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时间是西方时间文化产品全球化的成果，也影响了近代中国标准时间的构建。抗战时期的“延安时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标准化、自主化构建的历程。
标准时间成为迫切需求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由于根据地运行的需要，标准时间成为当时人们迫切的需求。1940年5月31日的《新中华报》报道：在延安因为没有标准钟楼，故每于上大课、开会、听报告或举行集会时，常有因人未到齐而迁延颇久，致浪费很多宝贵时间。
针对这一情况，陕甘宁边区学联于7月3日向驻延的青年干部学院、陕北公学等11所学校的学生会俱乐部发起遵守时间的签名运动，并提出三条倡议：一、你如果负责召开什么会议的话，一定要设法能准时开会;二、你如果参加什么会议的话，一定要准时到会;三、你要用一切方法说服你周围的同志也遵守时间。
《新中华报》对这一倡议给予了积极响应。
时间的测报技术极其匮乏
随着边区学联提倡的遵守时间的签名运动的推进，遵守时间的观念得到了人们广泛认同。由此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以哪种时间作为参照标准，并通过何种方式让大家能够便利地掌握这种时间。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有关时间的测报技术极其匮乏。为此，由自然科学院、边区政府和延安市政府资助，翻刻制作两具石质日晷，安置在自然科学院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办公机关和公共场所均以日晷计时，《解放日报》还专门刊文介绍日晷、沙漏等计时工具的安装和使用方法，以便延安民众知晓时间。
当时，除日晷外，延安城里日常性和辅助性的测时设备燃香、沙漏等，仍在发挥作用。但这些依据观测自然天体的运动轨迹来感知时间的传统测时设备，本身有两大不足：一是不具备恒时功能，致使时间不够精确和稳定;二是测到的只是当地的地方时，而不是可供其他地域社会共同参照使用的标准时间。这不仅使测得时间信息的传递效果颇为有限，而且对边区政府社会活动的开展以及协调对外交往节奏产生巨大障碍。
毛泽东直接过问
伴随着二战局势的发展以及边区政府和外界交流的频繁，时间上的多元和混乱给战争指挥与沟通协调带来极大的不便。这一情况被1944年到达延安帮助边区政府建立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可发现，他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边区政府。
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1945年2月6日，《解放日报》登出《陕甘宁边区政府通知》：“兹决定以华西标准时间为边区的标准时间。按华西标准时间比延安日晷时间迟18分钟。因此，照本地日晷时间推迟18分钟，即取得华西標准时间。”华西标准时间即是当时国民政府确定的以陇蜀时间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时间。因此，《通知》中规定的“边区的标准时间”，实际上是以延安所在的地理位置为基准而自觉与国际标准时区对接的时间。
相比标准时间的确立，标准时间的传播更为重要。1945年8月中旬，伴随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定时播音工作中对频率、波长和节目时间的预告，也就为边区和各大根据地规制了一致的时间节奏。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未对新中国的标准时间作出明确规定，但使用北京所在的东八区时作为标准时间已经被各地基层政权自觉遵行，使得东八区时成为约定俗成的标准时间在全国使用开来。（摘自《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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