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清
夏末的一个傍晚，我在桑干河畔的水沟里捉到一条小鱼。
回家后，我把它放在一只报废的大探照灯泡里，摆在床前书桌的收音机上。
每晚睡前，刚会说话的小女儿总要跪伏在书桌上，两只小手托着下巴，双眼凝视着大灯泡里的小鱼，小嘴不停地向我们提问着：
“小鱼也有爸爸、妈妈吗？”
“她也想妈妈吗？”
“她还能回家找妈妈吗？”
看着她那同情、关切、皱着小眉头的神态，使我不禁想起：“人之初”或许真是“性本善”吧。当我和妻子安慰着她：“小鱼也有爸爸、妈妈，她也想妈妈，她还会回家找到妈妈”时，她那紧皱着的双眉，立时舒展开来，原来充满着忧郁和担心的眸子里，馬上闪现出快慰的神情。然后，她总爱欠起小腰，向前伸着脖，探着头，两只小手轻轻摸着大灯泡，用噘起的小嘴，在灯泡外边同小鱼亲吻。
同样的提问，她几乎每晚一次，从不间断。后来，她便改为自问自答了：“小鱼小鱼，你有爸爸、妈妈吗？”
“噢，我知道，你也有爸爸、妈妈，是吧？” “你想妈妈吗”“是的，你也想妈妈对吧？”……
伴随着问答，她那梳着两条“冲天辫”的小脑袋，还不时点颠着。每逢这时，妻子总爱向我暗使着眼色，悄悄在她背后看着、看着。真没想到，这条桑干河的小鱼，竟给我们这小小的家带来了如此的欢欣快慰。
冬天来了，小女儿被送去北京奶奶家。晚间，小屋子一下显得格外冷清。睡前，我和妻子围坐在床前书桌，面对灯泡中的小鱼，似乎又听到了那奶声奶气的自问自答声、欢笑声。或许是心理作用吧，连那条小鱼好像也不如往日那样欢快了：它只是无精打采地沿着灯泡内壁缓缓地游着，好像也在寻找着：“咦？那个梳着两条‘冲天辫的小姐姐哪里去了？”
在小女儿走后的日子里，这条身长不足三十毫米的小东西，竟成了我家不可缺少的成员。妻子对它真是关心备至，定时喂食，按时换水。入冬后，还专为它缝制了一个球形的小棉套，围在大灯泡的周围。我们俩不论谁先下班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小鱼是否还活着。
由于妻子的精心照料，这条小生命和我们一起，平安地度过了它离开桑干河水之后的第一个塞外严冬。
不久，一批又一批戴着红袖章的男女青年学生，从北京来到了我们这个小小山城。他们先是街头讲演，在铁路宿舍大院宣读不准再打扑克牌之类的“勒令”。又过了几天，被“勒令”为“四旧”的事情越来越多，连家庭种植的花草都要限期拔光。
一天晚上，在火车站做售票工作的妻子下班回来，神情异常紧张，进门后，匆忙走到书桌前惊慌地看了一眼小鱼，转身向我说：
“怎么办？红卫兵要砸鱼缸了！”
老天爷！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于是，松口气，劝慰说。
“咱们这是——灯泡，不是‘鱼缸！”
“你用它养了鱼，不是鱼缸是什么？人家说，这都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趣，必须坚决砸烂！”
“那——咱们不养就是啦！”
妻子望着“鱼缸”，点了点头，苦笑了笑：
“不过，咱们怎么处置它呢？”
是啊！怎样来处置这条曾经给我们这小小的家带来许多欢乐的小生灵呢？
我和妻子忧心忡忡地面对小鱼，谁也没说什么。妻子的神情是那样的呆滞，上牙紧咬着下唇，两颗晶莹的泪珠流到嘴角……
晚上，我俩躺在床上，一本正经地合计对它的处置方案。当然，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将它顺手泼在院中，成为邻家母鸡——当时，鸡尚未被“勒令”——的一口美味。其次是把它倒入阴沟活活呛死。可她却轻轻摇着头……
“那——怎么办呢？”
我们终于决定，依照小女儿的愿望，把它送回桑干河去“找妈妈”。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它连同大灯泡一起伪装在一个书包里，骑车直奔桑干河。走前，妻子把剩余的一点专喂小鱼的米粉全部倾倒在大灯泡里。她那神态和举动，好像在送别一个孩子。
我一手推着车，一手提着书包，走出铁路宿舍大院，穿过被拦截的行人，躲过“造反派”们值班的大道口，沿着车站南侧的一条公路，向桑干河方向急驰。车轮越转越快，我的心也越跳越急，仿佛手中提着的并非是一条野生的小鱼，而是一个案情严重的逃犯。
清晨的桑干河畔，很少有人来。我在岸边把自行车支好，打开书包，取出盛小鱼的大灯泡，小心翼翼地把灯泡放在浅水处，河水恰好没过大灯泡的一半。再看灯泡里的小鱼，真似一个迷路很久今天终于找到家的孩子，一边手舞足蹈地在灯泡里狂游，一边喊叫着：“我回家了，我回家了，快放我去找妈妈吧！”
小女儿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弯下腰，用手慢慢将灯泡的上口向一侧推倒，很快，灯泡里的水就要同桑干河的水溶在一起了……
“不许动！”随着一声巨吼，两只大手狠狠地抓住了我的双肩，两只手臂同时猛地向后一拉，我被拽倒在岸边草地上，几只大头皮鞋几乎同时踢在我的腿上、腰上、肩上……
“妈的！你胆敢放毒！”
“我们早就盯上你啦！”
“说！那瓶子里放的是什么？”
我浑身剧烈地疼痛，努力挣扎着想坐起来。又一只大脚踢向我的左肩，我再次滚倒在地上。
“先叫他说！”
这时，我才看清，几个左臂上戴着个“×厂革造”袖章的造反派把我围在中间，一个看来是个小头目的中等个儿，正仔细端详着托在他手中的大灯泡里的小鱼。只见他看了又看，闻了又闻。
“他×的！还有条小鱼！”
“这条小鱼也有毒！”
“说！这是什么毒药？”
我不愿多说什么，只是告诉他们，里面的水，是普通的水；
水里的小鱼，是普通的鱼。
他们虽然不相信我的话，但又找不出更多可疑迹象，一一到小头目那里去用鼻子闻着、审视着。
“那——你把它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小头目一面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我，一面问着。
“我想把它放回河里去。”
“‘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你跑这么老远来到这儿到底是‘为什么？”
“把它放走。”他们几个人又凑在一起，低声耳语了一阵，彼此点着头，看样子，已排除了我投毒的可能性。
“神经病！”一个块头十足的“造反”者，一边谩骂着，一边从小头目的手中夺下大灯泡，转脸向我问道：
“嘿，我问你，你——是不是要放生啊？”
“是。”我点点头说。
“来，给你——”
我赶忙从地上爬起，伸出疼痛的手臂，准备去接这条死里逃生的小鱼。
“来呀！接着啊！接着啊！”他一面说着，一面把灯泡往高处举起，待我将要接到时，他又举得更高了。他的个子本来就比我高，我怎能接到大灯泡呢？最后，我们两个人都高举着手站在那里，我的手离大灯泡的距离，起码还有半尺。“哈哈哈……”
当我刚刚意识到他是在耍笑我的时候，只见他那高举灯泡的右手，使劲向下一摔，吼叫着：“我叫你——放！”
“嘭”的一声，大灯泡被摔得粉碎。在一阵狂笑声中，我看到了那条小鱼，它还在竭尽全力挣扎跳跃着，在晨光照射下，小身躯上的鳞片，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亮。
“我叫你放！我叫你放！”一只穿了大头防护皮鞋的大脚，对准小鱼，狠命地一连踩了三次，小鱼立时血肉模糊，再也不动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们在一阵狂笑声中远去后，我忍着全身的疼痛，弯下身，把它那小小的血肉身躯，连同它身下的一把泥土，用手轻轻捧起，送到桑干河水里，泥土立刻漂散，沉了下去。小小的血肉模糊的小鱼的残躯却依然浮在水面，只有那双秀丽的大眼睛，还像往日那么圆、那么大，好像同我做最后的告別。终于漂去了，漂远了，去找她妈妈了。
由于工作班次的原因，第二天清晨我下夜班回家时才见到妻。她是那样喜悦、兴奋地要我把放小鱼的经过讲给她听，两只眼睛里充满了期待的神情。
于是，我不得不向心地善良的妻，绘声绘色地编织着把小鱼“安全放回桑干河”去的“细节”讲给她听：“我把它放入桑干河岸边的浅水里，它就像孩子一样欢快地向河心游去。大约游去一米多远时，它突然停下，转过身来，小脑袋正冲着我，悬在水中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两只大眼睛闪动着依依不舍的神情，它分明是在向我告别啊：‘好心的叔叔、阿姨和小姐姐，感谢你们送我回家找妈妈，我将永远永远记住你们……然后，它转过身去，飞快地远去了，远去了……”
憨厚的妻，一边相信地点着头，一边高兴地不住用手抹着泪……
如今，妻已退休几年了，当年那个和小鱼亲吻的小丫头儿，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
去年，妻又养起鱼来，但已不再是桑干河的野生小鱼，而是从街上买来的正式鱼缸，从金鱼商店里买来的金鱼。每逢节假日，孩子们围聚一起观赏着这些五颜六色的金鱼时，妻总是自然地又想起那条小鱼来。每逢这时，她总爱眯缝着两只眼睛，呆呆地凝视着当年放大灯泡的床前书桌，轻轻地叹息着：“唉！不知那条小鱼如今还活着没有？”
编辑 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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