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 纳
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追星群体迅速扩大、影响力渐强，也使得网络社会治理出现新问题和新挑战。网络追星也由从前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活动，逐渐转变为网络化的群体性行为，在二次元网络世界和三次元现实生活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吸引了社会和学界的共同关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不仅要落实在现实社会中，以青少年为主体、网络技术为平台，聚众势强的粉丝群体，同样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织部分。长期以来，网络追星群体给大众留下了一些负面印象。且不说有脑残粉这样等非理性极端案例，更多的是在微博、超话、爱豆等追星平台的操控下，为偶像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物力和精力在各大平台打榜、控评、反黑、氪金和应援。同时，各追星群体间为了各自偶像的流量一争高下，搞数据大战、匿名举报、网络暴力。更有甚者还将网络行动延伸至现实场景，引发诸如堵塞机场、聚集喧哗、举报持不同意见者、人肉搜索、电话骚扰、人身攻击等行为。但近两年来，也有另一种状态开始呈现，粉丝圈内公益举动和活动日益流行，且能量巨大，虽说是有为了自家偶像打造正能量人设的因素，但这样的行为也起到了正向积极作用。更不容小觑的是在2020年抗击疫情行动中，粉丝联盟出现，并以其高效性、透明性和专业性成为驰援武汉中的一支独特的力量。粉丝群体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不仅在网络上能短时间内创造千万甚至过亿量级的流量数据，而且开始尝试逃出“自萌”的封闭状态，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和平台，参与到现实社会实践中“跨圈出位”，这些都为当前的网络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鉴于其强大的凝聚力、传播力和号召力，如何正向引导粉丝群体，减少非理性的行为，发挥群体建设性作用，也成为了当前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粉丝群体是在网络虚拟社区中产生了规模巨大、边界鲜明、凝聚力强、参与度深的新型趣缘群体，相对于传统的趣缘群体，它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一）传播方面具有网络化特征
低成本、易参与：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媒介之间的壁垒。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一代更是将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的网络化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新媒体技术与平台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样、更便捷、更自由和更平等的追星方式。群体成员可以通过微博、豆瓣、抖音、兴趣部落、超级星饭团、爱豆等各种社交媒体，利用电脑、手机等设备随时随地参与造星和追星运动，直接、高效且跨越时空的限制。而且群体网络化的低成本和易参与也为他们构建更大规模和更为稳定的网络组织提供了可能。
容量大、能量强：鉴于新媒体参与的成本低廉和参与方式的灵活，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网络，跨越时空的限制找到兴趣一致的人群，结成群体。同时，新媒体时代下偶像的文化工业制造模式使得他们不仅仅是流量明星的追随者、消费者，更是流量明星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推动者。粉丝群体能够在短时间聚集大量的人群且创造出过亿的网络流量给偶像加成，坐拥千万级别粉丝的流量明星应运而生从而影响到整个娱乐市场。“人多势众”已经成为这一群体重要的群体力量和权力。依靠这一力量和权力，他们创造出一个个数据神话。
重创造、乐分享：由于网络空间中的包容性、创新性、多元性和个体性特点，在数字媒介时代，粉丝群体成员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文化实践来表达对偶像的喜爱，诸如同人小说、漫画、微视频等，它们被当作一种情感纽带在网络平台上免费共享。这种创造和分享行为不仅维持了组织的生命力，激发了组织的活力，更增加了组织的凝聚力。
（二）以偶像为中心兼具情感性和利益性的聚集特征
粉丝结群的初衷是对于某一偶像明星的喜爱，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以偶像为中心的粉丝群体，情感性特征显著。同时，在新媒体时代，在文化工业产业链的驱使下，利益不可避免，表现最突出的即是偶像的流量。流量利益颠覆了粉丝和偶像之间的传统关系，粉丝群体成了流量明星的决定性因素，一种新型的“情感利益共生关系”①正在形成。“偶像和粉丝正日益结成一荣俱荣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的支撑形成影响力，后者则使尽浑身解数为其提供足够的消费保障。青少年粉丝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左右偶像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②可以说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追星模式，在此过程中，情感和利益夹杂之中，一方面粉丝们更容易将自己的情感和梦想寄托于偶像身上；
另一方面，流量模式的追星行为其实也受到商业资本裹挟。
（三）自发且组织化的群体结构
粉丝群体是由喜欢特定偶像的粉丝群体自发结成的一种青年组织，这一网络虚拟组织构建后就生成了一个有秩序的亚文化组织结构。虽然成员之间年龄、职业、学历都各不相同，饭圈却由于共同的情感投入和偶像流量利益生成，产生了强烈的社群归属感与认同感。围绕着维护和提升偶像形象，提高偶像网络流量这一目的，这一群体形成了一套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的群体内部结构，且有内部行为规范、分工明确、行动力极强。“成熟的饭圈组织内部呈现出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位于金字塔顶点的是职业粉丝，金字塔上部的是核心粉丝，中部是活跃粉丝，下部是人数最多、执行力最强普通粉丝。”层级之间分工明确、自成体系、自动运行。在底层执行层面上，粉丝们根据自身的特长和喜好自发组成了应援部、打投部、反黑部、公益部等职能完善的组织结构。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组织的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已经使这一网络趣缘群体从松散的组织结构走向了严密组织结构。
（一）发挥粉丝群体的网络技术优势
粉丝群体通过新媒体技术获得了娱乐流量时代的重要话语权。在其中，新媒体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平台，在这一网络平台中，聚集了跨越时空的青年，并形成了以偶像为中心的群体，群体内部分工合作，目标统一。这样的群体特征和技术特征赋予了粉丝团相应的群体优势，如成员拥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平等意识、合作意识、公开透明的处事态度和娴熟利用新媒体技术参与数字劳动、作品创造，开展线上线下活动的能力。在网络社会治理这一新议题中，我们就要注重挖掘这一群体的群体性优势和网络技术优势，发挥其在网络社会中的正向作用，让其快速、高效、平等的组织协同模式为网络社会治理所用，提升网络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
（二）借助偶像的正能量宣传
正如前文所说，粉丝群体是以偶像为中心聚集起来的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那么偶像在群体簇拥下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就超乎寻常。在一定意义上，偶像的引导作用比常规说教模式更具示范性。所以，应该更严格地规范偶像的言行举止，发挥其在群体中的正向引导功能。现在，一些大型晚会、体育赛事已经开始尝试借助形象正面的流量明星的参与或担任推广大使，利用其千万级别的粉丝力量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另外，还可以通过偶像关注官媒微博，转发或点赞正能量宣传，从而引发网络转发、点赞和评论，扩散效应迅速且有效。此外，某些粉丝群体为了让自家偶像流量配得上正能量，还在原有的组织架构基础上拓展出公益部门，专门以偶像之名参与公益活动，如助力贫困村屯经济发展、捐资助学等，这些都能带动千万量级的粉丝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同时，各网络平台设立的明星指数排行榜也可以引入偶像正能量指数作为明星指数排行的指标之一，让正能量的指标在潜移默化之间成为流量明星和粉丝群体进行自我标榜和自我认知的重要标杆。借助偶像的正能量宣传，让粉丝群体在完成追星这一情感劳动时，也无形中成为推动网络社会治理的正向力量。
（三）正向引导粉丝群体的组织文化
前文提及粉丝群体组织的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已经使这一网络趣缘群体从松散的组织结构走向了严密组织结构。而2020年粉丝联盟助力武汉抗疫，让我们看到其内部纪律严明、分工明确、行动高效的群体组织文化。群体的这种组织文化不仅仅可以成就明星的超高流量，更可以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如爱心公益、社区服务、精准扶贫、知识传播等。他们组织千万量级的群体效力，以及群友间各司其职、各展所长、高效合作、公开透明的工作模式都是破解诸多社会问题的新技术、新方法，倘若能对其组织文化加以合理引导和利用，在追星的同时激发其社会责任，使群体的组织文化成为社会治理尤其是网络社会治理的新力量，还能克服传统治理模式中高成本、低效率等组织困境。
（四）重视网络空间规则意识的培养
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较之现实社会，网络青年在虚拟空间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一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粉丝群体这一网络亚文化圈层中，有时候还会延伸到现实社会。而在网络社会治理中，尊重群体文化的多元化、平等化，给予青年更包容的发展空间，尊重他们在群体内的话语权的同时，还要注重对青年规则意识的培养，避免违反社会规则的话语权被滥用、被误用，成为导致网络空间负面事件和现实生活失范行为的引子。所以，在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培养青年的网络规则意识和现实规则意识，让他们成为网络社会治理参与者的同时，承担该有的责任。人人有责才能做到人人共享。除此之外，网络平台作为这一文化的载体，更要承担好监管作用。让平台、偶像、网络青年的社会责任不断增强，成为协同参与的网络社会治理新力量。
粉丝文化是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自发产生、自我治理的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粉丝群体成员既是这种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更是组织者。借助新媒体平台、微信朋友圈、微博扩散等方式，群体能量不仅仅局限在圈层内部，更会扩展到现实社会，所以无论是在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成为了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而对这股力量的正向和负向作用的研究，成为了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在提倡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我们希望青年群体在完成自我情感投入的同时，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增强网络环境内的规则意识，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网络青年，社会各界联手构建和谐的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
注释：
①孙佳山：《饭圈的“群体性孤独”由何而来》，《中国青年报》2019年9月12日，第2版。
②曾一果:《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社交媒介环境下“饭圈”文化的自我突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9期，第6-13页。
③鞠春彦、杨轩：《核心粉丝是如何炼成的——基于文化资本视角下的粉丝社群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第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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