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舒悦
内容摘要：作为小说《山乡巨变》中的主人公，邓秀梅是一位带着指导合作化运动任务而来到清溪乡的女干部，并且在处理各类工作事务中，充分发挥其人格内部的双重性别气质。其中干部身份与性别气质的互渗，使得邓秀梅不仅实现了她的政治使命，又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建构出一种区别于一般干部的女干部形象。而这一“新形象”在被构造为合作化时期的政治想象和女性想象同时，其背后性别优势的发挥也对当下女干部的性别与履职关系问题构成一种深刻的现实关照。
关键词：《山乡巨变》 邓秀梅 农业合作社 农村基层女干部 “十七年”文学
在对新中国农业改造的讲述过程中，“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诸多人物类型。其中，“农村女干部”多以正面的具备较高素养的基层干部形象受到学者的关注。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女干部形象研究极少与以男性为主的干部群体进行区别，而实际上，女性干部与男性干部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往往与不可回避的性别连结在一起。在人格上她们往往超越了一般的女性气质，表现出双性气质的综合，这一切又与其干部身份与政治使命直接地关联着。因此，对“女干部”的性别气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存在潜在的意义。周立波在小说《山乡巨变》中围绕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过程，塑造出了许多不同阶级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传达出特定时代背景中的政治想象与女性想象，其中女干部邓秀梅在性别气质与干部身份上展现出独特之处。本文尝试以《山乡巨变》中邓秀梅这一女干部形象为切入点，结合现代性别理论，深入文本细节，对其干部身份与性别气质的展现、“干部”成长的阶段化历程进行讨论。并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知识与相关史料，对照两种不同的历史语境，阐述“邓秀梅”这一女干部形象与改造时期的合作化政策和实践的密切联系，以及社会性别优势的发挥可能对新时代女干部履职的有益启示。
一.“邓秀梅”的干部身份与性别气质
一般地，性别气质包括男性与女性气质两类。女性气质泛指女性共有的心理特征与性格特质，如细心敏感、柔顺感性等，而男性气质与以其相反，表现为勇敢坚强、进取理性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气质观点长期存在于各种社会环境中，并被人们无意识地接受。而女性主义批评家贝蒂·弗里丹、弗吉尼亚·伍尔夫、凯特·米利特等人都曾对性别气质展开讨论，并提出“双性同体”思想。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主张男人和女人应该朝着“雌雄同体”的未来而努力，使得所有人在他们的精神和行为里融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性格特点。①伍尔夫也认为性别应该是互通互融的，只有当男女两性都摆脱了性别意识的纠缠之后，才能获得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和解放——“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男性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该发挥作用，女性也应该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两种力量和谐共处才是正常和理想的状态。”②
小说《山乡巨变》中，“邓秀梅”是一位由县委派到清溪乡帮助指导乡内互助合作工作的女干部。与一般的基层干部形象不同，女干部邓秀梅在思想与行动上表现出明显的对一般女性气质的超越，这体现为邓秀梅部分男性气质的展现。同时邓秀梅从未割舍她特有的女性气质，并且借助强大的精神力量将这两种性别气质恰如其分地运用在繁杂的农村工作中，使两种气质在不同的方面展现出各自的优势，构成一种互补关系。邓秀梅这一形象正体现了弗里丹、伍尔夫等人所提出的“双性同体”思想。作为两种性别气质的集合体，她能够从传统的性别气质观念突围出来，而促成这一切的深层原因是她的政治理想与干部身份的要求。
具体地，干部身份使“邓秀梅”展现出与所谓女性气质相反的男性气质，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热情诚挚、负责能干——作为初到清溪乡的外乡人，邓秀梅怀着极高的工作热情，首先向盛淑君、李月辉、陈大春等人询问清溪乡的各方面情况，这是为更好掌握清溪乡的状况与问题，方便之后实际工作的开展。第二，勇敢要强、有主见、擅长组织决断和指挥调度——她坚持与乡民同吃同住，生活上紧密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
善于为干部或群众分配工作任务，如嘱咐刘雨生调查谢庆元的互助組、考察李盛氏家里状况，她自己也身体力行，深入各家各户，与基层干部一起面对、解决各家各户的问题，为村民讲解合作化生产带来的好处。第三，在工作与私人情感上保持理性——邓秀梅新婚不久就毅然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与丈夫分居两地，而这份私人情感随照片和书信被藏入抽屉中，从不会扰乱她的工作。而工作中的邓秀梅一直保持着理智，极力排除一切情绪化因素。邓秀梅表现出更多的“男性化”气质，总是以基层干部所应该展现出的气质或素质严格要求自己，达到基层干部的标准。当然文中也显示邓秀梅所不具备的部分男性气质，如由于其本身数学不好，在汇报时说不清入社的具体比例而“当人爆众，受了区委书记间接的抢白”③（115-116），相比于朱明书记，她对数字的敏锐度以及对数目字管理的严谨度还有所不足。
同时，邓秀梅部分女性气质在工作中凸显并发挥作用，达到男性与女性气质的互补。其女性气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体贴耐心。与农民们交流时，她倾听他们的生活琐事与各种苦楚，表示理解并进行善意开导，交流的话题总会从家常入手，再过渡到入社的必要性，循循善诱，设身处地为农民们着想；
第二，细心冷静。对于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细节留心观察，而这些细节的发现与掌握对于合作化工作的推进起到关键作用。如张桂秋、符贱庚二人谎称只是赶牛“寄草”以掩盖杀牛意图时，邓秀梅敏锐“发觉秋丝瓜（张桂秋）的左手总是躲着，偶尔抬起，也是直直的，肘子从来不弯曲”③（192）而生出疑心，并冷静地告知其他干部，众人才采取行动，搜出了张桂秋藏在袖子里的杀猪刀。邓秀梅的细心冷静不仅保障了一行人的人身安全，而且使张桂秋的计划显露无疑；
第三，把握女性心理，重视妇女工作。邓秀梅与妇女交流时总能准确把握女性的心理，推己及人，不仅传达一些科学的婚恋经验，而且激励妇女参与入社宣传工作。此外，邓秀梅既察觉到盛淑君的恋爱心理及其变化，又预料到刘雨生与盛佳秀二人关系的走近，这也与文中所提到其具有从事妇女工作的经验相对应。总之，女干部邓秀梅在与农民的交流对话、细节的发现与处理，以及对于妇女工作这些方面发挥了女性气质的优势，通过自己的方式深入群众生活与心理，做到了一般男性基层干部所难以做到的。
邓秀梅兼具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同时她也将这些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恰当地运用在工作的不同方面，使理论知识成功地付诸于实践。正是邓秀梅与其他基层干部“并肩作战”，清溪乡才最终达到了入社指标并建成了常青社。更深层地，邓秀梅形象中双性气质的融合是与基层干部身份相对应的价值理念通过超我力量外化的结果。相对于一般干部形象塑造的单一性政治隐喻，“邓秀梅”所代表的干部新形象展现出了性别气质与干部身份互渗的张力。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人都具有双性气质，可见拥有单一性别气质的人（包括现实生活的人与小说虚构的人）则是远离生活和真实的。而正是在这种性别气质与干部身份的互渗中，邓秀梅这一新形象带有了当时“农业生产合作化”政策与农村出现新气象的象征意味，这种象征不是神秘的，神圣的，而是生活的、真实的。
二.“邓秀梅”前史：女干部的阶段化成长历程
小说《山乡巨变》上下卷分别塑造了两位女干部形象，主要在上卷提到的是受过组织训练后由党委下派到清溪乡开展合作化工作的邓秀梅，她是一位理论扎实的投身合作化事业的外乡人；
而另一位女干部形象则是主要在下卷讲述（这里指正式投入工作时）的清溪乡新妇女主任盛淑君，她是一位受到邓秀梅的影响而选择加入干部队伍的本地人。地域差异并没有在作品中过多的展现，但除此之外，二人同样是可以进行对比的，这对比的可能性在于——在塑造与刻画二人形象时，作者实际在表现人生阶段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盛淑君从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转变为能够撑起社内“半边天”工作的干部，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文本中所“缺失”的邓秀梅成长为女干部以前的经历。盛淑君是处在成长期的“邓秀梅”，邓秀梅则是处于成熟期的“邓秀梅”，文中对二人的书写能够构成一段完整的农村女干部成长史。
邓秀梅作为组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女干部，已经彻底摆脱了盛淑君那种青涩苦闷的恋爱心理，是“新婚恋观”的“过来人”，同时将所掌握的理论、政策真正与实践工作相结合，沉稳冷静地处理事务，真诚亲近地对待农民。在文本结构上，小说以女干部邓秀梅与“朋友们”道别、孤身前赴清溪乡作为开场，而在“进入”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中，这个过程没有用任何插叙去写她受到组织培训与积累理论知识的过程，而更多地是对其“现实”工作进行细致描写——与上级领导、其他干部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流与配合和对乡里各方面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等。
而文中对盛淑君的书写，包括她的性格、出身、生活、恋爱等，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变化过程。在上卷前部分，盛淑君是一个永远带着笑意又具有双重忧虑的少女形象。在身份上，团支书陈大春介怀盛淑君母亲早年有过一些风流之事，而迟迟未决定其入团一事，因此盛淑君为难以加入团组织而忧虑。在爱情上，在意陈大春对自己的印象，二人关系也得不到实质性进展，因此盛淑君又为恋爱受到阻碍而忧虑。但是盛淑君并没有沉浸在这些忧虑与苦闷中，而是选择积极服从组织与安排，将青春与热情投入在合作社运动的宣传动员工作中。作为宣传队队长，盛淑君面临打击与困难毫不气馁，并且鼓舞其他姑娘们的“士气”。同时在婚恋经验上，听取邓秀梅的嘱咐，处理好情感与工作的关系。
而在小说下卷开头，恋人陈大春被调走后，而盛淑君做出了与邓秀梅同样的选择——与恋人分处异地却一起坚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即使感到不舍，但她还是留在了清溪乡，帮助其他的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同时也正式拥有了政治身份——妇女主任。作为妇女主任，行动上，盛淑君与其他干部一起加入青年突击队，与单干户王菊生进行作田比赛；
制作跳板，解决了因泥塘地滑容易摔倒的问题；
照料因劳累过度而晕倒的“竞争对手”王菊生堂客；
组织召开妇女会，提出成立托儿站，使妇女们“腾出手来”参与劳作等。思想上，她循着邓秀梅的精神品质，决心调动妇女的积极性；
她反思乡里的变化，提升对党的认识。可见，盛淑君在行动与思想上逐渐成长起来，走向了成熟阶段。
围绕清溪乡，邓盛两位女干部一个组织建社，一个推进生产，虽然她们面对的具体任务不同，但是在单纯少女盛淑君身上，我们总能想象到成长时期的邓秀梅；
在妇女主任盛淑君身上，我们也总能寻找到成熟时期的女干部邓秀梅的影子。文中也明确提到少女盛淑君在深夜里的多次向邓秀梅倾吐烦恼，以及妇女主任盛淑君重回邓秀梅曾经住过的房间时，“房子依旧，主人换了，盛淑君不禁想起邓秀梅，忙从衣兜里挖出她的信，从头到尾，又念一遍”③（355）。這里盛淑君对这封信的珍视暗含了她一直接受着邓秀梅言传身教的影响。二人的成长阶段特征实际上也有不同，邓秀梅是从“理论”到“将理论与实践行动结合”，盛淑君是从“被动行动”到“主动行动，同时进行着思想的升华”，而盛淑君的政治思想的“启蒙”正来自于邓秀梅的指引。邓秀梅早已成为盛淑君的精神力量，在事业与爱情上支撑着她一直向前走去。
邓秀梅与盛淑君二人在成熟期实现了这种特殊的女干部形象的重合。总的来说，二人在婚恋、工作、爱情与事业的关系处理等层面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村女干部的成长历程，并且从成长期到成熟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的特征。
三.干部与性别：“邓秀梅”的本质与现实启示
在《山乡巨变》中，以邓秀梅为代表的农村女干部形象不仅汇聚了男性与女性双重性别气质，而且也呈现出成长过程的阶段化特征，而这些气质与特征都与她们的干部身份与职责履行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从本质来看，这些女干部形象的出现与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产生着莫大的联系。在创作上，抛开作者受到当时文坛构造“新中国想象”这一形势的影响不谈，女干部形象本质就是理想与现实的一种结合，而她们性格与人格特质也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
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政治想象与女性形象的一种集合，邓秀梅首先与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妇女参政从政政策有关。邓秀梅以推进湖南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女干部形象在小说中凸显出来，她的性别属性与政治身份必然地糅合在一起。作为现实的缩影，邓秀梅这一形象反映了正是合作化时期农村中妇女从政的可能。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政策也确实对妇女从政问题有特别地涉及。1954年，全国妇联发文强调，“应在农业合作社、互助组及基层妇女代表会议的妇女积极分子中，选择积极劳动、政治思想进步，能联系群众、而又有一定能力的妇女，有计划地培养她们成为各组织的领导骨干”④等。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提出，女社员应该在合作社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里占一定名额。次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将以上规定在人数上进一步具体化，“在合作社主任、副主任里面，至少要有妇女一人”⑤。这些指示与章程为这一时期的妇女参与合作化以及农村公共事务的领导和决策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农村女干部“邓秀梅”的出现也正是这些政策性文件指导下的“结果”。
其次，邓秀梅这一农村女干部形象也与《关于農业合作化问题》（下文简称《问题》）这篇报告对干部的要求有关。在合作化运动高潮来临之际，1955年7月，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指出了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而关于农村领导干部，报告中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抵制基层干部思想中出现“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被派到农村中，要发挥好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的力量，建立起以当地干部为主，派去的干部为辅的管理方式；
二是在群众动员上，基层干部要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相关的政策与办法，要解释合作社的好处与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三是注重建社的质量，反对“一刀切”或者单纯追求数目字的偏向。除了《山乡巨变》以外，其他的合作化小说也塑造了许多农村女干部形象，比如《创业史》中的青年团县委干部王亚梅、竹园村互助组组长刘淑良、《三里湾》中的合作社副社长秦小凤。虽然这些女性都同样拥有 “农村女干部”这个身份，但是邓秀梅在属性与实践上与她们有所不同，因为她是由党派到农村去的、经过了“短期训练”的、肩负着特定任务的干部，与《问题》中提到“派去的干部”相对应。在实践上，邓秀梅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结合的干部，她的工作任务主要针对于本地干部自身出现的问题与农民阶级内部难以解决的矛盾，而实际上，这些问题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与《问题》中所提出的三个方面极为贴合，而且几乎都能在邓秀梅的指导下得到解决。
因此，无论是与清溪乡中的本地干部相比，还是与上面提到的其他女性干部相比，邓秀梅都可以算的上是具有更高水平与理想色彩的干部，而且这位农村女干部在重振一方村庄的政治与农业事业的同时并没有回避她的性别。那么对于现实中从政妇女看似尴尬的权力与性别 “对立”问题，实际上邓秀梅身上所散发的优秀品质与她对各种工作的处理方式可以很大程度地给予现实以反思。
新时期以来，女性参政从政状况总体朝着积极乐观的方向前进，但是女干部在走上领导岗位与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仍然遇到许多问题，而职责履行与性别属性的关系是这些女干部首先要面对的。作为一种身份，“女干部”从赋予女性身上后就开始积极发挥起作用，而且在具体的工作与权力的行使中，她们往往表现出与传统女性气质相差别的性格特征。借助斯托勒的社会性别理论来说，正是管理与领导权力模式的变化，使得这些女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转变了，她们具有了强烈的事业心、独立的性格、顽强的意志以及从政在岗应有的能力与素养。而“邓秀梅”为女干部带来的一些启示更多是对生理性别限制的超越，从发挥社会性别优势的角度出发来解决她们在履职中的性别顾虑。
一是运用对“人”的注意力与沟通能力。邓秀梅善于与人沟通，而她的表达和沟通技巧的运用往往与对对方的观察联系在一起。相比男性，“女性注意多定向于人，在人上的注意稳定性较好，持续时间较长”⑥，而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中必定离不开与人打交道，因此女干部们更应该发挥注意力的偏向优势，在与群众、领导以及同事沟通时，通过注意力的集中来感知对方的情绪态度，及时调整自己的语言表达从而有效推进工作。第二，把握女性心理，强化“她力量”。邓秀梅多次与妇女进行对话，或耐心聆听，或循循善诱，心与心的亲近促使农村妇女发生思想的新变。女性在性别上具有“天生的”优势，能够细致入微地把握女性的心理，因此女干部应发挥这一优势，将其运用到妇女工作中，引导妇女摆脱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积极从事生产劳动以及参与政治生活。
新时代的女干部履行职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解决她们的性别与履职的“矛盾”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在外部层面，应对女干部生理上的特殊性给予应有的政策关怀，通过各种方式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竭力消除男性同事与领导的歧视等，而内部层面还得从女干部自身入手，应主动化“劣势”为优势，自觉培养各种能力以适应工作与竞争的需要，扭转女干部的干部身份与性别生理“看似矛盾”的困扰，使“能顶半边天”这一理想得以真正实现。
女干部邓秀梅这一形象并不是作者在《山乡巨变》中所要着力塑造的，但这一形象对于整部作品的意图表达、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人物类型研究、十七年作家对农业改造这一历史现实的考察、以及当下女干部的性别履职问题反思与启示都产生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邓秀梅所代表的女干部形象不仅是双重性别气质与政治身份权衡的“结果”，承载着合作化小说、十七年作家以及当时的社会与时代对于理想干部的一种综合的想象，而且更是对于对当下现实中的女干部在履职与性别关系处理方面做出了一种实验性的示范，具有跨时代的回应于历史、作用于现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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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245.
②彭瑶.超越性别：《奥兰多》的女性主义思想[J].名作欣赏，2006（4）：96.
③周立波.山乡巨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④全国妇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关于当前农村妇女工作的指示[N].人民日报，1954-7-31（3）.
⑤史敬棠，张凛，周清和，毕中杰，陈平，李景岗.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219.
⑥叶忠海.女性人才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5.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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