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亚·叶·基尔诺斯 吉宇嘉
亚历山大·叶费莫维奇·基尔诺斯（1941- ），俄罗斯诗人、作家，已出版多部诗集、小说集和散文集，获多项俄罗斯国内文学奖。现居莫斯科。
基尔诺斯毕业于俄罗斯著名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服役三十年，在军医院做外科医生，期间始终坚持创作。复员后，凭借对文学的热爱和创作天赋，一直活跃在俄罗斯和以色列文坛。他的军旅经历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语言凝练，描写手法冷静客观，饱含哲理。
人的出生，不是由自己的意愿决定的。没有人会问他，是否愿意来到这世上。通常情况下，出生是一种机缘巧合，而父母则完全是一知半解。哪怕是上帝创造的第一对人，因为触犯了天堂的禁忌，马上就被愤怒的上帝逐出了天堂。连天堂出生的人类始祖都无法清楚地意识到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又怎能要求索尼娅承受呢？要不是胎儿的小脚丫在她的心脏下边踢了一下，她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怀孕了。
在经历了列宁格勒大围困后，索尼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带到乌拉尔时，她已经严重营养不良。一天，一个在那里疗伤的士兵用加了糖的热茶和面包干喂了她。她和他在军大衣里一起睡着了。一个月后，士兵彻底康复了，随即被派往前线。八个月后，维拉（维拉，在俄语里寓意信心、信念）出生了。索尼娅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坚信，在那士兵沃洛佳未见到女儿前，决定世间命运的主宰是不敢把他从自己身边夺走的。
仗，还在打。或许天使们太忙了，抑或他们没太听懂索尼娅的祈祷，总之，有些不尽如人意。一年后，在军医院做护士的索尼娅碰到了一个浑身赤裸、双目失明、只剩下一条腿的坦克兵。她认出了，那就是自己的沃洛佳。她照顾他，并把他带回了家。战争结束时，一家三口都回到了列宁格勒。
沃洛佳用灵巧而略显紧张的手指碰了碰小维拉的脸蛋儿，飞快地轻吻她小脚丫上的所有小脚趾。小宝贝儿咯咯笑了起来，声音响亮。可索尼娅在无声地吞咽着眼泪，不知是该感谢还是诅咒。还给她的这个丈夫，已经残废了。上天没给他机会，哪怕让他亲眼看一下自己的小女儿！
冬天的晚上，集体房的住户总会聚到他们家。沃洛佳从皮套里取出他在战场上缴获的唯一战利品，那是一把在乱哄哄的后方医院里幸存下来的冠军牌手风琴。他用绒布擦拭着并不存在的灰尘，轻柔地按着珠贝琴键，缓缓地奏起心爱的歌儿。当他用深沉沙哑的男低音唱到“在高尔基市的近郊”时，小维拉尖细的童高音随即跟了上来：“明亮的朝霞在哪里……”
一到五月初，沃洛佳就背着手风琴，拉着小维拉去马雷大街与瓦西里岛第九大街交口的街心花园。小维拉坐在他脚边，父女俩唱起心爱的歌儿。路人会往铁皮缸子里扔铜币。接近傍晚，沃洛佳的两个朋友拖着木板车来接他们一起回家。沃洛佳在中间，朋友走在他的两旁，昏昏欲睡的小维拉骑在他们中一人的肩膀上。在残肢的带动下，沃洛佳的拐杖和木制假肢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刺耳噪声，伴着他们行进。回到屋里，男人们默默地干了一杯伏特加，随后两位客人便消失在白夜里飘荡的雾气中。
索尼娅面黄肌瘦，隔日到医院值班，得空就去看大门赚钱，额外补贴家用。每当她不堪重负时，就到皮斯卡廖夫墓地，坐在远离入口的左侧阵亡将士墓旁，与父母和上帝对话。希望和绝望的浪涛轮番冲击着索尼娅，或将她推上波峰，或把她摔到浪底。战后的第三个春天，当涅瓦河口捕胡瓜鱼的渔夫多得像长满黑痘疹的人时，索尼娅实在挺不过去了。
索尼娅被葬在斯摩棱斯克墓地，沃洛佳被安置在残疾人之家，小维拉被收进了儿童教养院。
在教养院里小维拉被告知，父母不想生她，她是偶然来到这世上的。既然如此，小维拉想，如果她的出生是偶然是巧合，那么整个世界也只是一个偶然和巧合。对妈妈的记忆是模糊的，她也努力想忘掉爸爸，教养院成了她的家。在这里与她一起长大的孩子，像她一样，偶然出生，又偶然在战火中幸存下来。
父母的很多事情，小维拉都无法原谅。但首先是他们生了她，旋即又把她抛弃在这无边无际、陌生冰冷的世界里。索尼娅的错在于她走投无路后选择了自杀，而沃洛佳根本就没有权力做父亲。如果去前线打仗，他怎么能允许自己这么做呢？
大人们的不负责任令她不寒而栗。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让她很早就认识到，做决定是多么的可怕。任何决定带来的后果都是无法预料的，并且没有任何人可以怪罪。小维拉不想带着负罪感生活，妈妈就是因此而死的。小维拉也拒绝盲目地听从别人的安排，她记得爸爸的遭遇，而小维拉不想成为不幸的人。
——我一定会成为幸福的人。漫长的冬夜里她自言自语道。小维拉向往自由，她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命運，不相信偶然。在内心深处，她认为这些对立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
在学医学校她认识了一位古怪且不苟言笑的女孩，她住在伊萨克大教堂旁的普列汉诺夫街。她把闺房命名为挪亚方舟，可当小维拉问她这是什么意思时，女孩久久凝视着维拉，并未作答，而是走开了。两周后，她带来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本大厚书，她叮嘱小维拉，书只能在家里读。小维拉就是这样第一次接触到《圣经》，但开篇中上帝残酷地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却使她感到震惊。她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不能原谅大人对孩子的所作所为，如果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没做好准备来付出自己的一切，那就不能有孩子。小维拉惊恐地意识到，只要爱他，他就永远需要你，你就无法左右自己的生命，甚至是死亡。
她很早就成了女人。可是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令她动心，她冷酷而清醒地选择着那个能为她阻挡未知恐惧的男人。
那年，小维拉二十五岁。在泽列诺戈尔斯克的浴场，一位高个子中年男子引起了她的注意。他有一双透着威严的灰色眼睛，还有一双出奇灵巧的手。小提琴手独有的纤长手指、举重运动员般宽大的手腕以及突出的肌肉，这三者组合在一起，怎么看都不那么协调。他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学医学校毕业后，小维拉在手术室工作。在那里得知，他——维克多经历了整个战争。
在维克多身边她感到十分安宁，那时她第一次不再受生命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个问题的困扰。维克多就是有权做出决定的那个人。小维拉丝毫不后悔。在那个夜晚，维克多做完了一个高难度手术，她便毫不迟疑地委身于他了。唯一令她感到不安的是，不知来自何处的记忆，这些灵活的手指曾几何时爱抚过她。
小维拉迷上了佛教密宗。她非常想知道自己的前生，想知道在哪里曾与维克多相遇。他含笑答应着做任何人：白金汉勋爵、黎塞留公爵、画家富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对于小维拉来讲，毫无疑问，爱她的男人们前生都有着修长灵巧的手指。
五年前，在与维克多相逢的那个泽列诺戈尔斯克浴场，不知怎的小维拉被碎玻璃扎伤了脚。他安慰着她，轻盈地吻遍她所有的脚趾头。在两人整个交往期间，她第一次快乐无忧地笑了起来。他们返回列宁格勒，维克多回到了妻子那儿，小维拉则孤身一人回到瓦西里岛老楼的集体房。那扇唯一的窗子朝向院内天井，永远也见不到光。在这间当年家人离散前的屋子里，小维拉回忆起她生命中那唯一的男人时，她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在回应着他的爱抚和亲吻。
维拉度过了这六月白昼般的无眠之夜，她没学会哭泣，只是把嘴唇咬到流血。早晨她去了斯摩棱斯克墓地，寻觅了许久，终于找到了双亲的坟墓。她久久地坐在长满荒草的墓石上，想弄明白与维克多的相遇是一种慰藉，还是一种讽刺。在天堂的某个地方，锈迹斑斑的车轮在吱吱作响。二十五年之后，那个男人在她的生命中出现了，取代了过早离世的父母。在他身上，她再次找到做小婴儿的感觉，这令她全然放松，并彻底忘掉了命运的狡诈和上帝的残酷。
两周后，小维拉知道她怀孕了。又一周后，维克多死于心脏骤停。临了也不曾得知，他做了父亲。
小维拉从柜子里搬出了旧手风琴，在女儿生日时学会了拉那首“在高尔基市的近郊”。两年后小娜佳（娜佳，在俄语里寓意希望）也随声唱起“明亮的霞光在哪里”，听到这支歌，战前出生的邻家老妇们又像一群趋光的飞蛾般，不顾一切地聚集到了一起。
体内缺少亚美尼亚白兰地
还是杂醇油
“瓦辛还真是个奇特的病人，他越是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反而越糟糕。”在去医院探望瓦辛的路上，索宁的脑海里一直转悠着这个想法。
瓦辛与阿尔图霍维打赌把屁股给烧伤了。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不过，这场赌打得并不愚蠢，确切点儿说，是不太愚蠢。瓦辛有个女儿，他对女儿的爱丝毫不亚于自己对飞机和汽油味的爱。女儿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但到目前为止，女儿长大了这个事实，还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和习惯。每天执行完飞行任务，做好飞行后的技术维护，他都会点上一支烟，给自己的“伊熱”牌摩托加满油，再把军用水壶灌满酒精，然后飞车回家。酒，他经常喝，确切地讲，是一直喝。平时，每天睡前来一杯；
周末午餐前必定要小酌一下；
节假日则放飞灵欲，开怀畅饮。尽管如此，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瓦辛的全名）并不认为自己是个酒鬼。他在空军服役都二十五年了，实在无法想象还有别的生活方式。酒，则是这种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酒鬼，是指那些一拿到免费的酒，便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就像婴儿吸吮奶头一样，捧着酒壶不离口，用不了两年就把自己喝废的人。无论是批评教育、共青团和党的会议还是哥们打在腮帮子上的拳头，老婆的眼泪和开除警告，都无济于事。如果天生注定是酒鬼，那他一定会堕落成酒鬼。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压根儿就不懂什么达尔文主义，乙醇脱氢酶和维也纳心理学派的概念。他是适者生存法则的狂热支持者。他认为生活，准确地说，像他这种作为航空兵服役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事，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的：志存高远的人，会服务于天堂。对他来说，酒壶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就能得到他的酒壶，并且还能清洗掉机场上的这种罪恶存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可怕的神灵的祭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美丽而又神秘的天堂。
当时，在驻军中没人听说过先知摩西的兄弟亚伦的儿子们的故事。根据自古以来未经证实的传说，儿子们在被父亲允许进入圣殿供职后，他们试图将履行神职与酒饮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崇拜埃洛希姆（上帝的别称）和巴克斯酒神。可是就在某一天，他们被活活烧死在蓝色的火焰里。当他们的父亲进入圣殿时，只找到了一小堆灰烬，而不是他的孩子们。
瓦辛也曾遭受到类似的惩罚。虽然与阿尔图霍维打赌毕竟只是闹着玩，尽管愚蠢，但终归是个玩笑。这与神圣的行为，即飞机维护无关，因此他能安然无恙，且受伤的只是屁股而已。这很自然，在他小时候，每当淘气后，爸爸的“赏赐”正是在这别人不能窥视的隐秘部位。
总的来说，瓦辛与阿尔图霍维赌那瓶亚美尼亚白兰地，正是因为长大成人的女儿曾一脸不屑看到了他装有“马桑德拉酒”的军用水壶，并在上面粘了张字条：“我的天，爸爸，你怎么能喝这破玩意？”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试图自我解嘲，对女儿解释说，“马桑德拉”（马桑德拉是俄国著名酒庄，盛产上等葡萄酒）可是好东西，是最纯净的高档精馏酒，严格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稀释的，而“嘎美拉”才是破玩意，因为那是用锯末子或石油制成的含量为百分之三十的工业酒精。还有一种叫“起落架”的利口酒，是用防毒面具和过滤刹车油制成的。但自从他当上飞行中队的机械师，他就只喝“马桑德拉”了。它远胜各种伏特加，无论是莫斯科牌，还是首都牌，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甚至还回忆起，总政治部的领导在战后几年所做的尝试。为了彻底整治空军内的酗酒行为，决定触碰那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并且成功用水解乙醇换掉了飞机防冰系统里的纯麦乙醇。
这项创举的结局却不怎么光彩，因为很快就发现，飞行员因为某些原因抱怨头痛和疲劳，这威胁到了飞行安全。军队卫生保健实验室仔细研究了飞行前后、打开防冰系统前后飞机驾驶舱内空气的成分。与使用精馏酒精相比，飞行员呼吸的空气中乙醛微量超标。超标远远低于最大允许浓度，可飞行员还是继续在抱怨。且飞机也还掉下来过，尽管坠机事故十分罕见。在每次发生事故后，就更不用说坠毁事故了，都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彻底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所有部门都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医生则最先敲了警钟。不仅是怀疑本身，甚至怀疑的影子，都必须从飞行时可能引发意外的因素中消除，因此，卫生部门高级领导拉响了警报。然而，总政治部不想让步，最后只好委托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做最终决定。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视察了驻地，与飞行员亲切交谈，最后，他在空军司令的会议上说，必须再次在防冰系统中使用精馏酒精。总政治部主任发出了灵魂拷问，难道就没什么可以取代这破玩意吗？米高扬咧嘴笑着捋了捋小胡子，说他认为是可以替代的。当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时，他继续说，用亚美尼亚白兰地。他停顿了一下，补充说，在他看来，这个替代品还不错，就是价格太昂贵了。
与往常不同，瓦辛的闺女认真地听完了父亲讲的小故事，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坐到瓦辛的腿上，说：“爸爸，你看，就连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都建议你把‘马桑德拉换成亚美尼亚白兰地。这对整个空军来说可能很贵。但我和妈妈还是能承受得起的。难道不是吗？老妈。”
瓦辛惜财的老婆肯定地点了点头，他明白已经没有退路了。
为了搞到白兰地，他费尽了心机，其中就包括那次倒霉的打赌。不太爱自己亲人的人，可能会把这事看作是初次警告，但瓦辛不是这样的人。他是那种“一口唾沫一个坑”“言必信，行必果”的汉子。瓦辛不再喝“马桑德拉”，而让自己习惯喝白兰地。而且，是亚美尼亚产的。然而，瓦辛的身体却抗议了。
他的后背突然开始疼了。除了坐骨神经痛以外，他不知道还能得什么病。对这种总是子弹射中般的突发疼痛，瓦辛没啥概念，渐渐地他就习惯了，也接受了。他想忍忍算了。可这种痛非比寻常。瓦辛坐卧不安，像狼一样转圈，跪在地上爬，痛苦地呻吟，甚至疼哭了。深更半夜，瓦辛的老婆找来索宁医生，他毫不费力地诊断出瓦辛得的是肾结石。氯乙基和诺沃卡因止痛药都没能缓解疼痛，瓦辛只能住院了。
但不知何故，治疗的效果不好。尽管顺利打掉了结石，瓦辛的身体却越来越糟糕。这事是阿尔图霍夫告诉索宁的。那时，他刚做完例行的年度体检工作，从医疗飞行检验委员会回来。
“听我说，医生。我们的瓦辛会死在那儿的。药吃得越多，越糟糕。他都不正经吃饭了，瘦成了一根刺儿。透过窗户能看到他在喝清粥嚼碎肉，他只喝……开水”阿尔图霍夫绝望地挥了挥手：“他浑身起满水泡，眼神忧郁，就像要被抱去淹死的小狗崽儿。”
瓦辛状态确实不太好。他被吓坏了，沉默不语，还有点怪异，常常若有所思地呆坐着。
“你知道吗，大夫。”他望著窗外的积雪和裸露在雪地上的伏特加、啤酒瓶子，说道，“近来我一直在想，终于想通了，治疗对我来讲毫无意义。我，你看到了，已经把自己该喝的都喝了，我在这待着也没啥意义了。就算死，也最好死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
索宁听说过酒桶理论，其创立者是桑·桑内奇。他曾在吸烟室吞云吐雾时说，每个男人在出生时上天都会赏他一桶伏特加。每个男人的任务就是认识自我（此处为了更有说服力他引用了苏格拉底的名言），就是说确定自己的标准，否则身边就会一团糟。贪婪的人，守着这份礼物，生活令他焦躁不安，他需要放松，可他什么都没有。这类人会过早倒下，可整桶酒还没喝完一半。另一类人，则完全相反，喝得很急，咕嘟咕嘟地大口喝着，就是呛着了，还唯恐来不及，突然——咣当的一声，酒桶空了。而未来的生活漫长而无趣，就像周末陪老婆逛街一样。
“世间繁华，转瞬即逝，”（原文为拉丁语）通常他会这样总结。对桑·桑内奇百科全书式的本质，索宁感到很茫然。苏格拉底、拉丁语和德国神秘主义者，这些对于中队副官来说太多了，尽管他读过马列主义夜校。
“桑·桑内奇来看过您吗？”索宁问道。
“来过。”瓦辛阴郁地应着。
“说啥了？”
“他能说啥，还是那套，他说，你，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身体里缺杂醇油了。”
“见鬼！”索宁心想。“还是阿尔图霍夫有能耐，一针见血，或许瓦辛真就是体内机能失调。他都喝了一辈子酒，忽然换成了白兰地。下酒菜也变了，原来是腌白菜、酸黄瓜，现在成了柠檬片……这就引发了连锁反应：肾结石、用药、过敏、严格限制饮食、戒酒、戒瘾综合征、新陈代谢紊乱……”
“知道吗，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您离死还远着呢。给院长打报告，就说您由于家庭原因要求紧急出院。”
“家里出啥事了？”瓦辛惊恐地站了起来。
“啥事都没有，淡定淡定！简单说吧，您越早回家，就能越早开始治疗。”
“不不不，大夫！我受够了，不想再治了！”
“您不用再治，不用再治了！是我没说清楚。您就按以前那样生活就行了。别再扮演什么贵族，不喝什么白兰地，不用节食，也无须再吃柠檬片。嗯，我倒建议您恢复服用‘马桑德拉，用量五十克。”
瓦辛用困兽般的眼神狠盯着索宁，“大夫，您不是开玩笑吧？”
“哦，不不，哪还能开玩笑。这是救命的事儿。”
一个月后，索宁在医疗中心出早诊，听到窗外有摩托车的轰鸣声。一分钟后，门开了，瓦辛背对着办公室，倒着挪了进来，然后，转过身来，把一箱白兰地轻轻地放在沙发上。
“这是给您的，大夫，”他转身走了出去，但马上又转身回来，挥了挥手，“谢谢，大夫。”
“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等等。别谢我，要谢的是桑·桑内奇。是他给您下的诊断，还记得吗：体内缺少杂醇油。白兰地您该给他送去。”
一周后，瓦辛康复归队。整个飞行大队喝光了一箱白兰地。而瓦辛喝的，是装在自己酒壶里的、不明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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