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严明
明清时期，华夏诗坛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唐宋诗之争”①有关明清时期中国诗坛上发生的“唐宋诗之争”的论述请参见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而号称“小中华”的朝鲜王朝诗坛上也遭遇了一次唐宋诗风的转变。16世纪朝鲜朝诗坛以学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风占据绝对优势，后逐渐转变为唐诗风。[1](232)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成宗时（1469—1495年在位）出现转变苗头，宣祖时（1567—1608年在位），以“三唐诗人”的出现为标志，古代朝鲜朝诗坛完成了诗风转换。此后呈现出“诗人极众，诗话亦盛，其作诗风尚则自宋易唐，自苏还杜”[2](12)的特征。
在这场诗风转换的过程中，“湖苏芝”三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湖苏芝”指的是湖阴郑士龙（1491—1570），苏斋卢守慎（1515—1590）和芝川黄廷彧（1532—1607）。目前中韩学界对“湖苏芝”三人的诗作定性尚有不同看法。1994年李钟默发表博士论文《海东江西诗派研究》（首尔大学），将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三人归入“海东江西诗派”，认为三人宗尚宋诗。2015年，李钟默在《湖苏芝律诗的文艺美》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三人“在以精巧的‘宋风’作为共同点的同时又在个性上有些许不同”。[3](102)中国学者也接受了这个观点，如马金科在论述“海东江西诗派”时，提及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三人的汉诗创作。[4](168-170)但另一方面，也有韩国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如在闵丙秀《韩国汉诗史》一书中将“湖苏芝”列入穆陵盛世时期，认为他们是“馆阁的大手笔”，但并不认为他们归属于“海东江西诗派”。[5](266-271)2013年曹喜昌发表论文《湖苏芝诗文学的研究——以唐诗风为中心》认为,“湖苏芝”三人推动了唐诗风的发展。[6](125-167)因此，厘清三人的诗作渊源及诗学宗尚，对于把握朝鲜朝时期唐宋诗风的转变意义重大。三人中以卢守慎对当时诗风转变的作用最大，因此本文以分析卢守慎汉诗为切入点，进而讨论三人在唐宋诗风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并探究其原因。
卢守慎（1515—1590），字寡悔，号苏斋、伊斋、暗室、茹峰老人，谥号为文懿，后改为文简，其一生历经中宗、仁宗、明宗及宣祖四朝。因“乙巳士祸”之故，1547年（明宗二年）卢守慎遭遇流放，先后流放至顺天、珍岛、槐山，共计22年，在珍岛度过了人生艰难的19年。宣祖继位后，卢守慎重返仕途，曾先后担任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最后官至领议政。《宣祖实录》云：“还朝七年，宠遇特异，擢置相位。”[7]（宣祖二十三年四月一日条）其汉诗主要载于《苏斋先生文集》，该文集共十卷，卷一至卷六为诗，共有汉诗约1501首。从诗体分类看，五律占比最多（758首），其次为七律（267首）和七绝（263首)。从创作时间看，流放时期最为高产，22年间共创作了1023首汉诗。①数据源自조희창 〔曹喜昌〕：《苏斋卢守慎的诗文学》，诚信女子大学校博士论文，2010年。如申钦所言：“其在海岛所作诗多警绝，脍炙人口。”[8](1391)
在朝鲜朝诗坛上，卢守慎是一位典型学杜的诗人。权应仁评曰“苏斋相国之诗，专学老杜，纯正老雅”[9](550)，许筠以为“卢苏斋得杜法”[10](1486)。卢守慎的学杜功夫，主要表现在化用杜诗诗句、五律规模杜诗、诗风追求杜诗等三个方面。
卢守慎对杜诗稔熟于胸，诗作中常自觉化用杜诗句式。如《芝峰类说》云：
卢苏斋因送客醉后作一诗未成，有蝉为骤雨所驱坠于席前，公即续之曰：秋风乍起燕如客，晚雨暴过蝉若狂。似有神助。杜诗云“秋燕已如客”，乃用此也。[11](1287)
秋风句出自《送卢子平埈赴东莱》，原诗为：
古敦同姓今何薄，人旺分宗我独凉。
旧友若干常抱介，新恩千里更情伤。
秋风乍起燕如客，晩雨暴过蝉若狂。
南翁七十又二岁，生别死别俱茫茫。[12](197)
其中“秋风乍起燕如客，晩雨暴过蝉若狂”句，化自杜诗《立秋后题》“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玄蝉无停号”即卢守慎笔下的“蝉若狂”，许筠《国朝诗删》评为“换杜之胎”。[13](521)从“南翁七十又二岁”，可知此诗作于卢守慎晚年，用“秋风”渲染凄清环境，再以孤燕喻自身，以狂蝉喻政敌。
卢守慎于五律用力最深，他曾对学生康复诚（1550—1634）说：“我与湖阴诗名相埒，世不能辨其优劣，余之长律不及湖阴，湖阴短律不及于余，各有长处。”[14](1430)后世朝鲜诗人多赞同此说法。金万重《西浦漫笔》云：“苏斋自谓七律不如湖阴，而五律胜之，此言甚公。”[15](2251)许筠亦言：“卢苏斋、黄芝川，近代大家，俱工近体。卢之五律，黄之七，俱千年以来绝调。”[16](1494)南龙翼《箕雅》一书选卢守慎诗34首，其中五律17首，占比最高。可见卢氏五律最佳，实为诗坛公论。卢守慎擅长五律，源于其对杜诗五律的模仿最下功夫，梁庆遇《霁湖诗话》评曰：
卢苏斋五言律酷类杜法，一字一语皆从杜出，其“诗书礼学未，四十九年非”之句世皆传诵，实出于老杜《咏月诗》“羁栖愁里见，二十四回明”，可谓工于依样矣。[17](1430)
许筠在《国朝诗删》中评“诗书礼学未，三十九年非”为“奇对”。[13](413)此对句出自卢守慎《别白文二生（八月）》诗，白指白光勋（1537—1582）、文指文益世（生平不详）。原诗曰：
莽荡乾坤阻，萧条性命微。
诗书礼学未，三十九年非。
露菊凭乌几，秋虫掩竹扉。
此时文白至，三宿乃言归。[18](152)
杜诗中“羁”对“栖”，“二”对“十”，而卢诗中“诗”对“书”，“三”对“十”，仿效杜诗对仗而“工于依样”。方回分析杜甫《杜位宅守岁》诗中“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联云：“以‘四十’自对‘飞腾’字，谓‘四’与‘十’对，‘飞’与‘腾’对，诗家通例也。唐子西诗‘四十绪成素，清明绿胜红’祖此。”[19](571)可见卢守慎学杜，除了化用杜诗句式典故，对杜诗中的对仗也有专门借鉴。此外，这首诗颔联，梁庆遇《霁湖诗话》记为“四十九年非”，而《苏斋集》中记为“三十九年非”。到底是三十九还是四十九？笔者以为应为后者。因为卢守慎诗集按时间顺序分卷，《别白文二生（八月）》载于《苏斋先生文集》卷四，同卷中有《闻河西亡》《哭河西》等诗。卢守慎《年谱》云：“三十九年庚申，先生四十六岁，在岛。二月，哭金河西，有悼亡律。又有哭河西二十韵。”[12](294)据此可知《别白文二生（八月）》作于三十九年庚申。诗中所言“三十九年”，当指嘉靖三十九年（1560），而非三十九岁。时年卢守慎四十五岁，古人记岁虚长一岁，故《年谱》曰四十六岁。产生这样的误解，可能与当时大量次韵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的风气相关，“四十九年非”句成为模写唐诗的一种符号。[20](245)
对杜诗的细致揣摩，使卢守慎形成与杜诗相似的诗风特征。南龙翼《壶谷诗话》给当时许多知名汉诗人二字评语，比如评卢守慎为“渊宏”。[21](2199)金锡胄则评卢氏为“悬崖峭壁，老木苍滕”。[22](2915)金昌协《农岩杂识》中的论述最为一语中的：
卢苏斋诗，在宣庙初，最为杰然。其沉郁老健，莽宕悲壮，深得老杜格力，后来学杜者莫能及。盖其功力深至，得于忧患者为多。余谓此老十九年在海中，只做得《夙兴夜寐箴》解，而亦未甚受用。后日出来，气节太半消沮。独学得杜诗，如此好耳。[23](2844)
在金昌协看来，卢守慎“深得老杜格力”，不仅是宣祖初年最优秀的汉诗人，也是朝鲜王朝时代学杜最成功的诗人，而这份功力来自其被长期流放偏僻海岛的人生经历。比如卢氏《十六夜，感叹成诗（乙丑八月）》诗云：
八月潮声大，三更桂影疏。
惊栖无定魍，失木有奔鼯。
万事秋风落，孤怀白发疏。
瞻望匪行役，生死在须臾。[12](162)
这首诗作于乙丑八月（1565），时年卢守慎51岁，是其流放珍岛的第19年。“八月潮声大，三更桂影疏”渲染出了本诗写作的时空背景，“大”既点出了声音之响，也说明了浪潮之高。“三更”明示夜已深，“疏”呈现出桂影斑驳之状，与“大”字形成对比，故而《国朝诗删》评此句：“磊落轩腾”。“失木有奔鼯”化用杜甫“寒日经檐短，穷猿失木悲”（《寄杜位》），点出了卢氏受人迫害，惊魂甫定、流离失所的人生惨境，被许筠评为“壮浪语”。“万事秋风落，孤怀白发疏”透露出落寞伤感的情怀，秋风扫落叶已是凄凉之态，又逢“孤怀”与“白发”，更显加倍惨戚，被许筠评为：“萧瑟语”。许筠又评其“瞻望匪行役，生死在须臾”为“惨然”。[13](413)卢守慎这首诗还引起朝鲜朝诗坛的关注和讨论，《东诗丛话》云：“卢苏斋诗句可压当时诸辈，以其雄壮近古也。如《八月十六夜》……海翁常言：此可见苏翁雄处。第四不欲让老杜一步，而但‘魍’字离‘魉’字做不得。”[24](9364)海翁即尹善道（1587—1671），他认为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卢氏的雄壮诗风，“失木有奔鼯”虽化用杜甫诗句，但可与杜诗争奇。美中不足的是，“惊栖无定魍”只用了“魍”字，而未用“魉”字，但这恰恰显示出卢守慎用字较为追求出新。
以上三点体现了卢守慎诗作与杜诗的密切渊源。需要指出的是，卢守慎并不只是推崇杜甫，他也十分欣赏王、孟的诗风。其诗作还呈现出清新淡远的风格，如《送李钦哉》颈联云：“寒雨孤蓬卷，芳尊两眼明”[12](195)，许筠评曰“降格为王孟，亦自明概”[13](419)。
郑士龙（1491—1570），字云卿，号湖阴，东莱人，著有《湖阴杂稿》。1509年（中宗四年）文科状元及第，1514年（中宗九年）赐假读书，1554年（明宗九年）典文衡，同年因泄露科举试题而遭罢官，后复职，官至判中枢。1534年（中宗二十九年）、1544年（中宗三十九年）两次作为冬至使出使明朝。其人性格暴虐，《宣祖实录》载：“自少酷慕豪富，营产致饶，侈美自奉，不恤人言”，但文采出众，后世皆重其文采，《宣祖实录》云：“丑名亦为所掩云”。[25]（宣祖三年四月一日条）
与卢守慎有所不同，郑士龙最擅长的诗体为七律。当时文人传言“申企翁众体皆具，而湖阴独善七律”，就此郑士龙回应曰：“渠之众体安敢当吾一律乎？”①《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册，1486页）及《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326页）皆作“渠之”。笔者以为，“渠之”当为“汉之”之误。原因有二：一、根据上下文，“渠之”指的是“申企翁”，即申光汉（1484—1555），字汉之，号企斋。字、号中皆未有“渠之”。二、金安国和申企斋之间有唱和之作，金安国诗题为《题僧浻峻长老诗轴，次申汉之韵》（第20册，106页），诗曰：“轰饮东台记昔年，台前仍系下江船。春光欲老花犹在，天气全晴月正圆。一纪往来频换主，千篇吟咏似钦禅。溪桥又发无端笑，怕落尘中上画传。”申光汉诗为《用灵运诗轴韵，书俊上人轴》：“家住江南已六年，偶随秋水放江船。重寻甓寺桥怜旧，一揖山僧性觉圆。宦味红尘曾染指，儒林白首欲逃禅。题诗只记登临日，不用人间万口传。”（第22册，398页）根据两诗内容及韵脚，得知金安国诗题中的“申汉之”当为“申光汉”无疑。申企斋即申光汉（1484—1555），字汉之。据此可知，郑士龙自以其七律为傲。关于郑士龙的诗学宗尚，李睟光曾云：“郑湖阴为诗主苏、黄，晩年甚悔之，每读樊川、义山”[11](1345)，可知其初学苏轼和黄庭坚，后转为学习杜牧、李商隐。
郑士龙初期诗作可以《荒山战场（即我太祖捷倭之地）》为代表，诗云：
昔年穷寇此歼亡，鏖战神锋绕紫芒。
汉帜竖痕留石缝，斑衣渍血染霞光。
商声带杀林峦肃，鬼燐凭阴堞垒荒。
东土免鱼由禹力，小臣摹日敢揄扬。[26](13)
荒山位于全罗道南原市，此诗咏荒山大捷。荒山大捷指李成桂、李之兰于1380年在荒山击退元朝阿其拔都军队侵犯。为了纪念此役，宣祖在南原建立“荒山大捷碑”。此诗中使用“渍血”“鬼燐”“杀”“阴”等字眼，奇崛鲜明。明人吴明济批评此诗：“尔才屠龙，乃反屠狗，惜哉。”许筠则指出此诗不受好评的原因是“盖以不学唐也”。[16](1487)
郑士龙晚年诗风可以《纪怀》诗为例，诗曰：
四落阶蓂魄又盈，悄无车马闭柴荆。
诗书旧业抛难起，场圃新功策未成。
雨气压霞山忽暝，川华受月夜犹明。
思量不复劳心事，身世端宜付钓耕。[26](176)
李达年轻时曾向郑士龙学习杜诗，询问郑士龙平生最得意的诗句，郑士龙答曰：“雨气压霞山忽暝，川华受月夜犹明”为其平生得意句，事见许筠《惺叟诗话》。从“商声带杀林峦肃，鬼燐凭阴堞垒荒”至“雨气压霞山忽暝，川华受月夜犹明”，颇能见出郑士龙早年和晚年诗风的不同。洪万宗《小华诗评》引苏世让（1486—1562）评语云：“郑湖阴士龙，奇古峭拔，一洗萎累之气，可与唐之长吉、义山并较才”[27](2333)，认为郑士龙与李贺、李商隐才力不相上下。也就是说，郑士龙晚年诗体现出了晚唐诗的特征。可见，郑士龙诗作取径由宋入唐，先主苏黄诗，后转学晚唐。
黄廷彧（1532—1607），字景文，号芝川，谥号文贞，长水人，有《芝川集》四卷，附录（上下卷）。1558年（明宗十三年）登第，1584年以宗系辩诬使②宗系辨诬：明《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中将朝鲜朝太祖李成桂之父误记为高丽权臣李仁任，朝鲜朝就此事多次向明朝遣使辨诬，历经中宗、仁宗、明宗和宣祖四朝，直至1589年尹根寿等人带回修正后的《大明会典》，辨诬才结束。的身份出使明朝，次年因功受封光国功臣、长溪府院君。在“壬辰倭乱”中，黄廷彧被日军加藤清正胁迫，给宣祖写劝降书，此事成为其政治生涯的污点，“壬辰倭乱”结束后受到执政东人的攻击，流放吉州。后因宣祖特命，结束流放，准许其回归乡里，但直至去世也未能重返朝廷，享寿七十六。
黄廷彧自幼学习杜诗，其曾祖父“手抄杜诗五七言律若干首口授”。[28](479)其好友尹根寿认为他“诗规老杜，卓然自树，力振弱调，雅健为主。”[29](296)可见，他以杜诗为源头，经过磨炼，形成刚健凌厉的诗风，别具一家，与当时诗坛卑弱诗风相抗衡。如《海》诗云：
目力东收碧海来，茫茫溟渤在亭台。
二仪高下轮舆转，太极鸿蒙汞鼎开。
贝阙珠宫生睇眄，冯夷河伯送风雷。
时危兵甲犹如许，谁挽沧波洗得回。[28](442)
诗中使用与宇宙、天宫、自然相关的词语，如“太极”“珠宫”“风雷”等，形成一种壮大开阔的气象，衬托出海的雄伟。许筠评首颔颈联分别是“突兀”“昌大得衬”“古今有得么”[13](534)，着眼点都在矫健宏大的风格上。其中“贝阙珠宫生睇眄”化用黄庭坚“贝阙珠宫开水府”（《宫亭湖》），“时危兵甲犹如许”化用杜甫“时危兵甲黄尘里”（《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许筠又评其“自作一家，非杜非黄”[13](534)，就是说通过向杜甫和黄庭坚学习，黄廷彧诗作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面貌。
黄廷彧擅长的诗体亦为七律。《箕雅》收黄廷彧七绝一首，七律十五首，从数量上可以看出选编者南龙翼对其七律成就的认可。[28](614)《送沈公直忠谦赴春川》七律诗云：
清平山色表关中，下有昭阳江汉通。
驰出东门一匹马，泝洄春水半帆风。
送人作郡鬼争笑，问舍求田囊久空。
为语当时勾漏令，衰颜须借点砂红。[28](438)
此诗颇受许筠赞赏，他评颈联曰：“湖、苏无此奇”[13](533)，指出这句诗表现出了与郑士龙、卢守慎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在“湖苏芝”三人中，许筠最欣赏黄廷彧，曾云：“其矜持劲悍，森邃泬寥，是千年以来绝响……而出入乎卢、郑之间，殆同其派而尤杰然者。”[30](181)许筠是古代朝鲜的著名诗论家，其论诗“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31](36)，从许筠的赞赏中也可见出黄廷彧诗作与唐诗风的密切关联。
综上所述，“湖苏芝”三人汉诗创作上的共同点是皆由宋入唐，或学习晚唐诗人，或奉杜甫为圭臬。在汉诗体裁上，卢守慎擅长五律，郑士龙、黄廷彧擅长七律。三人不同的人生经历、气质秉性又造就了三人不同的诗风。金昌协曾评论三人的诗风曰：“世称湖苏芝，然三家诗实不同。湖阴组织锻练，颇似西昆，而风格不如苏；
芝川矫健奇崛，出自黄陈，而宏放不及苏。苏斋其最优乎？”[23](2844)金昌协以为郑士龙汉诗与西昆体颇为相似，黄廷彧汉诗矫健奇崛，但二人皆不如卢守慎。金昌协认为黄廷彧的汉诗出自黄、陈，溯其根源，实源于杜诗。在宋诗风弥漫的朝鲜朝初期诗坛，“湖苏芝”三人的诗学主张对当时诗风的走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论述如下。
对于朝鲜朝建国以来的诗风走向，李睟光（1563—1628）曾云：“我东诗人，多尚苏黄，二百年间，皆袭一套。”[11](1051)许筠（1569—1618）也曾说过：“二百年来俊民出，灿如象纬罗天阙。中间纵许湖苏芝，毋奈刿刃遭磨缺。”[30](143)李睟光和许筠为同时代诗人，他们所言的二百年间，是指从高丽朝末期直至“三唐诗人”出现之前的这一时段。这一时段主要受宋诗风的影响，到了末期学宋弊端愈发明显。在“三唐诗人”出现之前，朝鲜朝诗坛上与宋诗弊端相抗衡的就是“湖苏芝”三人。许筠《惺叟诗话》云：“我朝诗至宣庙朝大备，卢苏斋得杜法，而黄芝川代兴。崔、白法唐而李益之阐其流。”[16](1486)可见，卢、黄二人将学习对象转向杜诗，三唐诗人在此基础上又继续推动了学唐一派的发展。如果说“三唐诗人”的出现，代表着朝鲜王朝诗坛完成了由宋转唐的诗风改变，那么“湖苏芝”三人的作用，就是在这之前最早推动了朝鲜朝诗坛由宋转唐诗学风尚的转向。
“湖苏芝”三人为何能够推动诗风走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三人都身居馆阁要职，有较大的诗坛影响力；
二是三人几乎都与“三唐诗人”有交往，或作为“三唐诗人”的老师，或与他们保持长期联系。尤其是卢守慎，对白光勋有知遇之恩，与崔庆昌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晚年。对“三唐诗人”的诗学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湖苏芝”又称“馆阁三杰”，因三人都曾担任文衡一职。文衡是古代朝鲜朝馆阁机构的最高代表。当时的馆阁机构主要指弘文馆和艺文馆，两馆都设有大提学一职，文衡是大提学的简称。文衡对文坛发展有重要意义，朝鲜朝赵复阳（1609—1671）曾云：“窃惟国朝以来，最重文衡之任。哲匠宗师，递相传授。词垣故实，可以历数。以臣耳目所及睹记者言之。中兴以后，迭主齐盟，皆是文章老手世所称大家数者。风流文采，炳烺前后。”[32](170)此外，担任文衡一职的必是德高望重之人，“文衡之任，非徒取其才艺，必位望德行俱优者能称其任。”[33]（成宗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条）担任馆阁机构要职，有一定的行政影响力，同时品德高尚、诗艺精湛，这是三人能够推动当时诗坛发展、诗风转变的重要前提。
郑士龙明宗九年（1554）担任文衡，卢守慎宣祖五年（1572）担任文衡，黄廷彧宣祖二十四年（1591）担任文衡。[34](63—92)黄廷彧担任文衡，主要是因为卢守慎的推荐。许筠载：“先王又喜黄芝川文，而苏斋相极力推毂之，遂自提学进兼大提学。”[30](344)可见，卢守慎因激赏黄廷彧而推荐其担任文衡一职。卢守慎诗学老杜，而其推荐同样学习接受杜诗的黄廷彧接任文衡，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学杜诗风的延续。
“湖苏芝”三人与“三唐诗人”交往密切。李达年轻时曾向郑士龙学习杜诗，许筠《惺叟诗话》云：“李益之少时学杜诗于湖阴。”[16](1487)“湖苏芝”三人中以卢守慎对“三唐诗人”的影响最大。与卢守慎交往最早的当属白光勋。白光勋22岁时，曾去珍岛拜访卢守慎，并结下深厚师友情意。白光勋《年谱》云：“戊午，公二十二岁……时卢苏斋谪居珍岛，公又往学焉。苏斋赠公诗云：‘神交久名闻，义合可年忘’，又云：‘吾衰不足畏，子迈莫须迟’。两诗皆在苏斋集中。”[35](159)“神交久名闻，义合可年忘”出自《白生光勋至，夜饮，十月》，“吾衰不足畏，子迈莫须迟”出自《来日将别白生，生请一语，乃醉书与之》。二诗载于《苏斋集》卷四，同卷中亦有《哭权直学（五月）》。权容，字公择，号奇斋，生于1515年，卒于1558年，可知二诗作于卢守慎四十四岁时。从“神交久名闻，义合可年忘”之句，见出二人在精神气质上十分契合。“吾衰不足畏，子迈莫须迟”则透露出一位老者对后生殷切的期盼与鼓励。卢守慎重入仕途后大力举荐白光勋，白光勋因而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成为制述官。白光勋《墓志铭》载：“苏斋膺命馆伴，请于朝，以公为白衣制述官。”[35](160)制述官的职责之一就是与中国使臣相互唱和，“凡制述官必和进《皇华集》，例也”[36](135)，所以一般选用诗才出众的人担任。由此可见，卢守慎对白光勋汉诗才能的欣赏。
卢守慎流放珍岛时，崔庆昌也曾前去探访。卢氏诗集中现存两首与之相关的诗。一首题为《登道岬寺，次韵子静。十一日晴，与子静上是寺，寺甚轮奂，静邀崔庆昌来，饮其酒，同宿》，诗云：
三生未了是前因，不尔能逢万死滨。
只愧十年闲过却，更教人诮弄精神。[12](142)
另一首题为《崔正字庆昌携酒相看（时患痁戒酒）》：
疟疠三秋忍，风尘一月开。
贤人酒冷冽，正字意胚胎。
破戒缘生兴，忘言为死灰。
摧颓老痴汉，非子复谁哀。[12](144)
从“同宿”“忘言”等字眼可见二人相聊甚欢。崔庆昌对卢守慎点化地名之巧妙非常叹服，前引《鹤山樵谈》崔氏赞赏“路尽平丘驿，江深判事亭”之句便是一例。
卢守慎与李达曾在神勒寺有过短暂交往。卢守慎诗题为《神勒寺觉长老轴中次韵》，诗云：
神勒前朝寺，高僧普济居。
烟云暮帆落，水月夜窗虚。
名利身犹缚，山林迹若疏。
孤怀感泡沫，万事付浇书。[12](176)
李达诗为《次卢相国韵，题甓寺僧轴》，诗云：
客路随山转，僧房枕水居。
村烟团野直，江沫汰沙虚。
接物心肝在，流年鬓发疏。
骊江连汉水，双鲤可转书。[37](10)
神勒寺现位于韩国京畿道骊州市，相传为新罗真平王时期元晓大师所建。该寺内有一座用砖头砌成的殿塔，故而又名甓寺、骊州壁寺。从李达诗题“卢相国”三字可知，李达与卢守慎相遇应是卢守慎晚年时。此外，卢守慎还有一首赠李达的诗，题为《兴原舟中，赠李达》，诗云：
远岫转佳气，长湾收日华。
亲朋眼中一，芳草席边多。
文会诗无敌，清谈酒不赊。
如何忧患仕，终日在风波。[12](200)
“文会诗无敌”赞美李达才思敏捷，“清谈酒不赊”称誉李达风流气度。李达出身低微，仕途坎坷，一生几乎在流浪中度过。而此时卢守慎一心归隐，数次请辞，都被宣祖拒绝，因此末句“如何忧患仕，终日在风波”既可以看成是对李达的宽慰，也可释为卢氏无奈的自白。
16世纪朝鲜朝诗坛风气由宗宋转为宗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学习对象的迁移：由宋苏轼、黄庭坚转为唐代诗人，尤其是转向了对杜甫的学习。宋代诗人主要学习杜诗中奇绝拗健的风格、以文为诗的手段等，由此形成了宋诗风貌。而朝鲜朝诗坛风气变化的路径与之相反，他们从清除宋诗派末流的弊端出发，向上溯源至杜甫，由此开启了全面学唐的局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馆阁大臣“湖苏芝”的作用极为重要。三人都表现出了崇唐的诗作倾向，不过又有所区别。湖阴郑士龙年轻时学苏黄，晚年转向学晚唐，苏斋卢守慎与芝川黄廷彧的汉诗都源出杜甫。卢守慎对杜诗的模学推崇最为彻底，他是古代朝鲜诗坛上大力模仿杜甫的诗人，后世鲜有人能超越。三人生活于诗坛风气转变的历史关头，他们的汉诗既带有宋诗风的因素，又表现出自觉向唐诗风过渡的倾向，情况较为复杂。也正因如此，后来诗坛学界对他们的评价才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综上所论，在朝鲜朝诗坛唐宋诗风转换的过程中，“湖苏芝”三人最早推动诗风由宋转唐的走向。究其原因，首先是三人身居高位，汉诗造诣较高，这是三人能够推动当时诗坛风尚转向的重要前提。其次，三人通过师生交游关系，直接影响了“三唐诗人”的诗学宗尚形成。三人中以卢守慎与“三唐诗人”的交往最深厚，尤其是卢守慎与白光勋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卢守慎当之无愧地成为“湖苏芝”中的代表性诗家。
值得注意的是，三人学唐是在明七子复古思潮传入之前①“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明七子的复古思潮最早于16世纪末传入朝鲜，首倡者为尹根寿。具体论述参见韩东：《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东疆学刊》，2021年第4期。。可见朝鲜王朝诗坛风尚的由宋入唐，绝不仅仅是受到外部原因的影响刺激，而是因其内部已产生这一转变的萌芽，故而当明七子诗论传入时便能被迅速接受。朝鲜朝诗坛崇尚唐诗浪潮的演变与发展途径和趋势，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这对于探索和界定古代朝鲜汉诗整体演变脉络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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