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主体意识哲学主客体关系中只能生发出工具理性，主体意识哲学范式已然过时。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存在”或最高的目的在理论策略建构中很难以达成一致，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用语言来论证、描述的，我们应该暂且不要去探讨对象本身，而是应当回头探究对此问题的阐释或表述。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应在体现于“生活世界”行为、认识和语言中的合理性去将其认识和把握，程序合理性基础上的普遍达成共识则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形而上学;主体意识哲学;范式式微与范式转向;生活世界;合理性
一、主体意识哲学范式的式微
面对哈贝马斯之前欧洲哲学家们理论研究时所遭遇的理论困境或达到了某种无法超越的极限，我们可以得出此“水到渠成”的结论：主体哲学、主体意识哲学这种范式已然不符合当代欧洲的要求，传统主体哲学范式须要进行范式转向。有学者认为，康德是欧洲现代哲学的开端，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终结，此种理论判断是合理的。古典哲学康德哲学的理论倾向是更多的从理性的形式上和程序上对哲学进行的考察。譬如，人类对经验的认识，康德考察的是人类的经验怎样才能被建构起来，经验作为每个人都有的现实的东西，他要考察的是我们经验的构成如何可能。经验要有感觉，感觉要有现象，通过感性直观形式的渗入且进行整合。无论是直观形式还是知性认识中的先天范畴，都是形式，其实践理性也是形式。理论理性是确定的，因为，我们在理论理性此意义上得到的先天综合判断、科学知识，它就是通过我们知性的范畴建构起来的现象领域。康德认为，科学知识是关于对象的，此对象需要一个物自体但不是物自体，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呈现给我们的现象，因为，此领域就是我们主体构造起来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因此，我们可以对此加以确定。这个领域是有限的，但人类的精神则是在追求无限，追求无限就意味着须超出必然性，超出必然性就为自由留有空间，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就是人类这个特殊的有限存在者的基本特点，有限的人类不甘心于自己的有限。人类又是理性存在者，其理性可以追求无限。在理论史的考察中，某位理论家的理论在历史上被留存和反复被谈及，其中的关键缘由是其理论在某个视角、方面或层面拓展了一定的理论范围或空间，这个视角、方面或层面在理论研究中还是有其重要意义，只是此意义未曾被人们看清楚或者被人们遗忘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亦或是，今天在理论研究中，又重新发现其重要性而再次探究和挖掘其研究价值。费尔巴哈从身体的角度，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人，其理论相对于观念论而言则是异类，在观念论研究氛围内就很快被淹没。到20世纪40-50年代，人们发现身体这个维度很重要，就又被重新挖掘出来进行研究。在哲学史或理论史中，某位哲学家或理论家的为论证理论观点或自成的理论体系，其内容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从其内容中去体会或提炼出其开创的某个维度或某个方法论的创造性。今天来讲，历史中有很多理论内容（不是全部）略显过时。比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其内容上早已过时，但人们仍在研究的重要原因是，他开创了哲学这个新的维度：跳过神话解释而通过自然本身解释自然，哲学的开创是按照事物本身的原理去说明事物。欧洲哲学史到了近代，因众所周知的缘由，欧洲人文主义精神兴起，强调人的主体性就成为近现代欧洲哲学的核心思想或核心观念，理论上、哲学上为了论证此核心观念，以人的主体、人类主体为基础的这种理论建构方法就比较高度契合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在近代就表现为主体哲学形式，这种理论策略。就此以后，哲学家们就在主体这个意义上进行了哲学建构。而“人”在笛卡尔二元论那里则表现为物质实体和人类所特有的精神实体，“我思”意识实体，他所奠定的那个主体基础，以“我思”以意识为基础的哲学。这仅仅是基础，它又要解释心与外在自然这个物质的关系，其心物二元论只是搭建了一个架构，且存在此架构，欲建构主体意识哲学就必然会有主客体关系。笛卡尔没有解决好主客体关系或者他未曾想到要解决主客体关系的问题。主体怎样去把握客体以及客体如何进入主体，他对此关系的处理或解决实则是失败的。上帝设定了客体的规律和主体“我思”的规律是一样的，先定和谐。因此，我们通过主体的自我意识能发掘主体或客体的规律，以此解决二者关系问题，此问题到康德那里得到了解决：知性为自然立法。黑格尔将笛卡尔开创的主体意识哲学推向了极致，从主体哲学策略和框架中最后达致总体，总体即本原，解决了现代性的所有哲学问题。《精神现象学》导论中，黑格尔用辩证法论证了实体即主体，从主体出发来建构一个包罗万象。形而上学所追求是“实体”而非其他，“实体”是自己成为自己的原因，而“实体”不是显现的事物。在黑格尔眼中，“实体”不是某个东西，而是全过程的整体，现成事物只是片段或阶段，它要转变为其他事物，它和另外的事物构成一个全体才是实体本身。主体处于变化之中，每个阶段或层面的的变化到最后则构成整个人类的存在和知识的全体，是主体哲学的完成。阿多诺他们对这种主体为前提的哲学同一性批判，揭示出了这种理论策略最根本的局限性。主体哲学到最后即是自我捍卫的概念，主体是“自我捍卫” [1]自我捍卫是黑格尔的判断：主体即实体，主体就是自我捍卫，自己成为自己的原因，它即是目的本身。
“阿多诺恰恰说明，如果我们只用意识哲学所提供的十分激进的范畴来考察，‘有意识生活的基本过程，我们所坚持下来的也就不过是工具理性”。[2]意识哲学的基本架构为主客体，而主客体关系中能生发出来的不过是工具理性，只能生发出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此概念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是批判性的概念系统。由康德奠定的现代性人类理性其他方面则无法进入这种主客体关系之中，用主客体关系意识哲学架构无法推出或论证其他理性。
二、语言学转向
20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批判理论存在一些理论转向，其常见的是语言转向、后现代转向、社会批判理论转向和伦理学转向等，这些理论建构策略发生的转向，究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解决欧洲社会问题、人的生存问题、认识论问题以及其他的传统哲学问题等等。语言转向被认为是具有某种根本意义上的转向。在传统语境中，人类所面对的被认为是面对知识本身，我们可以谈论或者探究对象本身，在后来，人们发现对这些传统的哲学对象的讨论或探究何以存在诸多重大分歧？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存在”或最高的目的在理论策略建构中为什么难以达成一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直接对此对象加以讨论，而是用语言来论证、描述或表达的。“在传统的概念范围内，导致非同一性悖论或反思性意识悖论的那些现象，只有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才能得以克服”。[3]这种转向，究其基本思路上，构造理论的基本策略思路上发生的巨变，在哈贝马斯眼中，它发生了什么变化？传统哲学所探究的对象，理念、实体、自我意识等通常是经语言理论论证所建构起来的，譬如，同样都探讨或使用“实体”这个哲学概念，无法通过感性直观此抽象的“实体”，這是不同的哲学家通过抽象思维构想出来的或者被设定出来的，关于此形而上学“实体”对象的设定，哲学家们就会根据其不同视角、背景等用其自身的独特语言对此加以论证或描述。因此，语言学转向以后，哲学家们回过头来面对和研究自身的语言的使用问题，暂且不去谈论此探究两千多年仍未认识清楚的对象本身，其中以维特根斯坦是其重要理论代表。维特根斯坦将哲学首先称谓为“治疗”的一种方法，哲学是治疗语言表述的“病”，大量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有病的，有矛盾，不成立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对此，他认为，我们应该暂且不要去探讨对象本身，而是应当回过头来探究我们对此问题的阐释或表述，在语言方面是不是存在问题。
结语：
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立场接受和认可了前人的一些观念与理论论证，比如，康德对现代性理性重要的三个层面区分，而当前的理论任务是按照黑格尔、马克思等等理论家的方案去论证此三方面如何可能，或者建构某个系统方案去更好地解决欧洲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以达致最终的解决。哈贝马斯对这些现代性哲学问题的思考，采用了“合理性”而不是欧洲传统的理性概念。由柏拉图划分的理念世界即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它是实体性的，“实体性”是自主自为的存在，它构成了一个自主自为的可以和现实世界区分开来的理念世界。而社会学意义上的合理性概念则不能与人的存在以及人的行为分开，它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功能或能力而不是一个构成实体性存在。这种作为功能的合理性则体现于人存在本身的行为、认识和语言之中。在人的此活动中，不符合合理性的即是奇怪的，理所当然应被抛弃或批判。合理性概念也就而成为评判人社会存在与社会行为的重要标准或规范基础，而此规范基础就不再是实体性领域，不认为有个最高的形而上学实体的存在而去将其把握。形而上学的方法已然不符合当今欧洲的要求，我们应在体现于行为、认识和语言中的合理性去把握和认识它。后形而上学以后，欧洲社会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的典型表达为重建，重建科学就要从理论上去把握行为、认识或语言过程的合理性，后形而上学以后，这种重建就要求将其内部发展的逻辑表述清楚。重建科学应同自然科学的实证科学有所区别，具体的实证科学有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各种存在者或对象，这些对象是存在者，很容易通过实证的方式得以把握。重建科学也要和形而上學区分开来，形而上学追求的相当于自然科学，它追求无限的最高的本质性对象。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既非自然科学，也非对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追溯和纠缠。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存在”是不存在的，转而立足于人类社会“存在”生存本身，将人类的生存本身作为考察对象，人类生存应以合理性概念作为标准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合理性概念不是科学与传统形而上学认识和研究的对象，而是需要理性重建或重构的对象，这些理性重构的对象是动态的形式标准，它与康德的“静态”标准有着较大差异，我们的知识认识从感性直观到知性的结构描述是怎样的，康德给出了重要的哲学理论阐发。哈贝马斯对“合理性”能力的产生还要进行批判性考察，原有传统世界观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今天对作为现代世界观内涵的合理世界观的产生须进行追问和探究，传统世界观向现代世界观的转向成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合理性不再是传统实体性理性概念，而是体现于人们的行为、语言和认识之中，这就有四个不同的种类，这四个不同种类（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与交往行为）就有与其相对应的不同的合理性标准。哈贝马斯将自己的重建理论从以主客体为理论架构的主体意识哲学转向以主体间性为规范原则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研究。“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就使得“生活世界”中最主要的金钱系统和权力系统间矛盾的整合与调节成为可能。主客体架构的反思被主体间交往中介的程序合理性所代替，承认基础上普遍达成同意共识则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2][3]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M]. 曹卫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379.
作者简介：
岳胜（1980— ），男，四川遂宁人，法学硕士，讲师，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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