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清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文化产业，是伴随着大众文化而兴起的产业模式。西方理论家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将这种大众文化的生产称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阿多诺、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就有一篇题名《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文章。“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是一种遵循现代商品经济原则、在现代技术操纵下，为大众群体或阶层生产文化性商品的新工业体系。如果套用阿基米德的话，给文化产业一个支点——“技术”，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意识”，就能撬动“文脉”这一文化资源。可以说，技术、意识与文脉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逻辑。尽管文化产业是三级文明形态——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文化产业的文化逻辑要追溯到游猎、游牧的一级文明形态与农耕的二级文明形态，甚至需要将文化产业的文化逻辑放置在人类的文明竞争与文化共享背景中去理解。
技术，尤其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力的现代技术，是文化产业的逻辑支点。技术诞生于人类应战自然环境的挑战之中，或者说，原始先民为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能量，不得不借助非本能的——文化方式，运用原始而简单的技术，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原始先民逐渐学会打制或磨制石器等技术，变成生产工具，如石铲、石刀、石斧、石锛、石镞、石臼、石磨、石杵、石砚等；
逐渐学会磨制骨器等技术，如骨针等；
逐渐学会用植物纤维、动物皮毛制作衣服的技术，抵抗严寒；
逐渐学会使用钻木取火等技术，用火恐吓大型猛兽以及取暖；
逐渐学会用水和泥，塑形、烧制各种陶器的技术，如陶鬲、陶盆、陶瓶、陶鼎等；
逐渐学会烹饪技术与制作弓箭的技术；
逐渐学会筑屋挖穴等技术，遮风挡雨；
逐渐学会培育原始植物、驯服幼兽，发展原始农耕与畜牧；
等等。
纵观人类的文明进程，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的核心因素。原始先民所掌握生产生活方面的各种技术，往往渗透着原始巫术思维，也常常借助原始巫术仪式发挥作用。原始先民所掌握的生产生活技术，看似简单，但也是经过上万年的经验积累。当与原始农业相关的技术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质的飞跃，就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原始农业发展了，赖以生存的食物愈加充裕与之同时，从培育植物的过程中也掌握中草药以及医术。农业和医学，导致人口迅速膨胀，为人类进入到文明奠定基础。当原始技术通过空间共享和时间传承积累到较高程度之后，人类进入以文字、青铜以及城市乃至祭台为标志的文明阶段。诸多核心技术如养蚕丝织、烧制陶瓷、冶炼青铜、占星观象、天文历法以及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由国家严格管控，属于国家核心机密。
技术具有文化共享性。所谓文化共享，是指人类某一族群所探索并掌握的生存经验与技术观念，在足够长的时期中，随着人类的迁徙以及文化交流，传播至不同区域的其他族群，实现文化共享。文化共享性包括空间传播，也包括时间承传。在空间传播方面看，据考古学发现，早在8000到5000年前，“绳纹陶的分布，北起西伯利亚(并向东达北美东北部、向西达到斯堪第那维亚半岛)，中经中国本部，南达中南半岛、泰国与马来西亚，甚至太平洋区域。”[1](P72)也就是说，早在彩陶时代之前的3千年内，烧制绳纹陶的技术已经文化共享到欧亚大陆乃至环太平洋地区。其实，岂止这种绳纹陶一种技艺具有空间传播性，原始技术都具有空间传播性。这就是我们能在不同区域的历史博物馆看到史前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的根源。从时间承传上看，一种技术往往是根据某种物质材料的特性发明出来的，比如烧制陶器，就是根据陶土与火的特性而出现的。大地湾的彩陶烧制，与大地湾台地前的渭河河道中淤积的极细河泥有关。当人类普遍掌握制陶技术之后，即使物质材料发生变化，同样可以将烧制技术运用到新的物质材料之上。如青铜冶炼技术。也许人类早期在打磨石器的过程中，偶尔捡到天然铜块等，当作石头打磨，结果发现了铜质的锋利与韧性等。也许在偶然机会，不慎将含有铜质矿石落入大火之中，发现了流化的铜。尽管考古学认为，青铜冶炼技术是经中亚传播至中国，但我个人以为，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是承传了烧陶技术。因为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必须运用各种陶制的模具和范具，而模范的烧制就与烧陶技术相关。这样才能将铜锡等矿石放进坩埚等容器进行冶炼，制作各种青铜器具，如铜簋、铜鼎、铜爵、铜豆等酒食器以及铜斧、铜钺、铜剑、铜戈、铜戟、铜我等兵器。再比如说，人类在烧制红陶等过程，根据某种审美或其他原始宗教观念需要，在成型的红陶坯上，用毛笔描绘花纹、草纹、鸟纹、鱼纹、涡旋水纹、几何纹等，这种绘黑色矿物质颜料的技术，承传在漆器的制作上。人类将自身的身体做载体，用各色矿物质颜料绘成各种纹身。当丝绢、纸张出现之后，人类仍会将这种技术承传在画作的绘制之上。再比如说，原始人类会将契刻技术运用石头、陶器之上，进而刻在美石之上——玉上，甚至将文字符号刻在龟甲兽骨、乃至青铜器之上，如中山国的契刻文字的铜器。这种绘刻技术，汇合着文字书写器物之上。中国文字以毛笔书写的技艺，一定与仰韶彩陶的绘彩(实际上是绘墨)有关。中国篆刻艺术一定与陶器刻符技术、刻玉技术、甲骨契刻技术、刻石艺术等有关。
现代技术，是以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科学思想为内核的，而近代科学理性是以数理逻辑为核心的。为了对抗中世纪的宗教意识形态，西方启蒙思想家将近代科学思潮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正如卡西尔说的，“在伟大的古希腊思想家的时代以前——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原子论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甚至连特定意义的科学概念本身都不存在。而且这个最初的概念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似乎被遗忘和遮蔽了，以致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不得不被重新发现重新建立。在这种重新发现之后，科学的成就看来是圆满的无可非议的。”[2](P326)“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2](P326-327)“在毕达哥拉斯及其早期信徒的时代，希腊哲学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语言——数的语言。这个发现标志着我们近代科学概念的诞生。”[2](P331)也就是说，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带着科学的眼镜，在古希腊时代哲学中发现了一种数学语言或者数学的符码意指系统，同时，创造出近代数理哲学——解析几何，彻底建立起一种数形关系，即“一门数学哲学必须证明：……那种不能由整数或整数之间比例来确切地表达的量，由于引入了新的符号而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可表达的了。”[2](P336)近代以来的科学，运用数学语言或纯粹数学符号体系，给世界建构起数学模型，从而揭示宇宙奥秘。从此，以数学为核心科学，不再被“看成一种的神秘力量或事物的形而上学本质，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特殊的获取知识的工具。”[2](P344)以现代科学精神为支撑的现代科技，取代了前现代的经验性技术，建立了以蒸汽为动力、机械化生产模式的现代工业体系，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从此，现代社会成了“为市场而生产，以交换为目的”商品帝国。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往往以科技为崇拜，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试图占据世界市场的最大份额，以企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尤其当照相、摄像等现代机械复制技术出现之后，一种以商品消费的文化符号的生产体系如雨后春笋，纷纷而出。包括商品影像的广告产业、电影产业等。如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网络世界中，铺天盖地的广告影像，在想象的影像世界创造出等级体系。现代影像技术业已成为一种艺术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尤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本雅明提出“文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的观点，这是来自于马克思的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在本雅明看来，文学的生产力，即文学技术，是决定文学中的政治倾向和文学特质。于是，文学的生产关系，即一个社会的艺术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等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这种艺术的生产方式就是“文学技术”——即形式的构成方式。正是这种作为艺术生产力的现代技术诸如照相技术、摄影技术、电子数码技术等出现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一种现实。
安置在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之中的现代科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标准化、批量化倾向。在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看来，这是在现代技术崇拜意识的操作下，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以及抹杀人的个性活动。早年马克思(大约24岁前后)用了6个月时间，写出了极端痛恨私有制、热烈向往共产主义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一针见血，揭示出私有制社会的弊症根于“异化劳动”。马克思深受近代文艺复兴人学理论的影响，从对抗超自然的“上帝”观念的“抽象的、大写的人”的理念，抽绎出“人的类本质”，从应然的理想状态分析，认为人类的“正常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从应然状态上看，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比，人的“类本质”或“人的本质力量”是万能的、自由的。而实然状态上看，正是因为私有制、社会分工等原因，人的本质力量尚未实现“万能”与“自由”，是一种异化劳动。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异化的劳动使劳动着失去了他的产品，他的产品‘异化’到资本家那里成为资本，而他自己创造出的商品愈多反而就愈贫穷，不但掌握不到生产资料，而且也被剥夺去维持肉体生产的生活资料。”[3](P80)“异化还表现在劳动者对生产劳动这种活动本身上。劳动者不但被剥夺去他的产品，而且他的生产活动也剥夺去它作为人的本质力量。”[3](P81)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近代“抽象的、大写的人”观念，忽视“个体的、现实的人”的弊端，才一再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发展出社会批判理论，“把批判的视线着重回转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来”[4](P8)。这样，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商品生产中的标准化原则也成为大众文化的原则，文化在这里不再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是体现为对个性的消灭。”[4](P51)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前现代社会”不计成本、手工化生产方式以满足贵族阶层所需的生产模式相比，以现代科技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以及技术革新可以大规模批量化生产商品，满足了更多的大众消费需要，是一种历史进步。也就是说，正是机械化的工业生产模式，让原来只能供特权阶层使用的物品，“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尽管技术具有文化共享性特点，但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之后，技术同样具有垄断性。因为，技术的先进与否，决定着文明的等级。不同区域的“文化共同体”之间存在文明竞争。人类在应战各种挑战——包括自然的、其他族群的挑战过程中，培育出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变通意识等文化意识。因此说，文化意识成为文明的竞争力，也成为文化产业的驱动力量。
从文明时间历程上看，人类经历了游牧(猎)方式的一级文明、农耕方式的二级文明以及工业方式的三级文明等三个阶段。人类的游猎、游牧以及采集等史前文明阶段，往往是以万年来计年。人类经历了三百万年的时间，度过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而人类的农耕时代则以千年计年，大约经过5千年的原始农业积累，人类进入到国家文明形态的“新纪元”。如今的现代文明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新技术革新不断。从生产能力上看，在一亩土地上进行农耕所获得的庄稼能养活的人口数量远比放牧所养活的人口数量大的多。“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125 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万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5](P76)因此，农耕方式的二级文明要比游牧(猎)方式的一级文明高级得多。而现代工业方式的三级文明农业生产，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气候的季节周期的制约，又可以运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还可以通过高科技的人工杂交技术，推动农作物的基因选择进程，甚至可以运用现代灌溉、荧光灭蛾、有机肥料等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上的农作物产量。尤其现代工业体系能够以煤炭、石油和由水能、风能、光能等转化成的电能，以及核能等新能源为动力，能够机械化、批量化源源不断地生产商品，以满足人的生存生活需要。因此，以现代工业为生产方式的三级文明，社会生产力远比农耕文明高得多。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不无感慨地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P32)从全球区域空间来，人类所经历的三级文明形态，但在同一历史时段共存并生，相互竞争。尽管技术具有一定的文化共享性，但是技术与生存环境相关。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关。就东亚腹地的中国而言，气候温暖，黄土沉积层深厚，又有黄河、长江以及无数支流，适宜农业耕作。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进入二级文明形态，成为东亚文明的文化中心。而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周边等地区，却因气候、地理、植被等原因的影响，依然处在游牧或游猎状态，属一级文明形态。因此，尽管农耕文明区的各种生产技术文化共享到这些游牧游猎文化区，也存在着文化选择的问题。另外，在华夏文明核心区的不同区域内部，也会出现因某些族群掌握某种先进技术，成为华夏文化核心区的主导力量。比如渭水地区的古羌人——姜羌，传说时代的炎帝神农氏部落，因为掌握了原始农业技术与原始中草药医术，成为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比如生活在黄河中上游流域、具有半游牧、半农耕性质的黄帝部落，因能征善战，诸侯咸来宾从。黄帝轩辕部落之所以能够习用干戈，恐怕与其草原文化能征善战的习性有关。取代神农氏的天下共主地位之后，黄帝依然改变不了游牧方式，所谓“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黄帝的名字“轩辕”，我们也许能够明白这一族群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车轮技术。车轮的发明，既改变了人类的运输辎重方式，又加快了行进速度，因此，才能实现“迁徙往来无常处”的愿望。当然黄帝部落更懂得“修德振兵”，即使打败神农氏——炎帝的同时，懂得联合炎帝部落。最终，依靠着联盟共同体人口上的绝对优势，战胜了东北方的红山文化——传说中的“蚩尤族”。至此，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应对挑战，形成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促生创新意识与变通意识，创新意识与变通意识促生技术更新。技术更新，推动世界文明中心形成。世界文明中心的争夺，形成了文明竞争。
文化产业也是在问题意识下促生出来的。文化产业是为大众文化生产文化性商品的后工业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文化是在西方近代启蒙精神下培育出来的，启蒙精神实质上是一种问题意识，是一种创新意识与变通意识。同时，启蒙精神培育了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与现代工业社会，促生现代工业文明的三级文明形态。
“大众文化”与“前现代社会”的“贵族文化”相对的概念，是美国民主制下发展起来的，业已成为“社会文化中压倒一切的潮流”[4](P49)。所谓“前现代社会”，主要是指以巫术、宗教意识为主流社会意识的传统社会。在前现代社会中，创造、掌握文化符码体系的往往是贵族阶层，如巫觋、萨满、释比、史祝、宗卜、教士、弥赛亚等。人类文化符码体系，如文字、咒语、图像、方术、巫术、医术等，以及相关的物质载体如神殿、玉器、石像、青铜礼器、祭台、观象台等等，均掌握在贵族手里。总之，前现代社会的文化符码系统往往与神秘文化相关，具有原始宗教或宗教的神圣性、神魅性。而普通民众则在从事社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维系个体生存与族群繁衍的过程中，遵循这些文化符码体系，分享相关的文化意义，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贵族阶层的文化符码系统的教化或净化，并没有属于自己阶层的文化系统，也就是说，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大众文化。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前现代社会”，直到西方现代科学兴起，才进入到现代社会。具体说来，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对抗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信仰，建构出“大写的、抽象的人”，将“人的主体性”规定为理性、自由、平等的人。换言之，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伟大的理性能力。正如康德所言“知性替自然立法”。从此，人类进入了以科技崇拜的现代社会。科学成为“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是一种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发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致的成果。”[2](P326)现代社会以启蒙为特质，“启蒙的核心就在于用科学化的、综合性的、工具化的理性来控制自然，企图把自然从多神教神话的纷乱中解救出来。”[4](P114)以科学理性为核心建构出的启蒙知识话语体系，对“前现代社会”的宗教文化具有祛魅作用，还原巫术、宗教、神话等知识系统背后的因果逻辑，彰显审美因素和观念意识。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以及现代工业体系，成为获得物质能量的最佳方式。巨大的社会财富掌握在资本家或布尔乔亚阶层手中，进而要求更多地政治权力，通过革命或改良方式，打破了贵族社会结构，建立了平等、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政权。贵族社会瓦解，文化话语权以及文化符码体系下移。启蒙不仅将“前现代社会”的文化符码、知识系统开始从贵族阶层下移至资产阶级手里，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更多的大众群体。大众文化是如何起源的？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从启蒙精神对现代人性结构的影响来揭示大众文化起源。他先把启蒙的观念看作近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再追溯这种启蒙观念的古希腊起源，认为荷马史诗是人类最初摆脱神话，力图理性地、自由地把握自然的记载。英雄奥德修斯就是“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在他身上体现了启蒙观念的要素，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他一次次地控制内心自然，牺牲自我的热情，促使本能来摆脱自然的诱惑；
由此他在逃离神话的同时也分裂了自己，他用否定自己的方式免除了惩罚，但同时他也失去了自身的自然。也就是说，启蒙要求人强制忘掉生命，从而剥夺了自身血肉之躯的权利。”[4](P115)他将《奥德赛》的主题阐释为牺牲与克制。启蒙所张扬的理性在于克制和牺牲人性中非理性的东西，是一种自我自然的异化。阿多诺指出，“由启蒙精神发展而来的艺术，就必然是一种同人的真实生命无关的，在人和自然分离之后所产生的幻想。”[4](P115)他借《奥德赛》中奥德修斯遇到海妖塞壬歌声的情景来阐释：当听到代表着自然魅力的海妖们的歌声时，奥德修斯让水手们蜡封耳朵以抵制诱惑，因为他知道，劳动者——水手们必须集中精力向前看，必须摆脱一切自然的诱惑，努力将自然的力量移置与升华。这就是启蒙理性对劳动者的要求。奥德修斯让水手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无力地倾听海妖的歌声，从而把自然的欲望与现实的克制割裂开来，海妖的歌声变成了沉思的对象——艺术①。也就是说，艺术在近代启蒙精神下，不再是人的内在自然的要求，而变成了远距离的、冷冰冰的观赏品。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众必须把肉体束缚在机械劳动之中，而所谓享受被分配在“闲暇”的娱乐中，是“资产阶级式的险恶分割。”①大众文化仅仅是人丧失了自身的自然之后，用幻想来补偿摆脱劳役的快乐体验。阿多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剖析大众文化起源，有其深刻性与犀利性，当然也难免有偏见。他没有认识到，与“前现代性社会”只分享文化符码背后的神性意义、并无自身独立文化系统状况相比，现代工业社会中，满足劳动者——大众来补偿快乐体验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历史进步。
简而言之，人类诞生在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四次冰川覆盖与三次间冰川时代，急剧变化的自然环境对人类先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为了生存繁衍下来，人类先祖不得不主动应对环境的挑战，形成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变通意识等人类的观念意识，人类的观念意识促使技术的诞生与运用，技术的广泛运用，促使人类进入文明形态。从整个文明区域看，凡是不断应对新的挑战，充满问题意识，不断革新技术的族群或文化共同体，就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不同区域的族群或文化共同体为了争夺世界文明的中心，不断进行文明竞争。这就解释了古代中国农耕文明中心为何会不断受到周边游牧文化区的挑战。恰恰因为古代中国的华夏农耕文明中心处在二级文明形态，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养活更多的人口，而周边游牧文化区的族群处在较低的一级文明形态，虽然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突入农耕文明区，甚至建立政权，但因其文明形态等级较低，无法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因此，游牧游猎的一级文明文化区必然地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被二级文明同化，吸收到二级文明形态的共同体之中。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西方近代启蒙精神所促生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三级文明形态，比农耕文明的二级文明形态的社会生产能力更大，因此，成为现代世界文化体系中的文明中心。因此，从农耕文明转型而来的现代中国，同样面临着三级文明形态的挑战，我们如何对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呢？如何发展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后工业的文化产业体系呢？
如前所揭，文化产业是在现代技术的操纵下，遵循现代商品经济原则，为大众群体或阶层生产文化性商品的后工业体系。文化产业离不开现代科技，尤其是感光胶片、电子成像以及数码技术等现代高科技手段。文化产业尤其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运用感光胶片技术、电子数码技术等，生产一种消费影像符码体系的文化表征实践活动。所谓“表征”，按照英国文化研究著名学者霍尔的解释，“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7](P15)既然文化产业是一种意指实践活动，表征文化命脉的意义的实践活动，那么，中国的文化产业所要表征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不仅要为国内的大众群体生产出契合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商品，更要为全世界生产出既具中国特色、又具文化共享的文化消费产品及商品消费符码体系。
既然我国的文化产业要表征的是中华文脉，那么华夏文明的文化命脉是什么？我们只有将中华文脉放置在华夏文明起源中来破译理解。华夏文明与人类文明诞生一样，都是在应对自然环境等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当然，不同地理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带来了不同的应战方式。不同的应战方式所积淀的文化心理不同，塑造的文化命脉也不尽相同。就东亚大陆的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而言，当第四纪冰川期的冰川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迁徙而来的现代智人——人类先祖被阻隔在连绵起伏的秦岭山麓之中。巍峨的秦岭阻隔了冰川的入侵，秦岭山麓的褶皱，成为冰河时代原始人类的摇篮。当第三冰川间歇期到来之际，地球气温回升，冰川消融，雪线退去。秦岭以北的黄土台地覆盖在亚热带气候之下，林木森森，水草丰茂，原始族群的生存范围逐渐不断扩展，虽然原始技术有所进步，但仍然过着靠采集野生植物与渔猎方式维系生存。距今1万年左右，随着磨制经验技术的长期积累，原始族群已经能够磨制出各种平滑光亮的生产工具，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从此人类迎来了新石器时代。也许是气候的急剧变化，或许是人口的增长，采集或渔猎的食物难以维持生存。人类迫不得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知识经验，过上了“刀耕火种”的生活。生活在东亚大陆黄河最大支流的渭水流域原始族群，培育出黍、粟等旱原作物，学会了烧陶技术，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至今，渭水流域一带还流传着神农教民稼穑的传说。从8000年到6000年前，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以黍、粟为主的食物充足以及草药为主的原始医学发展，人口数量激增，原始聚落寻求拓展，形成甘、陕、晋、豫等为核心的仰韶彩陶文化。原始农业、草药为主的医术以及较为廉价的陶器制作，成为进入文明的加速度。因为，原始农业生产带来充足的粮食；
草药为主的医术，减少人类的死亡率；
相对青铜等而言，陶器烧制成本较低，方便组建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
这一切的结果，导致人口成几十倍的激增。人口的激增，促使仰韶族群不断沿着黄河向东拓展。在与南下的红山文化族群、与北上的良渚文化族群以及西拓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族群在河北、河南等地相遇，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仰韶族群取得了胜利，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
尽管新石器时代原始族群还沉浸在原始巫术与宗教意识中，但仰韶族群却选择了一条“重人轻神”的“仰韶模式”。半坡墓葬遗址中的成人墓，只有较少的生前日用陶器作陪葬品，而在夭折的儿童墓中，则用绘制精美的人面鱼纹的陶盆来盖覆棺。这足以看出半坡人对死亡态度较为淡然，只是对夭折的儿童十分痛心与惊惧！人面鱼纹盆上留有细小的孔洞，希望夭折儿童的灵魂能得以超生。因此，从半坡遗址的儿童墓葬制度所显示出来重视儿童的意识。不由得让人联想起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子子孙孙永宝之”的套语，这不就是周人意识中重视儿童、关注人的另一种体现吗？
仰韶族群为什么并不关心外在的神的存在，而关心族群内部的子息繁衍等现实问题？其原因或许是当时黄河流域的黄土台地，尽管处在亚热带气候之中，但不像秦巴山区及其以南的山林环境容易盛行巫术，也不像长城以北高维度的高原环境适宜游牧，经过烈山焚林、裸露的黄土层适宜农耕，低洼水泽，也可满足渔猎，一切都不必外假于外在的神灵，养成了“重人轻神”的文化心理。暑假，我们单位十人一行，去汉中、宁强等地考察民俗遗存，发现这一带依然保留着古羌人的傩术，傩师古称“释比”，今称“端公”，经过敬神、作法，神灵附身，便可上刀山下火海。我一直想不明白，端公为什么要上刀山、下火海，直到参观羌文化博物馆，我才明白，当民众得病，或者筑屋架梁等情况下，才会请端公做法，禳灾祈福。一切都是为了人，所以端公十分受民众的敬重。端公们不仅敬畏神灵，更看重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德。试想，以古羌人为主体的仰韶族群，骨子里依然重视的是“德”。另外，考古学发现，仰韶文化类型从甘、陕等地扩张辐射到晋、豫、河套、河曲、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我们不禁要问，仰韶文化是靠什么力量辐射至北中国呢？靠武力征服吗？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仰韶区诸多遗址并未出现变革意义的武器。从情理上可以推断，靠武力征伐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保障，也需要更多的人口来组建强大的军队。仰韶文化区的文明程度远远不足以提供足够多的物质保障，也不可能靠某一部族源源不断的人口来支撑征伐所需。何况征伐本身也会让人口锐减。如果我们循着“重人轻神”“仰韶模式”思考，有可能逼近历史真相。在仰韶类型的部族内部，十分重视子孙繁衍。而在周边的不同部族，仰韶文化的核心部族已经意识到与不同部族之间构成了一种原始意义的命运共同体。重视、尊重命运共同体的人的生命、生存。因此，选择了一种柔性的文化同化的方式，不仅分享物质文化成果，如输出陶器、纺织物等，甚至分享烧陶技术、纺织技术等。在分享文明成果的过程中，逐渐扩大区域的文化认同，使得仰韶文明区的范围迅速扩展起来。同时，在趋同性的文化认同过程中，开始尝试建构一种以核心区为中心、协同万邦的政治格局。到了约6000-5000年前后仰韶庙地沟类型，河南成为文化中心，其辐射区已经达多半个中国。所以庙底沟文化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在那么早的时期，建立了一个类似于邦联的超级联盟，已经有能力来协同万邦，预示了中国后来的统一形态。可以说这种超级联盟的政治体制，是非常伟大的制度创新。虽然在物质形态上并不发达，但在社会组织形态上已经极为先进。通过这样一种邦联形式，促进了各部落的交融，文化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直接加速了尧舜禹、夏商以来的文明演进。其根本原因在于仰韶文化自身没有过于强烈的宗教信仰，欢迎不同文化价值的方国或部落来沟通交流，共同发展。因此，我们隐约地可以感受到仰韶文化的“和”的精神，首先是和平，只有各部落之间“和”，才能达到平满，才能不使更多的生命被无情地杀戮，才能迅速地占据更为广袤的区域，发展人类文明。至今，中国人的思想深处依然强调“和气生财”，恐怕也是仰韶文化的基因遗传。其次是和谐共处、协同发展。虽然说通过暴力掠夺，可以集中社会财富，然而这种方式得到的是仇恨与报复，且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只有分享先进的文明、技术——制陶等技术，使更多的部落或方国富足起来，才能使命运共同体更加强大。最后是融合，随着先进的文化、观念意识的渗透，部落之间的种族差异、文化差异逐步缩小，而文化认同逐步趋同，部落之间交融起来，故而形成了以炎黄族为主体的华夏文明。
从考古发掘看，在东亚腹地西部的仰韶类型的部族群体也已经进入农耕方式，如半坡遗址出土的原始石锄、石铲以及去谷壳的石杵等。也正是谷类等的培育与种植，让仰韶类型的部族感知到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同时感受到种子带来更多的收获，远比采集狩猎的食物来源可靠充足，自然会生发出安乐之感。如果说进入农耕的史前人类，都会或多或少的生发一种安乐之感。那么，为什么说仰韶文化区的部族比其他区域产生更浓郁的安乐意识呢？这也许与仰韶文化区的地理环境有关。准确地说，适宜耕作的深厚黄土层，蓐烧灰烬化为原始肥料，让仰韶文化区的农耕变得更加便利，收获变得更加丰厚。这样，收获的喜悦比其他区域更浓郁强烈！仰韶文化区的部族更加依赖土地，更为关注实用与具体问题，而无需过分沉浸在浓厚的原始宗教氛围之中。仰韶类型更为关心“吃饭哲学”，这就能理解“禹铸九鼎”的真正内涵。当然，所铸之“鼎”并非真要煮饭，而是象征着邦联之首领将要负责所有结盟部族的吃饭问题，有权力调解联盟内部部族之间的争执与纠纷。满足吃饭、维系生命存在之后，另一个问题突显，那就是部族的生命繁衍问题。这也就解释了大地湾、半坡等仰韶文化遗址中的器物上绘制“蛙纹”“鱼纹”等，尤其半坡人为夭折的儿童制作最精美的彩盆。
我们可以大胆推断，仰韶的半坡类型非常重视生命的繁衍和部族的延续，不愿意去相信虚无缥缈的神的存在。因此，仰韶文化多了未来的面向，对生活充满了乐观精神。这都积淀成后来的周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性格。更多地关注于现世，关注当下的人类社会，与西方宗教蕴含的罪感文化和悲剧文化完全不同。即使在后工业的今天，中国家家户户在过年的时候，贴对联、贴窗花，不就在表达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吗？如果说乐的精神是一枚钱币，那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是其一面，对自然灾难、生活苦难与民族危亡的抗争精神以及忧患意识则是其另一面。中国的文化精神更关注现实，强调人的作为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强调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也强调人定胜天。正因为对外部世界保持积极有为的态度，中华民族形成了乐观的战天斗地精神，坚信未来，渴望长治久安，对一切潜在的威胁因素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深处危难的时候，奉行“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信念，绝不妥协、绝不悲观，能够积极应对，积极抗争。
乐观的战天斗地精神与强烈的忧患意识脱胎于仰韶文化。仰韶半坡类型虽已经有了较为便利的农耕，但依然要面对自然灾害、洪水、猛兽、疾病、战争等的威胁与挑战。到了庙地沟类型，还要面对红山-龙山类型的部族联盟向西发展所带来的冲突与战争威胁。然而，仰韶文化关注人、关注现实，重视人的主体性，往往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而不是放弃人的能动性，匍匐在浓烈的原始宗教之中。即使借助宗教神学，也是为了凝聚人心，增加群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古史传说中一再讲述炎黄两大部落结盟共同击败蚩尤部，这不就是重视群体的结盟力量吗？当洪水滔天的时候，大禹联合黄河中上游流域的诸多方国，一起凿山治水。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无一不是在表现人的战天斗地精神，无论成功与否，都绝不妥协。基于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乐观的文化精神。从中国历史上看，农耕文明区始终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王朝总会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尤其在近现代，西方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在坚船利炮与大兵压境的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奋不顾身，抵抗外族入侵。可以说，越是在困苦不堪的时候，越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华民族越是斗志昂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独立奋斗。试想如果不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如果不是为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谁还会不惜牺牲自我生命呢？
可以说，生生不息、和合天下、乐观向上与忧患意识正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命脉。当今的文化产业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运用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码来表征这些文化命脉？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游猎、传统农耕、现代工业文明三级三个等级化的文明形态。技术，无论是以“巫-神”为内核的“术数”，还是以现代科学为内核的技术，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成为推动我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抓手。意识、尤其是创新意识，是人类对应自然、社会等各种挑战，不断驱使技术革新，实现人类文明等级演进。也是我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内在驱动力量。文脉关系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文化产业的生命底蕴。现代文化产业更应该灌注中国文化命脉，创造既具民族特色、又具文化共享的文化消费产品以及商品消费符码系统。由此可见，在文明竞争与文化共享背景下，技术、意识与文脉是我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逻辑。
注释
① 参见杨小滨《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第四章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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