进一步把文学散文称作“艺术性的”“美文”，对文学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更明确的界定；
并在提倡借鉴外国美文的同时，强调作者“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提倡散文的个性化和独创性。稍后，王统照提倡“纯散文”3，胡梦华推介絮语散文（Familiar essay）4，尤其是鲁迅译介了日本文艺学家厨川白村关于Essay的名论：“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便是‘Essay”，“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采，浓厚地表现出来”5，突显散文随笔的自由性和个性化的特质和特长，成为现代作家普遍认同的散文观念和写作宗旨。
上述理论主张确立和强化了现代散文是文学散文、白话美文、自由文体和个性艺术等新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风格、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诸方面提出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引导和促进作用。
二、现代杂文的创立
五四时期创立的新型散文有多种多样的体裁样式，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记叙性散文和抒情性散文三大类型。它们传承古代散文论辩说理、纪事状物、言志抒情的各种体式和艺术积累，又借鉴外国散文自由书写、个性表现的经验和优长，适应时代需要而解放文体，转换文心，创造新的形式和内容，开拓出崭新的发展空间和艺术天地。诚如朱自清所言：“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
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吧了。”6
议论性散文率先兴起，适应除旧布新、启蒙救亡的时代需要和思想解放、文体自由的写作需求而兴盛发达，借助日报副刊和文学期刊等现代媒介而广泛传播，迅速发展成为现代散文的一大文类。现代杂文发轫于《新青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论说文，开思想启蒙、散文变革之先河。该刊从1918年4月号起开辟“随感录”专栏，专登随感而发、短小泼辣的议论文字，创立杂感短评新体式。随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以及《语丝》《莽原》《现代评论》诸报刊，也竞相开设“随感录”“短评”“杂感”“漫谈”“闲话”等栏目，促进杂感短评的蓬勃发展。这类杂感短评不同于一般论说文而被统称为“杂文”，不仅以议论、说理、批评为主，还倾注生活实感和思想激情，讲究言说方式和论辩艺术，追求说理形象化、抒情化和个性化，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和议论性散文的代表文体。杂文也因思想自由、文体灵活而成为许多知识分子从事思想启蒙、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锐利武器。
鲁迅是现代杂文的开山大师，引领现代杂文的发展主流。他从为《新青年》写稿开始，就参与“随感录”和随笔体杂文的创制。到了《语丝》时期，他自觉投入杂文写作，不受所谓“艺术之宫”“禁令”的限制，宣称“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1，“借此来释愤抒情”2。他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勇于搏击飞沙走石，全力攻打封建“铁屋子”，深入解剖国民性，针砭时弊痼疾，始终战斗在思想文化斗争的最前沿，以强劲的思想激情警醒读者，从而开创现代杂文除旧布新、警世觉民的启蒙战斗传统。他洞明世事有血性，嬉笑怒骂皆文章，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以深刻的思辨、传神的漫画、警策的议论和尖锐的讽刺来破旧立新，释愤抒情，使杂文的论辩说理和揭露批判抵达形象化、情意化、理趣化乃至诗性化的艺术高度。鲁迅杂文因而成为现代杂文的一种代称和典范。五四时期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陈西滢等致力于写作杂感短评，对现代杂文的创建和多样发展作出过各自的贡献。
三、记叙散文的新生
记叙性和抒情性散文几乎与杂感短评同时发轫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早在1918年《新青年》开始出现白话作品时，就有胡适《归国杂感》《旅京杂记》等记叙散文和刘半农《窗纸》《晓》之类散文诗作陆续发表。到了新文学运动由“破旧”向“立新”深入发展的阶段，记叙抒情散文的各种样式快步赶上杂文的发展势头。
在记叙散文领域，游记、通讯一类文体率先兴起。游记是古老的记述文体，早有郦道元《水经注》、柳宗元《永州八记》、陆游《入蜀记》、袁宏道《袁中郎游记》、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名家名著，形成考察地理、吟咏自然、记游写景、采风访胜的深厚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游记因社会开放、旅行便利而兴盛发达，更因思想解放、个性高扬而异彩纷呈。现代游记不仅扩大了游历天地，广泛涉猎海内外的自然山水和风土人情，而且更新了思想眼光，对自然与人生和社会的关系具有作者各自的体察和感悟，在纪游述感、写景抒情、物我交融、形神兼备等方面都有创新性和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和审美追求。
各报刊陆续开设通讯、游记、旅行记等栏目，大量发表旅外通讯和国内游记，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如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孫福熙《山野掇拾》《北京乎》、孙伏园《伏园游记》、冰心《寄小读者》、朱自清《踪迹》、徐志摩《巴黎的鳞爪》、俞平伯《燕知草》、钟敬文《西湖漫拾》、郑振铎《山中杂记》、徐蔚南和王世颖《龙山梦痕》等。这些作品或介绍域外社会风貌，充满异国情调，或采写国内风土人情，各具地方色彩，都以新的眼光考察世界新潮，领略山水名胜，尽情讴歌自然美，开拓了记行记游的新题材新境界，能够满足广大读者放眼世界、扩大见闻、增进新知、陶冶性情的精神需要。
各位作家都努力在游记中鲜明表现自己的思想艺术个性。瞿秋白主张“文学的作品至少也要略见作者的个性”1，他既写旅程的艰辛经历，又写赤都的新鲜见闻，把路程心史交织写来，在真实反映新的世界新的社会心灵的同时，也真切展现作者执着探寻革命真理和救国道路的心路历程和个性人格，开辟了现代游记的新境界和新作风，同时也开了系列游记和通讯报告的先河。孙福熙将自己擅长的工笔画法引入游记创作，赢得“细磨细琢”“文中有画”的好评2；
他“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3，在游记中留下个人性情的鲜明印记。冰心、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郑振铎、钟敬文等人，则把记游、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将游记写成抒情美文，个人风采和抒情色彩尤为鲜明。
早期游记中还出现一批可称为“漂泊记”的作品，如郁达夫《还乡记》《感伤的行旅》、成仿吾《太湖游记》、倪贻德《东海之滨》、陈学昭《倦旅》等，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洋溢着时代苦闷氛围，开拓了借自然风景反衬和反抗污浊现实的路径。
同时，记叙散文中也开始出现反映现实重大题材、呼应时代战斗呐喊的一些作品，如记述“五卅”惨案的茅盾《五月三十日的下午》、郑振铎《街血洗去后》、叶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揭露“三一八”惨案真相的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反映北伐战争的谢冰莹《从军日记》和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开了反映时代风云、干预现实政治的新路。
四、抒情散文的独立
中国文学一向是“诗文”并称，并立为文学正宗。然而，诗歌早就形成“言志”“缘情”的主情观念和主导倾向，散文则长期深受“载道”理念的引导与规约，二者分道扬镳，各擅胜场，从而导致诗歌独步于抒情艺坛、散文称雄于叙事说理领域的偏胜景观和互补态势，同时也造成了散文抒情艺术不够发达、长期滞后于抒情诗的历史事实。中国古代散文是以自身高度发达的叙事说理艺术及其突出的实用艺术特性为诗歌所不可替代，其主潮地位一直由说理散文和记叙散文所占据，抒情性散文长期处于伏流状态和附庸地位。这种格局从先秦直至晚清持续不变，只有到了五四时期才大为改观，抒情散文由附庸蔚为大观，發展成为文坛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品种。
抒情性散文在中国的萌生不算太晚，一般认为在汉魏时代就出现单篇的抒情文章，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曹植《求通亲亲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唐宋以降，抒情文章日渐增多，乃至出现“独抒性灵”的晚明小品，但受到“载道”观念的制约而被古文正统派压制下去，直至晚清仍然未能独立发展、自成一体。它还是混杂于叙事说理散文和应用文章之间，主要见之于书信、赠序、哀祭、辞赋、颂赞、序跋、箴铭、奏表、碑志、杂记、传状等文体之中，基本上处于自发自在状态。五四时期确立了现代意义的文学散文观念，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和自觉的艺术创作之后，抒情散文就因为充分具备文学的情感性特征而率先被承认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散文形式，也因其比诗歌更便于自由灵活地表达交流情感而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普遍重视。至此，抒情散文才卓然独立，进入自觉自为的发展阶段，不仅可与其他散文文体鼎立并行，也可以在抒情艺坛上和抒情诗争奇斗艳了。
五四时期崛起的抒情散文不仅是一种独立、自觉的纯文学形式，而且是一种以现代意识武装起来的现代艺术形式。它以现代汉语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从形式到内容都在革故鼎新，追求现代性和独创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的现代性变革，所唤醒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情感解放、社会解放的自觉要求，所焕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和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以及所促成的文体解放、语言更新、艺术创新和审美变革的崭新局面，合力造就了抒情散文兴盛发达的繁荣景象，促成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罕见的一个抒情时代。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转型期，思想解放运动波及全国，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新与旧、灵与肉、情与理、内心与外物、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等矛盾冲突相当尖锐，情感纠葛特别纷繁多变。觉醒的人们刚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1，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地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直接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冰心的《笑》和《往事》，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白话散文中最早出现的抒情美文。随后，周作人耕耘《自己的园地》，朱自清写出脍炙人口的《背影》，王统照推出别具一格的冥想小品，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抒怀，徐志摩在“自剖”心态，俞平伯、丰子恺、梁遇春等人在随笔散文中夹叙夹议。散文诗中也产生鲁迅《野草》的艺术丰碑，以及焦菊隐《夜哭》、高长虹《心的探险》、于赓虞《魔鬼的舞蹈》等专集。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他们从各自的生活感兴而发，率真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深入剖析内心的感情纠葛，大胆坦露个人的志趣意向，大多带有自叙自剖、率性抒怀的个性特色。他们在抒情创作中留下各人的自我形象，展现自己的心路历程，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大变革中艰难探索、迂回前进的精神风貌。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的生活视野日益开阔，革命热情空前高昂，写出新的抒情篇章，如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王统照《烈风雷雨》、郑振铎《向光明走去》等，开拓了抒情散文抒写重大社会题材、感应时代战斗精神的发展道路。
抒情散文独立以来，许多作家根据各自的表达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体式和手法，开拓了抒情散文发展的宽广天地。笔者曾将五四时期的抒情散文划分为抒情小品、抒情散记和抒情随笔三种类型和多样体式，以具体考察、比较研究各类抒情文体的革新实绩和审美特征。1抒情小品作为典型的抒情散文，着重表现作家自我的内心生活，也敏锐感应人情世味的甜酸苦辣；
作家们在抒情小品中倾注了更多的艺术心血，创造出书信体、速写体、随感体、散文诗等具体样式，都自觉把各体小品写成美文，注重艺术上的独创和完美，大多追求意境美。抒情散记涉及游记、日记、杂记、自叙传、回忆录、怀念文等体式，记游述感，写景抒情，状物寓意，叙事抒怀，忆旧怀人，取材广泛，形式多样，融化记叙艺术的特长而扩大抒情散文的艺术容量，着重追求情趣美。抒情随笔指那种夹叙夹议、絮语漫谈而情理融合的体式，说理具象而富有趣味，主要表达作家对人生社会的哲理沉思和知性洞察，增强了抒情散文的思想性和理趣美。以抒情小品为主体，以抒情散记和抒情随笔为两翼，构成了“五四”抒情散文的整体格局，也奠定了现代抒情散文的发展规模。以此为起点，抒情散文卓然独立，走上自由创造、多向开拓的发展道路，跃居现代散文和抒情文学的主流地位，成为艺术性散文的典型代表，以至在当代几乎成为狭义散文的同义语。
五、现代散文革新的成就与意义
从中国散文演变史来看，现代散文之于古代散文，既有文脉贯通、继往开来的一面，又有革故鼎新、脱胎换骨的一面，总体上是创新大于传承，变革胜于守成，从理论到实践，从语言到思维，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和质变，开创了中国散文发展的崭新时代。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期。先行者乘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东风，以语体更新、文体解放、思想自由和艺术创新全面突破古文规范，弘扬言为心声、师心使气的精神传统，激活文无定法、随物赋形的散文特性，使散文这一古老文体起死回生，蜕旧更新，与时俱进，繁荣复兴，既重现出先秦散文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盛况，也续写了汉魏文章、唐宋古文和晚明小品名家辈出、文采斐然的景观，还打破了中国散文在唐宋以后徘徊不前的僵局，全面复活了中国散文的生机活力，奠定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基础，开辟了中国散文现代化的广阔天地。
朱自清认为：五四新文学中“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形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2鲁迅也肯定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郁达夫还概括出现代散文的四个特征：“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其二“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其三“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其四是“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2时贤不约而同的论述，都说明五四散文成功实现了革故鼎新的现代转型，形成了不同于古文的新特质和新风采。
“五四”散文的发达和成就，除了得益于社会变革、思想解放的时代机遇外，主要是由文体自身的优势促成的。散文短小灵活，比其他文类更具应变力和适应性。刚突破古文教条而获得新生的散文，回归和发扬随物赋形、任心闲话的文体特长，成为一切短篇体制的典型代表，可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生活，最为契合自由不拘的个体心灵，这是现代散文始终盛行不衰的一个内因。中国文学又一向以诗文为正宗，散文传统十分丰厚，“五四”散文革新又不像新诗那样基本上是另起炉灶，而是对传统散文有所扬弃，加以改造，破除清规戒律，力主自由创造，从而复活了这一古老文体的蓬勃生机。这是散文在“五四”变革期率先走向成熟的一个历史原因。
如果说，唐宋古文运动以复古开新的方式，把散文从骈文格套中解脱出来，恢复散体文章自由写作的弹性活力，使古文绵延千年而终至老化。那么，五四散文革新则以蜕旧变新的方式，从古文成规中再次解放了散文的创造活力，完成了晚明小品和晚清新文体尚未完成的創新使命，创建了各式各样有效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适合现代读者审美需要的新体散文，开辟了中国散文发展的新纪元、新道路和新世界。从此以后，古文退出历史舞台而成为古典遗产，新兴的白话美文引领和主导着散文艺术的传承创新和发展繁荣，迄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8ZDA264）。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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