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顶明 淳洁 郭伟
主持人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理工科人才培养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部分学科领域却面临着供需矛盾突出、结构失衡和学用错配等难题。本期高端访谈，大学编辑部专访北京理工大学王顶明教授，从对口型人才培养和适应型人才培养角度出发，探讨理工科人才供需难题的破解进路。
《大学》“高端访谈”栏目开设于2009年，是展示学术研究成果及教师风采，宣扬优秀教育思想，弘扬学术正气的重要学术阵地，旨在积极传播高等教育领域前沿学术思想，助推理论创新与科技进步。栏目自开设以来，已采访过如教育部领导、中外高校校长或书记、企业高管、学术领军人、科研新星等多位专家学者，访谈对象有着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对学界热点问题有着敏锐的直觉。栏目围绕采访对象教育理念、学术研究成果、教学成果等进行专访，采访内容涉及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问题，如高校建设与管理、高质量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教学改革、校企合作等。
记者：请您谈谈我国理工科人才培养的供需现状？
王顶明：理工科人才培养中第一个较为普遍的供需矛盾就是学用错配、学非所用，高校所培养的理工科人才的能力素质水平与用人单位所期望达到的程度不匹配。这种育人和用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结构性错位，称之为人才培养质量问题。
第二个是理工科人才培养数量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从人才供给总规模上来讲，高等教育毕业生总规模逐年攀升。在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之前，我国一年的高等教育毕业生还不到一百万人，而现在已是千万量级。供给总量这么大，似乎不应该存在理工科人才短缺的问题了，但实际上还是缺。其原因首先是这一千万毕业生的构成中，理工科毕业生的占比下降了。自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高等教育发展以来，我国高校理工科毕业生（本、硕、博）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以理工科本科毕业生占比为例，1980—2000年间的占比基本稳定在60%—70%，2005年以后骤降到50%以下。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要是社会科学毕业生的比重提高了，比如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毕业生的比重增加得比较快。个中缘由比较复杂，有的认为，理工科扩招成本很高，需要更多的办学投入，配套更多的办学条件，比如需要更多的实验场地、设施设备；
还有的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类人才需求量增大，特别是在“两头在外，大进大处”的发展格局下，我国靠市场和资源成套引进生产线、引进技术而快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水平理工科毕业生无用武之地，从而影响了理工科人才的专业选择与职业流向。随着制造业产业升级、中美贸易摩擦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当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到、讨不到的时候，必须自主培养高水平理工科人才去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问题，如此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概言之，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我国高校还没有做好应对准备，除了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热门理工科专业外，基础理科和传统工科的吸引力已然下降，一些理工科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相对规模明显缩减。
记者：那么当前我国理工科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王顶明：从整体上来讲，我国理工科人才培养的趋势，应该是从知识型培养转向能力型培养。过去培养本科生、研究生，更多的是强调知识的传授以及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为毕业生进入社会、找到工作提供良好的知识准备。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系统所强调的人才定向培养思维，这种定向思维特别强调教师的作用、教材的作用以及教学的效果。随着社会发展更趋复杂多样，行业、产业和职业发展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高等教育系统应该更加强调培养理工科人才的能力、素质结构，更加强调特定行业领域对人才胜任力的要求。根据能力、素质结构方面的要求来开展理工科人才培养，进而思考课程体系怎么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怎么完善、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如何调整，从而使得理工科人才培养从过去强调专业对口转变为更加强调岗位适应，从强调知识型培养转向能力型培养导向。
适应型的培养强调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岗位之间不要那么直接的、刚性的对应，而是相对来讲比较宽泛、间接、模糊的对应。
记者：对口型人才培养和适应型人才培养，二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王顶明：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一一对应的培养机制就是所谓的对口［1］。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工学类学科分类为例，工学门类下面有39个一级学科，比如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矿业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等，每一个工程门类其实对应了过去的一个国家部委、对应现在的国家级行业协会。这就是很典型的强调对口逻辑体系下的学科目录设置。在这种学科专业设置、院系组织设置下，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高等教育学科专业都在强调强对应关系。直接对应成为高等教育系统中一种长期存在的运行模式和培养机制，而且已经深深印在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认知上，体现在考生填报专业志愿、个体谋划职业生涯等活动中。简言之，对口型人才培养强调的是一一对应，具有非常强的行业需求导向、岗位需求导向。
对口的好处就是，学生在校就学习了未来所从事工作的基本知识体系，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胜任工作。但行业系统会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会升级换代，岗位需求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口培养的学生一旦遇到上述变化，就难以适应，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可能会被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所淘汰。因此，更加强调适应型的人才培养。
我们当然希望培养的人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在满足需求、适应需求的基础上，还能够超越需求、引领需求、创新需求——这是更高的境界，是少数人做的。对于大多数人，我们希望他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适应的基础上能够满足社会需求，所以，适应型的培养强调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岗位之间不要那么直接的、刚性的对应，而是相对来讲比较宽泛、间接、模糊的对应。在这种对应里面，更加希望学生的可迁移能力、综合能力、适应能力更强。
对口与适应，首先，二者是主次、主辅的关系。传统的培养路径是对口为主、适应为辅。而现在更加强调的是以适应为主、对口为辅。其次，二者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先强调适应，在适应基础上的对口，而不是一开始就强调对口，在对口的基础上去强调适应。比如特定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计划，那就是对口培养、订单式培养，现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依然存在，在特定高校特定范围内针对特定群体开展，解决国家急需、紧缺、特定需求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做一部分订单培养、对口培养的。
记者：您认为，哪种培养方式更有利于破解理工科人才培养供需难题？
王顶明：从各国的教育实践来看，人才培养其实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当缺的是某一具体的专业知识或技能时，就从头开始培养完全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人，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以解决现实之需。另外一种是培养出具备较高科研素质和创新潜质的人才，使之能根据新的问题或研究需要进行适当的迁移和转化。这种具备良好的基础素质、专业能力和创新潜力的人才，就是我们期待培养的“宽口径”人才，或者说适应型的人才。他不见得那么专、精、深，但是他的综合适应能力、可迁移能力会更强。而这些能力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去赋能并且重点培养的。这样的方式可有效解决所面临的某些专业人才培养紧缺的困境和难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都认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满足可以采用对口培养的逻辑。但是，当前我国育人和用人的制度体系发生了变化，那种特别强调对口的人才培养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适应的逻辑可能更符合问题的解决，更符合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需要。理工科人才为什么会在这两年变成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理工科高等教育的供给没有跟上社会需求和环境的变化。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教育具有前瞻性，要能够引领社会需求。要达成这一状态，首先要打破过去的对口培养思维方式、以对口分析人才供需问题的视角以及解决人才供需问题的路径依赖，因而才特别强调适应。
一些高等教育的学者希望高校是经济社会的思想创新阵地，希望高等教育能够超越社会的需求、引领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创新，这是一个理想状态。高等教育系统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毫无疑问，首先需要去适应整个大系统的变化。从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历史方位、全球方位来看，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洪流。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始终需要分析、研判、评估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行业背景、产业发展环境。在微系统适应大系统的背景下，高校应考虑自己的人才培养的定位、人才培养的方案、人才培养的模式等。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更好地体现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还要让教育满足个体的需求，因为个体也是这个社会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规模大了就需要关注质量能不能稳定和提高；
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必然会影响到功能的发挥，也会影响质量。
记者：您曾在采访中提到，加快培养紧缺人才的关键在于理顺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内在关系。那么，三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王顶明：第一个层面，这三者其实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关系。人才培养规模扩大了之后，大家必然会关心质量能不能保证、质量能不能稳定，或者质量能不能稳步提高？不管人才培养规模怎么变，其内部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包括学科结构、类型结构、区域结构等。从结构功能的视角来看，结构本身也是一种质量的体现，结构也在决定质量，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2］。动态地处理规模、结构和质量是高等教育永恒的话题，每所高校、每个高等教育机构在开展人才培养的时候都需要重点关注这三者的平衡：规模大了就需要关注质量能不能稳定和提高；
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必然会影响到功能的发挥，也会影响质量。
第二个层面，三者之间有很强的内在依存关系。规模本身是一个质量概念，假设一个学校规模特别小，你会对它的质量产生怀疑；
当这个学校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你对它的质量的信心无疑会增加。从产业经济领域来看，小作坊和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对应了规模和质量的内在联系。规模这个概念本身有质量的尺度在里面。反过来，质量的概念里面实际上也有数量的含义。比如评估质量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就包括数量的评估方法。给质量打分，是满分还是不及格，这个时候，数量便反映了质量。那么结构呢？以碳元素为例，碳元素的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可以是铅笔的笔芯，也可以是钻石。所以，同样是培养人，不同的学科结构、不同的区域结构、不同的类型结构、不同的年龄结构、不同的性别结构等，都会关系到规模问题和质量问题，所以结构是决定人才培养系统功能和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因此规模、结构和质量之间是动态平衡的，是相互依存的甚至是相互制约的。
记者：那么基于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关系，国家和高校应如何破解理工科人才的供需难题？
王顶明：站在国家层面。从规模的角度来讲，应该继续加大理工科人才培养的规模，适当控制社会科学的规模，这是由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这是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希望当下培养的学生在2035年的时候能够真正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那么从现在到2035年就需要重点在理工科人才培养方面去发力。强调加大理工科人才培养，也就意味着扩大理工科人才培养规模，因此，高校需要考虑培养结构的问题，首先要考虑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比如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的过程中需求不那么强烈的专业，占比就不应该同比增加，一些冷门专业、基础学科还需要特别的政策扶持，重点引导。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学校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是办学治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首先，规模方面，高校事业发展的预期是要成为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立马就要考虑规模是多大、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以及要把人才培养到什么样的质量水平，这是宏观层面的。具体来讲，如果要成为一所省级的重点大学或者是国家层面的一流大学，首先人才培养规模就不能太大，大到让人家怀疑人才培养质量是不是有问题？也不能大到超出学校的办学条件的承受度。我始终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学校对宿舍分配的一个设想：“421”格局，即本科四人一间、硕士两人一间、博士一人一间。但随着研究生规模扩大，这个目标格局就难以实现。因此，考虑规模的时候，首先要和自身的办学条件结合起来，与师资、实验室、宿舍、食堂，甚至厕所、浴室分布都得高度关联，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规模的问题和所有的办学条件都是关联起来的。
其次，当前本硕博的人才培养存在层级同构的问题，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人才的供给应该根据产业的需求、岗位的变化，在构成比率上有一些针对性和区分度的。结构上应该更加考虑社会的需求导向、产业导向、就业导向。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层级同构？是因为招生规模主要不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是学科目录里面有这么多的工科专业，学校就去增设这些学位授权点，有这么多的授权点后，就去要这么多的招生计划。这个比例是由学校内部的、相对封闭的制度设计决定的，不是外部的行业需求决定的，所以我想这是在结构里面需要优化的地方。
最后，学校都希望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拥有高质量的科研产出，甚至打造高质量的学校系统，但是，学校在运行过程中总有自己的强项，也总有自己的短板，那就要充分发挥学校自身的优势与特色，但同时又不能让短板影响了自己的声誉，甚至影响生存。在强调加大理工科人才的分量的时候，必须强调学生能力的提升，培养其岗位胜任力的同时，更要重视通识课程的建设，提升理工科人才的人文素养，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理工科人才。
规模、结构、质量始终是理工科人才培养需要高度关注的三个方面。高校要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平衡好培养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内在关系。
我们希望当下培养的学生在2035年的时候能够真正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那么从现在到2035年就需要重点在理工科人才培养方面去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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