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咪
摘要：文學革命作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和活动，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强烈的推动作用。这场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大都受到了王国维某些思想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王国维虽从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对于文学革命也有抵触的态度，但他却仍与文学革命具有某种联系，他的文学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具有奠基作用。
关键词：王国维文学革命五四运动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20）01-061-02
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其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在这场运动中知识份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提倡中国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或者西方化，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风俗习惯等。某些改革者认为思想意识和制度的变革应当走在物质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前面，所以新文化运动对于这场巨大变革的作用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的一个方面，对于当时社会重估传统文化价值，重塑国民思想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除了五四运动史上常常提到的胡适、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等人，还有一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的终结者，最近八十年学术的开创者”的重要人物，他便是王国维。
王国维是一位在国学方面成就显著，同时又兼通世界之学术的大师，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五四运动以及之后的种种政治活动，并且在1919年及此后两三年间多次拒绝了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聘请为教授，可是若论"32四”新文学、新思潮等方面，王国维应当算的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群体的狂欢”，那么王国维的静默便是“个体的思想风暴”。
在1919年之前的20年里，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就已风行于中国，王国维最早介绍了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思想。由于1902年在日本的学业未竞，加之体质赢弱，并且受到许多人生问题的困扰，王国维决心从事于哲学，并先后发表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汗德像赞》等哲学论文。这二十年内，王国维革命热情高涨，这是熟悉他的人如罗振玉、樊炳清等人周知的，他不懈钻研苦涩的德国古典和近代哲学，广泛涉及美学和心理学等理论，宗旨还是在于由此引发或是参与一场思想革新，以改变国人的精神品格。此外，王国维的《论性》《释理》《原命》等文，以西洋哲学观念与方法释中国经典，已开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路径。
“二十一条”事件过后不久，中国的政治局势愈发混乱，帝制运动更是让整个社会变得险象环生，旧官僚和旧士绅还在牵强附会地传播过去官方宣扬的正统儒家教条，在没受过教育、不识字的大部分民众当中散布“真命天子就要重出”的谣言。当时的条件下，唤醒国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打倒传统偶像迫在眉睫。王国维虽然在国学方面造诣很深，但他依然反对儒学独专，他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所以要讲授世界进步之学问。王国维的这种先进的思想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也影响到了后来的反孔反儒运动，但比起胡适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要温和许多。此外，王国维从1901年起便担任了数年《教育世界》的编辑，此刊的宗旨是介绍东西方最新的教育论说、规则及相关著作。在王国维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中，教育论文的篇幅甚多，内容涉及教育心理和教育伦理等领域，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高瞻远瞩，如论教育宗旨要“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培养的方法必须注重“体育”和“心育”，其中“心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三者，比梁启超所倡导的德育、知育、美育和蔡元培的德、智、体、群、美五育，早出十多年。所以周策纵认为王国维的教育思想为后来新思潮开其先河。
除了对于当时哲学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影响，王国维对于这场文学革命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文学革命的先行者的角度来看待王国维的，就已有数人了。吴文祺最早提出王国维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他认为王国维的一些文学见解与此后一些新的文学家的观念不谋而合。如王国维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描写人生，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文学是表现人生的”的口号：王国维认为“古往今来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为胜”，文学革命中的文学家们也都同意“自然”是文学的要素;此外文学革命高举“雅俗文学并没有高下区分”的旗帜，王国维早前就认为雅文学和俗文学古今不分，其间并无界限，并且赞赏元曲通用俗语。1904年，王国维撰述了《红楼梦评论》，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其中的见解受到叔本华哲学的启示，他还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及其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
胡适是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具体分析王国维的思想与胡适等人的某些观念，竞能发现很多共通之处。王国维反对始困终亨先离后合的小说戏曲，胡适也斥团圆式的小说为无价值;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倡导后起新生文体如小说、戏曲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也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历史进化观：王国维认为作者应“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即文学应当描写生活，“文学有二原质焉：日景，日情”，与胡适“不作无病之呻吟”的八不主义颇为相似。再如《人间词话》云：“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补缀的文学同”，这种观念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推倒雕琢的、阿谀的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之先声。还有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采用外国文学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实为后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白话文学史》导夫先路。
因此谷永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中说：“故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之自先生而行之自胡氏，虽谓胡氏尽受先生之影响可也。”不同于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做完之后便自以为学问成功了，王国维在获得巨大声誉之后依旧不断在学术道路上探索，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一个旧思想的代表者，但细察他的实在，却是一个旧思想的破坏者，所以他才是“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
当王国维从西方哲学的困境走向中国古典的时候，才意味着他与革命的憧憬渐行渐远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新文化的重要一环。因为在新思潮中“反对一切传统”逐渐演变为“重新评判传统”，这是革命高潮的一种回落，与王国维思想中隐藏的理性相契合，胡适将其界定为“整理国故”。胡适也有从倾慕西方学术文化回归中国古典的经历，他在1920年后集中精力考证几部中国经典的白话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为中国青年学者运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进行考证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范本。而早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不仅运用外国文学理论评论中国第一流文学作品，还提出了考证《红楼梦》的需要。如果只把五四视为文学革命的起点，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就只能在五四的框架里去加以界定说明。如果将王国维视为文学革命的第一步，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就可能因为多了这一源头而应予以重新叙述。
总之王国维以文学著作为载体，将哲学、教育以及文学本身的观念引进到20世纪的中国，他虽然未曾有过彻底的破体观念。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文学革命，被认为是“遗老”的象征，但他却为文学革命乃至五四运动“铺下坦平的道路”，甚至可以说他进行的是“自由”的革命，我们应当看到他作为晚清文化的代表与五四运动承续的这一层关系，及对此后中国的各种思潮和运动带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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