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美 王兆鑫 张欢欢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及其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社会在文化观念、性别结构、劳动形式、政治空间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在乡村转型和国家政策支持的综合影响下，女性的身份特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凤华，2006）。农村女性积极建构自我身份，在家庭照料、子女抚育等私人领域，以及农村经济生产和乡村公共参与等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主体（海莉娟，2019）。在当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大战略的背景下，女性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她们如何应对乡村社会变迁并重构自身的主体地位，既关系着农村女性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乡村振兴的总体效果。本研究聚焦于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女性的身份及其实践这一主题，探析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农村女性的社会身份，农村女性如何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建构其社会身份，女性的身份建构过程又对农村社会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农村社会变迁以及女性的身份角色实践议题下，既有研究分别从婚姻家庭关系、经济劳动生产和公共参与三个重要场景呈现了社会变迁对女性身份实践的影响。在婚姻家庭关系层面，强调《婚姻法》等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推动了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解放（马慧芳，2009），家庭中出现年轻女性权力上升的趋势（金一虹，2010），与此同时，儿童抚育、家庭照料的需求上升，影响着女性的家庭角色、权力地位和情感实践（陈讯，2012；
佟新、陈玉佩，2019；
张爱华，2015）。在经济劳动生产层面，揭示了由于城镇化与人口流动，较多的女性滞留农村，农业女性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韩国明、张佩，2012），女性积极建构农业主体地位，在改善家庭生计、推动家庭两性平等和促进村庄的农业发展中发挥作用（蒋燕、李萌、潘璐，2021）；
也有一些年轻女性从家庭经营策略出发，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寻求家庭结构的完整与家庭发展的活力（石伟，2021）。在乡村治理层面，指出了有效的法规制度、地方制度创新、互联网信息技术变革、妇女组织的引领等一系列要素综合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郭夏娟、魏芃，2019；
郭夏娟、魏芃，2020；
詹虚致，2019）；
亦有学者以村庄环境保护、广场舞组织、养老服务、互助合作社管理等具体事务为载体，分析农村妇女如何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获得话语与权力的改变，同时促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杜洁、宋健、何慧丽，2020；
海莉娟，2019；
戚晓明，2019；
杨宝强、钟曼丽，2020；
张欢欢、陶传进，2020）。
此外，在探究社会变迁对女性身份实践的影响的同时，既有研究还一致强调当代农村女性身份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例如，在父权制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中年女性面临权力丧失与主体性消融的困境（张爱华，2015）；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女性获得了在父权制之外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但是女性从事农业生产仍然面临主体性和社会性困境（蒋燕、李萌、潘璐，2021）；
传统的性别规范、社会秩序根植于乡村社会，限制着女性的身份实践（陈梅婷，2021）。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分别呈现社会变迁中农村女性在婚姻家庭、经济生产、社会参与中的多重身份特征和角色实践，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特点，同时也是有待拓展的方向。（1）聚焦于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缺乏历时性视角。现有研究大多截取社会变迁的一个暂时性阶段，聚焦于农村社会的某个方面展开，不同研究聚焦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不同。然而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共同影响着农村女性在基层治理中的参与（刘筱红，2021），因此需要在一个连贯的路径下审视农村女性的身份变迁及其实践。（2）大多聚焦于女性身份角色的一个方面，忽视了女性身份的多样性、相互影响性和连贯性。农村女性的身份是多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序列，家庭、工作、社会生活、国家制度等因素综合影响农村女性的身份特征，农村女性也需要在应对多重社会情境的过程中建构并实践自身的社会身份。尽管已经有研究注意到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对改变性别权利结构和引导女性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海莉娟，2019），揭示了女性能够借助村庄经济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的转型开启参与空间（金一虹，2019），但现有研究总体上仍然缺乏对农村女性多重身份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3）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社会变迁对女性的影响，而女性的主体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乡村女性是如何利用社会变迁的机遇和资源建构自己的身份，又是如何对乡村社会环境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由此引出本文具体的研究问题：社会变迁中的关键因素如何影响乡村女性的身份建构及其实践？乡村女性是如何在家庭、社会及主体自身之间建构自己的角色身份，如何将身份认同融入自己的日常实践之中？乡村女性身份的变化又如何作用于村庄社会环境？
（一）生命历程理论框架
生命历程范式起源于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对生活史的研究（Elder，1994），生命历程理论旨在探索社会事件和历史进程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陈心想、王杰，2021）。该理论主张个体生命是嵌入于特定历史时空之中的，个体生活和社会变迁相互联系，尤其关注个体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的生命事件，以及个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按照特定的顺序扮演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生命历程理论注重寻找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试图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关联（包蕾萍，2005），常常用来分析个体生命的轨迹、转变和累积状况，在移民、贫困和特殊人群等群体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江立华、袁校卫，2014）。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体在一生中不断经历着由社会界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和事件按生命轨迹排列，并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影响（埃尔德，2002）。该理论视角不仅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了联结，而且也建构了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理论桥梁（吴开泽，2016），能更加清晰地识别个体的选择、转变和生命历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董云芳、范明林，2020）。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命题适合回答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体如何建构和实践其社会身份的问题，有助于探究社会变迁背景下女性多重身份角色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因此本研究使用该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试图对前文讨论中所发现的既有研究不足进行一定的补充，将个体完整的生命过程、角色序列放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之下，分析社会变迁中的女性角色。
（二）研究方法与个案选取
本研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一位农家女——秀英的生命历程为个案，分析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女性的身份建构及其实践①文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均已化名处理，为了便于理解，文内所引用的访谈原文在保持访谈者愿意的基础之上，删除了部分重复性的词句，对语句逻辑做了适当调整，特此说明。。初识秀英，是在N机构举办的颁奖典礼前夕，秀英作为一名助推乡村社会发展的杰出女性前来领奖，她自信、开朗、豁达，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侃侃而谈，对农家女身份非常认可和自豪。秀英生活于乡村社会转型期，在生命历程中建构了多维的身份角色，在生活的各个场域展现出强大的主导能力和奋斗精神。秀英的故事对于探究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个体身份建构，个体如何利用社会变迁的机遇实现发展，以及个体身份建构如何影响乡村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选取秀英的生命历程为个案。
秀英1961年出生于山西省某个小乡村，她自小渴望知识、热爱学习，但连续参加了5次高考都失败了，于是过上了结婚生子的家庭生活。她通过发展种植带领家庭致富，而后她又从家庭步入村庄公共舞台，在村子中担任妇女主任、党代表，被电视台报道、被提名为“世界和平大使”、接待国家领导人。但她又能将繁华归于平静，在自己的家乡深耕，带动女性团结发展，投身村庄公共事务。她让我们看到，“在祖国的大地，有这样一群女性，他们快乐、自信、充满好奇心的新形象，将最终改变我们对中国农村的印象与偏见”①谢丽华，2008，《发现最了不起的一代》，https://ishare.iask.sina.com.cn/f/jcrKqBpnlV.html.。本研究基于社会变迁的时代脉络，通过秀英的生命历程展现农村女性在家庭、社会以及主体自身之间进行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
家庭（婚姻）生活是影响女性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会受到传统秩序的规训，需要践行社会文化赋予其的家庭角色，履行女性被定义的家庭职能。对秀英家庭婚姻生活的呈现，既能看到社会时代下的性别文化给予女性的羁绊与文化暴力，也能看到女性面对家庭生活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一）婚姻与家庭：传统秩序对女性的规训
婚姻与家庭对青年时代的秀英来说，是理想化的生活目标与时代背景下性别规范（对女性的规训）之间的抗争过程。这一时期秀英面对自我意识与身份定位之间的冲突，通过改变认知、调整行动，在矛盾交织的生活中进行妥协与适应。
1.放弃学业，妥协于世俗婚姻
秀英面临的第一组矛盾，是追求学业的理想和传统婚嫁制度对女性年龄要求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她选择了放弃学业，在适当的年纪进入婚姻。秀英从小爱学习，在追求知识的路上坚持不懈。她连续参加了5年高考，却均因紧张发挥失常而落榜。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青年婚嫁年龄偏早，秀英最后一次高考完已经23岁，年龄普遍比周围的适龄青年大，娇小的身体、不算出众的外貌、不具备做针线活和下地干活的技能，这些标签加剧了她的婚姻焦虑。迫于传统婚姻习俗的规训，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妥协于当时的婚姻压力，从学生身份转向为人妻为人母。
高考完我就嫁不出去了，因为我高考完年龄就大了。那时候我们班里的孩子们都是20、21岁。女孩子一般17、18岁就嫁人了。我嫁人的时候是23岁，腊月二十一，再有9天就要过年，我就24岁了。我个子也不高，他们说我是“二等残废”，我的面貌也不怎么好看，但是也不丑，我们家庭也寒苦，所以就没人要。人家说你针线活儿不会做，上学上得那么大，让你到地里面劳动，你的个子又那么矮，挑担水都挑不动，要你能干什么？
尽管多次高考失败，秀英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婚后她坚持进行自我教育，订书订报，在农忙和家务之余坚持读书写日记。学校教育以及自我教育的过程影响了她生命的多个方面，为她带来了改变家庭生计的前沿知识，同时也为她带来了与外界交流的自信。知识改变命运，是秀英始终信奉的人生信条。
一开始我还给我老公留点空间，后来我的空间就是我来利用，我不是说靠你，我把家里管好的情况下，想学习就学习，他不让我学，我夜里起来学。他睡着觉不管我了，我就偷偷睡一觉，12点以后到隔壁去学习……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人有了知识就有了自信，就有了志气，你要是没有知识，可能这些都不会想。
2.错把同情当爱情，妥协于平淡生活
秀英面临的第二组矛盾，是自身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和丈夫文化不高、不解风情之间的矛盾。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年轻人的婚姻缺乏相互了解、自由选择的机会。秀英内心有对爱情和亲密关系的理想追求，最初上门提亲的她都看不上。最终选择现在的丈夫是因为他被继母养大，在村子里被虐待出了名，秀英以为只要给他足够的温暖与关爱，他就会回馈以同样的阳光和爱。然而，结婚后秀英发现自己与丈夫的精神世界相差甚远，婚后秀英与丈夫的不匹配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秀英想要追求浪漫，而丈夫不解风情；
秀英喜欢就所学知识进行交谈，而丈夫文化水平很低，与她谈不上几句。她只能放弃浪漫的理想，追求“把家里的事做好为主”。
他告诉我小时候他继母怎么虐待他，他腿上全是伤疤，吃的全是剩饭，他跟我讲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是特别感情冲动型的、心是特别善良的……我当时嫁他就是同情他，觉得他一点爱都没有，如果我给他点爱，他会阳光灿烂，或者对我加倍偿还，但是不是那样的。
我爱看小说，情绪容易波动，当时我看电视，人家两口子正在亲昵，我就过去亲了我老公一口，他就掉过头来唾我一口，说我是不正经，还要骂我一下。我眼泪哗哗就下来了。因为我的情感是特别丰富的，我爱去付出，我就付出，享受生活我也想享受生活，但是他从来不这样。
秀英对爱情的浪漫期待源于书中，并且体现出她作为一个农村女性对现代化的开放态度。然而丈夫对于爱情的传统观念让她的浪漫主义情节受到极深的伤害。生活特别困难的时候，秀英产生了离婚的想法，这是她想要打破身份限制以追求自我的一次尝试。但是此时她已承担起母亲的职责，在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庭的母职压力和追求自我的理想之间，她选择了在婚姻和家庭中坚守，做一名合格的母亲。
那时候我们特别困难，跟他没法交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感觉我一生不会幸福，我想离婚。但是那时候正好演了一部电视剧，离婚了以后孩子特别可怜，她说你看着电视剧上的孩子，人家肯定不让你带，你舍得留下你的孩子吗？我也舍不得，我妈妈就告诉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慢慢改变好……
3.有想法无权力，妥协于家庭秩序
相较于男性和长者，年轻女性在传统乡村家庭决策中的权力偏弱。秀英接受过学校教育，知道怎样的生计模式更有利于家庭发展，而知识赋予她的这些能力和视野与她身处的传统家庭权力、生计观念之间存在张力，这是她面临的又一组矛盾。秀英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都是超前的，婚后她想要运用所学知识改善生计，提出开小卖部、养鸡、建大棚等诸多想法，这些想法在她丈夫和公婆看来是“不安分”的。女性在家中没有独立的发言权，只要丈夫或者公婆不同意，秀英就没有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致使她知识的应用受到阻碍。最终她只有妥协和服从于传统的家庭秩序，尊重丈夫和长辈的想法，安分于做传统的家务和农活。
我只好改变我自己，本来我想做的那些都做不了，然后我就开始去种地，他们能做我也能做，不要看我小，反正手头活儿我肯定比他们还做得快，苦力活儿我肯定没他们快，但是我还带着孩子。
女性的身份建构与社会背景里的文化规训密切相关，尤其是文化幕后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偏见。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过往的经验式权威难以被打破，垄断经验的权威者即家族中的长辈们对家庭事务运作模式有巨大的决策权。在她们的面前是一道坚硬的文化权威，女性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践行自己的主动性极其艰难。
（二）谋求转变：当家的女人
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女性的身份有强烈的依附性色彩，而当家庭能够为女性提供的支持和保障较少时，女性的依附性减小，这成为女性重塑农村社会关系和引发农村社会变革的契机（杨华，2018）。在秀英眼中丈夫自私自利、没有文化、不懂浪漫，矛盾与不满充斥着秀英婚姻初期，此时她开始反思自我，谋求改变。在一次与丈夫的争执中，丈夫的话刺激她开始深思，自己毕竟是高中毕业，有文化有能力就应该为家庭做出点成绩来，于是她开始思考自己能对现实情境做出哪些改变。
一开始我就骂人家没有能力、没能耐，我跟着你这个窝囊蛋……他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你有文化，你有能耐，那你把这个家撑起来才算你厉害，我就是这样了，你愿意不愿意都由你。”
人就拼一点志气……脑子里边有决心改变你的家庭，你还是能改变过来。因为我们农家女有吃苦精神，这一点哪个农家女都有。再一个有了孩子，你就特别想为孩子为这个家打拼，你的责任就感觉越大。
通过种植经济作物改变家庭的生计模式，是秀英做出的第一步改变。公爹是个老农民，种庄稼技术很好，在他的指导下，秀英开始种植瓜果蔬菜，收入比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多。从瓜果蔬菜的种植到售卖，秀英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更是责任承担者，在她的主导下家庭生活慢慢好起来。
（水果蔬菜）长了也愁卖，我个子矮咋卖呢？我就让他卖，他说我不会卖，因为我也不同意你种，玉米、高粱长了以后会有人过来收，你种了这些就你去卖，我没办法。我想卖了能挣钱，不卖就烂地里了，我就挑着担子出去。别看我小，我一边挑30斤，两边两个笼子，就是60斤，我就担着挨家挨户卖……卖着卖着我们生活就慢慢好起来了。
给秀英带来更大收益的举措，是葡萄种植。卖瓜果蔬菜赚了钱以后，秀英继续订书订报，在其中学习了种植葡萄的知识，同时请教学习农业技术专业的老同学，把家中的田地种上葡萄。收成好了以后葡萄在村子里卖不完，秀英要骑着大自行车去市里卖。作为一个进城的农家女，个子小，做生意实在，不缺斤短两，这些特质让她生意很好，虽然辛苦，但也因此赚了不少钱，卖葡萄的收入是种植玉米、高粱收入的将近五倍。20世纪90年代，秀英家就可以凭借种植葡萄赚得每亩至少2500元。
我老公就在地里给我做地里的活儿，在家里做饭，他也乐意。他在主内，我在主外……那时候我就种西瓜、种葡萄，改善了我的生活，钱就由我支配，我老公也不管我……我老公后来变得好多了，我啥都不管，他啥都支持，对孩子们也好，后来他也会卖点东西了，后来我们这儿发展了电子泵，你给他定好了，他也能做了，变化挺大。
读书看报习得的知识、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促使秀英主动向前的动力；
丈夫一定程度上的“不进取”使她被迫降低了自己的依附性，也是她改变境遇的“无奈之举”。就这样，秀英不断带着家庭往前奔，家庭权力和家庭秩序也随之悄然转变，她成为当家的女人，组织家庭劳动生产，外出售卖果实，同时也掌握着家庭财务。
（三）女性解放：时代表彰下的个人际遇
20世纪70年代，世界妇女解放发展的潮流开始兴起，联合国开始陆续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加快了女性发展议题在中国的传播。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被鼓励积极参加生产、参政议政，女性的生产生活空间不断扩展。与此同时，社会需要女性的力量来参与国家生产和建设，因此诸多女性被树立成社会典型，用以号召和鼓励更多的女性发挥自身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秀英的行为被赋予了时代意义，社会需要这样的先进个体，因此她获得了机会。因为种植瓜果蔬菜，秀英的家庭经济状况改善，使她在村级优秀妇女评选中脱颖而出，继而被推举到乡里，再到市里。她也因此获得了多项社会荣誉和表彰，得以走出家庭，进入公共视野。1996年，秀英荣获种植女农手、三八红旗手、五好区妇女等多项荣誉，并被电视台拍摄专题报道，被邀请到市里做报告。
由此，秀英经历了生命历程的转折点。她从一开始的私人场域（家庭）进入更加宏大的社会性场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做村委会党组织中的组织委员，组建互助组织帮助村里的人。
女性主体的身份建构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此部分中，笔者将以乡村社会发展背景下一位农家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为线索，探索其如何建构自身的社会身份，以及对外界环境产生的影响。
（一）身体的移位：由家走向社会
由于经济条件、社会机会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限制，农村女性在获取资源与机会时面临障碍（姚德超、刘筱红，2012），社会参与空间尚未被充分拓展。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只有身份特殊的、具有典型性的女性才有更多机会进入公共空间。
由于发展家庭生计被评选为优秀妇女，秀英成为所在村庄甚至市域中的典型女性，也因此获得更多建构社会性身份的机会，得以走出家庭，拓展了自身社会参与空间。其中两个关键的转换，一是成功申请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村党委担任组织委员，获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
二是接触到来自城市的关键角色和资源，进一步扩展了她的行动领域和行动边界。
1.入党：身份属性的转变
秀英于1999年正式入党。在此之前，她已经连续几年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入党，直到1998年新支书上任她才得以入党并加入村委会。尽管秀英作为一名有能力的女性，从思想到行动都已经达到成为一名党员的标准，但是她能否顺利进入村委领导团队，仍然需要冲破村庄原有的权力结构，获得领导人的认可。但是在时代背景下，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女性获得了参与权，基层的治理结构必须给女性留出位置，极大地促进了女性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此时秀英的身份也开始被承认。
入党成为她身份属性转变的关键事件，此后秀英担任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在成为当家的女人、被时代表彰的能人这两重属性基础之上，又具备共产党党员、党支部委员的身份。负责组织村党支部的党建工作，使她从“治家”的私人领域进入“治村”的公共领域。
2.学生不能主动、积极地借助学校和家庭的支持应对心理问题，为家校合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阻力。学生只有把对于心智、心性的成长的困惑说出来，与家长或老师及时沟通才能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心理健康。
2.进城：行动边界的扩展
20世纪90年代初，秀英所在的北方农村与城市之间尚未开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相对较少，农村社会相对封闭。当地进入城市的大多是去打工谋生的男性，而秀英进入城市的身份却大不相同，作为一名被表彰的先进人物，秀英在城市传播农村女性的文化和精神，同时，把来自城市的知识和信息带回农村。
秀英因为是典型人物而得到媒体报道，进而与她生命历程中一个关键的社会网络建立了联结，结识了来自北京的助农公益机构N机构负责人。N机构的负责人春华老师在媒体报道中关注了秀英，邀请秀英为其创办的杂志投稿，讲述农村女性的故事，并为她提供到北京学习的机会，而这些外出学习的机会，成为她身份转换和自我重塑的关键契机。
在那个年代能够去北京学习和演讲，进一步证明了她的能力，让她在村庄的社会结构中拥有更多的权威，也拥有了影响他人、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同时，进城学习在很大意义上拓展了她的行动空间，从相对封闭的农村进入开放多元的城市，她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行动边界扩展，也是思想意识进一步转变的过程。
其实每个人都是盼着小康的，人就是活得尊严，所以你活得有意义了，比啥都强，也比挣几百块钱强！……一开始我走到北京，那就像站在大海边一样，心胸“哗”就打开了。在心里边不是装的自己，而是觉得胸怀天下。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女性，秀英能够从容、自信地在城市中的公众场合做演讲，得益于她的个人能动性，离不开长期的学校教育和自学所积累的学识。她也因突出的表现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获得了更多外出学习、分享、交流的机会。
2003年N机构10周年庆典的时候，我在那个大会发言了……媒体挺多的，都跟我们合影了，那个影响力特别大……从那次发言以后，秋月（N机构创始人之一）老师就看中我了，她在湖北一个乡村培训农民，就把我带过去了。本来是请我去讲一堂课，结果他们人手不够，就让我留下来，帮着他们上课前弄个气氛，教大家唱个歌。我就带他们做早操，我早操也做得特别好，我上学时候是三好学生，什么都会，下课了就带大家做游戏，教他们唱歌跳舞，还有上课让我讲农家女怎么自强自力，跟着他们在湖北、江西、福建培训过好多农民……
入党与行动边界的拓展，进一步增加了秀英对于“农家女”身份的认同。她身上展现出的不再仅仅是一名农村女性的人格魅力，同时还蕴含着激发农村女性觉醒的力量。
（二）社会空间中的身份展演
进入社会空间后，秀英积极建构起自身的社会身份，她主要扮演了三重角色：（1）作为一名学习者，通过学习不断完善个体能力，这一重身份也为其他两重身份奠定了基础；
（2）作为一名传播者，通过知识传播和能力培育，在村庄中构建女性参与和互助的共同体；
（3）作为一名领导者，积极投身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这三重社会身份的展演，以她从家庭进入社会为契机，以接触到的信息和资源为基础，其结果体现于对自我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影响。
1.学习者：增长个体能力
学习是一条贯穿秀英生命史的主线，在学生时代、婚姻家庭生活、公共治理活动中，她始终坚持通过阅读和写作来进行自我提升，学习使她能在家庭经济建设、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不断获取新的信息。因而能够与当时相对传统的社会观念、相对闭塞的村庄环境和相对贫瘠的资源生产抗衡。在访谈过程中秀英曾多次提及“知识改变命运”。
我就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人有了知识就有了自信，就有了志气，你要是没有知识，可能这些都不会想。因为我就想我做出来给他们看，当时给村里边介绍对象，谁都不要我，我就想活着就要活出点骨气来，让他们看！
秀英的成长与女性身份的建构，体现了她对传统文化中对女性角色歧视的挑战与反抗。她将学习作为建构内心世界的武器，并将这些积累多年的“疾苦生活”转化为不甘命运的自致力。因此，她的身份建构过程与觉醒抗争过程一脉相承。
2.赋能者：构建女性共同体
新的文化进入村庄，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秀英在她所处的环境中扮演着这样的中介角色。她是一个赋能者，把自己获取到的信息和学习到的知识传播给村庄中的女性，通过建立妇女协会举办集体活动，团结女性群体。
我经常把农家女带出来，也把专家、学者、教授带回去给她们讲……1997年去到北京，回去给农家女们讲“天安门多么漂亮，多么壮观”。因为我是学文科的，表达的可能就比一般人要好，长城多么雄伟，商场多么美，我们去看升国旗，感叹中国人多骄傲。我形态语言也比较丰富，所以讲的内容姐妹们爱听。跟我关系好的，我就会送给她一本书，或者结合她的实际情况介绍书里的故事给她们看……比如说你跟你婆婆不好，正好这书里边有婆媳和谐的。像这样的还有好多，所以就把我们村的妇女团结起来了。
2007年，秀英被选举为村妇女协会的会长。当时在村庄成立妇女协会是一项全国大范围活动，部分地区只是将其作为一项行政性事务，协会成立以后并未实际运作，有名无实。而秀英切切实实地将妇女协会打造成为妇联的基层组织，发挥了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功能，成功建构了女性共同体。
成立妇女协会以后，我跟春华老师申请了3000块钱，买了一套音响，买种植、养殖的书。礼拜日的时候我们就从学普通话开始，看种植、养殖光盘，带领妇女唱歌、跳舞。妇女特别好组织，她们特别想在一起快乐，枯燥的农村生活，又苦重，利用星期日聚一聚，学习普通话、唱唱歌，比如你的嗓子好你肯定想展示，她想讲故事也想展示……大家关系也好了。
3.领导者：投身村庄治理
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秀英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协调管理能力，扮演了一名领导者的角色。她积极投身于村庄社会性事务中，在党建活动组织、女性参与动员、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等多个方面开展活动，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组织党建活动
1999年入党以后，秀英成为村党支部委员，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组织每周例会，做好会议记录；
组织理论和实事知识学习活动；
在重大节日中组织文艺演出。这些丰富的日常活动，是党支部组织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为党支部评优增添助益。秀英所在村党支部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秀英也连续多年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党员”。
（2）动员女性参与
作为一名女性，秀英将为女性赋能、发挥女性的价值视为一项重要的行动任务。除了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村子中的女性，构建女性共同体以外，秀英也注重动员女性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入党以后，她作为介绍人发展了多名女性党员，增强了女性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决策能力，重塑女性的主体地位。在女性公共参与这项议题中，秀英与村支书达成了默契。每年党支部发展党员时，都会考虑让1-2名女性党员入党；
在村庄决策中，女性党员也拥有同等的表决权重；
每年评选优秀共产党党员时，秀英也会为女性争取更多的评优名额。
（3）成立农家书舍，介入儿童教育
2005年，秀英把自建新房打造成书舍。向N机构申请每月200元的运营经费，用于书舍的日常管理。在书舍管理过程中，秀英探索出了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成功促使村庄中的许多孩子来借书、看书。
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学生，你交5块钱办张卡，你们全家都可以借书。这样我们也有钱了，可以给孩子买学习用品，孩子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去买什么书。孩子借书的时候，我就把借书的名字记下来，你看了以后，还我书你一定要懂这个书里边讲的是什么，学到了什么。你答对了，我给你橡皮、本子、铅笔。孩子们可荣耀了！我们那时候周六周日还辅导学生做作业，如果叫妈妈辅导孩子，他们的妈妈（可能会）骂他们，我有耐心。所以说早上6点孩子们就敲门了，当时我也忙、也累。
通过运营书屋，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和学习兴趣，把家中空闲的房子打造成了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但是后来，村里成立了全国推广的文化站榜样书屋，与秀英自下而上、依据兴趣而成立的书舍相比，更加注重形式上的美观，少了为孩子服务的动力，这种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形式化的“面子工程”。秀英不再负责运营。
后边我们村里边的孩子们反映，阿姨书舍在你家多好啊，现在到外边了，我们去那个文化站，人家底下有个看门的大爷、大娘，人家嫌弄得脏，骂得不让他们进去。
在社会身份建构和展演的过程中，秀英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和集体意识，并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她相信女性在改变自己、改变家庭、建设村庄中的重要价值，将自己视为一名新农村生活的建设者。
建设新农村离不开我们农家女，农家女总得有点觉悟，总得有点文化，才能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得跟上时代的步伐，不学习怎么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呢？我们不要去改变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你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们就从自己开始，改变家庭，改变自己，然后再影响周边的人。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对个体人格和行为的影响（埃尔德，2002），突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强调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胡薇，2009）。女性主体的身份建构也是能动的自我和外界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此部分内容聚焦在生命历程视角下分析秀英身份重构的条件、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一）身份重构的条件
基于前文的分析发现，秀英突破了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空间的界限，从家庭场域进入社会场域，重新建构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一名学习者、赋能者和领导者，投身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秀英之所以能够实现身份重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能动的自我、家庭的支持和N机构的支持以及宏观社会环境的变迁是关键条件。
个体的能动性贯穿秀英生命史的始终，促使她不断拓展行动边界。秀英所做出的行动和她身上所体现出的特质，与传统社会观念对女性的期待有一定的差异。从参加高考到进入婚姻家庭，从不满于传统秩序到为家庭掌舵，再到投身于村庄公共事务，秀英生命史的转折点得益于她自身的能动性。因此，能动的自我是农村女性突破规范、打破结构性束缚的关键内驱力。
秀英突破传统社会规范的规训，实现多重社会身份，既是个体挑战常规的尝试，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的结果。有研究指出，家庭关系显著影响女性的政治效能感和村庄参与（裴志军、陈姗姗，2017）。在秀英参与村庄社会事务之后，她的丈夫主要负责照料家庭事务，即使家庭内部已经认可了这种性别分工，但秀英的行为仍然受外界的质疑。“你去北京，人家给你几百块了？家里孩子、家人也不管。”社会观念对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期待不同，男性被期待追求物质与事业成就，而女性则更多地被期待承担家庭照料的责任（Gutek et al.，1981；
林忠、鞠蕾、陈丽，2013），在这种观念认知下，大多数家庭按照夫妻之间“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运行。在乡土社会尚未完全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年代，人们对女性的传统认知更加强烈，如果女性因为发展社会身份而忽视家庭责任，会面临更多的社会性压力。在本案例中，秀英的丈夫认可了这种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她的压力。可见，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互助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家庭支持，减小了女性走向社会场域的阻碍。
来自外界的社会支持也是女性参与社会生活、构建公共身份的重要条件之一。当下中国村庄治理结构中女性处于边缘性状态（刘筱红、周鹏程，2014），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仍然受到能力和传统性别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任杰，2007）。但外界支持力量的介入使得女性突破原有的资源桎梏，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参与社会性活动的途径。在N机构的支持下，秀英外出参与培训与学习，获得了社会治理的知识、技能和资源。在N机构项目的扶持下，她在村里动员女性群体组建了自组织，成立了农家书舍，并在运营的过程中逐渐提升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能力。
（二）身份重构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在乡村公共空间中，女性在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中面临资源和性别权威的多重限制，需要通过一定的策略来与现有的社会文化、制度政策进行妥协和博弈（任杰，2007；
曹荔函、张克云，2013）。
在村庄诸多公共事务参与中，秀英和她所培育出来的女性团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约束。她们负责组织党建工作，承接了包括日常档案管理、会议记录、活动组织在内的多项任务。虽然在村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能够带来诸多来自城市的外部资源，并且拥有较强的领导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但是她的职务晋升仍然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村支书的家族较大，而秀英的家族较小，能给予的支持有限，不能支撑她成为村庄的“一把手”，她只能做到党支部组织委员的职务。家族背景所代表的社会资本限制了她在政治参与中的权力获取。同时，她的行为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因此遭遇了同村人的质疑。
说实话，村里还是有很深厚的家族观念，像我们村的村支书，村主任是他的姥姥，他们家族可大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咱们家族也没那么大的力量，我老公又没文化，有谁信你！一个人能做成啥？虽然姐妹们都成长起来了，倒是也能做点事，但是毕竟比起人家家族还是不行。
在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面临固有的结构性困境，她采取了“自我设限、不争功名”的策略，以此获得活动举办的自主权。秀英经常在村庄举办各类社会活动，包括文艺演出、知识技能培训等，她将活动的成功开展视为村庄的集体荣誉，把活动的成功归功于村支书的支持，给予其充分的尊重。
人家一来表扬我们，我们就说村支书好，人家支持我们搞的，也不是我们有多大功劳，反正我把功劳都全部归于他。
秀英采取的另一策略是“对自我价值的反思与再建构”。在青年时代，秀英更加看重个人成就和个人荣誉，改变境遇和获得认可，这些是她努力奋斗的动力来源。当获得了足够的社会荣誉和社会认可之后，她目标追求的重心也从对自我的关注转移到对他人、对集体的关注上，更加注重对工作的胜任以及为他人带来的价值。在村庄中办一个养老院，照顾农村的老人，成为她退休后的目标。
以前把荣誉看得很重要，但是我现在不是这样了。就这两年，对于我来讲，金钱、荣誉看得很淡，原来我争名、争利可厉害了，我老想第一名，到哪儿都是（想争）第一名。以前有虚荣心、小肚鸡肠、嫉妒心什么的，现在啥都没有。别看我是农家女，但是我正能量的都有，负能量的都没有。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主要是做工作，不想分什么职位，我就一个农家女，但是我也不差。
我有一个心愿，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老了我啥都不想做了，就特别想办一个养老院，这些农村的老人太可怜了，你不要看他三个儿子、四个儿子，那媳妇们钩心斗角，还不如一个儿子伺候得好呢！人活着应该做有意义的事儿……
纵观秀英的生命历程和生活场域，可以发现她的身份角色建构、中层社会网络和宏观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结，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个体的能动性在生命轨迹中的关键作用（见图1）。研究发现，农村女性的身份建构经历了多重嵌套的过程，她们需要在多重身份之间协调和转换，且不同的角色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秀英在家庭中扮演了当家的女人的角色，在社会空间中扮演了学习者、赋能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这些角色交织在一起，共同建构起了秀英的社会身份。而中层的社会网络、关键的社会主体为农村女性提供的支持，同样是她们的身份重构的关键要素。对秀英来说，最核心的是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来自N机构的资源补给和赋能，来自村支书的赏识，以及来自村庄中女性群体的互助，这些关键他者是她身份重构时的抓手，为她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同时，宏观的社会环境变化为农村女性提供了打破常规重塑自我的机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农村女性所处的特定生命阶段互相作用，教育改革、基层治理制度改革、社会组织的兴起等宏观环境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农村的社会基础，也为女性创造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对秀英来说，最核心的是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学习资源，时代的表彰所赋予的跳脱出传统社会结构的机遇，以及政治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公共事务参与空间。但宏观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性也为她设置了一定的阻碍，如传统性别规范和母职压力。最重要的是，农村女性的个体主观能动性起到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女性自身意识觉醒是一系列的条件和机遇能否被利用的前提。秀英身上具有农家女吃苦耐劳的精神，作为一名高考改革初期的知识分子，“知识改变命运”“终身学习”的观念使她不断反思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在关键时刻抓住时代的机遇，冲破社会环境的桎梏，同时又能够将个体的能动性反哺到社会场域，这体现了个体和社会的互构性。
图1 生命历程视角下研究对象的身份建构
与此同时，本研究对实践具有以下3点启示：（1）农村女性的成长与发展会受到传统伦理规常的束缚，但是国家层面的制度改革和意识形态的引导，以及社会时代变迁中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均会促进农村女性的社会化过程，且将拓宽她们的行动边界；
（2）女性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优势，地方政府要积极为女性创造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与平台，激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活力；
（3）社会组织等外界力量的支持对于农村女性群体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能够在动员农村女性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为其赋能，提高其身份重构和公共参与的能力。
本文基于一位农村女性的生命历程，研究样本较为单一，具有一定局限性，文中相关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个体在社会家庭事务以及公共治理事务中的角色扮演置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一方面展现了个体的能动性、角色的延续性、生命的相互联系以及宏观社会环境变化对人的生命历程的综合、动态的影响；
另一方面探究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自身主体性，抓住社会变迁的机遇和资源，脱嵌于家庭和社会结构的桎梏，重新构建社会身份，又如何重新内嵌于社会变迁的结构之中的，回应了生命历程理论在女性社会参与和乡村治理中的适用性。同时，本研究通过历时性的视角，展现了社会变迁对女性的身份建构的影响，探索了女性通过不同的身份角色建构作用于村庄社会环境的过程，挖掘了社会制度改革、农村教育发展、社会组织赋能、家庭支持这几个关键因素对农村女性社会参与的影响，识别出了女性的主体能动性的重要价值，对既有文献有一定的补充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